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希腊人

地中海偏僻一隅的一个布满岩石的小小半岛，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为我们当今的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天知道还有些什么别的）提供了完整的框架，这是如何做到的？此问题千百年来困扰着众多人士，每位哲学家在其学术生涯中，都或早或晚地对此试做回答。

可敬的历史学家，跟化学、物理、天文学、医学界的同行不同。历史学家对于任何想发现所谓“历史规律”的做法，总是嗤之以鼻。研究蝌蚪、微生物、流星时有用的方法，在研究人类这一领域时，似乎丝毫派不上用场。

也许我大错特错了，但在我看来，人类领域的研究实有规律可循。诚然，我们至今没发现多少规律，但我们似乎也没有尽力寻找。我们一直忙于积累各种事实，却没时间把它们烧煮、熔化、蒸发，以提炼出一点儿对我们这种特殊哺乳动物来说真正有益的智慧。

我涉足这新的研究领域，颇为惶恐。我从科学家的书中拿来一页，提出下面这条史学定律。

根据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只有当物理的、化学的成分达到理想比例，可以产生第一个活体细胞时，生命（有生命体，不同于无生命体）才开始。

把这段话用于历史，就是：

“只有当种族、气候、经济、政治条件都达到理想比例，或（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接近于理想条件和比例时，高级文明形式才会突然地、貌似自发地出现。”

让我以一些反面例证，对此做详细说明。

如果某个种族的大脑发育只相当于穴居人，他们不会昌盛，哪怕在天堂里也不行。

希腊

如果生在乌佩尼维克附近的因纽特人冰屋里，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得在冰层上盯着海豹洞，伦勃朗就画不出画，巴赫就谱不出赋格曲，普拉克西特列斯也做不出雕塑。

如果达尔文被迫在兰开夏郡的纱厂谋生，他就不可能对生物学做出贡献。同样，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如果是应征入伍的农奴，住在罗曼诺夫领地的偏远山村，他就不会发明电话。

埃及是人类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那儿的气候很好，但当地居民不够强壮，进取心不足，政治、经济条件也很差。巴比伦和亚述的情况亦如此。后来迁居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人身强体壮、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但政治、经济环境却远不如人意。

在巴勒斯坦，气候叫人不敢恭维，农业十分落后。除了连接亚洲、非洲的商道穿越的地区，商业活动萧条。此外，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掌握在耶路撒冷神庙的祭司手中，这当然不利于任何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在腓尼基，气候倒无关紧要，人种很强壮，商贸条件也不错。但该国的经济体系严重失衡。一小群船主掌握着全部财富，形成了僵化的商业垄断。于是，蒂尔和西顿的政权很早就落入了大富豪之手。穷人被剥夺了从事一些正当商业活动的权利，他们变得冷漠，对一切漠不关心。这样，腓尼基最终落得和迦太基一样的下场。由于自私的统治者目光短浅，腓尼基也衰落了。

简言之，在各个早期文明中心，总是欠缺成功的某些要素。

完美平衡的奇迹最终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但它也只是昙花一现。更奇怪的是，当时的奇迹并非出现在希腊本土，而是在爱琴海彼岸的希腊殖民地。

在另一本书中，我描述了连接欧亚的那些著名的“桥梁”岛屿。自古以来，埃及、巴比伦、克里特的商人就通过这些岛桥，抵达欧洲。从亚洲向欧洲装运货物和思想的主要地点，就在小亚细亚西海岸名为爱奥尼亚的一条狭长地带。

特洛伊战争之前几百年，这仅有九十英里长、几英里宽的狭窄山区，就被来自希腊本土的部落征服。征服者建立了一些殖民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西亚、厄里特赖、米利都。正是在这些城市，成功的条件最终以完美比例出现，其文明达到的高度，此后出现的文明或有企及，但从未超越。

首先，这些殖民地的居民，由十几个民族中最有活力、最为进取的人构成。

其次，在新老世界之间、亚欧大陆之间的贸易往来，创造了巨大财富。

最后，统治着殖民地居民的政府，给予广大自由民以充分发挥天赋才能的机会。

我没有提及气候，其理由如下：对于纯商业化的国家来说，气候无关紧要。不管是晴是雨，都能造船，都能卸货。只要天气不是冷到港口结冰，或雨下到淹没城市，居民不会很关心每日天气预报。

不过，爱奥尼亚的气候十分有利于知识阶层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一直口口相传，城市的水泵周围成为最早的社交中心、最古老的大学。

商业城市

在米利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人们有三百五十天都可以在水泵周围闲坐。早期的爱奥尼亚教师们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气候条件，成为所有后世科学发展的先驱。

这些人中，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教师、现代科学的真正奠基者，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这并非说他抢了银行或杀了家人，然后从什么地方逃到米利都。我的意思是说，没人了解他祖先的情况。他是比奥夏人还是腓尼基人？是有北欧人种特征（用人种专家的行话说）还是闪米特人？

此事表明，米安德河口的这座小小古城，在当时多么国际化。它的人口就像今日的纽约一样，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人们接受自己的邻居，只根据其本人的表现，并不深究其家庭背景。

本书不是数学史或哲学手册，因此就不谈泰勒斯所做的各种猜想了。只是，他的某些猜想可以证明，当时爱奥尼亚人对新思想一般很宽容。而当时的罗马，还只是遥远无名地带一条浊流边的小集镇，犹太人仍在亚述土地上受奴役，北欧、西欧还是狼嗥虎啸的荒野。

要明白这样的发展何以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了解，自从希腊首领们渡过爱琴海，一心想要劫掠富庶的特洛伊城以来，情况发生了哪些变化。那些声名远扬的英雄仍不过是极原始文明的产物。他们是身体过于发达的孩童，把生命视作一场漫长、光荣的打斗，充满了刺激，还充塞了摔跤、赛跑等竞技活动。如果我们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被迫从事日常工作，我们也会迷上这些活动。

