上卷

第1章 峰回路转，一骑归来

绝句 其一

风纵云横摇战旗，青山不老未曾移。

卷尘一骑追迟暮，为勒燕然雪上碑。

1 那一天是1997年9月7日

一架从上海飞往北京的飞机上。前排，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士，身着深色西装，眉长目炯。舷窗外，万里高空，云卷云舒。

这是他常飞的航线，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以往从上海飞北京是去出差，而这次，是从南方回到北方去工作。

阔别之感，油然而生。的确，屈指一算，离开北方的故乡，三十年矣。

目光收回到手里捧着的《参考消息》，那一天是1997年9月7日。

报纸上的消息，日日有更新，日日在重复：戴安娜王妃因车祸丧生的余波未平，还有香港回归后的一些报道……

他最关心的还是下面两则信息：一则是亚洲金融风暴。1997年7月1日，香港顺利回到祖国的怀抱，政治平稳，但经济的航程，却迎来了更大的风浪—1997年7月2日，泰国爆发金融危机，由此引发的金融动荡波及东南亚及世界金融市场。另一则是中共十五大即将在下周，即1997年9月12日，隆重开幕。

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旅客的人流涌出站口。在迎接的人群中，有人举牌：中国五矿迎接苗耕书先生。

“您是苗总吧？”举牌的男士问道。

“是的，我是苗耕书。”

前天，也就是9月5日，苗耕书还在上海市外经贸委副主任的任上，他接到上海组织部门的通知：急调北京，担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

于是两日后，也就是1997年9月7日，五十七岁的苗耕书，从上海来到北京，被中国五矿总公司总务部经理赵德源接上专车，从北京机场路进城。

人生就是这样。在路上，你每迈出一步，都以为是面向未来的，其实，真不知道这一步所走向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每一步的迈出，每一步的选择，有很多随机性和偶然性，只有回看，才可能明白：当初一个看似随机或偶然的选择，一旦迈出去，就有了一定的指向；未来一些事情的发生，就因此而成为一种必然，一种注定。

这仿若走进一个花园，花园里有很多小径，很多分岔。未举步之时，一切皆有可能。而一旦落足，一径即显，余径皆隐。这条小径决定了你将在前面遇到哪些分岔。只是，当迈步踏上那条小径之时，你并不知道，前面将有一些怎样的分岔，在何时何处等着你。

即将接任中国五矿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苗耕书，坐在开往北京城的小轿车上，暗自揣有几分兴奋之情。向前望去，那是一条平直开阔的大道，近树闪过，远云高飞，让人不禁有骏马轻蹄、踌躇满志之感。然而，在这条大道的尽头，将拐上一条如何分岔的小径，却完全是他始料未及的。

2 苗家庄的第一个大学生

河北邯郸之南，河南安阳之北，有一条河，名曰漳河。在漳河的南岸，有一个村庄，这个村庄里的人家，百分之九十九都姓苗，这就是苗家庄。1941年8月18日，苗耕书出生在这里。

2016年6月19日，苗耕书接受我访谈。他认真地给我讲述了他的家世和童年故事。他想让我理解他最早受到的来自家庭的经营之学的启蒙与熏陶。

“我的爷爷是清朝最后一批黉门秀才，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教书先生。父亲当小学校长，管理四五个校区，在县里是知名的教育家。我是家中的长子，因是耕读世家，故取名‘耕书’。

“我幼年时曾寄居于河南省安阳县韩陵乡西慕村的外婆家，距苗家庄15华里，曹丕的《黎阳作诗》中‘朝发邺城，夕宿韩陵’[1]描述了他当年率军浩浩荡荡冒雨出巡走过这段路程的情景。我上初级小学时，每天从西慕村步行三四里路到韩陵山的王宁村上学。

