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提要分纂稿》前言

一

清乾隆間官方修纂之大型叢書《四庫全書》，薈萃18世紀前中國傳統文化典籍於一編，影響深遠。對於《四庫全書》之評價，二百餘年來毁譽參半，迄未定論。據近二十年來世界華語文化圈内《四庫全書》及“四庫系列叢書”之影印流傳情況觀察，可知其對於今人研究中國古代典籍與傳統文化，仍具有無可替代之作用。

《四庫全書》，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頒發徵書諭旨、三十八年正式設立四庫館始，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江浙三閣本《四庫全書》繕寫告竣止，前後歷時十餘年，完成三千四百六十餘種歷代典籍之整理，並傳鈔七部，分藏南北。爲完成以上圖書之著録及選鈔，四庫館實際徵集整理之圖書在二萬種以上，工程浩繁，堪稱前所未有之鉅制。

與《四庫全書》同時編纂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四庫提要》），除著録《四庫全書》已鈔入典籍外，又存目六千七百九十餘種，總計一萬一千餘種，基本涵蓋先秦以來中國傳統文化之基本典籍。《四庫提要》著録之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提要鈎玄，各作解題，反映傳統目録學發展最高成就，成爲後人研習古代典籍之指南，沾溉來學，裨益無窮。

自清乾隆以降，文獻學者由研讀《四庫提要》入門，又隨學術風氣之轉移、相關史料之鈎稽，對《四庫提要》作辨證考訂、增補續編，成果豐富，如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對《四庫全書》及《四庫提要》研究之深入開展，促成“四庫學”之繁榮。《四庫提要》研究中，對《四庫提要》分纂稿之收集與整理，亦具重要意義。

所謂“《四庫提要》分纂稿”，即《四庫全書》編纂初期，四庫館各纂修官校閲圖書之整理記録及所撰提要初稿。《四庫提要》之編纂，先由各纂修官分工撰寫初稿，後經總裁等批閲，纂修官改寫重撰，最後由總纂官紀昀等修訂成稿。現存文獻資料表明，《四庫提要》由分纂稿至於定稿付刻，前後歷時二十餘年，屢經修改，先後流傳，形成多種不同版本。如《四庫提要》傳存各稿本外，又有《四庫全書》“書前提要”、“刻本提要”，並衍生出《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提要、《武英殿聚珍版書》提要、《四庫全書簡明目録》等相關書目。

今人所見通行本《四庫提要》，因經四庫館反復修訂而成，已非各纂修官所撰分纂稿之原貌。《四庫提要》之完成，中經《四庫全書》編纂史上諸多事件，涉及清代學術史及制度史方面大量有待深入研究之課題。《四庫提要》之編纂體例、人員分工、修改潤色、增删取捨等情況，均須目睹原稿並與定稿作比勘，始能“水落石出”，明其原委。

文獻徵存，後學之責，筆者因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之役，搜討及於各家《四庫提要》分纂稿。現蒐集《四庫提要》分纂稿一千一百三十七篇（約佔通行本《四庫提要》之十分之一），經同人襄助，編爲《四庫提要分纂稿》，將付出版。《四庫提要》分纂稿之收集，起於《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整理，該書係據澳門中央圖書館所藏翁氏稿本之影印本過録，内含翁氏於四庫館校閲圖書時所撰札記及提要初稿，全書近百萬字，札記部分内容約佔五分之四，體例較爲龐雜。兹將其中《四庫提要》分纂稿輯出，並自清人文集、叢書及現存《四庫》底本中搜集各家分纂稿，集腋成裘，合爲一編，以供同行研究之助。所知有限，遺漏待補，四方同道，聞見周洽，倘承見教，感盼之至。

二

流傳至今之《四庫提要》分纂稿，有以下幾種形式：四庫纂修官之稿本，如上述《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即爲翁氏服務四庫館期間之校書札記及提要手稿；已經刊刻之四庫纂修官所撰提要初稿，如清代學者姚鼐、邵晉涵、陳昌圖、余集等人文集中所見（部分清人刻本書前所冠《四庫提要》，亦有採自分纂稿者）；保留於《四庫》底本或傳鈔本中之提要初稿，即粘貼或直接書寫於《四庫》底本或鈔本封面、封内之分纂稿，隨原本保留至今（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均有收藏）。以上稿本、刻本、鈔本形式之《四庫提要》分纂稿，《四庫提要分纂稿》中均有收入，兹簡介如次。