这些喧闹的武士与他们的神之间的关系，直接而又简单，就像他们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严肃问题一样。公元前10世纪支配着希腊人的，是高高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这些神都具有世俗性，与凡人差别不大。人和神到底是何时何地，如何分道扬镳的，答案一直很模糊，从没有人真正弄清楚。即便在那时，高居于云霄之外的诸神，对地面上缓缓而行的人类怀有的友谊，也从未中断。这种友情仍保留着私人的、亲密的色彩。这正是希腊宗教的特殊魅力所在。

当然，所有希腊的好孩子都被告知，宙斯是很有威力和权势的统治者，蓄着长须，他有时猛地抛出电闪雷鸣，仿佛世界末日来了一般。但当孩子稍大一些，能自己读懂长篇英雄史诗时，就开始意识到自己小时候常听说的可怕神灵，原来也有局限性。现在，在他们看来，诸神仿佛是在参加一场快乐的家庭宴会，相互没完没了地搞恶作剧。在人世的政治纷争中，他们坚决站在各自的凡人朋友一边。因此，发生在希腊的每次争执，都会立即引发天神之间一场相应的争吵。

尽管宙斯身上有这么多人性的弱点，他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天神。他是诸神中最伟大的，触犯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他很“讲道理”，华盛顿的院外说客最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很讲道理，如果你方法得当，是可以说服他的。尤为特别的是，他颇具幽默感，不太把自己和自己统治的世界当回事。

最崇高的天神可能本不该这样，但这种观念也具备十分明显的优势。在古希腊，对于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从来没有一种僵化、牢固的标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信条”，没有僵化的教条，也没有什么职业祭司阶层，借助世俗的绞刑架来推行这些教条。因此，各地居民都可以按照个人口味，重新塑造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信念。

住在奥林匹斯山附近的色萨利人，对他们的天神邻居的尊敬程度，当然远不及偏居在拉哥尼亚湾遥远村落的阿索匹阿斯人。雅典人自认为处在保护神——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羽翼之下，就可以对雅典娜的父亲宙斯随便一些。而居住在远离主要商道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亚人，则固守他们简朴的信念，在宗教事务上的一切轻浮举动，都令他们不悦。至于福西斯的居民，他们靠那些到德尔斐朝圣的人为生，因此坚信阿波罗（为他们带来利润的圣殿所供奉的神）是诸神中最伟大的，应得到远道而来的朝圣者的特别信奉，只要他们口袋里还有几个德拉克马。

之后不久，对一神的信仰，将使犹太人与其他所有民族截然分开。犹太人的生活中心就是一座城（耶路撒冷），它十分强大，击败了其他所有与之竞争的朝圣地，在连续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保持着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垄断。如果不是这样，犹太人就不可能维持一神教。

古希腊不存在上述情况。雅典和斯巴达都未能使自己成为统一希腊的公认首都，它们为此所做的努力，只带来了长年的两败俱伤。

毫无疑问，一个由如此卓越的个人主义者组成的民族，给独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实际上完全不是一回事。它们只是书，而从未合为一本“圣书”。这两本书讲述了一些伟大英雄的冒险故事，当时的人们乐于将他们当作自己的直系祖先。书中碰巧包含一定的宗教信息，因为书中描写的诸神，都毫无例外地站在争执的某一方，忘却了其他一切，醉心于围观自己领地上发生的罕见激战。

然而，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宙斯、雅典娜或阿波罗的启示而写就的？希腊人从未考虑过这一点。它们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在漫长的冬夜阅读实属享受，还会使孩子们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

仅此而已。

在这样一种智性和精神自由的氛围中，在一个弥漫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船只发出的刺鼻气味，充斥着东方的纺织品，洋溢着酒足饭饱的人们心满意足笑声的城市里，泰勒斯出生了。他在此工作、教学，最后死于此地。如果他得出的结论迥异于大多数邻居的观点，那么请记住，他的思想仅限于特定的圈子中传播。普通的米利都人可能听说过泰勒斯的名字，就像普通纽约人听说过爱因斯坦一样。你要问一个纽约人爱因斯坦是谁，他会告诉你，爱因斯坦是个留长头发、叼着烟斗、会拉小提琴的家伙，写过关于一个人走过一列火车的文字；就此，某份星期日报纸曾发表过一篇文章。

这位叼着烟斗、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一丝真理的火花，并最终推翻了（或至少是大大改变了）近六千年来的所谓科学结论——对此，几百万优哉游哉的市民毫不关心。只有当他们喜爱的击球手试图颠覆引力定律时，他们才会对数学产生那么一点点兴趣。

哲学家

古代史教科书为了省却麻烦，往往只写道：“米利都的泰勒斯（公元前640—前546年），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我们仿佛可以看到《米利都日报》的头版头条：“本地一位毕业生发现了科学的真正奥秘。”

但我恐怕无法告诉你，泰勒斯究竟在何时何地、又是怎样推陈出新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泰勒斯不是生活在知识的真空里，他的智慧也不只是从他自己的内心意识发展而来。公元前7世纪，科学领域的一些早期研究已经完成，积累了数学、物理、天文方面的大量知识，足以供学者研究之用。

巴比伦的天文观测者已经探索了天空。

在往金字塔中心墓室的顶部堆上两百万吨重的花岗岩之前，埃及的建筑师已经进行了相当复杂的计算。

尼罗河流域的数学家已经深入研究了太阳的活动。由此，他们能够预测湿季和干季，给农民提供日历，农民借以规划自己的劳作。

但解决了上述问题的人，仍然认为自然力直接体现了某些不可见的神的意愿。诸神掌管着季节、天体运行、海洋的潮汐，就像总统的内阁成员分别司掌着农业部、邮电部、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跟当时所有有教养的人一样，他不愿将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众。假如沿着码头卖水果的小贩遇到了日食，被这罕见场景吓得匍匐在地，嘴里呼唤着宙斯的名字，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泰勒斯可不会去说服他们，也不会告诉他们：对天体运行稍有常识的小学生都能预测到，公元前585年5月25日某某时刻，月亮运行到地日之间，米利都城会经历几分钟的相对黑暗。

