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齐福不齐
抚今追昔，恍如隔世。
遥想万历初年，四海升平，物阜民丰，思想解放与经济繁荣相辅相成。席卷天下的泰州学派发扬阳明心学里众生平等、人格独立的精神，在晚明大放异彩，催生了公开非议孔子的自由主义先烈李贽。
早在十二岁那年，李贽就以一篇《老农老圃论》挖苦视种田人为“小人”的孔子，长大后更是宣称“六经”若非史官与臣子的夸大其词，便是迂阔门生零星散碎的笔记回忆，等整理成书后，后人不察，还以为都出自圣人之口，于是尊之为经，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退一步讲，纵使都出自圣人，也不过是针对一时一事的有感而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岂可当作万世不易之法？
虽说泱泱华夏从不缺标新立异之徒，但李贽无疑是最纯粹的那个，真实到把科举和做官当成谋生手段，从不夸夸其谈，职业操守与群众口碑比那些将“忠君爱民”挂在嘴边的口号大王好得多。
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祖辈曾是伊斯兰教徒。
自唐代起，泉州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到了宋元，随着北宋失去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以及南宋迁都导致的经济重心南移，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一举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和繁华的国际大都会。波斯商人在此繁衍生息，摩尼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和平共处，政府官员里甚至能看见阿拉伯人的身影。
时人用“风帆遮天蔽日，货物堆积如山”形容泉州的盛景，事实上其标签除了“吞吐量巨大的海港”，它还是重要的手工业基地，出产的德化瓷与泉州缎畅销南洋和西亚。
进入明朝后，泉州虽因海禁不再是亚洲商贸的枢纽，但其独特的地位仍使之在日本游戏《大航海时代》中存在感颇强。
而李贽，作为一个从小在这座被多元文化和商业文化浸染的海边城市长大的人，势必缺乏对儒学应有的尊重。
他二十六岁中举，因抗拒腐败活得非常艰辛，简直可以说是给食利者阶层“丢脸”。
此外，他吃谁的饭就砸谁的锅，对八股取士冷嘲热讽，说只要背上三五百篇范文，在考场上审对题目默写一篇，保准高中。
李贽的说法并不新鲜。那些培养了一茬又一茬金榜题名者的时文大师（如同现今公务员考试培训市场上的金牌讲师）很多是屡考不中的科场败将，被舆论讥为“安（鸡犬升天的主人公刘安）之鸡犬皆得升天，而安反久滞于地上”。
科举成了笑话，“考编”只为糊口——有此认知的李贽觉得继续冲击进士成本太高，不如直接上班，结果在学历歧视严重的官场长期蹭蹬于基层，苦干二十余载才奋斗成云南姚安府的知府。
为承担养家重任，在这黑暗的二十余年里，李贽忍受孤独，每天都在苦海中煎熬。
主政姚安后，李贽因地制宜地用“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的思想推行“尚宽大，务简易，循自然”的政策，把少数民族聚集区治理得井井有条。
上司大为满意，准备向朝廷举荐，却不知自己这个下属已抑郁到要靠躲进洱海边的鸡足山读佛经疗伤的地步。
五十五岁这年，决心不再当狗（李贽曾自嘲“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的李贽逃离体制，重新出发。他来到湖广省黄安县，寄居在耿定理家，讲学论道。
俗话说狐死首丘，告老还乡，提前退休的李贽不回泉州，却赖在朋友家不走，有些不合常理。
虽说跟耿定理早就有约，且志同道合，但真实原因在于李贽已视家乡为樊笼（根据户籍制，李贽一回家就会被地方登记造册，成为监控人口），曾言：
夫人生出世，此身便属人管了……入官，即为官管矣。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我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归有光殷鉴不远，李贽选择远离宗族的湖广作为终老之地，还是很机智的。