（一）翁方綱分纂稿（九百八十二篇）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谿，直隸大興人。乾隆壬申（1752）進士，授編修，官至内閣學士。翁氏於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三年間（1773—1778），多年參與《永樂大典》分校及《四庫全書》編纂。現存翁氏分纂稿，係翁氏任四庫館“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期間，校閲各省採進圖書時所撰札記與提要之底稿，凡一千一百餘篇（内含提要者爲九百八十二篇，計經部一百八十三篇、史部二百零九篇、子部一百七十七篇、集部四百十三篇），爲現存篇幅最大、内容最富之《四庫全書》編纂原始記録。翁氏校閲之千餘種圖書，其中八百餘種已收入《四庫提要》（三分之二入於存目）。翁氏手稿（經折裝一百五十册）民國初曾歸吳興劉氏嘉業堂收藏，20世紀40年代自嘉業堂流出後，輾轉遞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原稿以外，現已有影印原稿本（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0年）及整理本（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2005年）先後問世，可供參閲。

（二）姚鼐分纂稿（八十九篇）

姚鼐（1732—1815），字姬傳，號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癸未（1763）進士，官刑部郎中。四庫館開，以薦任四庫館纂修官（時非翰林院編修而任纂修者八人，姚氏爲其一），參與校辦各省採進圖書。乾隆三十九年（1774）歸里後，以講學終其身。姚氏學問博洽，經史詞章兼長，尤以古文名家，晚年聲望益隆。與人論學，以爲“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欲讀人所常見書耳”。姚氏於四庫館服務時間較早且短，校閲圖書則徧及四部，所撰分纂稿後多經修改。其晚年致友人尺牘中，對於紀昀等主持《四庫提要》修訂，“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爲空疏，剖擊訕笑之不遺餘力”風氣，頗致微詞（稿藏上海圖書館）。姚氏分纂稿現有光緒五年（1879）桐城徐宗亮刻本，題爲《惜抱軒書録》（分經録、史録、子録、集録四卷）。又上海圖書館藏《四庫》底本《經籍異同》、《引經釋》書前，見存姚氏分纂稿一篇。

（三）邵晉涵分纂稿（三十七篇）

邵晉涵（1743—1796），字與桐，號二雲、南江，浙江餘姚人。乾隆辛卯（1771）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四庫館開，以翰林院編修任《四庫全書》纂修官。邵氏長於史學，後世述四庫館掌故，稱其於《四庫全書》史部書整理多所貢獻。現存邵氏所撰分纂稿，確以史部書爲主，内容多爲《四庫提要》沿用。該稿曾以《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爲名，道光十二年（1832）由胡敬刻入邵氏《南江文鈔》（卷十二），其後又有光緒間徐氏刻《紹興先正遺書》（第四集）本。

（四）陳昌圖分纂稿（十二篇）

陳昌圖（1741—？），字南琴，號玉臺，浙江仁和人。乾隆丙戌（1766）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直隸天津道。四庫館開，以翰林院編修任四庫纂修官，同時參與《永樂大典》校輯。陳氏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内容多涉及《永樂大典》輯本，其稿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入所著《南屏山房集》（卷二十一）。

（五）余集分纂稿（七篇）

余集（1738—1823），字蓉裳，號秋室、秋石，錢塘人。乾隆丙戌（1766）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庫館開，以裘日修薦任纂修官，授翰林院編修。後歷任湖北、四川鄉試及會試考官。余氏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多爲經部詩類著作，道光間刻入所著《秋室學古録》（卷一至二）。

（六）鄒奕孝《四庫提要》分纂稿（一篇）

鄒奕孝，江蘇無錫人。乾隆丁丑（1757）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四庫館開，以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校理、左春坊左庶子任四庫纂修官。書成，議叙加一級。鄒氏長於律吕之學，曾官國子監祭酒兼管樂部事務，並參與《樂律全書》、《律吕正義》等修訂。鄒氏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現僅見宋李如圭《儀禮釋宫》提要一篇，録自國家圖書館藏清孔繼涵傳鈔四庫館《永樂大典》輯本卷首。

（七）鄭際唐《四庫提要》分纂稿（一篇）

鄭際唐，字大章（一作子章），號雲門、須庵，室名傳研齋，福建侯官人。乾隆己丑（1769）進士，官至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四庫館開，以翰林院編修任纂修官，並獻書若干種。鄭氏長於書法，並精鑒賞。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現僅見明楊思本《筆史》提要一種，録自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底本卷末。

（八）程晉芳《四庫提要》分纂稿（一篇）

程晉芳（1718—1784），原名志鑰，又名廷璜，字魚門，號蕺園，歙縣人，居江都。乾隆辛卯（1771）進士，授吏部文選司主事。四庫館開，以薦任《四庫全書》協勘總目官，並獻書多種。書成，授翰林院編修。程氏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現僅見明張洪《南夷書》提要一種，録自國家圖書館所藏《四庫全書》底本卷首。

（九）莊通敏《四庫提要》分纂稿（一篇）

莊通敏，字際盛，又字迂甫、霽辰，號澹迂、亭叔，江南陽湖人，存與子。乾隆壬辰（1772）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詹事府左中允。工詞。四庫館開，以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任四庫纂修官。莊氏所撰《四庫提要》分纂稿，現僅見宋夏竦《文莊集》提要一種，録自國家圖書館所藏清鈔本卷首。

