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拔鹅毛，听鹅叫

早在正德元年（1506年），明朝君臣就因钱的问题大吵过一架。

彼时，太监崔杲被派往江南督造龙袍，以筹措经费为名向长芦盐场奏讨往年支剩的一万二千张盐引，遭到户部尚书韩文的拒绝，理由是两条祖制：

一、食盐专卖的收入必须用于边防军饷，不得移为他用；

二、内廷织造的费用向由内库承担，即便事急从权，由户部筹款，那也是专款专用，绝无挪用盐课之理。

正德皇帝朱厚照否定了韩文的意见，与群臣顶牛。谏疏连绵不绝，一致认为崔杲“假公售私，贪求无厌。利归于己，怨归于上”。

为打破僵局，内阁提出折中方案：一万二千引盐，一半拨给盐引，一半支付价银。

朱厚照不干，诘问为何不能全给盐引。内阁首辅刘健索性挑破潜规则：盐引多有夹带，有时一张甚至可以夹带数十引。长此以往，必致私盐热销，官盐衰颓。

此役虽以朱厚照的妥协而告终，但自力更生的他从此迷上了开“皇店”，让宦官在京师内外经营寺院、田庄甚至妓院。

不仅如此，朱厚照还扮作商人到皇店练习砍价，折腾累了就在长廊下稍事休息，焚膏继晷的程度堪比带货网红。

联想到朱元璋当年在“忆苦思甜”报告《御制皇陵碑记》里声泪俱下地说昔日祖父、父亲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席子一包就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观念也许早就写在朱家子孙的基因里，一旦掌权，整天担心没钱花。

到1596年，紫禁城失火，皇极殿（太和殿）、建极殿（保和殿）、中极殿（中和殿）、乾清宫和坤宁宫严重损毁，万历惊慌失措，结果便是手握皇令的太监倾巢而出，奔走于五湖四海，开矿征税。

所谓开矿，即风闻某地有矿，便强令富户或地方政府承包开采，摊派指标。至于能挖出多少，就不是矿监所关心的了，反正不达标你得自掏腰包补足；而征税，则是在原有钞关之外广设税卡，把走南闯北的行商吓得不敢出门。

矿监、税使专挑经济发达的地区收割，指某人曰“彼有矿”，则其家立破；指某人曰“彼漏税”，则其橐（口袋）立罄。一番吸髓饮血下来，所经之处“贫富尽倾，农商交困”。

如此明索暗取，上缴给万历的却不过十分之一，剩下的钱全被宦官中饱私囊，乃至不少大太监家“金银珠宝堆积如山，玲珑异物充塞其门”。

搜刮无度的结果就是民变四起，连国际友人利玛窦都留意并记录了一场发生在临清的暴乱——由于冲击税监衙门并打死太监马堂的家奴，为首的商贩王朝佐被公开处斩。

临刑前，王朝佐神色不变。观者如潮，无不叹息泣下。

临清知府李士登在王朝佐死后亲赴王家，抚恤其母与其妻。不久，市民集资建立了祭祀王朝佐的祠堂。

两年后，声势更大的“织佣之变”于苏州爆发，破产织户和失业染工在丝贩葛成的率领下暴动三日，殴毙多名税官，提出罢税要求。

苏州经济富庶，与其他城市相比，税负向来不轻。

若在平时，倒也没什么，因为苏州不仅是江南丝织业的中心，丝织品加工业（如染色）也很发达，“凡有饮水处，皆闻织机声”。

然而，除少量官营织机外，大部分织机在寻常百姓家。这种家庭作坊的抗风险能力很差，利润不稳定，导致受其雇用的织工也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织佣之变”的起因是太监孙隆就任苏州织造，奉命“带收税课”。

收税是官府的事，织造局作为央企，本职工作是替宫廷采办丝织品，却因万历的任性揽起了税官的活儿。

不久，苏州发生水灾，粮食和蚕丝同时减产，而为完成当年的敛财额度，孙隆不顾民生之艰，对织户加税，还派人到基层查税，以至于进出苏州城的一只鸡、一捆菜都得交税。

彼时，由于“榷网之设，密如秋荼”，外地商人已不来苏州采购。织户的产品卖不出去，只能停产，从而连带着染坊也没有生意，纷纷歇业。

在此背景下，孙隆还要加征，织户便只剩“杜门罢织”一条路可走了。

于是，苏州的织工和染工皆成无业游民，在葛成的振臂一呼下决定“杀棍逐孙”。

所谓“杀棍”，就是干掉帮孙隆查税的爪牙税棍，比如黄建节。

方起事时，葛成便撞见黄建节在其掌管的税卡敲诈一个卖瓜者。此人入城时已缴纳瓜税，卖掉瓜后在城内买了四升米，没想到出城时又被要求留下一升充当米税。

葛成手下的两千多名工人路见不平，群殴黄建节，将之打死。

随后，除孙隆在地方官的掩护下逃往杭州外，其所派出的收税恶霸均被葛成的队伍一一铲除。

事后，葛成投案自首，入狱时“哭泣送之者万人”，还被苏州知府朱燮元尊称为“葛贤”。

朱燮元有此反应并不奇怪。

在抗税者包围织造局的紧急时刻，孙隆曾要求朱燮元派兵镇压，结果遭到婉拒，还被他绵里藏针地教育了一通，说士兵是用来抵御外寇的，本官不能锄奸，以至于召乱，再发兵击之，就是错上加错了。而且众怒难犯，这么做何异于抱薪救火？