在发生这次著名日食的下午，波斯人和吕底亚人正在激战。因光线不足，双方被迫停战。即使如此，泰勒斯仍拒绝相信，这是吕底亚的神制造的奇迹（遵循若干年前亚雅仑谷一次著名战役的先例），关掉了天国的明灯，从而使胜利归于自己钟爱的一方。

泰勒斯到达了这样的境界（这正是其伟大之处）：他敢于认为，全部自然现象都是一个永恒意志的体现，受一条永恒法则的支配，完全不受人们按自身形象创造的神祇之意愿的影响。他觉得，即使那天下午只有以弗所大街上的狗咬架，或是哈利卡纳苏斯的一场婚礼，此外别无大事发生，日食也照样会出现。

希腊民间故事

他从科学观察中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给万物立下一条普遍的必然法则。他猜想（在某种程度上猜对了），万物起源于水，水环绕着世界，从太古之初水可能就存在。

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泰勒斯亲笔留下的任何文字。可能他曾把自己的思想用文字做了记录（因为希腊人已从腓尼基人那里学到了字母表），但他写的文字没有一页流传下来。我们从时人书中的只言片语，才了解到他本人及其思想。通过这些记录我们知道，泰勒斯以经商为生，在地中海各地交游甚广。顺便说一句，早期的哲学家大抵如此。他们是“热爱智慧的人”，但他们没有忽视一个事实，即生活的秘密只能从生活中发现，“为智慧而智慧”就像“为艺术而艺术”“为吃饭而吃饭”一样危险。

对他们来说，人具有特殊品性（不管那些品性是好是坏，或是中庸），是衡量万物的最高尺度。因此，他们利用空闲时间，潜心研究人类这种奇异生灵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们自己设想的人类应是什么样子。

这使他们能与普通市民和睦相处。因此，比起告诉邻居们如何最快到达黄金时代，他们这样做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他们很少立下僵化的行为禁令。

但他们通过自身的表率向世人说明，对自然力的真正理解，将最终给人带来内心的安宁，而这正是幸福之所系。以此，他们赢得了大众的好感，也获得了研究、探索、调查的充分自由，甚至获准进入某些通常被认为专属于神的领域。作为坚持这一信条的先驱者之一，泰勒斯度过了漫长而有用的一生。

他拆解了希腊人心中的完整世界，认真检视每一小片，公开质疑各种自古以来被认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尽管如此，他还是得以寿终正寝。也许曾有人要求他必须为自己的异端邪说承担罪责，但我们从未见过这方面的记录。

一经泰勒斯指明方向，便有很多人热切追随。

其中一例，便是克拉佐美尼城的阿那克萨戈拉。他三十六岁离开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其后的时间里，他游历希腊各城邦，做“智者”或私人教师。他擅长天文学。在他的众多教导中有这样一条：太阳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神驾驭的一辆马车；它是一个又红又热的火球，比希腊大成千上万倍。

他并没有因此遭殃，上天并没有因为他的胆大妄为而以雷电击死他。于是，他更进一步，大胆指出月球上覆盖着山脉和谷地，最后甚至暗示说，有一种“原初物质”是万物之始，亦是万物之终，它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一直存在。

他涉足的这个领域，正如追随他的众多科学家将要探索的，是一个危险领域，因为他谈论的这些话题为公众所熟悉。太阳和月亮是遥远的天体，普通希腊人并不关心哲学家们怎样称呼它们。但当这位学者开始宣称，一切事物都从一种不明的“原初物质”逐渐生长、发展而来，这时他无疑走得太远了。他的说法，与丢卡利翁和皮拉的故事截然相反。故事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在大洪水之后，把石子变作男女，人类重新遍布世界。推翻所有希腊小孩都听过的故事，对于现存社会的安定十分危险，将使孩子们怀疑祖先的智慧。这万万使不得。因此，阿那克萨戈拉成为雅典家长联合会的靶子，受到猛烈抨击。

若在君主制和共和制的早期，雅典城的统治者要想保护一名异见者，使其免受无知的阿提卡农民愚蠢、敌意的迫害，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此时，雅典的民主政治已十分完备，个人自由远不及往昔。更糟的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伯里克利正遭到大众的冷遇。给阿那克萨戈拉定罪，被当作是反对城邦老独裁者的政治斗争而受到欢迎。

一个名叫狄奥菲特的祭司，同时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行政区的长官，使一项法律得以通过。法律规定：“对那些不信既有宗教，对神之事持个人见解者，应立即起诉。”阿那克萨戈拉因此被关进监狱。但城邦的正面力量最终占了上风。阿那克萨戈拉交了一小笔赎金后，重获自由。他移居小亚细亚的朗萨库斯，在那里安度晚年，享尽荣耀，直至公元前428年去世。

天文学家

他的经历表明，官方对科学理论的压制收效甚微。阿那克萨戈拉被迫离开雅典，他的思想却绵延不绝，后来受到亚里士多德的注意，后者以此作为自己科学假说的基础。此后，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期，这些理论又令人欣喜地传给一个叫阿布-韦利德·穆罕默德·伊本-艾哈默德（通称为阿威罗伊）的伟大阿拉伯医生。他反过来又将这些思想在西班牙南部的摩尔各大学间传播。然后，连同他自己的观察，他将其写入诸多专著。这些书籍被及时运过比利牛斯山，最终抵达巴黎和布洛涅的那些大学。在那里，它们被译为拉丁语、法语、英语。书中的观点在西欧和北欧被充分接受。时至今日，它们已成为科学入门读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认为像乘法口诀表一样有益无害。

我们还是回到阿那克萨戈拉的话题。在他受审后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都被允许传授与大众信仰有异的学说。然后，到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几年，出现了第二个案例。

这次的受害者名叫普罗泰戈拉，是一个四处漫游的教师，出生于希腊北部的阿布德拉村（是爱奥尼亚的殖民地）。此地因为是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已经声誉不佳。德谟克利特被称为有独到见解的“快乐哲学家”，他曾提出一条准则：“只有那些能以最小痛苦，为最大多数人赢得最大幸福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他因此被视为激进分子，一个应时刻置于治安监视之下的人。