（十）佚名《四庫提要》分纂稿（六篇）

明豐道生《金石遺文》提要一篇，録自湖南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明天畸人《春秋年考》提要一篇，録自遼寧省圖書館藏羅振玉舊藏鈔本；

佚名《兩朝綱目備要》提要一篇，録自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清鈔本；

宋范鎮《東齋紀事》提要一篇，録自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清鈔本；

宋金君卿《金氏文集》提要一篇，録自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清乾隆間翰林院鈔本；

元陳宜甫《秋巖詩集》提要一篇，録自國家圖書館善本部藏清法式善存素堂鈔本。

《四庫提要分纂稿》所收各家分纂稿，現經核對原稿（或影印件），斷句標點，統一格式，按人編次。篇目較多之分纂稿（如翁氏、姚氏稿等），又據内容略作分類。爲便讀者研究參考，各篇提要之下均附注該提要是否已收入通行本《四庫提要》，或見於《四庫提要》何部類。分纂稿著録之書名、卷數與通行本不同，或曾遭禁燬等情況，亦酌加説明。

三

對於《四庫提要》分纂稿之研究，以往因資料稀見，研究文章偏於文獻介紹。現因《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及《四庫提要分纂稿》之整理出版，相關資料集中，可爲深入研究提供基礎。兹取《四庫提要》分纂稿與通行本比勘，發現其中所含《四庫全書》編纂史料，可爲《四庫全書》及《四庫提要》研究提供諸多研究課題。嘗鼎一臠，略舉數端。

（一）由分纂稿見《四庫提要》初稿形式

翁氏分纂稿作爲《四庫提要》原稿，尚保留四庫館纂修官分工校閲各地徵集至京圖書，並撰寫提要之原始面貌：

《彙雅》二十卷（眉注：《明藝文志》云：“張萱《彙雅》前編二十卷後編二十卷。”）

明萬曆乙巳至日嶺南張萱孟奇父自序

自序文義亦有未盡妥者。其“華”皆寫“”，此粤人之故習，不必與之深辨。

每篇先列《爾雅》（下據注疏，亦有萱自釋），次列《小爾雅》、《方言》、《釋名》、《廣雅》。

此書凡三大册，每卷前有“吳郡／趙頤光／家經籍”印。卷前有紅筆“常熟許玉森芝田校閲”。一卷末有黄筆“萬曆己酉三月十九日小宛堂閲”。

張萱所釋語，雖多出己意，亦頗間有發明。

紅筆所閲，有别加添注一條或數字，而又自塗抹去者。

第一册末紅筆云：康熙十有九年庚申閏八月初二日念皇塾中閲畢，凡二百三十二葉。芝田。

第二册二百七十五葉。

一卷末有“己酉三月二十二日閲”。

末卷尾紅筆有“己酉三月廿二下春天階館閲”。

紅筆：康熙辛酉歲立秋日閲畢於登仁家塾。此種書雜陳名物，無甚意味可喜，故人鮮寓目焉。即趙凡夫原本，亦粗理正文而已。芝田氏識。

據此跋，則前數卷末丹黄草篆書年月，皆凡夫筆迹也。

謹按：《彙雅》二十卷，明中書張萱著。萱，廣東博羅人；熟於典故，周見洽聞，著書頗多。此書有萱自序。每篇皆先列《爾雅》，次以《小爾雅》、《廣雅》、《方言》、《釋名》之屬，下載注疏，附以萱自釋語，亦頗有所發明。此書世間久無傳本，今此本丹黄處尚有吳郡趙宧光手迹，宧光亦究心六書之學者，洵爲校閲之善本矣，應刊刻以裨小學。

現存翁氏分纂稿，均採用以上形式，即先作校書札記，然後擬寫提要。“謹按”以下爲翁氏所擬提要文字（原稿五行一百餘字），提要之前則爲札記，記録原書序跋、藏印、題識等甚備，間下評語（原稿佔十七行）。翁稿中札記鈔録之詳，尚有數倍於此者，於此既可見翁氏治學之勤勉，又足證四庫館臣“祗承欽命”校書之慎重。以翁氏分纂稿形式推測，各纂修官撰寫提要之過程，大致與此相同。

（二）由分纂稿見四庫館圖書審查要求

翁氏所撰各分纂稿結尾，均有對該書是否應刻、應鈔、應存目、應禁燬之處理意見，其他各家分纂稿中也有類似標注，反映四庫館纂修官校辦各省採進圖書之初，即已遵照弘曆“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撰有提要”之諭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於撰寫提要同時，承擔圖書清查之責，如翁氏所撰《貞玄子詩草》、《確庵文稿》提要：