十年后，六十三岁的葛成遇赦出狱，被百姓冠以“葛将军”之名，画像挂满民宅，以求辟邪挡灾。

事实上，朝中反对矿税之声一直不绝于耳，以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和叶向高为代表。

但若论执行力，三者加起来也不如凤阳巡抚兼漕运总督李三才——此人打击税监陈增的操作堪称吊诡。

话说陈增盘剥民脂民膏的方法简单粗暴：令手下诬陷富户私藏违禁物品，然后破门而入，尽掠其财。

御史和地方官交章弹劾，万历一概不睬。

李三才按兵不动，暗中收买中书舍人（内阁文秘）程守训（陈增党羽）家一个受了酷刑的奴才，让他向陈增告密，说程守训不仅贪墨了四十万两税银，还私藏龙衣。

陈增出宫前只是御马监的一个六品奉御，没见过世面，一着急便去找李三才请教。

李三才建议他向皇上汇报，这样不仅可以撇清干系，表明忠心，还能显示自己大公无私，办事勤谨。

于是陈增向万历告发程守训，使其获罪，供出贪污税款之事。万历始知税监舞弊，触目惊心，对陈增的信任大打折扣。

而陈增的党羽目睹程守训的下场，心灰意冷，敛财的动力每况愈下，导致陈增进奉的税额减少，这进一步印证了万历的猜测：竖宦果然不干净。

即便如此，陈增依旧稳如泰山，继续肆恶。

由此可见，万历并不糊涂，反而明知故犯。

针对怨谤日腾、中外离心的局面，他曾多次下诏，承诺修好宫殿就停派太监。

最后的结果却是自踞炉火，恋恋不舍，何也？

厌恶东林自然是首要原因。这股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的清流是反对他立朱常洵为太子的中坚力量，并且不缺钱。

东林八君子之一高攀龙的爷爷当过县令，父亲是放高利贷的；顾宪成他爹作为一个小商人，虽因家里男丁多而手头不太宽裕，但祖上也是江南望族，社会关系很广。

有此饶益之家境，方能豪情万丈地喊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顾宪成对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推崇备至，认为是“千古绝调”。在他看来，“义”与“利”相辅相成，并无高下之分，这一改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成见。

而且，论出旁人倒也罢了，可偏偏来自“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之口，时代风气不难想见。

其实，此前有个叫汪道昆的福建巡抚已替商人群体代言。

这位戏曲名家、抗倭名将曾说，古时儒优于商，可我的家乡却是商优于儒；求儒不得，就去经商，反之亦然。二者各有功用，各随所愿。

徽商出身的汪道昆与张居正以及文坛盟主、“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是铁哥们儿。汪道昆对二者的大力投资让他官至兵部侍郎，也使名满天下的王世贞公然将其与自己并称。

身份的界限越发模糊，追根溯源，首开风气者当属王阳明。

他以一代宗师的身份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撰写墓志铭，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应给予工、商与士、农同等的地位，甚至颠覆性地认为：诚信的商人比利欲熏心的士人更值得尊重。

观念是时代的产物。

建政之初，朱元璋颁布了史上最严户籍制，规定凡出门逾百里者，必须到官府办理“路引”，否则抓住即打八十棍，遣送原籍。若有人不知下落而邻居竟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同时，医生和占卜先生也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厌恶自由职业的朱元璋还不遗余力地打击“斜杠青年”，将全体国民划分为军户、民户和匠户等若干种类，代代世袭，不能转职。

即使你点错了技能，比如你爹是裁缝，那你就算天生没手，也必须子承父业。

这么搞看上去是因为朱元璋出身盲流，为防止流氓无产者在神州大地上东奔西走，复制他的成功经验，其实是锁死每种产品的供需关系，让全国人民都直接向他交租，使交易活动降到最低水平。

这套严格的计划经济有一个好处，即对货币的需求量很小。

古代中国，银矿稀少，流通货币主要是铜钱。

可问题是铜矿也不丰富，故历史上的“灭佛运动”除因和尚不事生产，侵占民田外，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把佛像熔了制作铜币。

当然，短缺严重时政府也会发行铁钱，但由于其易于私铸，造假成风，所以始终未能撼动铜钱的地位。

货币紧缺，生产力却在发展，结果便是通货紧缩（商品供大于求，货币供给不足）。

“通缩”的周期里，东西会越来越便宜，甚至低于成本价。

那还生产它干吗？越卖越亏。

于是交易减少，百业萧条。

宋朝的应对之道是发行纸币“交子”，朱元璋照猫画虎，设计了一套“大明宝钞”，但因缺乏“准备金”的概念（有多少贵金属就发行多少纸钞），肆意滥发，故宝钞从面世之日起便开始贬值。

发行15年后，钞值贬到官方定价的四分之一。发行60年后更是贬值千倍，形同废纸。

户部经调查发现，即使有“禁止银铜流通”的祖制（朱元璋颁布）在，坊间交易还是只用碎银和铜钱，宝钞根本没人用。

虽如此，因祖宗之法不可违，明廷始终没有废除宝钞，即便它只剩下象征意义，沦为逢年过节皇帝赐予大臣的赠礼。

随着市场回归“铜银本位”，储量不足的老问题再次横亘到帝国面前。

幸好赶上大航海时代，日本在九州岛、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都发现规模超大的银矿（玻利维亚的波托西银矿直至19世纪才开采殆尽，鼎盛时白银产量占全世界的一半）。

时逢嘉靖年间，从赋税到军饷，从工程营建到政府采购，国家的财政收支几乎全靠白银完成，而银子的来源，即沿海的海上走私，官方文件里统称“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