普罗泰戈拉

普罗泰戈拉深受德谟克利特学说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多年研究，他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生命如此短暂，不应将宝贵光阴浪费在研究不确定的诸神的存在上，而应致力于使生存更美好、更幸福这一目标。

毫无疑问，这一论断直击要害，注定要比以往的任何说法和文字，都更容易动摇人们对神的信仰。更不巧的是，此时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正值危急关头，雅典人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以及瘟疫的打击后，陷入彻底绝望。显然，这不是质疑诸神的超自然权威、触发神怒的好时机。普罗泰戈拉被控渎神，宣扬“无神论”，被责令在法庭上为自己的理论做出解释。

伯里克利本来可以保护他，然而此时他已去世。普罗泰戈拉是一位科学家，但他无意于殉道。

于是他逃走了。

不幸的是，在去西西里岛的途中，他的船只失事了。他可能溺水而亡，因为此后再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希腊人恶意相待的另一个受害者，是狄奥戈拉斯。他根本不是什么哲学家，而只是一个年轻作家。他对诸神心怀不满，因为在某场官司中，诸神没有站在他一边。他自认为含冤受屈，久久地愤愤不平，以致精神错乱。他到处散布对“神圣秘仪”的不敬言论，这些秘密仪式在古希腊北部的百姓中很有市场。因为这种不端行径，他被判处死刑。但在行刑之前，这个可怜的家伙抓住机会，得以逃走。他来到科林斯，继续咒骂他在奥林匹斯山上的敌人，最后因肝火太旺而寿终正寝。

接下来的案例，是我们拥有的“希腊人的不宽容”记录中最臭名昭著、最广为人知的。那就是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

有时，人们为了说明世界依旧、雅典人同后世相比并不更宽宏大度，就把苏格拉底的名字拉进来，作为希腊人专横的有力证据。但经过对此案的详尽研究，今天我们对此了解得更清楚了。这位才华横溢却招人怨恨的街头演说家未受干扰的长久生涯，正是对公元前5世纪风行于希腊的思想自由的礼赞。

在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大众仍坚信众多神灵的存在，而苏格拉底把自己说成是唯一天神的先知。雅典人可能不太清楚他所谓“神灵”（受神的启示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声音，告诉他如何说、如何做）的真正含义，但人们都清楚，他对大多数邻居虔诚信仰的神祇不以为然，对现有习俗毫不尊敬。最后，是政治杀害了这位老人，而神学与审判结果几乎无关（尽管为了取悦大众而把神学问题扯进来）。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父亲的孩子甚多，财产甚少。苏格拉底小时候没钱接受正规的学院教育，因为大多数哲学家都很功利，教一门课程要收两千块钱。此外，对苏格拉底来说，追求纯粹的学问，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不过是徒费时间和精力。假如一个人要培养良知，使自己富于理性，根本不需要几何知识就能做到。了解彗星和行星的运行规律，并非拯救灵魂所必需。

就这样，这个塌鼻子、穿着邋遢、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与游手好闲者争论，晚上则俯首聆听妻子的训斥（她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给别人洗衣服，而苏格拉底认为生计问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个多次参战和远征的老兵、雅典公民大会的前陪审官，从当时众多的教师中被挑了出来，为自己的观点而接受惩罚。

为了搞清此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了解，苏格拉底为人类的智慧和进步而兢兢业业效力时，雅典的政局如何。

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过七旬。他一生都试图使邻人们明白：他们正在浪费自己的机遇，他们过的是空洞浅薄的生活，他们把太多时间花在无聊的快乐和徒劳的胜利上，几乎总是浪费了伟大、神秘的天神赐予他们的神圣禀赋，而将之用于短暂易逝的虚荣和自我满足。他坚信人类具有崇高使命，突破了所有旧哲学的樊篱，比普罗泰戈拉走得更远。针对普罗泰戈拉传授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提出：“人的无形良知是（或应是）万物的最高尺度，决定我们命运的是我们自己，而非诸神。”

他这番话是在决定他命运的法官面前说的。确切地说，共有五百名法官，都由他的政敌精心挑选而来。其中一些人还会读书写字。但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赞成与否，这些话都是至理名言。

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权告诉别人应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他还说：“一个人若不违背自己的良知，即可以做任何事，哪怕没有朋友的支持，哪怕身无分文，哪怕没有家庭或住所。然而，不彻底研究每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意见，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给人们机会，使他们能完全自由、不受权威干涉地讨论所有问题。”

对这位受审者而言，不幸的是，这是在错误时间发表的错误言论。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雅典的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产者和劳工之间，一直处于激烈斗争中。苏格拉底是“温和派”——一个看到两种政体的优劣、努力寻找能使所有理智的人都满意的政体的自由主义者，其结果只能是招致双方的极度不满。但那时双方还势均力敌，无法对他采取行动。

到公元前403年，百分之百的民主派终于赢得城邦的绝对统治权，将贵族逐出政权之外，苏格拉底就这样在劫难逃。

朋友们深知这一点。他们劝苏格拉底赶快逃离雅典，事不宜迟。这本会是一个明智选择。

苏格拉底的敌人与朋友一样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作为一名口头“评论家”、睿智的好事者，他的嗜好就是，揭露那些自认为是雅典社会中流砥柱的伪善者和知识骗子。结果谁都认识他，他的名字在希腊东部家喻户晓。他早晨说了什么打趣的话，晚上全城就传遍了。他还被写进了剧本。当他最终被捕入狱时，整个阿提卡都对他一生中的所有细节耳熟能详。

在实际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人（如那位可敬的谷物商人，他虽不会读写，却能理解诸神的旨意，在起诉中嗓门最大）都确信，除掉城邦中所谓“知识分子”群体里这个十分危险的家伙，是为共同体效力，此人的教导只会使奴隶们懒惰、犯罪、不满于现状。

苏格拉底

有趣的是，即便在这种情形下，苏格拉底为此案口若悬河的辩护，仍使陪审团的大多数人都同意释放他。他们提出，只要苏格拉底摒除恶习，不再争执、辩论、争吵、说教，简言之，只要他不再干涉邻居们的那些偏爱，不再用无休止的疑问打扰他们，他就可以被饶恕。