《貞玄子詩草》一册，未分卷數，明項穆著。穆字德純，嘉興人，墨林主人項元汴之長子。元汴字子京，其天籟閣鑒藏古籍、法書、名畫，甲於天下，故穆以書法擅名，嘗著《書法雅言》一書，詩特其寄意耳。應存其目。

《確庵文稿》四册，常熟陳瑚著。瑚，崇禎壬午舉人。是書十卷以前皆詩，十卷以後皆文，而文皆不題卷次，似是編輯未成之書，難以存目，其書内有應簽出諸條，今俱簽記於書内。

以上兩書，《貞玄子詩草》，《四庫提要》著録於“集部别集類存目七”，同翁氏意見，《確庵文稿》則未見《四庫提要》著録。查《確庵文稿》後列入禁書目録，《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第四次稱：“其詩文多作於明福王時，内有詆觸字面，應請銷燬。”

四庫館對於校閲各書應否刻、鈔、存目之審查要求，層層把關，十分嚴格。由翁氏分纂稿發現，翁氏校閲各書均由四庫館據校閲單頒下，頒發之時已有“備刻”、“擬鈔”、“備鈔”、“僅存名目”之初步歸類，各書名下並附簡要題解。如“纂修翁第二次分書三十四種”校閲單中，列明張萱《彙雅》等“備刻者二種”、明張敔《雅樂發微》等“擬鈔者十二種”、明周汝登《聖學宗傳》等“備鈔者八種”、明黄虞稷《禮樂合編》等“僅存名目者十二種”，即爲其例。對於校閲單之初步處理意見，纂修官可作附議，也可提出異議，而纂修官之處理意見，又需交總裁等覆審。如上述校閲單中所列明黄廣《禮樂合編》一書，原已列入“存目”，翁氏則以爲“大約編次既無體例，叙次又乖文義，毫無條理，竟不成書，並其目亦不必存矣”；又明朱睦㮮《授經圖》一書，原已列入“擬鈔”者，翁氏亦以爲“應鈔存之”，副總裁李友棠則批云“無所發明，存目可也”；又明張敔《雅樂發微》一書，翁氏同意“擬鈔”意見，以爲其書“頗於樂制有可考證，應鈔録”，而副總裁李友棠批云“亦是老生常談，存其目而已”。

（三）由分纂稿見《四庫全書》收書標準

《四庫全書》編纂，除利用宫廷藏書、民間徵書外，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明清以來已佚之書，亦爲底本收集一大來源。陳昌圖分纂稿中叙《李忠湣公集》云：

右《忠湣集》，《宋藝文志》作十卷，馬氏《通考》作十二卷，後二卷係附録其死節事。公本名若冰，以靖康出使，改今名。陳直齋謂，集雖不多，而詩有風度，文有氣概，足以知其所存矣。南宋時曾有鋟本，今已不傳。兹蒐拾《永樂》散篇，編羼四卷，以《宋史》本傳及建炎時誥詞冠諸卷首，而仍列附録一卷，載希齋跋語及姚孝寧、薛遷祭文各一篇。又其孤淳所云“秭歸費守樞爲先公作文集序，能不没其實”云云，今費序無考，以淳所識附諸篇末焉。

《李忠湣公集》原本已佚，《四庫全書》收入館臣所輯《永樂大典》本三卷，《四庫提要》“集部别集類八”著録此書，言其“雖蒐羅補綴，非復蜀本之舊”，因得自輯佚，十分重要：

《忠湣集》三卷，宋李若水撰。若水本名若氷，欽宗爲改今名，字清卿，曲周人。靖康初以上舍登第，由太學博士歷官吏部侍郎，從欽宗如金營，以力争廢立，不屈死，建炎初贈觀文殿學士，謚忠湣。事迹具《宋史》本傳。《書録解題》載《李忠湣集》十二卷，蓋以其追謚名集。劉克莊《後村詩話》作《忠烈集》，當由傳寫之悮。《宋史·藝文志》作十卷。考《書録解題》稱後二卷爲附録其死節時事，《宋志》蓋但舉其詩文，其實一也。若水當金兵薄城之時，初亦頗主和議，於謀國之計未免少疏，而卒能奮身殉節，搘拄綱常，與斷舌常山後先争烈，使敵人相顧歎息，有“南朝惟李侍郎一人”之語，其末路足以自贖，史家以忠義稱之，原其心也。其詩具有風度而不失氣格，其文亦光明磊落，肖其爲人。南宋時蜀中有鋟本，劉子翬《屏山集》有《題忠湣集》詩，詞極悲壯。今原集不傳，兹就《永樂大典》中所散見者掇拾編次，釐爲三卷，以建炎時誥詞三道附録於後。其子淳跋是集，云“秭歸費守樞爲先公作文序，能不没其實”，今費序已無，惟淳跋僅存，亦併附諸篇末。雖蒐羅補綴，非復蜀本之舊，然唐儲光羲詩格古雅，其集亦裒然具存，徒以苟活賊庭、身汙僞命，併其詩亦不甚重，至於張巡所作僅《聞笛》及《守睢陽》兩篇，而編唐詩者無不採録，豈非以忠孝者文章之本耶。今若水詩文尚得三卷，不止巡之兩篇，殘編斷簡，固皦然與日月争光也。

