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忽然感悟，父亲其实从来没有对儿女吝啬小气，而是对自己苛刻小气。父亲上班骑的总是一辆铃铛不响浑身响的旧自行车；新自行车是给我用的。父亲总是穿一套洗褪色的蓝布中山装，戴一顶发白的蓝布帽；新衣服与新帽子，是留给我与弟弟妹妹们穿戴的。父亲很少穿皮鞋，总是穿一双旧解放鞋或布鞋；新皮鞋是留给我与弟弟妹妹们穿的。父亲习惯用旧怀表或是小闹钟，新上海表是留给我用的。唯有他的英雄笔，寄予只争朝夕的憧憬，担当责无旁贷的使命，不可懈怠，不可取代。
父亲时刻用英雄笔阐发他的感恩与追求、他的理想与信念；父亲时刻用英雄笔反映他的反省与感悟、他的憧憬与责任。我忽然感悟，只有一个崇敬英雄、热爱生活的普通人，才会如此珍惜英雄钢笔，蘸着心血不停地书写理想人生。
我记得父亲在心脏病发作后，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江石，我提包里的本子与英雄笔还在吗？放在我的病床头好吗？”每天，父亲打完吊针后，都要摸一下放在病床头的英雄笔。父亲临终的前夜，还在问我的三弟：“江洪，你大哥到神农架去了，回武汉没有。”我的三弟开玩笑说：“我们陪着您，可您还在想您的大儿子。你是不是悄悄地给您大儿子留下了什么遗产。”我的父亲却一本正经地说：“我没有一分钱的遗产，只有书信、日记本与英雄笔。”
难忘2004年春天，我在神农架给三弟打电话，问父亲的病情怎样？三弟告诉我说，父亲的心脏病突发刚刚去世，临终前，他还在笑眯眯地对我大妹说：“冬梅，我的英雄笔给我放好，我下星期出院后，还要给几位英雄前辈写信问好，还要继续写我的日记。”
我心急如焚，赶回武汉，奔到医院，与弟弟妹妹送父亲遗体去殡仪馆，然后，我们来到武汉蔡甸的一个公墓陵园。我从星儿手中庄重地接过父亲的骨灰盒，双手捧着，来到父亲的墓碑前，双手捧着骨灰盒，轻轻地放进墓里，紧挨着骨灰盒，我摆上父亲的英雄笔。顿时，我的眼泪像一串串断线的珍珠，落在英雄笔铮亮的钢套上。瞬间，我的眼帘，幻化出父亲笑容慈祥的形象，幻化出父亲用英雄笔奋笔疾书的身影。我轻声对父亲说：“爸，您的儿子向您告别，我让英雄笔与您生死相伴，永不分离。”
胡三十说：“今天，没有想到我们谈起了怀旧的话题，我曾经出版过一本《三十散记》，我想与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爱情、友情，还有亲情，过去的生活用品，例如，手表就是亲情的载体。”胡三十谈起怀旧的话题，声情并茂——
1965年，我在武汉读初中一年级时，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数学老师给我们上课，他戴的上海表在我面前晃动，我十分羡慕，便用圆珠笔在自己的手腕上画了一只上海牌手表。
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时，我与小张、小杨两个男生，小周、小邹两个女生，来到蒲圻县（现赤壁市）茶岭公社松柏大队一小队知青点。公社的副书记下知青点看望我们，戴着一块上海表，我们的眼睛都看直了。毕竟有上海表的人凤毛麟角。
小杨的妈妈知道儿子喜欢表，就买了一块女士新上海表，将自己的旧瑞士女表给了小杨。因为这只手表用了好多年，修过几次，发条短了，上足发条，只能够气喘吁吁地走23个小时，每天要慢好几分钟。尽管男戴女表，不准时不说，一天24个小时差一个小时，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嘲笑他，总是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戴的女表。
1970年10月，我被招工进了武汉缝纫机总厂，新工人学习班上，穿衬衣的厂长给我们作报告，边讲边做手势，他戴的上海表随着手势晃动，我们的眼睛也随着他的手势晃动，久了，觉得头晕。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初，中国人最喜欢的手表是上海牌17钻全钢手表。当年，谁戴上这种手表，就是“成功人士”。戴上手表的人，夏天喜欢穿短袖衫，左手腕露出明晃晃的手表，显得格外帅气。如果穿上长衬衣，左边的袖子要挽起来，露出不绣钢表带与晶亮的手表面。戴上海手表的年轻人，走路时像在做体操，不断地甩左手；上公共汽车喜欢站着，戴手表的左手伸出，抓着车顶上的把手。我感觉，那手表像夜空中的月亮，招来一片羡慕的星光。没有戴手表的年轻人，习惯双手放进裤袋，照相时，双手放在背后。
当年，我在武汉缝纫机总厂台板家具厂机修车间上班，一天中午，机修车间的工人们在食堂的餐桌上吃完饭，是谁叫了一声：“魏师傅与周师傅各买了一块新手表，今天中午斗表。”我看过斗牛、斗鸡、斗蟋蟀，但是没有看过斗表。斗表不知道这是谁发明的游戏，当时蔚然成风。
矮个子钳工魏师傅，露出一脸自信的微笑，摘下手腕上崭新的上海17钻全钢机械表，将上发条的钮外抜。瘦高个子车工周师傅则不甘示弱地取下手腕上的进口机械表，将上发条的钮外抜。然后，两只表平放在餐桌上，手表的钮相互对上，看谁的手表秒针不停，不停就赢了，停了就输了。观看斗表的人真多，有青工小高、小李，有老工人张师傅、刘师傅，人们的眼睛都一个劲地盯住桌面上的两只新手表看。这是进口名表与国产名表的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