问题是李贽当过知府，又有名望，阖族上下都指望他照顾提携，岂肯善罢甘休？于是，膝下无子的他被族中长辈强行指定了一个侄子作为继承人，这引起了李贽的强烈不满。
在事先写好的遗书中，提起这个侄儿时，李贽说：“李四官若来，叫他勿假哭作好看，汝等亦决不可遣人报我死。”
看过太多为争遗产大打出手的人伦闹剧，李贽毫不留情地拆穿血缘亲族之间的虚情假意。而之所以如此决绝，也跟命运的鞭挞过于酷烈有关：上天在短短几年之内相继夺走其父、其祖父以及两个儿子、两个女儿的性命。
两个女儿是在辉县饿死的，而辉县教谕（相当于教育局局长）正是李贽仕途的起点。
三十三岁那年，他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本以为好日子要来了，岂料到任没多久便接到父亲的讣告，只好回泉州丁忧。
三年期满后，李贽携妻儿赴京候缺，这一等又是一年多，穷得几乎无以为继，只能借人馆舍，以教书维持开支。
好不容易等到北京国子监博士的空缺，又传来祖父的死讯。由于父已不在，李贽必须替父丁忧，而他的两个儿子此时已因颠沛流离的生活夭亡。
赤贫的李贽无力再带全家南下，只好把朋友送的“份子钱”一分为二：一半用来料理丧事，另一半在辉县置了些薄产，安置妻女。
又三年，守丧完毕的李贽风尘仆仆地赶回辉县，却得知一个令他心碎欲绝的消息：两个女儿在灾荒中饿死。
原来，河南时遭大旱，管理河道的官员因索贿不成，竟将所有泉水引入河槽，不许百姓灌溉。
李贽泪流满面，与妻子“秉烛相对，真如梦寐矣”。
往事不堪回首，为数不多的暖调只存在于初识阳明心学，以及同利玛窦讨论“日心说”时……
李贽在耿家当了三年门客兼塾师后，耿定理去世。
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乃正统理学家，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不能容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李贽，将他撵出家门，并与之展开长达十年的激烈论战，斥其“遗弃人伦”。
无家可归的李贽借宿于麻城（今湖北省县级市）的一间佛堂，其妻也只好返回泉州，不久便撒手人寰。李贽痛彻心扉，悼文写得催人泪下，说自己没有一夜不梦见她。
即便如此，仍不还乡。为了让族人彻底死心，他决定剃发。
倒也不是遁入空门，因为李贽曾坦言：“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这纯属行为艺术，懒得搭理俗人。
听到风声的麻城知县邓鼎石曾登门劝解。
作为一县之长，他有维护本地“风化”的责任，故劝到最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甚至抬出老母，说此行是奉母命而来。
根据邓鼎石的转述，邓母是这么对儿子讲的：“尔若说我乍闻之整一日不吃饭，饭来亦不下咽，李老伯决定留发也。且汝若能劝得李老伯蓄发，我便说尔是个真孝子，是个第一好官。”
然而李老伯已铁了心，在给心学同道、状元出身的藏书家焦竑的信里说：
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
剪了头发，无牵无挂，李贽索性掀翻天地，一边痛批程朱理学，一边指责那些一本正经的道德法官都是蝇营狗苟的伪君子。
在他看来，人人都有私心，孔子也不例外，无须大惊小怪。必有个秋天收获的私心，农夫才肯用功种田；必有个当人上人的私心，士子才肯用功读书。做官的目的就是名利，与其像假道学一样打着为国为民的幌子骗人骗己，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
从这个立场出发，李贽成了“东方的亚当·斯密”，重视物质生产，肯定工商业者，揭示了私有制社会最基本的事实。
当然，除了伪君子，历史上也有不少纯正的节义之士，但他们在李贽那儿得到的依然是差评，因为李贽认为这些人往往在国家衰亡之际仗义死节，博得名望，却无补于国家大事。
所以，忠孝节义是“败亡之征”。
李贽的言论让耿定向等反对派痛心疾首，并惹出“常年狎妓，私通寡妇”的绯闻，闹得满城风雨。
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李贽声称，妇女的所谓“短见”是因为她们的生活受到很多限制），李贽丝毫不以为意，跟自己孀居的女弟子过从甚密，赞其“虽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讲学时遇有学生携妓来听，也微笑以对，说这也比跟道学先生做伴强。
