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束缚的开始
有人认为，基督教会迅速征服了西方世界，这足以证明基督教的神圣起源。我无意对此持不同意见。但我认为，大多数罗马人深陷其中的恶劣的生存条件，对早期传教士的成功起到的巨大作用，丝毫不亚于传教士们那些合乎常识的教义。
到目前为止，我只向你们展示了罗马帝国的一面——由士兵、政客、富商、科学家构成的世界。这些幸运儿住在拉特兰山的山坡上、坎帕尼亚
的山谷之间，或是那不勒斯河岸边，过着愉快文明的悠闲生活。
这只是一个侧面。
富足祥和的生活，让诗人们纵情讴歌黄金时代，激发演说家们将屋大维比作朱庇特。但在郊区那些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里，却不见繁荣昌盛之踪影。
一排排望不到尽头、沉闷阴郁、散发刺鼻气味的房屋里，住着芸芸众生。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不断感受饥饿、汗水和痛苦。对这些人而言，海外一个小村里的纯朴木匠的传说故事，十分真实可信——他靠双手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他爱穷人和被践踏的人，因此他被凶残的敌人杀害。的确，他们都听说过密特拉、伊西斯、阿施塔特。但这些神已经死了几百、几千年了。关于这些神，他们也只是道听途说。告诉他们那些神的人，也已经死了几百、几千年。
而拿撒勒的约书亚，也就是基督，即希腊传教士所说的“涂了油膏的王”，却存在于不久之前。提比略皇帝在位期间，若到叙利亚南部去，很多人就有机会认识他，听他讲话。
而且还有别的证人——街角卖面包的，邻街的水果贩子。他们曾在亚壁古道上一座幽暗的小花园中，同一个叫彼得的人说过话。他是迦百农村的渔夫。先知耶稣被罗马总督的士兵钉上十字架的那个可怕下午，彼得本人就在各各他山附近。
如果我们想弄明白，这个新信仰为什么会突然风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
基督教胜于其他所有宗教的，正是这种个人色彩，个人直接感受到的亲密、切近。还有就是耶稣一直对各国的沉沦者、贫困者表达的爱，这种爱从他说的一切话中流溢出来。他表达爱的言辞是否正如信徒们所说的那样，这并不重要。奴隶有耳朵可以听，他们听懂了。耶稣许诺给他们一个光明的未来。他们在这个许诺前颤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新希望的光芒。
终于有人说，他们将获得自由。
他们再不是贫穷的、被侮蔑的，再不是这世界上大人物的眼中钉。
相反，他们是一位慈父的宠儿。
他们将拥有这世界，以及世上丰饶的一切。
他们将享受很多傲慢的主子都享受不到的欢欣，即便当时，萨谟奈别墅的高墙后面，就住着这样的主子。
这就是基督教新信仰的力量所在，基督教是第一个给普通人以机会的实实在在的宗教体系。
当然，我这里说的基督教，指的是一种灵魂的体验，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我想努力阐明的是，在一个充斥着奴隶制之腐败的世界，福音就像情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但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情况，历史并不关心民众个体的精神体验，不管他们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只有当这些地位卑下的人组成明确的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联盟，只有当他们开始服从一人的指挥，只有当他们积聚足够的财富可以纳税，为征服其他民族而应征入伍，他们才最终进入史学家的视野，并受到密切关注。因此，我们现在对早期基督教会所知甚详，而对于教会的真正奠基者们却不甚了了。这实在遗憾，因为基督教的早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之一。
最终建立在古罗马帝国废墟上的基督教会，实际上是两种冲突的力量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它坚定拥护耶稣宣扬的博爱、仁慈应无所不及这一理想。而另一方面则是根深蒂固的僵化偏狭，它使得耶稣的同胞们长久以来一直与外界隔开。
简单地说，基督教会将罗马人的效率和犹太人的偏狭结合起来，其结果是，它在人类的思想领域建立了恐怖统治。这一统治十分高效，然而缺乏理性。
要想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还得再次上溯到保罗时代——耶稣基督受难后的头五十年。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点：基督教起初只是犹太教内部的改革运动，纯粹的民族内部运动，它威胁的是犹太统治者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耶稣在世时，掌权的法利赛人就对这一点心知肚明。自然而然，他们十分担忧这种精神鼓动的终极后果，因为它敢于发出威胁，质疑建立在野蛮暴力基础上的精神垄断。为避免自己下台，惶恐之下，不等罗马当局有时间插手干预、解救受难者，法利赛人就将敌人送上了十字架。
我们不知道要是耶稣还活着，他会怎么做。在他有机会将信徒组成教派之前很久，他就已遇害。他也没有留下一点文字，否则，信徒还能根据文字知道耶稣想让他们怎么做。