但苏格拉底不为所动。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我，”他说，“只要我的良心，我内心深处那微弱的声音命令我前行，去告诉人们通往理性的正确道路，我就会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说出我内心的想法，不计任何后果。”

这样一来，只能将这囚犯处死了。

死刑推迟了三十天执行。每年到提洛岛去朝觐的圣船尚未返航。雅典法律规定，在圣船返回之前，不得行刑。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位老人安然待在牢房里，试图改进自己的逻辑体系。他不止一次有机会逃生，但他拒绝了。他不虚此生，已经完成了使命。他太累了，做好了离开尘世的准备。直到执行死刑前，他仍在与朋友们讨论，想把自己一贯坚持的正确、可靠的知识传授给他们，请他们将心思放在人的精神方面，而非物质方面。

苏格拉底之死

然后，他饮下一大杯毒药，平躺在床榻上，长眠不醒，为自己的辩论生涯画上了句号。

此后不长的一段时间内，他的弟子们被庸众的怒气所震慑，觉得离开以前的活动地盘，方为明智之举。

但并没有什么事发生。于是他们又回来重操旧业，仍然做公众的老师。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十来年里，他的思想比以前更为人们所熟知。

雅典刚刚度过十分艰难的时期。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已结束五年，以雅典人失败、斯巴达全面胜利而告终。这是体力对脑力的大获全胜。毫无疑问，这态势持续不了多久。斯巴达人没有留下一行值得铭记的句子，没有对人类知识宝库贡献过一点思想（除了一些战术至今存活于现代橄榄球比赛中）。他们以为，对手雅典人的城墙已坍塌，舰队只剩下十来条船只，他们就已大功告成。但雅典人的思想却丝毫没有失去其智慧的光芒。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十年后，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又挤满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雅典的海军将领再次统率希腊联合海军出兵征战。

不仅如此，伯里克利的功绩尽管不为同时代人所赏识，却使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就像今天的巴黎一样。在罗马、西班牙、非洲，谁要是有钱让孩子接受时兴教育，都以孩子能去雅典卫城下的某所学校为荣。

因为这个古代社会是严肃对待生存问题的。对此，我们现代人很难正确理解。

在敌视异教文明的早期基督教影响下，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以为普通罗马人或希腊人是些不良之辈，只是肤浅地崇拜某些模模糊糊的神祇，而醒着的时间里，都在大摆筵席，痛饮大桶葡萄酒，听埃及舞女的靡靡之音。除非有时候，为了调剂一下，他就去打仗，杀戮日耳曼人、法兰克人、达西亚人，把流血当游戏。

希腊诚然有许多商人和靠战争发财的承包商，罗马更是如此。他们置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阐明的道德原则于不顾，聚敛了百万不义之财。他们财大气粗，人们不得不容忍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受到公众尊敬，或被视为当时文明的杰出代表。

我们发掘了埃帕菲罗迪图的别墅。他是尼禄洗劫罗马及其殖民地时的帮凶，聚敛了百万家财。看着这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造的有四十个房间的宫殿废墟，我们摇着头说：“多么堕落啊！”

然后，我们坐下来，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他是老恶棍埃帕菲罗迪图的家奴。我们发现，自己正与古代值得赞美的一个高贵灵魂为伴。

我知道，人们在聊天的时候，总喜欢对邻居或别国一概而论。但我们不要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就像暴君的谄媚者埃帕菲罗迪图一样，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真实代表。两千年前，人们对圣洁的渴望与今天别无二致。

这种圣洁确实与今天人们所实践的迥异。它本质上是欧洲人思维的产物，与东方观念无涉。但树立这种信念，并把它作为孜孜以求的最高尚理想的“野蛮人”，正是我们的先祖。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种生存哲学。如果我们承认，纯洁的良心、简朴诚实的生活，加上健康的身体、适足的收入，是大众幸福和满足之最好保障，那么他们的人生哲学是很成功的。他们对灵魂的来世兴趣不大。他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哺乳动物，因为可以运用智力，而高踞于尘世爬行的其他生物之上。如果说他们经常提到“诸神”，那么他们使用这个词就像我们今天使用原子、电子、以太等词汇一样。万物的起源总得有个名字。爱比克泰德所说的“宙斯”是个含义未定的词，就像欧几里得几何中的X和Y一样，你说它大就大，说它小就小。

那些雅典人最感兴趣的是生活，其次是艺术。

因此，他们研究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沿用苏格拉底开创和推行的分析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们有时因对完美精神世界的热烈追求，而走向荒唐的极端。这令人遗憾，不过也是人之常情。在古代教师中，只有一人出于对完美世界的热爱，而开始宣扬不宽容学说，他就是柏拉图。

人们都知道，这位年轻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爱徒，后来成了苏格拉底的遗稿管理人。

以此身份，他很快辑录了苏格拉底的言论思想，汇为数卷的对话录，这真可以称得上是“苏格拉底福音书”。

完成这项工作后，柏拉图开始阐发老师学说中的较困难之处，并用一系列精彩的论文做阐释。其后，他又开设了几门课程，将雅典关于正义、公正的思想，传播到阿提卡之外很远的地方。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他表现出一心一意的忘我精神，简直可以和圣保罗相提并论。不同的是，圣保罗过着最冒险、最危急的生活，东奔西走，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四周的每个角落。柏拉图则并不离开自己舒适的花园座椅，他让世人都到他身边来。

学园

优越的家世和独立的财产，使他能做到这一切。

首先，他是雅典公民，通过他母亲的血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梭伦。其次，他一到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笔财产，足以满足他的简单需求。