“新中国成立前夕，冬闲时，家里的男人们利用自家置办的手工作坊和乡邻们合作做一些小生意。合作的方式是‘股份制’，乡邻参股，共同凑钱买原料，然后加工生产供农村逢年过节点烧的焚香，产品销售后按股分利。没钱投资的乡邻按批发价提货，走街串巷零售，赚取差价，弥补家用。我五六岁时，大冬天常常躲进那温暖的作坊里看大人们劳作，听大人们谈论行情，估算着一冬天能赚多少钱，过年时钱怎么花，给孩子买什么。

“待我年龄稍大些，对制作焚香的学问就知道得略多一些了。比如要确保原料成分中榆树皮粉[2]占有足够的比例，这样制作出的焚香不易被风吹灭且燃烧持久，绝对不可偷工减料！还有，交货要及时，如果没按时交货，错过了某次大型庙会或年前集市，批发商将蒙受巨大损失。由于重视并坚持这些原则，我家的生意一直很好。直到后来解放了[3]，我家大人中有好几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不再制作焚香了。

“我家在交通要道处有一块水浇地，水源充足，过往行人很多。那一年，当家的伯父决定在这里种西瓜和甜瓜，这块地水土好，瓜果长势自然良好，再加上地头有一棵柳树，树荫浓密，还有一口水井，在炎热的夏天，骄阳似火，路过这里歇脚的人自然很多，所以预计经济效益肯定会好。但是，过往行人多半是三里五村的熟面孔，怎么好意思开口要钱呀？坐下来喝口井水是自然的，看瓜的人还少不了送上一句：‘大热天的，吃口瓜吧！’人家把瓜吃了，说几句感谢的话就走了。再说那个年代下地干活的农民谁会带钱？那年种瓜的结果自然是赔得很惨，以后就不种了。按照如今的公司经营理念，这应该是由于市场调研不充分，以至于决策失误。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们村成立高级农业社，我四伯父任社长。他想利用我家的酿酒技术发展集体经济，就办了个造酒厂。有一次，他事先没打招呼走进车间，觉得很奇怪，嘀咕道：‘怎么今天车间里一个人都没有？’再往里走，发现酿酒工人都醉倒在地上。所幸那个年代的人不会造假，大家喝的是真酒，没有酿成生命事故。从那以后，四伯父才重视管控，逐步完善了厂里的管理制度。这些故事都在潜移默化中给了我一些启蒙。

“另外，我家是一个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有二十几口人，家里规矩也不少。每到开饭时间，直径一米多的饭锅周围，摆放着大小不同的饭碗。取饭碗的次序也有讲究，男人先端，小孩次之。小时候学《弟子规》，‘长者先，幼者后’‘父母教，须敬听’等，都对我的成长有所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苗家的大家庭分成了小家庭。苗耕书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一共七口人，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如果苗耕书考上高中，继而考上大学，学费很高，再供弟妹们上学就有困难了。初中毕业前夕，父亲找苗耕书谈话。

“耕书，你能不能不考高中，考师范？”父亲以试探的口气问苗耕书。

苗耕书明白父亲的心情和苦衷，上师范可以免费读书，当即回答说：“能！”

于是，1959年，苗耕书初中毕业后，上的是邯郸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期间，因其文字功底好，担任了学校校刊总编辑。临近毕业的时候，苗耕书听说师范毕业生可以考大学，便专门跑回苗家庄找父亲商量。

“爸，允许考大学了，我想考大学。”

“能考上吗？”父亲略沉吟，问道。

“咱们上得起吗？”苗耕书试探地说道。

“嗯，拆房子、卖地，也得上！”父亲郑重地点头回答道。

邯郸师范专科学校通知学生可以考大学的时候，高中毕业生们已经为迎接高考复习了整整三个月，而征得父亲同意的苗耕书从苗家庄赶回到学校时，只剩下十天就要高考了。

“集体宿舍，一个房间八九人住，每天晚上九点准时熄灯。只有十天备考时间，怎么办？邯郸师范所在的学步桥北边，有一条街，叫回车巷，因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回车避让廉颇而得名。每天晚上，我就跑到回车巷的马路边上去看书备考。要是遇到下雨天，就回宿舍，蒙起棉被，打手电筒看书。”

