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景，我想起一年夏天，我去乡下舅舅家里度暑假，村民闹哄哄的，小孩在尖叫，原来人们在围观斗牛。两头黄牛用牛角抵住对方，牛蹄让沙土地尘土飞扬，遮天盖日，地上被划出一道道沟痕。两头牛的主人赶到，拼死拼活地用竹棍阻止，两头挂彩的牛，最终精疲力竭，停止了战斗。斗鸡情景也颇为惨烈，一只黄公鸡与一只黑公鸡，为了一只花母鸡争风吃醋，斗得一地鸡毛，黄公鸡的鸡冠被黑公鸡啄得鲜血淋漓才罢休。
食堂的餐桌上，上海表的秒针在转，进口表的秒针也在转，不知道转了多少圈，进口手表的秒针停了，上海表的秒针还在转圈。我的眼前幻化出一个斗蟋蟀的画面，上海表幻化的蟋蟀趾高气扬，叫声高昂。进口表幻化的蟋蟀腿被咬伤，一声不吭。周师傅颤颤地伸出左手取回进口手表，戴在手腕上地解释说：“不好意思，儿子给我买的新表，忘了上发条。”给人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魏师傅布满老茧的右手取回上海表，什么也没有说，扬起头，望着食堂的天花板，然后不紧不慢地戴上手表，迈着方步离开食堂，一脸自豪的神情。我们呢，先望着矮个子魏师傅，再望望长脸的周师傅，觉得矮个子的魏师傅一下高大起来。祟拜使然。
我父亲知道我喜欢手表，给我30元，让我去拍卖行买一只旧表暂时戴戴。我去拍卖行用25元买了一块苏联产的旧手表，这手表表面泛黄，我用牙膏将它擦了几遍，光亮了一点。第一年，我戴的苏联表每天慢4分钟；第二年，我戴的苏联表每天慢6分钟。终于，有一天，我来到拍卖行，将苏联表给一位身穿中山装的老师傅：“邱师傅，我想卖掉，凑钱买一块上海表。”苏联表卖掉后，加上我的存款，手上有70元了。我想，一个月存5元钱，十个月买新手表的钱够了。我进厂的第一年，月收入18元，三年后，才有三十多元，吃饭穿衣还要给点钱补贴父母家用，一个月只能存几元钱。而买块半钢手表需要100元，还差30元；买块上海表或天津表需要120元，还差50元。
这个时候，一个穿一套黑西服的青年手上拿着一块明晃晃的表，在我眼前一亮，问：“上海全钢新表，要不要？”我连忙问：“多少钱？”黑西服青年说：“80元，不还价。”我小心翼翼地问：“我只有70元，卖不卖？”黑西服青年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不吭气了。黑西服青年忽然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哥，我等着钱用，70元钱亏血本卖给你吧。”“你先给我看一眼行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了钱再看。”我大概是想上海表想疯了，居然鬼使神差地递钱过去，他数数，将手中的手表递给我，贼眉鼠眼地东张西望，然后快步离开。我恍惚意识到可能有陷阱，手发颤地拿出上海表来看，忽然，我发现时间不对，抽出表钮对时间，指针与表盘一起晃动；放在耳边一摇，听见有金属晃动的杂音。我开始寻找黑西服青年，他早已不见人影，可谓“荷叶包鳝鱼，溜之大吉”。我有气无力地走进了拍卖行，将手表向老师傅递过去：“邱师傅，请您看看这表有什么毛病？”邱师傅接过手表，用放大镜看了看说：“这表是新上海表壳，表芯是旧的。”邱师傅用工具扭开表的后盖说：“果然，里面是苏联表机芯，你花了多少钱买的？”我望着邱师傅身上的中山装，实话实说：“70元。”
邱师傅望了我一眼说：“这表芯与表壳不配套，你上当了。”我心里这才感受到什么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用恳求的口气说：“邱师傅，不管卖多少钱，拍卖行能够收吗？”邱师傅用同情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又看着这块坏表，说：“小伙子，你在我店买过苏联表，现在又卖给我店，算是老主顾了。你是个老实人，攒钱不容易，我给你帮个忙，40元收下你的坏表。这个旧表芯，要找一个苏联表壳装配；至于上海表壳，则等着给上海表的旧机芯装配。”我连声说：“谢谢，谢谢邱师傅。”我内心感叹，社会上，鱼龙混杂，有人骗人，也有人帮人，都令人难忘。
几年后，我的钱终于攒够了，我去手表商店买了一块新上海表，这个时候，我心里有点幸福的满足感。因为，七八十年代，谁有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就是有“三转一响”的经济“成功人士”。
1984年，我进报社、杂志社当记者、编辑、主任，经济条件好了，我又买了一块新的上海表，旧上海表送给了我的父亲。
2004年，我从江城来到南海省报社工作，儿子送了我一只西铁城自动表，后来，我自己买了一只飞亚达自动表。十多年后，我戴上了帝陀自动手表。时过境迁，这个时候，无论人戴什么样的名表，别说没有年轻人羡慕，就是我自己也不稀罕自己的手表，从来没有用牙膏擦过手表面。一些年轻教师习惯戴与手机陪套的电子手机手表，或者直接用手机当手表用。
当然，我与喜欢怀旧的人一样怀念上海表。我知道，1958年诞生的上海表，结束了中国只修表不能够造表的历史，那是七八十年代火爆中国的国产名表。被誉为国表的上海表的指针，留下了中国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记忆，留下了中国人自创国产品牌的记忆。在21世纪，当上海牌陀飞轮手表亮相瑞士巴塞尔钟表展时，让全世界的钟表商为上海表的性能、设计与价格感到震惊。风靡中华神州大地的上海表终于走上了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