最后，他雄辩滔滔。人们只为能在“柏拉图大学”里听上几堂课，就心甘情愿地来到爱琴海边。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与同时代的年轻人无甚不同。他在军队服过役，但对军事毫无兴致。他参加户外运动，还成了一个不错的摔跤手和跑步能手，但在竞技场上没获得过什么名声。而且，像同时代的年轻人一样，他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国外旅行上。与他著名的祖先梭伦当年一样，他越过爱琴海，曾在埃及北部短暂逗留。此后，他回归故土，再未离开。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他把时间花在自己赏心悦目的花园之阴凉一角，平静地传授自己的学说。这座花园坐落于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被称作“学园”。

他起初是数学家，后来逐渐转向政治学。在这方面，他为我们当代的政府管理学院奠定了基石。他本质上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坚信人类的进化是个稳步发展的过程。他教导说，人类的生活总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上升，从美好的形体，到美好的制度，再到美好的思想。

这些理论纸上谈来确实娓娓动听。但当柏拉图试图设定某些明确原则，作为自己心目中完美国度之根基时，他对公正的热切期望、对正义的向往，使他置其他一切考虑于不顾。他的理想国，一直被后世纸上乌托邦的创制者们，视为人类最终、最完美的政体。它是个奇特的共同体，精准表达了并继续在表达那些退伍军官的偏见——他们一直安享个人收入，喜欢穿梭于上流社会，对低等阶层极端不信任，唯恐后者忘了自己的“身份”，试图从本该归“上流社会”成员享有的特权里分一杯羹。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著作受到中世纪西欧学者的尊崇。在他们手里，著名的理想国成了对付宽容的可怕武器。

这些渊博的学者很容易忘记一点：柏拉图得出结论的前提，跟12、13世纪同行的那些前提大不相同。

例如，从基督教意义上来说，柏拉图根本算不上“虔诚”的人。他对先辈们信奉的诸神不屑一顾，把他们当作从遥远的马其顿来的乡巴佬。他曾经对史载的特洛伊战争中诸神的丑行深以为耻。但当他上了年纪，在自己的小橄榄园里久坐，被他祖国的各个小城邦之间愚蠢的争吵搞得怒火中烧，目睹原有的民主理想彻底失败的时候，他逐渐相信，某种形式的宗教对普通市民来说是必要的。否则，他的理想国很快就会陷入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他因此坚持认为，他的模范政体中的立法机构，应制定针对全体公民的行为准则，并强制所有自由民和奴隶遵守，不遵守者就要被处死、放逐、监禁。这听起来似乎完全背离了宽容精神，背离了良知的自由（苏格拉底不久前就为这些英勇而战），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用意。

我们不难发现他态度转变的原因。苏格拉底是生活在百姓中的人。柏拉图则惧怕生活，他从令人不快的丑恶现实世界遁入自己的白日梦。他当然知道，他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独立城邦的时代（不论那时代是想象的还是现实）已一去不返，集权的时代已经到来。不久，整个希腊半岛都将被并入马其顿帝国，该帝国的版图从马里查河畔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但是，在征服者的巨掌降于这古老半岛上桀骜不驯的民主制城邦之前，希腊诞生了造福人类的最伟大的一位哲人。他使世人对已经消亡的古希腊人永怀感激。

我说的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一位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对当时的学问，他无所不知。他对人类的知识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著作成为人类知识的采石场。此后连续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都可以从中尽情开采，也不会耗尽其纯粹学问的矿脉。

十八岁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离开自己在马其顿的村庄，来到雅典，在柏拉图学园聆听柏拉图讲学。毕业后他又到好几个地方讲学，直到公元前336年才返回雅典。他在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校，这就是著名的吕克昂学园。世界各地的学生很快慕名而来。

亚里士多德

奇怪的是，雅典人一点也不赞成在城内增加学园的数量。雅典城终于开始失去其原来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它那些更有活力的公民都移居亚历山大港、马赛以及其他一些南部、西部的城市，留下的净是因为太穷或太懒散而无法逃离的人。他们是以前自由民中的大众里墨守成规的残余分子。他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共和国的光荣，也是其不幸。他们原本就对柏拉图学园中的“勾当”不抱什么好感。柏拉图去世十来年后，他最著名的门徒又回到这里，公然讲授关于世界起源和神力有限等更大胆的学说。此时，这些顽固不化的老家伙神情严肃地摇着头，嘴里不停地嘟哝着恶语，咒骂他，因为他使雅典成了自由思想和不信神的代名词。

如果他们能为所欲为，他们一定会强迫他离境。但他们明智地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因为这位以温文儒雅和穿着考究而闻名的近视、壮实的绅士，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可忽视的人物，不是雇几个打手就能赶出城邦的无足轻重的教授。他本是马其顿帝国宫廷医生的儿子，和王子们一同长大。不仅如此，他刚完成自己的学业，就被指定为王储的家庭教师。在整整八年的时间里，他都与年轻的亚历山大朝夕相伴。这样，他赢得了有史以来权势最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保护。在亚历山大大帝去印度前线期间，管理希腊诸省的摄政王小心看顾着亚里士多德，生怕君王的密友受到伤害。

亚历山大的死讯一传来，亚里士多德就有性命之虞了。他回想起苏格拉底身上发生的一切，不愿重蹈覆辙。像柏拉图一样，他处处小心，避免将哲学和现实政治掺和在一起。但是，他对民主政体的厌恶以及对普通民众自主能力的不信任，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当雅典人怒气突发，将马其顿驻军驱逐出境以后，亚里士多德就渡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基斯。他死在那里。在他去世后的数月，雅典重新被马其顿征服，并为自己的不驯服而受到相应惩罚。

两千年后，我们很难发现亚里士多德被控不敬神罪的确凿证据。但就像雅典那个业余演说家之邦的通常情况一样，他的案子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他之所以不得人心，与其说是因为发表了会使雅典遭宙斯报复的令人震惊的新异端邪说，不如说是因为他对几个本地政界名流的偏见不屑一顾。

但雅典是否会遭宙斯报复，已无关紧要。

独立小共和国的时日已屈指可数。

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成了罗马帝国诸省中的一个。

此后就无须再费口舌争吵了，因为罗马人在大多数事情上，比希腊人在黄金时代还要宽容。他们允许臣民们自由思考，只要他们不质疑政治上的权宜之策——罗马的和平与繁荣，自古就安稳地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