那年八月，苗耕书参加完高考，从邯郸回到苗家庄。他径自来到父亲的办公室，推门进去。父亲正坐在办公桌后批改学生作业，抬头见苗耕书走进来，看儿子一脸平静的样子，猜测儿子没考上大学，于是安慰道：

“耕书，考不上没关系，明年再考。”

“爸，考上了。”

苗耕书是苗家庄考上大学的第一人。

那一年，是1962年。

3 五矿的老人儿

“苗总，我听说您是五矿的老人儿了。”车上，赵德源问苗耕书。

“是啊！”苗耕书点头笑言。稍微沉吟，又接着说道：“我是1968年大学毕业被分到上海五矿工作的，一直工作到1990年。因为业务关系，与五矿总公司常来常往，跟五矿总公司的很多业务部门、很多人都很熟悉。”

苗耕书陷入回忆。时光倒转，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全国上下都在忙着闹“革命”。正在河北财经学院读对外经济贸易专业的苗耕书，这一年应该大学毕业，但他和同学们却不得不延迟毕业，两年后，才领到大学毕业证书，才被分配工作。

1968年8月18日，苗耕书和另外8名同学从天津站乘上开往南京的火车，前往上海报到，那一天恰是他28岁生日。

“公司给我们学生报销车票，只允许乘慢车。我们8月19日傍晚抵达长江北岸，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需要摆渡过江，所以当火车到达南京北岸的虎口便停下来了。火车要一节一节地被拉上轮渡，一列火车前后拉六趟，拉过去，再重新接上。在满江灯火的陪伴下我们终于等到过江轮渡，花两个多小时把我们乘坐的火车运过长江，抵达南京，然后火车再继续开往上海。8月20日午后，到达上海。”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方案是在1958年确定的，1959年开工。1968年9月30日，铁路桥先行通车。据史料记载，南京市五万多军民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同时，作为大桥的配套工程—南京火车站也举行落成典礼。10月1日，上海铁路局正式接管铁路桥并开始运营，凌晨3时，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快车[4]成为铁路桥上通过的第一列客车。1968年12月29日，公路桥竣工通车，至此，南京长江大桥全线贯通，但由于铁路配套工程尚未全部建成，大桥通车后一度只承担30%的铁路货运量，其余货运列车仍由轮渡接运过江。年轻的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方面，受到诸多约束，其中钢材短缺，是最大的短板。彼时，乘坐轮渡船过江的苗耕书，望着浩浩汤汤的长江水，知道江水流向他要去的城市，但他还不知道，他要去工作的单位，其使命就是解决钢材短缺这个短板的。

辗转来到上海，苗耕书直接到上海市外贸局报到。

“是一位叫卢国良的人事干部接待的我，他告诉我，‘你被分配的单位是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这位好心的人事干部帮我扛着行李卷，带我到集体宿舍，安顿我住下。”

4 二里沟时代

时光倒回，1950年4月7日。那天，在北京宝禅寺街道三号院门口挂起了一块崭新的牌匾：中国矿产公司。这是新中国成立的国家矿产公司，公司的正式员工只有14人。十天后，在公司召开的首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公司经理商广文先生传达了中央贸易部对矿产公司的一些要求：

组织矿产输出，恢复与开展国际销路，换取外汇达到恢复与发展矿业生产的目的。公司的业务范围是以经营外销为主，并调剂国内需要，目前以经营钨砂、锑、锡等矿产品的外销业务为主，并组织矾土、云母、贡品（水银）石膏、石棉、砩石、钼砂、铋砂等一切出口之矿产品。经营政策是：钨、锑、锡实行统购统销，其他矿产品除矿产公司自营外，协助与领导私营公司。[5]