然而也有相反之例，陳昌圖分纂稿又叙録沈繼祖《栀林集》，同爲宋人著作，其謂：

右《栀林集》十卷，宋沈繼祖撰。繼祖與胡紘等比附韓侂胄。據《胡紘傳》云，侂胄以趙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乃設“僞學”之目，使紘草疏排擊之，會改官太常，以稿授繼祖，繼祖論熹皆紘筆也云云。則其人固不足齒，陳振孫亦謂其詩無足觀，豈非以詭隨貽誚者，所著述俱不足愛惜歟。馬氏《經籍考》作十卷。今仍之以完其舊云。

《栀林集》原本已不存，而《永樂大典》中收有此書。宋人詩文集，傳至清代已歷數百年，況原本不存，理應重視。由陳氏提要所言，知其書已經輯成。今檢《四庫全書》，未見收録該書，《四庫提要》也未存目。《四庫提要》“子部雜家類四”著録宋孔平仲《珩璜新論》時提及此書，並有一段説明：

考平仲與同時劉安世、蘇軾，南宋林栗、唐仲友，立身皆不愧君子，徒以平仲、安世與軾不協於程子，栗與仲友不協於朱子，講學家遂皆以寇讎視之。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雖均一賢者，意見不必相符，論者但當據所争之一事斷其是非，不可因一事之争遂斷其終身之賢否。韓琦、富弼不相能，不能謂二人之中有一小人也。因其一事之忤程、朱，遂併其學問文章、德行政事一概斥之不道，是何異佛氏之法，不問其人之善惡，但皈五戒者有福，謗三寶者有罪乎。安世與軾炳然與日月争光，講學家百計詆排，終不能滅其著述。平仲則惟存本集、《談苑》及此書，栗惟存《周易經傳集解》一書，仲友惟存《帝王經世圖譜》一書，援寡勢微，鑠於衆口，遂俱在若存若亡間，實抑於門户之私，非至公之論。今仍加甄録，以持其平。若沈繼孫〔祖〕之《栀林集》，散見於《永樂大典》者尚可排緝成帙，以其人不足道，而又與朱子爲難，則棄置不録，以昭衮鉞。凡以不失是非之真而已。

（四）由分纂稿見《四庫提要》修訂改寫

《四庫提要》由分纂稿至改定稿，其間曾屢經修訂。現存翁方綱、邵晉涵、姚鼐等分纂稿著録之書，即使已收入《四庫全書》者，取與通行本《四庫提要》比勘，其文字詳略、内容深淺，仍相去甚遠，足證分纂稿經反復修改之事實。試舉翁方綱、陳昌圖所撰分纂稿經修改兩例如次：

《楓山集》四卷，明蘭溪章懋著。懋字德懋，成化丙戌進士，入翰林。與莊昶、黄仲昭諫内廷張燈，杖闕下，今集内第一篇即《諫元宵燈火疏》也。歷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學者稱楓山先生。懋爲學恪守先儒訓義，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集應鈔存。（翁方綱分纂稿）《楓山集》四卷、《附録》一卷，明章懋撰。懋有《楓山語録》，已著録。懋初在詞垣以直諫著名，今集中第一篇即其原疏。考元旦張燈未爲失德，詞臣賡韻亦有前規，而反復力争，近乎伊川之諫折柳，未免矯激太過，然其意要不失於持正，故君子猶有取焉。至其生平清節，矯矯過人，可謂耿介拔俗之操。其講學恪守前賢，弗逾尺寸，不屑爲浮誇表襮之談，在明代之儒尤爲淳實。《明史》本傳稱，或諷之爲文章，則對曰：“此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蓋其旨惟在身體力行，而於語言文字之間非所留意，故生平所作止於如此。然所存皆辭意醇正，有和平温厚之風，蓋道德之腴，發爲詞章，固非蠟貌栀言者所可比爾。（《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一）

《廬山記》，右宋屯田員外郎嘉禾（《宋史》作“烏程”）陳舜俞令舉撰。有自序、總序山水篇第一，山北篇第二，山南篇第三，凡三篇。蓋當熙寧中，不奉青苗法，謫監南康軍酒税，因取劉涣舊記並《九江圖經》、前人雜録，考核銘誌，凡唐以前碑記備詳其歲月爵里。又别作“俯視圖”，紀尋山先後之次。凡五卷，圖今不存。劉涣凝之、李常公擇皆爲之序。直齋陳氏謂，南康守廣陵馬玕又有《續記》四卷。今亦未見。（陳昌圖分纂稿）