尽管如此，激励着西塞罗同时代人们的理想，与伯里克利追随者怀有的崇高追求之间，还是有一点不易察觉的差别。希腊思想的老一代领袖们，把宽容建立于几百年认真试验和思索得出的若干明确结论之上。而罗马人则觉得，他们不需要预先研究。他们只是全不在乎，并以此为荣。他们只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是务实之人，对夸夸其谈嗤之以鼻。

如果别人肯把下午时光花在一棵老橄榄树下，讨论政府管理的理论问题，或月球对潮汐的影响，随他们的便好了。

如果更进一步，他们的知识可应用于实践，那值得重视。否则，哲学研究，连同唱歌、跳舞、烹饪，以及雕塑、科学等一起，最好统统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族人。仁慈的朱庇特创造了这些人，就是为给世界提供真正罗马人不屑一顾的那些玩意儿。

而罗马人自己则要致力于不断扩张的领土上的行政事务。他们要训练必要的外籍步兵和骑兵部队，保卫边远省份。他们要巡察连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道路。泛而言之，他们要把精力放在维持五百多个部落和民族间的和平上。

应该赞赏的时候，让我们不吝赞赏。

罗马人将工作做得很彻底。他们建立的行政架构，以各种形式一直延续至今，这本身就是不凡的成就。只要缴纳必要的税负，外加表面上对罗马主人立下的为数不多的行为准则表示尊重，那些被征服的部族就享有极大自由，信或不信什么，都各随己愿。他们可以敬拜一个神、十多个神，或一整座神庙的神，都无关紧要。但不管他们信奉什么，这个世界性帝国形形色色的臣民们都被反复告知：“罗马的和平”之所以成功，仰仗于普遍实践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原则。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得干涉邻人或同一座城中陌生人的生活。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神灵受了侮辱，他们不得到行政官那里讨什么公道，“因为，”提比略皇帝在一个重大场合说，“如果诸神认为自己确实蒙冤受屈，他们自己会解决的。”

所有类似的案子，都用这几句安慰的话打发了。人们被告知，不要把个人观点带到法庭上。

如果一群卡帕多西亚商人决定在歌罗西人中间定居，他们有权把自己的神祇带来，在歌罗西建自己的神庙。反之，如果歌罗西人因同样原因移居到卡帕多西亚人中间，他们也应享有同样特权，有对等的信仰自由。

竞争的宗教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罗马人之所以保持超然、宽容的态度，是因为他们对歌罗西人、卡帕多西亚人，以及拉丁姆之外居住的所有野蛮部落，都同样不屑。或许如此，我不知其对错。但实际情形仍然是，在约五百年的时间里，文明、半文明的欧、亚、非的大部分地区，都保持着彻底的宗教宽容。罗马人发展出一种治国术，以最小的冲突赢得了最大的实际效果。

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太平盛世已经到来，这种相互容忍的局面将永存。

但没有什么能永存，一个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更是如此。

罗马人征服了世界，但在这过程中，它也毁了自己。

上千个战场上，是它年轻战士的累累白骨。

近五百年的时间里，它最聪慧的公民，都将聪明才智浪费在治理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的艰巨任务上。

最终，恶果降临。

一个城邦统治全世界，这人力所不及的任务让罗马人身心俱疲。

然后，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整个一族人都厌倦生活，失去了生活的激情。

他们已经拥有了所有的乡间别墅，所有的城市房产，所有的游船，所有的马车，一切应有尽有。

他们发现自己拥有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什么都吃过了，什么都看够了，什么都听够了。

他们品尝各种口味的美酒，到过世界各地，与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谈情说爱。世上写就的所有书籍都进了他们的图书馆，所有的精美绘画都悬挂于他们的壁上，全世界最有才华的音乐家为他们的宴席演奏助兴。他们孩提时由最好的教师辅导，能学到应学习的一切知识。其结果是，美酒佳肴都失去滋味，所有书籍都显得无聊，所有女人都丧失了魅力。生活本身成了负担。许多人一有体面的机会，就想一死了之。

他们仅存一丝安慰，那就是对未知之物、不可见之物的思忖。

古老的诸神多年前就已销声匿迹。没有哪个聪明的罗马人，再相信傻乎乎的儿歌中关于朱庇特、密涅瓦的故事。

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建立，他们都宣扬仁爱、自我克制和一种无私而有益的生活之美德。

但这些太空洞了。在每个街头图书馆里，都可见到芝诺、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普鲁塔克等人的书籍，从书上读来不无道理。

但长此以往人们发现，这种纯理性的精神食粮缺少必要的营养。罗马人在享用精神宴席的时候，开始呼唤一定数量的“情感”成分。

因此，纯粹的哲学“宗教”（如果我们将宗教与过一种有益、高尚生活的愿望相联系，这确实算得上是“宗教”）只能吸引少数人，他们都属于上流社会，享有在高明的希腊教师手里单独受教育的特权。

对广大民众来说，这些精致的哲学毫无意义。他们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认为古代神话只是粗俗、轻信的祖先们的幼稚发明。但他们还未能达到“知识精英”的认识程度，去否认所有人格化神灵的存在。

于是，他们就做出在此情形下所有没受过太多教育的人们都会做的举动。他们表面上对罗马共和国官方认可的神灵毕恭毕敬。然后，为了内心的真正安宁和幸福，他们专心信奉诸多神秘宗教中的一种。在此前两百年里，这些神秘宗教在台伯河畔的古罗马城中，一直受到热烈欢迎。

我上面用的“神秘宗教”一词起源于希腊。它原指“通过秘密仪式才能加入”的集会。一群人被要求“守口如瓶”，以免泄露只有神秘宗教的真正成员才能知晓的玄奥天机。也正是这些天机将教徒们联结在一起，就像大学生联谊会的咒语，或海鼠独立修会的神秘符咒一样。

然而在公元1世纪，神秘宗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信仰、教派或宗教仪式。如果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请谅解我在时间上的混乱）离开长老派教会，加入基督教科学派，他将告诉邻人，他转到了“另一个神秘宗教”。“教会”“礼拜堂”“上帝之屋”等是后来才出现的，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这些词。