“协助与领导私营公司”，这一条反映了那个时代背景下公营与私营之间的关系。

矿产公司设立了三科一室—业务科、财务科、秘书科、化验室，并决定在昆明、上海、天津、长沙、南昌、广州等地设立分支机构。

当时，美国联合西欧盟国对中国进行贸易管制。矿产公司积极努力，通过不同的渠道，打开了与日本的贸易之门，卖出了6.7吨铁砂，做成了第一笔国际贸易。

矿产公司成立的背景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定—《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中央贸易部领导下，设立全国范围内贸易专业总公司和对外贸易专业总公司。外贸公司被划分为出口和进口两大系统，新成立的国营外贸公司很快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于是在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分开对外贸易与国内商业的管理，撤销了中央贸易部，组建了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矿产公司归对外贸易部管理。

对外贸易部下，有一家公司，名为天津进出口公司，该公司的最初家底来自于对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天津资产的接收。1952年9月，天津进出口公司被改组更名为“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统一经营钢材和有色金属压延材及制品方面对苏联、东欧各国政府间协定贸易的进口业务。同年，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从天津搬入北京西城区砖塔胡同56号，翌年迁入位于东城区东安门大街82号的出口大楼，并于1955年再次更名为中国五金进口公司。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它是中国在万里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和公路两用的桥梁。武汉长江大桥所使用的全部钢材，均为进口钢材。其进口钢材的任务，就是由中国五矿的前身之一“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完成的。[6]

1960年，中国矿产公司告别了宝禅寺街3号，搬到东安门大街出口大楼办公。年底，中国矿产公司与中国五金进口公司合并，正式组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并于1961年1月正式搬迁到进口大楼办公，地点在北京西郊二里沟，1965年8月，更名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简称五矿或中国五矿。

五矿专营全国五金矿产类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出口钨、锑、稀土、煤等矿产品，为国家赚取外汇；同时负责在国际市场采购中国所需的材料，包括钢材、铜、铝等。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全国矿产品的出口及钢材的采购均由五矿来经营，即“统购统销”，拥有绝对的垄断经营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

5 属于国家的时代

“统购统销”四个字，是对“绝对的垄断经营权”最好的概括，亦是对新中国采用的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鲜明写照。

公有制的主体形式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是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之谓。五矿是全民所有制企业，那时称为“国营企业”。“国营企业”这个名词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同时，把“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7]

公有制的另一种形式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被看作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教科书上的定义，它是由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主要存在于农村和一些城镇。

后代人很难想象，很多年前，普通户口的人是多么羡慕拥有全民所有制户口的人。那时，普通老百姓若想转变户口身份，如果不是千载难逢地赶上一次全民所有制单位招工、招干，那么，一般来说只有两种途径：或者参军入伍，或者考上大学。

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像苗耕书这样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所享受的培养经费和他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安排及薪酬，都在计划之中。大学生作为国家培养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将进入全民所有制的单位，户口将转成全民所有制户口，理所当然地进入到另一层意义的“统购统销”体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苗耕书在1968年是“被分配”，并且一再被分配。[8]

在那个时代，属于全民所有的大学生们，何去何从，一切都听国家的。他们知道自己属于国家，因此心无旁念，一心工作。所以，当苗耕书被卢国良领到中国五矿，他只有一门心思——把工作干好！[9]

6 十里洋行

在进城的车上，当赵德源问起过去，苗耕书的脑海中浮现起自己在五矿上海公司的工作经历，往事如烟。1968年8月21日，大清早，刚刚大学毕业的苗耕书，一身学生装束，迎着朝阳，带着清影，穿街过巷，来到坐落在上海市北京东路外滩27号的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上海五矿），正式报到。