可到最后，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件好事。
由于缺乏书面的教条，没有明确的条例和规则，信徒们可以自主地追随先师的话语精神，而不必墨守成规。假如他们被一本书约束，他们可能会把毕生精力，投入对逗号、分号等问题的无休止的神学探讨。
如果那样，除了几个专业学者，当然没有人会对这新教派有丝毫兴趣，基督教也将重蹈其他众多教派的覆辙——它们初创时都有详尽的书面条文，其结果无非是，警察奉命将争论不休的神学家们扔到大街上。
过了近两千年，我们现在认识到，基督教对罗马帝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这场运动对罗马帝国安全的威胁，丝毫不亚于匈奴人或哥特人的入侵。令我们诧异的是，当局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去镇压它。当局当然知道，耶稣这位东方先知的命运，在他们的家奴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妇女们不休地谈论天国之主即将再次现身，许多老人郑重其事地预言，这世界即将毁于一团大火。
但这不是下层民众第一次狂热崇拜一位新的宗教英雄，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此期间，警察们将确保这些贫穷的狂热分子不致扰乱帝国的安宁。
仅此而已。
警察确实在密切监视，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这种新教义的信徒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无懈可击。他们并不试图推翻政府。开始的时候，几个奴隶指望，既然人类同父，四海皆兄弟，那么就意味着原有的主仆关系应该终止。使徒保罗连忙解释道，他所说的“王国”指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们最好安于现状，等待天国里的最终回报。
类似地，很多妇女不满于罗马的严刑峻法带来的婚姻枷锁。她们不假思索地推断，基督教就是妇女解放，就是男女权利完全平等。但是保罗又一次站出来。在他写的好几封很有策略的信中，他请求亲爱的姊妹们不要走极端。那会让更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产生疑心。他还劝她们继续在那种半奴役的状态下生活——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之后，这就是妇女的命运。这一切都体现了对法律的尊重，值得赞赏。因此，当局就让基督教传教士随意来去，自行其是，想怎么传道就怎么传道。
但是，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大众一般不及他们的君主宽容。别以为大众贫穷，他们的头脑就必然高贵；别以为，如果他们的良心也让他们做出妥协——对于积累财富来说，据说这种妥协必不可少——他们就将富足康乐。
罗马的无产者也不例外。几百年来，他们吃免费的饭食、免费看职业角斗士比赛，已经堕落。一开始，罗马的大众觉得基督徒很逗乐——神色庄重的一群群基督教男女，全神贯注地听一个关于神的奇怪故事，这个神像普通罪犯一样，不体面地死在了十字架上；要是有流氓无赖在这些人聚会时，朝他们扔石头和泥巴，耶稣的信徒反而大声为那些流亡无赖祈祷。
但是，这种新局面，罗马的祭司却不能坐视不管。
罗马帝国的宗教是国教。这一宗教规定，在某些特定场合，应庄重地献上牺牲，牺牲要以现金支付。钱都用于养活神职人员。当成千上万的人离开以前的神庙，到了另一座根本不收钱的教堂，祭司们的收入就大大减少。这当然使他们不快。很快，他们开始大声咒骂那些不信神的异端分子——他们抛弃了父辈的诸神，却烧香纪念一个外国先知。
罗马城里还有一类人更有理由仇恨基督徒，他们就是宗教骗子。像印度瑜伽修习者，以及将伊西斯、伊什塔尔、巴尔、西布莉、阿提斯神奉为唯一大神的各路祭司长，这些人多年来靠着轻信的罗马中产阶级，过着舒适自在的生活。如果基督徒建立了与他们竞争的场所，在提供神启时也收高额费用，那么驱鬼的医生、看手相的人、召魂问卜的巫师，不会有什么怨言。生意就是生意。生意流失了一点儿，占卜业的兄弟们并不介意。但这些基督徒——他们的愚蠢念头多么该死！他们不取报酬。啊！他们甚至把自己已有的东西给别人，给穷人饭吃，让无家可归的人住在自家的屋檐下。全都免费！这显然太过分了。如果这些基督徒没什么隐秘的收入来源——迄今为止还没人找到这来源——他们绝不可能这么做。
当时的罗马，已不再是自由市民组成的城市，而是成千上万来自帝国各地破产农民的暂时栖身之所。群氓按照驱动着人群的那些神秘法则，总倾向于仇恨举动与众不同的人，怀疑那些没什么特定理由就想过正派、克制生活的人。一个乐呵呵、肯喝上一口，（偶尔）还替你付账的人，是好邻居、好人。但是，假如某人远离众人，不去大竞技场看斗兽表演，当一群群战俘被拖过卡比托利欧山的街道时拒绝欢呼——这种人令人扫兴，是社会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烧掉了罗马最贫苦的阶层居住的街区。就这样，对基督徒发动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进攻开始了。
最初人们传闻，是皇帝尼禄酒后突发奇想，命人放火点着首都，这样他就能烧掉贫民窟，按自己的规划重建罗马。但是，群氓知道得更清楚：这是那些犹太人和基督徒干的——那些人总是彼此相告，将有那样欢欣一日，大火球从天而降，恶人的家会烈焰熊熊。