《廬山記》三卷附《廬山記略》一卷，宋陳舜俞撰。舜俞字令舉，烏程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一，歷官都官員外郎。熙寧中出知山陰縣，以不奉行青苗法，謫南康監税。事迹具《宋史》本傳。舜俞謫官時，與致仕劉涣遊覽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北山水之勝，每恨慧遠、周景武輩作山記疏略，而涣舊嘗雜録聞見，未暇詮次。舜俞因採其説，參以記載、耆舊所傳，晝則山行，夜則發書考證，泓泉塊石，具載不遺，折衷是非，必可傳而後已。又作“俯仰”之圖，尋山先後之次以冠之，人服其勤。自記云“余始遊廬山，問山中塔廟興廢及水石之名，無能爲予言者，雖言之往往襲謬失實。因取《九江圖經》、前人雜録，稽之本史，或親至其處，考驗銘志，參訂耆老，作《廬山記》。其湮泐蕪没、不可復知者，則闕疑焉。凡唐以前碑記，因其有歲月甲子、爵里之詳，故並録之，庶或有補史氏”云云。其目有總叙山篇第一，叙北山篇第二，叙南山篇第三，而無第四、五篇，圖亦不存。勘驗《永樂大典》，所缺亦同。然北宋地志傳世者稀，此書考據精核，尤非後來廬山紀勝諸書所及，雖經殘缺，猶可寶貴，故特録而存之。釋惠遠《廬山記略》一卷，舊載此本之末，不知何人所附入，今亦併録存之，備參考焉。（《四庫全書總目》卷七○）

今存各家分纂稿内容，與通行本《四庫提要》之差異多類此。由翁稿與《四庫提要》均述章懋諫内廷張燈及答人勸著述二事、陳稿與《四庫提要》均記《廬山記》之成書原委，可知兩稿實有淵源，通行本《四庫提要》似非另行重撰。由前稿之簡略變爲後稿之詳贍，證明分纂稿多經修改潤色。兩相比較，《四庫提要》人物評價平允，版本介紹深入，文字更爲妥實。今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有《四庫全書總目》鈔稿本數種，均爲《四庫提要》付刻前之修訂稿。該稿内容、形式已接近《四庫提要》定本，而篇目、分類、次第、底本等仍多更動，且有大量抽燬撤銷、删落修改痕迹，可證《四庫提要》成書過程中，修訂工作迄未停止。分纂稿作爲《四庫提要》之最初形式保留至今，有待研究者深入比勘研究。

（五）由分纂稿見四庫館之圖書禁燬

四庫館校辦各省採進圖書之初，即嚴格區分應刻、應鈔、應存目及不收之書，實爲執行弘曆查禁“違礙”圖書之具體措施。人主嚴令屢申，館臣凛遵唯謹。翁氏分纂稿保留大量禁燬書史料，爲定本《四庫提要》中所不載。翁氏校書凡遇心存疑慮者，即於“詆觸違礙”處粘簽，並開列簽記清單，隨提要一併送呈，以候總裁定奪。翁稿著録圖書千餘種中，有近三十種書名上注有“燬”字。以翁稿著録與《清代禁燬書目》、《清代禁書知見録》、《索引式的禁書總録》三目核對，實際禁燬書近八十種（尚有上述禁書目録未著録而仍屬禁書者多種，如宋洪皓《金國文具録》、清尹會一《尹母年譜》等書）。試舉數例：

《嶧桐集》三册，明劉城著。城，貴池人。文與詩皆無卷數，其詩前曰“五言”、“七言”矣，後又曰“詩部”，又不分種，蓋未經編定者，且多違礙應簽記處。除已逐處加簽外，可毋存目。（旁注：不寫恭校。）

所謂“不寫恭校”，係指示鈔胥謄鈔分纂稿時之具題格式。據此可知，“可毋存目”之書，簽記清單及分纂稿雖仍呈送總裁，書寫格式已有所區别。《嶧桐集》未見《四庫提要》著録，檢《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第五次列有此書，稱：“集中《封疆局面説》及《上史閣部書》諸篇多悖礙之語，兼挖空處甚多，應請銷燬。”又翁氏分纂稿原擬“存目”意見，後未見《四庫提要》著録而成爲禁書之例甚夥，如：

《石閭山房集》十七卷，明劉一焜著。一焜字元丙，南昌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是集前詩後文，有目無序。應存目。

《姑山遺集》三十卷，明沈壽民著。壽民字眉生，宣城人。縣學生，舉賢良方正，故集中稱曰“徵君”。此集是其門人梅枝鳳、施閏章等所梓。《明詩綜》載其集曰《剩庵詩稿》，此本詩止三卷，文二十七卷。應存其目。

