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全球化与银本位

13世纪，席卷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使原本孤立的东西方文明首次产生紧密连接。

1368年，元朝灭亡。

一鲸落，万物生。中华、西欧、阿拉伯和俄罗斯四支文明开始竞逐蒙古人留下的权力空间，拉开了世界史的新序幕。

在此背景下，明朝与以往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即使官方坚持朝贡贸易和农业财政，并在疆域方面放弃元朝的扩张政策而呈现出内敛倾向，但因漫长海岸线上的广泛走私（一些官员甚至长期主张外贸与外交脱钩，认为外商只要缴纳关税，就该允许其进港卸货，而不当同“朝贡”绑架到一起），中国还是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当中。

随着棉布、茶叶、丝绸、瓷器畅销全球，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深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而其他国家能够输入中国的产品却寥寥无几，除了银子。

隆庆上台后顺应时势，废除海禁，史称“隆庆开关”。很快，中国便成为全球白银的“吸泵”。

隆庆五年（1571年），西班牙人攻克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美洲—菲律宾—中国”的贸易线成形，在明亡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向中国输入白银近5 000吨（1.6亿两）。

当时的全球化就是一个大三角：中国商品被运到欧洲，欧洲派殖民者到美洲开采白银，再把银子通过太平洋输送到中国。

远方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无数富商大贾。

据于慎行记载，连北京那些卖酱、卖肉和卖酒的小生意人，资产千万以上的大有人在。而嘉靖年间的无锡首富邹望，根据清代笔记《花村谈往》的记载，更是任性到敢跟在家丁忧（因父母亡故，官员返乡守丧）的礼部尚书顾可学斗法。

话说邹望为给亡母超度，请了一百多号僧人，大摆风水道场，一不留神便把顾家的老宅给拆了。

作为严嵩的同党、嘉靖的宠臣，顾可学岂肯善罢甘休？一个招呼就让无锡知府把邹望扔进了监狱。

结果，邹望一边蹲班房一边给顾可学上了生动的一课：对不起，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先是无锡的商人联合起来罢市，知府如遭雷磔，急赴顾府劝解。

顾可学犹不信邪，直至顾家的人买不到柴米油盐，几近断炊。

随后，顾可学发现自己贴身携带的印章竟被人调包，换成瓦砾。毛骨悚然的他终于低下骄傲的头颅，与邹望讲和。

事实上整个东南半壁，唯一能跟邹家一战的土豪是人称“安百万”的安国。

与邹望同列严世藩版“福布斯排行榜”的安国也是无锡人，光在松江就有田产两万亩，兴趣爱好是做公益。他为平倭寇、办学校、赈灾荒、疏河道撒了不少银子，眉头都不皱一下。

相比于慈善家，安国更喜欢打造的人设是旅行家与收藏家，没事就带着一帮清客四处游历。每至一地，必有官员迎送宴饮，赋诗赠行，排场之大，俨然达官显贵。

好风雅的安国走到哪儿诗便写到哪儿，后编成一部敝帚自珍的《游吟小稿》。惜其才华有限，文笔跟“老干部体”有一拼。

不过没关系，安国组团出行的主要目的是收罗古玩玉器和珍本古籍。从赵孟頫的书画到北宋珍拓的石鼓文，无论对方出价多高，安国永远只有一个字：买。

不差钱到这种地步，自然吸引了奔走相告的画家。好古却不泥古的安国来者不拒，只要看上作品，价格不是问题。

出手阔绰的安国迅速赢得士林的好感，王世贞替其新落成的园子撰文，生性寡淡的丹青圣手文徵明赠其手书的诗作。

安国再接再厉，投资书坊，用“铁画银钩，锋棱毕现”的铜活字降维打击传统出版业，印制了很多被后世视为奇货的善本。

安国死后未久，人民富豪罗龙文续写商海传奇。

墨工出身的罗龙文凭一己之力开创了一个享誉四海的“墨水帝国”。由其出品的“罗小华墨”质理坚朴，气息苍深，连嘉靖都爱不释手，时价一度炒至“一螺值万钱”。

跻身巨商之列后，罗龙文同秦淮名妓王翠翘谱写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恨情仇，还助抗倭总指挥胡宗宪诱杀与汪直齐名的大倭寇徐海，人生之传奇堪比好莱坞大片。

世风演变，涤荡人心。

想当初朱元璋规定只有官员才能穿戴丝绸，民间无论多富，一概只准着布衣。时至明末，禁令早已废弛，社会风潮是“弃儒就贾”，就像“二拍”的作者凌濛初所说：“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其实，经商热情如此高涨，跟商税低和逃税方便密不可分。