“五矿上海公司坐落在北京东路外滩27号，新中国成立前，这幢大楼是英国怡和洋行，地处上海最繁华的闹市区，面朝着商船川流不息的黄浦江。在公司北边不远处，是影视片中经常出现的著名的外白渡桥，桥南头有个小巧玲珑的公园。就是这个公园，在租界时期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我每次经过此地，脑海里总会自然地浮现出那块牌子，心中同时涌起一股国耻民恨难忘却的感受。”

苗耕书就这样走进上海，走进了十里洋场。从此，他在上海五矿一干就是二十二年。

“到了上海五矿，分到什么部门呢？当时，外经贸部要清理海关档案，以前海关不叫海关，叫总税务司，总税务司下面有买办。因为我懂英文，又是党员，便把我抽调到外贸局，做敌伪档案的清理工作。这个机会，让我接触了很多新中国成立前的进出口体系。在外贸局工作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我学到了很多的历史知识。

“上海早在1848年就是通商口岸，所以上海人经济理念超强。

“北方人到上海，冬天穿黑棉袄，被说‘乡毋宁’，乡下人的意思。语言不通，上海人讲话，乌拉拉讲得快。但是老人小孩都会几句洋泾浜英语，spring，锁；dear，嗲。这都是老百姓的语言。

“党组织提醒我，上海十里洋场，十里大染缸。我那时很规矩，也很卖力。上班从来不迟到，勤奋学习。”

两年之后，苗耕书结束了在外贸局的借调工作，回到了上海五矿。

“上海五矿，成立于1949年7月1日，曾几经易名，后来又吸收了经过改造的民族工商业成分。公私合营的时候，公司由国有资本和大大小小一百多家银行组成。公司领导、党委书记都是共产党员，经理和一把手都是共产党员，业务骨干是原来的资本家，科长是从伪商行、伪央行来的人。原来的资本家成了公司的职员，大资本家，上海市著名民族工商业者马仲文、李鸿章嫡孙李家英等被安排为公司襄理，袁世凯嫡孙袁伟也进入这家公司工作。上海五矿第一任总经理是卢旭章。卢旭章，‘红色资本家’，懂生意，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的原型，后来的商务部部长。当时做生意，靠谁？就靠这些人，这些人业务上也很专业。新中国成立前在商行工作过的不少职员也随公私合营进入了这家公司，他们大都精通外语，又熟悉进出口实务，为发展新中国对外贸易和培养外贸专业人才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们中还有不少人被选派到外贸高等院校任职。”

苗耕书被分到了总经理办公室，负责外事接待。苗耕书记得，办公室还有一个叫秦岭名的同事，秦岭名交给苗耕书一箱图章，有方的、圆的、长的、三角的，有英文的，还有中英文对照的。每一次，苗耕书在加盖公章的时候，一定要盖得端端正正、一丝不苟。

那一年，已经是1971年了。整个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沉浮。中国五矿，亦不例外，它如同一叶扁舟，在海浪中努力前行。

7 拆船科长

1983年3月，春阳正暖，上海的码头。

一艘四五层楼高的轮船平稳地驶进了港湾。这艘船并没有装载上海五矿进口的钢材，这是一艘退役的国外废船。一位身材不高却精明强干的中年男士，正沉着地指挥码头接船工作，他就是苗耕书，时任上海五矿的拆船科长。

船上陆续下来20多名船员，苗耕书用英语热络地和他们打着招呼。这是苗耕书在上海五矿工作的第15年，对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已然驾轻就熟。按照惯例，是要安排这些送船来的船员在上海吃住玩上几日的。

“每个接船的日子，码头都很是热闹。除了钢铁等金属，船上还有很多‘宝贝’。轮船的发电机，往往能支撑一个小县城的用电；冷冻箱有一间屋子大小，大多被卖给了县里或者机关食堂使用；甚至冰冻箱里存放的cheese[10]，也被上海大厦、和平饭店等有外国人光顾的高档饭店早早盯上了。