一旦这故事成功启动，别的故事接踵而至。有个老太太听到过基督徒跟死人说话。还有一个人说，基督徒偷小孩子，割断他们的喉咙，把他们的血涂在那个异邦神的祭坛上。当然，没人在他们作恶时抓获他们，这只是因为基督徒太狡猾，贿赂了警察。但现在，他们终于被抓了现行。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罪行吃点苦头了。
这次被私刑处死的基督徒的数目，我们不得而知。保罗和彼得似乎也在受害者之列，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不用说，这一次突然爆发的大众愚行，并没产生任何效果。殉道者们慷慨赴死，这是对新思想的最好宣传。因为，一个基督徒倒下了，就会有十几个异教徒热情地准备接替他的位置。公元68年尼禄自杀（他短暂无用的一生中做的唯一好事），基督徒回到他们以前集会的地方，一切照旧。
这时候，罗马当局发现了一件大事。他们开始觉得，基督徒跟犹太人好像不太一样。
也难怪他们犯错误。过去几百年的历史研究越来越清楚地告诉我们，犹太会堂是个交流中心，基督教新信仰就是从那里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
我们要记住，耶稣自己是犹太人，他总是认真遵循父辈的古法，他的听众也几乎全是犹太人。他只有一次离开故土，而且时间不长。他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在犹太同胞的帮助下完成的，也是为了他的犹太同胞。他的言论中，没有哪一句能给普通罗马人这样的印象：基督教有意区别于犹太教。
耶稣努力想做到的是这样一件事：他清楚看到了父辈的教会中的可怕罪恶。他大声疾呼，反对这些罪恶，有时也成功了。但他为改革而进行的斗争是从内部发起的，显然他从未想过要创立一个新宗教。如果有人对他说有这种可能，他会拒绝那荒谬的想法。但是，像当时和此后的很多改革家一样，他逐渐被逼到一个位置上，在这位置上再不可能妥协。只是因为他的早死，才使他避免了路德等很多改革者的命运。那些人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新团体的领袖，新团体独立于他们原属的组织，而他们本意只是想在组织内部做些好事。
耶稣死后很多年里，基督教（这个名字很久以后才出现）都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派别，在耶路撒冷、朱迪亚和加利利的一些村子里有若干追随者，在叙利亚省之外则无人知晓。
第一个意识到这个新教义有可能成为世界宗教的人，是犹太裔的罗马正式公民盖乌斯·朱里乌斯·保罗。他遭难的故事告诉我们，把一个纯粹的民族教派（只有本民族的人才能加入）变成普遍宗教的想法，犹太基督徒是何等反对。保罗胆敢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宣传救赎之观念，这使犹太人特别仇视他。在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时，如果不是他的罗马护照保护了他，使他逃离愤怒的同胞之手，他一定会遭受跟耶稣一样的命运。
出动了半个营的罗马士兵才保护了他，把他安全带到了海滨港口，他从那儿被押解上船，送到罗马去接受审判。那场著名的审判其实并未发生。
他死了几年后，他在世时特别害怕的事，也是他多次预见过的事，真的出现了。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所毁。本是耶和华圣殿的地方，盖了一座朱庇特神庙。耶路撒冷城的名字，被改成了艾里亚·卡比托利欧。朱迪亚本身成了罗马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省的一部分。居民们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谁要是住在离废城耶路撒冷几英里的范围内，谁就要被处死。
犹太基督徒的圣城被毁，这对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此后几个世纪中，在朱迪亚腹地的小村子里，可以看到一群群自称是“穷苦人”的奇特居民。他们不停地祈祷，耐心等待着即将来临的世界末日。他们是耶路撒冷原来的犹太基督徒团体的幸存者。公元5、6世纪写的书中，不时会提到他们。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发展了自成一体的奇特教义，其中对使徒保罗的仇恨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公元7世纪后，我们再也找不到这些所谓拿撒勒人和伊便尼派的踪迹。胜利的伊斯兰教徒把他们斩尽杀绝。无论如何，即使还能再勉力支撑几百年，他们也终究在劫难逃。
罗马把四面八方都结合成了一个大政治联盟。它使世界对统一宗教的观念有了心理准备。基督教简单实用，充满直接的吸引力，注定要成功。而犹太教、密特拉教等其他与之竞争的所有宗教，都注定失败。但基督教这个新宗教，从来没能根除某些令人不快之处，充分暴露了其犹太教起源。
把保罗和巴拿巴从亚洲带到欧洲的那条小船，载着希望、仁慈的福音。
但是，还有一个乘客也偷偷上了船。
他戴着圣洁与德行的面具。
但面具下的脸，却透出残忍和仇恨。
他的名字是——宗教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