一个光头“和尚”给一群裹脚的妇女授课，号召她们挣脱礼教的束缚——这样的情景不是在民国，而发生在明代。
对耿定向整日自诩“热心肠”的行为，李贽感到哭笑不得：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人尽如此，我亦如此，公亦如此。自朝至暮，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我怜东家之饥矣，又思西家之寒难可忍也……
由于憎恨“两面人”，李贽甚至宣称君子误国，尤甚于小人，因为“彼盖自以为君子而本心无愧也。故其胆益壮而志益决，孰能止之”。
除此之外，李贽还做过许多翻案文章，善于从似乎毫无道理之处立论，令人耳目一新。
比如被视为人性弱点的“贪生怕死”在李贽眼中是“学道之本”——圣人“唯万分怕死，故穷究生死之因”，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更是“怕死之大者”，因其意无非“朝闻而后可免于死之怕也”。
再如“苦乐相因”，深谙命运叵测的李贽指出：
人知病之苦，不知乐之苦——乐者苦之因，乐极则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乐——苦者乐之因，苦极则乐至矣。苦乐相乘，是轮回种；因苦得乐，是因缘法。
李贽写过一篇《赞刘谐》的小品文，说朋友刘谐偶遇一个高屐大履、宽袍博带的道学家，自称是孔子的徒弟。
刘谐随口道，你是他徒弟，我还是他哥呢！
道学家大怒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
刘谐笑答，万古长如夜？怪不得孔仲尼出生前，大伙都靠白天点蜡烛过日子。
在李贽看来，很多信孔教的如矮子看戏，根本看不见里面在演啥，只好跟着瞎起哄。他坦承自己年轻时亦如此，后来开悟了，才反对人云亦云。
虽然李贽的文章猛烈如炽火，奔腾如飞瀑，但晚年的他血亏气虚，多病寡欲，已无能力纵情声色。对那些无中生有的指控，他本可强硬回击，然其不仅不置一词，还故意放荡不羁，就是想身体力行自己的主张：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
其实，情色小说在晚明欣欣向荣，一肚子男盗女娼却官运亨通，甚至立言立功者不乏其人，比如有断袖之癖的胡宗宪。
但李贽非要点破，这就让很多人心理上接受不了，纷纷指责其“以黑为白，以苍为素”。
然而，崇拜李贽的人又尊他为“斥虚文而求实用，去浮理而揣人情”的先知，如痴如狂，譬如“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
公安派是晚明影响力最大的文学流派，反对拟古文风和语言技巧，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是李贽“童心说”在创作中的具体实践。
所谓童心，用李贽的话说就是“真心”：
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
永葆童心的李贽，读个书都跟打仗似的，还给焦竑去信分享心得：“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极好的景致），未易告语。”
在他眼中，“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因为真正的好文章，妙处不在遣词造句，而来自作家“蓄极积久，势不能遏”的本能与冲动。
此等“原力”，三袁皆有，非要比试的话，老二袁宏道最高，老三袁中道次之，老大袁宗道又次之。但对李贽的追捧，三人难分伯仲。
袁宗道写信吹捧，说：“读翁（李贽）片言只语，辄感精神百倍。”
袁宏道推崇李贽的《焚书》，认为其“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
袁中道则直接称李贽为“今之子瞻（苏轼）”，说他有洁癖，爱扫地，不喜俗客。志趣相投的，可镇日言笑；意所不契者，则寂无一语。平日“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
三袁见识超群，却独尊李贽，只因痛苦相通——当一个智者看透了世界的虚妄以及命运晴天送伞、雨天收伞的本性后，他原本打算按自己的意思过一生，却被家族牵累，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