以上二書《四庫提要》均未存目。檢《抽燬書目》列有《石閭山房集》六本，稱：“其詩集卷一《獨漉篇》、《劉稗師詩》，卷三《從軍行》、《聞警》五首、《挽羅尚之》第二首，卷四《送丁右武備兵》、《莊浪家乘》，卷八《湖山府君行狀》，俱有違謬處，應請抽燬。”可知其書後經重新審查。又《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第八次列有《姑山遺集》，稱：“壽民生於明季，入國朝至康熙初尚存，而書中語多違礙，且有挖空處，應請銷燬。”又翁氏《東垣集》提要：

《東垣集》二十二卷，明鄧澄著。澄字於德，建昌新城人。萬曆甲辰進士，官監察御史。其集前十四卷皆文，後八卷皆詩。除應記粘簽數處外，或酌存其目。

此書翁氏雖已“粘簽數處”，仍擬議“或酌存其目”，而《四庫提要》後未著録。檢《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第五次列有《東垣集》，稱：“此書刊本内留有黑臺，按其文義，多係指斥語，應請銷燬。”可見即使館臣認爲可“存目”之書，經總裁覆審時仍可否決。其實，不僅《四庫提要》撰寫過程中，原擬刻鈔者降爲存目，原擬存目者未入存目，變動情況不少，甚至《四庫全書》發鈔階段仍存在撤出增入、抽燬銷燬情況。翁氏分纂稿著録之書，有一百餘種既不見於《四庫全書》，亦未入於存目，其書今多罕覯，或已湮没不傳，僅賴翁稿略存梗概。

四

《四庫提要》分纂稿中記録四庫館禁燬撤銷圖書史料甚富，值得引起重視。《四庫全書》編纂中，對“違礙”圖書之禁燬係逐步深入。由於弘曆之干預，乾隆五十年（1785）前後南北各閣《四庫全書》繕寫完成後，仍對其中遺留之“違礙”圖書清查撤换，不惜返工。《四庫提要》因著録大量“存目”書，成書尤經反復。《四庫提要》編纂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始，至四十六年（1781）二月初稿完成，四十七年（1782）七月進呈，其後又由紀昀主持修改，數易其稿，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後始付刻。《四庫提要》刻本與《四庫全書》書前提要、趙懷玉所刻《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及今存各分纂稿於内容文字、底本著録等方面之差異，多與四庫館清查撤銷圖書有關。分纂稿保留四庫館禁燬書紀録同時，又反映圖書審查中之其他細節，試舉二例：

（一）四庫館初期剔除圖書，有因内容重複、卷帙不完及版本不合，而非因内容“違礙”者

如翁氏分纂稿中記録，宋周必大所撰《思陵録》、《龍飛録》兩種，已載入《文忠集》；《靈星小舞譜》一種，已載《樂律全書》中。因全書已收，故零種不再立目。重複者不收以外，内容不全者亦予剔出，如翁撰《宋徽宗宫詞》提要謂：“非全書也，不應入校閲單内。”《澄水帛》、《六月譚》提要謂：“此二種係在茅元儀所著各種内，不必存目，並不應入校閲單内，亦毋庸印戳記，不列銜名。”（按，此二書後遭禁燬。）又如陳繼儒《白石樵真稿》提要謂：“《明史·藝文志》載其《晚香堂集》三十卷，此合尺牘纔二十八卷而無詩，且其前有眉公《見聞録》自序一篇，則《見聞録》應在集中，而集中無之，則此集未全，不必專存其目也。”

四庫館採集圖書來源頗廣，採進之書版本情況又甚複雜，如不加清理，則重收誤收，勢所難免。館臣校書多係分工作業，於所見之書須先確定其卷帙完整與否，提出處理意見，再由總纂協調定奪，此實集體編書時不可或缺之安排。以上兩種情況以外，分纂官遇某書版本與有關著録不符，亦取慎重態度。仍以翁稿爲例：

《寶日堂初集》三十二卷，明華亭張鼐著。《明史·藝文志》載其《寶日堂集》六卷。此集以今館臣恭辦《全書》之體論之，自是不應存目。雖《明史·藝文志》内亦已載其集，然但曰六卷，則或非此本亦未可知，而此集則不應存也。

《鏡山庵集》二十五卷，明高出著。出字孩之，萊陽人，萬曆戊戌進士，知曲周、高陽、盧氏三縣，升南京户部主事，歷官河南按察使。朱彝尊《明詩綜》載其有《盧隱》、《郎潛》二集，而此乃全集，蓋統編又在後耳。彝尊稱其爲詩不襲歷下，然其中古樂府之類，亦全襲面目，陳陳相應而已。（翁注：以下空，不寫銜。）