“船上很多现成的钢板，如压舱金属，全是钢块、生铁铁块，这些钢铁只需要简单碾轧，便能使用。这种方式生产周期短、能耗低。船上还有很多有色金属，比如铜。

“废船的价格也相对划算，按排水吨位计算轻吨，大概1公斤1毛钱。比方说载重10000吨的轮船，自重比方说3000吨，那重排水量就是13000吨。我们买船都是按照轻排水吨计价，轻排水吨也叫轻吨，指空船的排水量吨位。虽说是空船，但船上有很多东西，比如冷库、机房，这些都不单独算钱，却非常有价值。那时候，我们国家还没有冷库技术，所以，船上的冷库、冰箱，都很抢手。”

苗耕书担任拆船科长，只有一年多。但拆船这项事业却一度被称为中国的一项“长期政策”。

“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大工地，需要大量的生产建设材料，对钢材的需求尤为迫切。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在正常的钢铁进口贸易外，进口废船并进行拆船，成为中国钢铁供给的重要补充。”

2016年，当我开始为写这本书深入调研五矿的时候，我国在钢产量上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国，2016年全国粗钢总产量8.08亿吨，占世界钢产量的50%以上。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国的钢铁生产仍然处于非常落后的水平。1983年，我国钢产量突破4000万吨，1986年突破5000万吨，1989年突破6000万吨。[11]注意，这里用的是“突破”一词，沿袭了当时有关统计报告所使用的词语，既是说很了不起，又是在暗喻不容易。我国改革开放后，进入经济大发展时期，钢材缺口巨大。

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我国共进口废船近600万轻吨，获得拆船钢板400万吨，废钢120万吨，这些加起来折算成钢材是320万吨。购买废船所花费的总支出7.75亿美元，平均每吨钢材242.20美元，比当时通过直接进口钢材大大节省外汇。钢材以外，废船还给我国提供了6万吨左右的有色金属，主要是铜。[12]

“拆船对当时全国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各省市都有第二轻工业局对口管农具，他们需要多少钢材，需要向五矿总公司申请。那时，五矿实行的是总分公司体制，五矿总公司最早是林锡忠负责拆船这项工作，后来是由二处的副处长陈国林负责。”

8 总分公司的散伙饭

什么叫总分公司体制呢？

“那时，除了西藏以外，各省市都有五矿分公司，业务和财务归总公司统一管理，总公司统一和外国客商谈判，统一签署业务合同。签署了出口合同，分配给分公司去执行，货源是分公司跑。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因为计划都是在总公司那儿，所以分公司都跑总公司，当时叫‘跑计划’。因为有了计划，就有了业务，就有了资金，就有了原料，就有了业绩。业绩好或者不好，一切都是由国家兜着。”

但这样的好日子，到1988年1月1日，结束了。

根据1987年出台的《一九八八年外贸体制改革方案》，包括中国五矿、中粮等一批老牌的外贸公司和部分工贸公司，总公司与其地方分支机构要在1988年1月1日脱钩。

1988年1月，五矿总公司在深圳召开了全国经理会议，这在五矿史上被称为“散伙饭”。总公司与各地分公司，从此之后要在市场上“抢食”而生，竞争存活。

在“散伙饭”上，时任五矿总公司总经理王验，在讲话中一再表示痛心不已。苗耕书代表上海公司参加了那次“散伙饭”，他当时的身份是上海五矿总经理。

“上海五矿原来亏损很严重。我1986年开始担任上海五矿总经理。1988年，公司扭亏为盈，到1990年，出口营业额已经从当初我接任时的1亿多美元，增长到2亿多美元，盈利一两千万元[13]。我也成为上海市的模范经理，在南京路上有一个照片墙，我的照片在那里放了很长时间。1990年，我离开上海五矿去上海经贸委工作。”

9 “不带人，我一个人单枪匹马”