如果你碰巧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想知道罗马究竟发生了什么，请下周六买一份纽约报纸。什么报纸都行。在上面你会发现，四五个专栏里都是新教义、新神秘宗教的广告，它们来自印度、波斯、瑞典、中国等十几个国家，都包你获得健康、财富和永远的救赎等。

罗马和我们这个大都市的情况相似，也充斥着各种引进的和土生土长的宗教。国际化大都市难免如此。从小亚细亚北部覆盖着葡萄藤的山坡，传来了西布莉教，弗里吉亚人尊崇西布莉为诸神之母。对她的崇拜带来如此无度的情感放纵，以致罗马警察不得不多次关闭西布莉神庙。罗马最终通过严刑峻法，禁止继续宣扬鼓励公众酗酒和其他更放纵行为的信仰。

埃及这块悖论与神秘之故土，贡献了数位奇特神祇，如奥西里斯、塞拉皮斯、伊西斯等。对于他们，罗马人就像对阿波罗、德墨忒尔、赫尔墨斯一样，早已耳熟能详。

至于希腊人，他们在数百年前，曾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美德之上的，由抽象真理和实用行为准则构成的基本体系。而如今，他们给那些坚信神像和焚香的外族人提供的，却是阿提斯、狄俄尼索斯、俄耳甫斯、阿多尼斯等著名的“神秘宗教”。从公共道德的角度来看，这些神都不是无可指摘，但他们却广受欢迎。

一千年来经常光顾意大利海岸的腓尼基商人，已使罗马人对腓尼基的神巴尔（耶和华的首敌）和他妻子阿施塔特非常熟悉。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中心为阿施塔特这位奇特的神建了一座“高台”，让他忠诚的臣民大为惊诧。在争夺地中海地区统治权的漫长争斗中，这位可怕的女神曾被视为迦太基城的保护神。最终，在她位于亚、非的神庙被废之后，她又以最令人尊敬的、一本正经的基督教圣人的面目重返欧洲。

但所有神灵中，有一位最为重要，因为他在军队中流传极广。现在，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头之间的每堆标示罗马边界线的废墟下，仍能找到其破碎的神像。

他就是伟大的密特拉神。

据我们所知，密特拉曾在亚洲被奉为光明、空气和真理之神。我们最早的祖先占据了里海低地平原那块丰饶牧场，并做好准备在后来称作“欧洲”的山川谷地上定居之前，他就在那里受到人们崇拜。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密特拉神是所有美好事物的馈赠者。他们相信，尘世统治者仰仗他万能意志的恩惠，才得以行使自己的权力。他周围永远环绕着天火。作为他神圣恩惠的象征，他有时会把天火赐一点给那些将被委以重任的人。如今他虽然已销声匿迹，但中世纪仁慈的圣徒们身上萦绕的光环，仍使我们想起基督教会尚不存在的几千年前这一古代传统。

他长期享有极高尊荣，但想要略为准确地重现他的生活，却难之又难。原因很清楚。早期基督教传教士们对密特拉的仇视，远胜于对日常常见的神秘宗教的仇视。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这个印度神是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清除能让人想起密特拉之物。他们做得很彻底，所有密特拉神庙都无影无踪了，关于该宗教的文字证据连块碎片都没留下，尽管在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它在罗马的普及，相当于循道公会或长老会在美国的流行程度。

然而，借助来自亚洲的一些资料，并通过在一些废墟的仔细搜寻（在炸药发明之前的年月，不可能将这些废墟完全毁掉），我们现在可以克服最初的障碍，较准确地掌握这位有趣的神及其所代表之物的情况。

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密特拉从一块石头中神奇诞生。他刚进摇篮的时候，附近几个牧羊人就过来敬拜他，并赠他礼物，逗他开心。

在孩童时代，密特拉经历了各种奇异冒险。其中不少事很像赫拉克勒斯的那些功绩——就因为这些功绩，赫拉克勒斯成了希腊儿童心目中的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经常很无情，密特拉却一直与人为善。有一次，他与太阳角力，将太阳打败。但他获胜后非常大度，使得太阳和他后来亲如兄弟，人们常常分不清谁是谁。

当罪恶之神降旱灾于人间，威胁人类的生命，密特拉把箭射向一块石头。看哪！泉水喷涌，浇灌干裂的土地。凶神阿里曼（密特拉之首敌）想用滔滔洪水实现其罪恶目的，密特拉得知后就向一个人发出警告，要他建一条大船，载上自己的亲属以及牲畜。这样，他使人类躲过了灭种之灾。最终，在尽其所能，将人类从自己酿造的恶果中拯救出来后，他被送往天堂，永远管理正义者和公正者。

想加入密特拉教的人，必须通过一个复杂的入教仪式。他们需在仪式中吃面包、喝酒，以纪念密特拉和他的朋友太阳共享过的一次著名晚餐。此外，他们需在圣水中受洗，还做很多别的事。这些事在我们看来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种宗教形式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绝迹。

一旦加入了密特拉教，所有信徒都被一视同仁。他们在同一个点燃香烛的神坛前祈祷，他们唱同样的赞美诗。每年12月25日，他们一起欢庆密特拉的诞辰。此外，他们在每周第一天都不工作。为了这位伟大的天神，我们现在仍将这一天称作“太阳日”（星期天）。最后，当信徒死后，他们被一行行排列整齐，耐心等待复活之日的到来。在那一天，所有的好人将得到好报，升入天堂，而恶人将被投入地狱永恒的烈火中。

形形色色的神秘宗教的成功，以及密特拉神在罗马士兵中的广泛影响，表明人们对宗教绝非漠不关心。实际上，在罗马帝国早期，民众在焦躁地寻找什么，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

而在公元47年的年初，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条小船离开腓尼基，前往别加城——别加是去欧洲大陆的第一站。在旅客中，有两位没带什么行李。

他们是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一人持有罗马护照，对非犹太世界了如指掌。

这是一次永载史册的旅程的起点。

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