晚明的很多官员成了平民或商人的代言人，认为理想的社会就该藏富于民，用“前七子”之一王廷相的话说就是：“宁缓公家之需，而不忍夺民之有。”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有税关一年只收三个月的税，其余时间自由放行；有官员让商人自行申报收入，缴税多寡全凭自觉。

而这些玩忽职守的行为，均被当作“仁政”四处宣扬。

万历十八年（1590年），石星接替宋纁任户部尚书。新官上任，干劲十足的他卖力清查各地弊政，增加国库收入。

某日候朝时，石星告诉已升任吏部尚书的宋纁，说他最近查出某省有闲置银子若干，可供国家使用。

宋纁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说朝廷的钱粮宁可放在地方不用，也不要都查出来收归中央。如果让皇上知道各地的闲置资金数，很容易生出奢侈之心。留在当地，还不一样是国家的。

对宋纁的这套逻辑，时人的评价是“老成练达，有古大臣之风”。

官员纵容甚至帮助商人避税，势必造成重商抑农的社会风气。而当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后，商业与农业的失衡则进一步加剧。

所谓一条鞭法，简言之就是以银子统一折算赋税。很明显，施行的前提是白银供给充足，并且已成为主要货币。

此前，纳税有现金、粮食、布匹以及替政府服徭役等多种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事物和事务的实际价值波动很大，每一次变化都给基层官吏提供了盘剥百姓的机会。

而全部折成现银，不仅收税的效率提高，成本降低，腐败的机会也减少了。

真有这么完美的事？

了解国情的都知道，纯属做梦。

为保证新法顺利落地，张居正的赎买政策是“火耗归私”。

榷税改银后，农户上交的都是碎银子，官府要将之熔炼成锭。在此过程中会损耗一些银两，俗称“火耗”，而这部分钱是需要纳税人补齐的。

朝廷虽规定了火耗的额度，但地方官为私吞差额绞尽脑汁地提高辖区的火耗，而张居正为调动基层落实新政的积极性，对此熟视无睹。

这倒比较符合他的人设。

张居正从来就不是什么重整乾坤的改革家，对官场陋规安之若素，绝无触及深层问题的雄心。一条鞭法不是他的发明，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顺势而为，保守治疗，而非将乱麻彻底解开。

当然，考虑到黄册（全国户籍和土地的统计报告）常年造假，人口流动日趋增强，张居正内阁的行政效率已然不低，毕竟通过普查丈量出三百多万顷（与弘治朝的数据相比）隐瞒的土地，把每年的田税收入从两百万两提高到四百万两，使国库盈满，贯朽粟陈。

然而，由于一条鞭法对白银的依赖，理财能手张居正给大明埋下一个不易察觉的隐患，即自产银的有限使明政府无法行使白银的铸币权和发行权，市场上的银子基本是由东南沿海的巨商从“丝（丝绸）、银（白银）对流”的国际贸易中引进的，这相当于国家把金融命脉委之于商人，并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与寰球共冷暖。

可惜没暖多久，天就凉了。

1618年，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西班牙把美洲的白银都拉回去做军费了。而结束了战国乱世的日本，也开始加强对银矿的管控。两者一叠加，明朝的白银供给迅速枯竭。

与此同时，铜币的数量却没有变化，这导致其与越发稀缺的白银相比，贬值严重。

于是苦了底层贫民，因为他们兜里压根没几个银子，都是铜钱。而按一条鞭法的规定，要把越来越不值钱的铜兑换成银才能交税，负税只会与日俱增。

更严重的是，一条鞭法把征税主体从“人”变成了“地”，结果便是那些财富形式易于转移且流动性强的商人轻轻松松避税，而从事农业或定居的人则只能老老实实缴税。

最后，有银无地的商人越来越富，有地无银的农民却越来越穷。

随着白银供给不足，银价飙升，自耕农不堪其苦，纷纷“诡寄”，把田产挂靠到乡绅名下，致使农业持续萎缩而税源不断流失。

到了崇祯朝，天灾频仍，刀兵连绵，两线作战的政府被迫竭泽而渔，在“辽饷”的基础上又先后向民间加派“剿饷”与“练饷”。

以前由于税基不明，加税麻烦，可现在拜张居正所赐，全国土地的信息被摸得一清二楚，征缴的环节也大大简化，割起韭菜来那叫一个兔起鹘落。

于是，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好加入“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够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大家快活过一场”的大合唱。

面对狼烟四起的社会现实，本就喜欢将金银铸成器皿和首饰的贪官巨贾纷纷将白银窖藏于地下，使其退出流通领域，连拉动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作用都不起了，进一步加剧了帝国的银荒。

1642年，饮鸩止渴的崇祯要求户部发行五千万贯纸钞，“一贯价一两”。对此，时人评论说：“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