“苗总，我跟您说下住宿安排。”沉浸在回忆中的苗耕书听到赵德源有事要说。

“苗总，您这次过来，我们接到上级通知，已经很晚了，确实是时间仓促，所以一时也来不及给您安排宿舍，您看，暂时给您安排在香格里拉饭店如何？香格里拉饭店是五矿持股的合资涉外饭店。”

“是啊，是太仓促了。”苗耕书略沉吟。

谁能想到这么大的一个调转工作决定，居然是两日内做出的。前天，上海市委组织部的领导同志说：“工作需要，组织上要调你进京，接任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一职。”

当时，苗耕书幽默地一笑，说道：“三十年前，从北方到南方，开始生活不太适应，还真是想回北方，可当时想回也回不成，慢慢也适应了，三十年过去了，现在也不想回北方了。”

谈话人笑着说：“你可不要影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啊。”

无条件地接受组织的安排，早已经是苗耕书和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习惯，更何况苗耕书对五矿还有着很深的感情。苗耕书曾在访谈中对我说：“1997年9月5日，组织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还是满心欢喜的。五矿总公司，当时很有名。”

上海组织部的领导轮廓性地给苗耕书介绍了一下中国五矿的情况。苗耕书暗自觉得：“组织上提供的信息还不如自己掌握的多呢”。在1988年脱钩之后，一时成为“光杆司令”的中国五矿总公司确实经历了一段阵痛，但很快又调整过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虽然苗耕书在1990年从上海五矿调离，去上海外经贸委员会工作了，但五矿的消息还是会时不时地传到他耳中。在苗耕书的印象里，1990年，刘忠良担任中国五矿总公司总经理，在他的带领下，五矿在国际化布局和经营方面，做得有声有色，远近闻名，同时还迈入实业，发展得很快，颇具规模。1991年，中央决定选择100家左右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14]，拟赋予试点企业在计划投资、资金融通、外贸、资产和人事方面更大的自主决策权。作为上海外经贸委员会副主任的苗耕书知道，那时候中国有外贸经营权的各类企业已经有数千家，中国五矿争取到了试点机会，在1991年8月被国务院列入首批55家试点企业集团之一。1992年4月，国务院批准组建中国五矿集团。以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作为核心企业，其外围是84家紧密层企业，再外层是52家半紧密层企业，最外层是153家松散型企业，联合组成“中国五矿集团”。[15]集团各成员企业均为独立的企业法人，通过股权关系和契约关系相互连接，目标是通过集团化运营，实现不同程度的人财物、产供销和内外贸的一体化，各企业协同经营以发挥集团优势。

这种模式类似于日本的综合商社。苗耕书与日本商界打交道很多，对日本商社非常了解。苗耕书知道，中国五矿被列为全国首批55家试点企业集团和8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之一，它所获得的国家政策支持是得天独厚的。反观自己，在上海外经贸委工作了整整七年，视野比过去在上海五矿更加开阔，现在有机会从政府再回到企业，回到中国五矿，集过去三十年的管理经验和政府事务能力，在中国五矿这个航母上，有很多的想象空间，可以大有作为。这是苗耕书当时的心思。

上海组织部领导看到苗耕书如此痛快地接受了组织的调派，信心满满，也感到非常愉快，对苗耕书说：“此事紧急。五矿总公司现任总经理周可仁同志，要出席9月15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他在12日必须报到，所以，你在9月10日前必须赶到北京报到。”

“这么急啊？”这倒让苗耕书没有想到，但他依然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

领导又关心地问：“要不要带人过去？”

苗耕书坚定地答道：“不带人，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五矿那么多人，人才济济，不需要我自己带人过去，家人也不带。”

两三日间就这么一下子从上海转任到北京，苗耕书自己也不免感觉有一点仓促。

听到赵德源问话，苗耕书回过神来，对赵德源说：

“这次调动安排，事出紧急，也难为你们了。关于临时住处，我不住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饭店是北京知名的五星级酒店。我此次是来五矿工作，住在那里，不合适，也不自在。这样吧，我先让上海方面安排一下今晚的临时住宿，你这边尽快给我安排普通的职工宿舍。我这次来得紧急，上海经贸委那边还没有进行工作交接，我12号回上海去办理工作交接。”