此種集以今館臣恭辦《全書》之體，似不應存目。然明人萬曆年間以後之集恐不止此，應否商定畫一。且不應校辦。

以上只就集論集，若辦其書，則方綱另有粘簽，請總裁酌定。並請定一畫一之例，以館中之書恐不止此一種也，且不應校辦。

簽曰：《鏡山庵集》二十五卷，明高出著。其集之是非勿論已，即以今館臣恭辨《全書》之體，此等集不但不應存目，且不應校辦；不但不應校辦，而且應發還原進之人。從前於明末茅元儀所著書卷前亦已粘簽，候總裁大人酌定。明人萬曆以後之書恐不止此，應如何商定畫一，請酌定，俾各纂修一體照辦。方綱謹識。

以上二書後均入禁書目録，翁氏分纂稿所撰提要及簽記，除指出其“不但不應存目，且不應校辦”外，同時反映所見之本與《明史·藝文志》、《明詩綜》等著録不合，故特“粘簽”提請總裁注意，希望針對版本差異問題定出統一體例，以便處理明末刻印圖書時有所據依。

（二）四庫館初期清查圖書之重點，在明代萬曆以後人所撰史部及集部著作

細檢翁氏分纂稿中注“燬”各書提要，如陳繼儒《白石樵真稿》、艾南英《天傭子集》、黄宗羲《明文案》、蔡復一《遁庵全集》、李應升《落落齋遺集》、周宗建《周來玉奏議》等，呈稿時均附有“簽記清單”，以供總裁復核。如《白石樵真稿》書名下記“此内詆觸違礙共記廿一簽”，並詳列簽出之條在某卷某頁某行；又《遁庵全集》書名下記“共記悖觸違礙五十簽”，並細列某頁某行“悖觸”、某頁某行“違礙”，甄審綦嚴。

此外，翁氏發現有“違礙”處並經粘簽記之書，所撰提要仍多建議“存目可也”、“應存其目”，如《天傭子集》提要謂：“至其編次評語内多引述吕留良、錢謙益之處，則宜痛加削去者也，應存目而核正之。”又《遁庵集》提要謂：“此書有悖觸違礙處粘簽至五十處，而又有一本全簽出者，恐不可據此存目，則或除應銷毁者外，另就餘卷存目可否。”由此可知，各纂修官承命校書，乃屬例行功課，各書最終之應燬應存，均由總裁官定奪。翁稿中書名旁所注“燬”、“酌”字，疑爲經總裁審校後所加。翁稿未注“燬”字而仍入於禁書目録者，則反映四庫館禁書範圍後來逐步擴大。

四庫館初期清查明末圖書，對萬曆前及萬曆初刊之書，禁例尚寬。如明鄒德涵《鄒聚所文集》下記：“此人卒於萬曆九年，是以無違礙記簽處。”明程文德《程文恭遺稿》下記：“此人卒於隆、萬之際，其第三卷内諸疏言嘉靖間山西等處之事，皆非違礙，是以毋庸記簽。”據此可知初期清查圖書，僅以時代爲界限，未及逐書爬梳，究查至苛。至四庫館後期，禁例愈嚴，清查愈細，翁氏初擬删除違礙之語後仍入存目者，自然均在禁燬之列。

綜上所述，《四庫提要》分纂稿之收集與整理，對於《四庫全書》及《四庫提要》編纂之研究，已提供大量可供深入探討之史料。新史料之發掘，對於相關課題研究視野之開拓作用，無須贅言。存世《四庫提要》分纂稿尚待訪求，比勘研究則猶未有盡，深盼中外同道相與切磋，共同致力於此，庶不負四庫纂修官遺稿彙輯成編之機緣。《四庫提要分纂稿》之輯集，如前所述，肇端於《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之整理。2001年，筆者承澳門圖書館鄧美蓮館長與上海圖書館王世偉先生之囑，承擔翁氏手稿整理任務。該書經辨識原稿、過録文字、標點分段、添加校注、增補别録、編目索引等工作，歷時五載，始克完命。兹承上海書店出版社卓識，復命彙輯存世《四庫提要》各分纂稿，以供文獻學者研究四庫學之助，遂不辭駑駘，再閲寒暑而成兹編。樂怡女士襄助整理，多著辛勞。杜澤遜先生見示《四庫全書》底本提要蹤迹，多賜教益。王亮、楊光輝代爲檢校輯稿，殊感厚誼。上海書店出版社金良年先生悉心閲稿，多所匡正，尤深銘感。王世偉、金良年兩君嘗親炙顧廷龍、潘景鄭、胡道静、吕貞白諸前輩，於文獻研究深有造詣，故能於流略之學不廢研討，先後促成二書問世。筆者獲與合作，深感榮幸，謹致謝忱，並記原委。公元二○○六年盛夏識於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奉仕園客寓。

（《四庫提要分纂稿》，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