“好的。听您的。”

“明天有什么日程安排？”苗耕书问道。

“明天是这样安排的，早晨8点外经济贸部人事司的人会去接您，陪同您来五矿，与周总见面，也有与干部座谈的安排。”

“好。”

---

[1] 曹丕《黎阳作诗》：朝发邺城，夕宿韩陵。霖雨载涂，舆人困穷。载驰载驱，沐雨栉风。舍我高殿，何为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唯天所赞。我独何人，能不靖乱。

[2] 可食用。

[3] 解放了，指新中国成立了。

[4] 乘坐高铁长大的一代是无法理解曾经的那个时代对快车的定义尺度的。

[5] 参见《开拓延升的国脉》，中国五矿集团内部资料。

[6] 根据中国钢铁协会2009年所发布的《新中国钢铁工业60年发展历程回顾》，1957年中国产钢535万吨。

[7] 国有企业的英文被翻译作state-owned enterprise，简称SOEs。

[8] 大学生的毕业统一分配制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松动，然后经历改革。1995年，仅对10%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实施了统一分配，其余90%自主择业。1996年，则全部放开。自此，延续了四十几年（除去“文革”十年）的大学生毕业统一分配制度才告终结。

[9] 国有企业乃制度产物。学术语言叫制度嵌入性（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它所经历的变革，在很多层面亦是新旧制度转变使然。不深入理解其从出生到成长所嵌入的制度背景，就不能把握一个企业的路径依赖，进而就不能体会企业在进行转型和变革时所遇到的根本性障碍究竟来自何处。我们所研究的企业中的人，亦具有制度嵌入性。

[10] cheese，奶酪。

[11] 后代人也许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钢铁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十分落后。2009年7月4日《经济观察报》有一篇文章，题为《宝钢三十年》。该文披露：1977年的时候日本新日铁公司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一部电影专题片，给时任的中国领导人以极大的刺激。为什么？因为日本第一没有铁矿，第二没有煤矿，却在战后短短的15年时间里建立了强大的钢产业，日本的钢产量是中国的5倍。两个月后，国务院决定仿照日本的模式，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钢厂，计划规模为600万吨，命名为宝山钢铁厂。然而宝山钢铁厂的建设一波三折，几经上马下马，一直到1985年才建成投产。除了受限于当时的建厂经验和相关技术能力，资金缺口是一个巨大障碍。据《宝钢三十年》的讲述，按照宝钢计划初期的估算，整个项目需要300亿元的资金，而当时国家全年的财政收入才800亿元，全国银行的个人储蓄存款只有180亿元。

[12] 数据来源：《中国物资再生》，1992年第2期，第34页。

[13] 本书中讲述人言及金额，凡以“元”表述的，所指均应理解为人民币。

[14] 试点，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词汇，属于“摸着石头过河”时代的试错探索实践。

[15] 据崔虎山回顾，中国五矿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了企业集团首批55家试点名录，但后来没有实质地运作实行下去，实际上在1997年前已名存实亡。当时国家给的最主要的政策是允许在集团之下成立一个财务公司。期间，五矿对自己的名称有时用“中国五矿集团”，有时用“中国五矿总公司”。五矿人自彼时便习惯二者兼用、混用。乃至后来经历2000年战略整合而成为名副其实的集团公司，仍沿袭兼用“五矿集团”和“五矿总公司”的称谓惯例，本书遵循之。“五矿集团”和“五矿总公司”频见文中，见于受访人的讲述中，大多时候二者同义，亦有情境下，用“总公司”更确切指集团的母公司机关层面，而“集团”则指包括总公司和所有分、子公司在内的企业边界。特此说明，后文不再区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