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編》與《許廎經籍題跋》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編》（下簡稱《續編》）及《許廎經籍題跋》（下簡稱《題跋》），爲近代學者胡玉縉先生之遺著。兩書均爲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下簡稱《提要》）而作，旨在補輯《提要》失收之古人著作，並增輯《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未收之清人著述，共録書一千餘種，所撰解題，提要鈎玄，考訂精核，實爲自清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以後，續《提要》類著作中之重要學術成果。兹略述作者生平及其書原委如次。
一
胡玉縉（1859—1940）字綏之，號許廎，江蘇吳縣人。先生生平，王欣夫先生《吳縣胡先生傳略》述曰：年十九，補縣學生員，初肄業正誼書院，與潘錫爵、葉昌熾、許克勤、曹元忠、王仁俊等同學，以學問道義相切磋。嗣調江陰南菁書院，南菁爲其時大江南北人材淵藪，同學諸子，均斐然有著述才，先生厠身其間，治經義兼辭章，每試輒冠其曹，爲山長定海黄以周激賞。光緒戊子（1888），江蘇布政使貴筑黄彭年創辦學古堂，作育英才，聘雷浚爲學長，先生與章鈺爲齋長。肄業者得其指授，多成材而去。辛卯（1891），以優貢中式江南鄉試舉人。明年（1892），春闈報罷，入福建學幕。庚子（1900），任江蘇興化教諭。癸卯（1902），應經濟特科試，録取高等。改官湖北知縣，入總督南皮張之洞幕府。明年，之洞會同江督浭陽端方派先生東渡日本，考察政學，歸著《甲辰東遊日記》六卷。丙午（1906），學部以治經有法，深明教育，調補主事，陞員外郎。戊申（1908），禮學館重修《通禮》，聘任纂修。宣統庚戌（1910），京師大學堂初立，聘先生講授《周禮》，著《周禮學》，發凡起例，宏綱畢舉，受業者多一時俊彦，象山陳漢章傳其學。辛亥（1911）後，一主歷史博物館，任北京大學教授，又任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再度東遊。餘則奮力著述，孜孜不倦，數十年如一日。旅京師四十年，與膠縣柯劭忞、新城王樹枏、江陰夏孫桐、長汀江瀚、仁和邵章、常熟孫雄、沔陽盧弼諸老稱莫逆交。及日寇入犯，時先生年將八十，痛心國事，浩然而歸吳下，卜宅光福鎮虎山橋。其地爲清初高士徐枋所徘徊不去，又距此五六里，即四世傳經惠氏之東渚故居也。先生仰慕往哲，俯事著述，擁書萬卷，閉門謝客，有終焉之志(1)。
按先生避寇出京，在1936年，同時朋好送行，贈詩倡和者甚衆。居鄉四年以後，於1940年七月逝世。身後遺稿，均委王欣夫先生整理：“欣夫少受經於曹（元弼）先生，得略窺門徑。暨先生晚歸吳下，以年家子摳衣晉謁。盛德謙衷，言無不盡，獲益良多，並許爲畏友。又以草稿叢殘，多未寫定，約相助爲理。曾幾何時，忽示微疾，猶鄭重致書，以身後編刊之役爲託。”(2)先生著述，早年已刊者，爲《穀梁大義述補闕》七卷（假名弟子張慰祖）、《説文舊音補注》一卷《補遺》一卷《續》一卷《改錯》一卷、《甲辰東遊日記》六卷等。遺稿經王欣夫先生整理編成者，爲《許廎學林》二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六十卷、《四庫未收書目提要補正》二卷、《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編》二十四卷、《許廎經籍題跋》二十卷，合爲《許廎遺書五種》，均交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本議陸續印行。後《許廎學林》於1958年出版，《提要補正》及《未收提要補正》兩種，亦於1964年出版，而《續編》及《題跋》兩種，旋以世事多故，未克印成。所幸王欣夫先生所藏胡氏遺稿，於70年代盡歸復旦圖書館，至今保藏完好(3)，此次整理，即據先生原稿鈔録編成。
二
先生生當清季，目睹國勢衰頽，舊學式微。早年攻苦學勤，泛覽群書，學問具有淵源，中年遊幕南北，諳熟掌故。入仕後赴日本考察政學，參預立憲、辦學等新政，辛亥後歷主博物館、圖書館事，並執教大學，於新學新知，亦能注意吸取。然其平生志向，仍以治學爲主。先生於經史諸子小學均有撰著，卓然名家，而其用力最久、貢獻最著者，仍推《補正》、《續編》及《題跋》三書。
先生自中年以還，即有志補正《提要》，《補正》博采群籍，廣輯前人著述中爲《提要》及《未收提要》匡謬補闕之文，參互考核，斷以己裁，凡考辨《提要》著録之書二千三百餘種，幾及《提要》四分之一。其體例，於每一書下先録《提要》原文，次引各家之説，貫穿比較，旁徵曲引，而終之以案語，其徵引之浩博，用心之縝密，讀其書者莫不欽服。先生於補正《提要》之餘，又以蒐討所及，開始補輯《四庫》未收之書。
清光緒十五年（1889），王懿榮曾奏請增修《四庫全書》，至三十四年（1908），章梫又奏請之。先生時官學部，嘗代擬《會議增修四庫全書摺》，並陳《增修四庫全書條例》，以爲：“四庫未收之書，自浙江撫臣阮元進呈外，迄今又越百數十年。有市舶泛來前代流傳海外之書，又有乾隆以後通材碩學精審校勘、網羅散佚之書。或先得者殘而重收者足，或沿襲者誤而改正者精。其他群經則别爲義疏，諸史則各爲補苴，以及天文、算術、輿地、方志、政書、奏議、詩文别集，類皆日新月盛，卓然成家。”(4)爲此，建議“遵照乾隆時成案，增修《四庫全書》，於以整齊百氏，示厥指歸，爲國粹之保存者在此，爲治道之大防者亦在此”(5)。其時國事蜩螗，議雖行而其事未果，先生退而責諸己，遂自清季始，仿阮氏體例，蒐羅遺佚，自爲撰稿。
光緒末年，錢塘丁氏藏書初歸江南圖書館，先生適在江督端方幕，遂得就近取閲，逐一披覽，露鈔雪纂，多所取資，故《續編》及《題跋》所述底本，多爲清季江南藏書家錢塘丁氏、常熟張氏及瞿氏、歸安陸氏舊藏之秘籍。今觀先生《續編》及《題跋》稿本，大都隨得隨寫，各自成篇，初不急於定稿，已有成稿，亦每以續得之材料添入，鈎乙塗抹，屢添累改，具見著述之矜慎。先生嘗與人論著書方法曰：“此事大致先以十年閲書爲事，凡有裨於所欲撰述者，即行記出，但舉標題，下注書名，再注正字某數爲卷，號碼某爲葉，相同者類次，寧寬毋狹，俟編寫時再酌去取。整部書外，以多採零星説爲尚。王氏《漢書補注》、《荀子集解》等書，竊嫌其零星説少。”(6)《續編》及《題跋》，即依此法撰成。
三
《續編》稿本七册，先生自爲裝訂，前無目録及序記。首册署“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編”，各册又注明“續一”至“續七”序號。内容則依《四庫》分類，初加排次，書葉眉端，間注分類，可見散葉合訂之迹。訂入之稿，或有兩稿並見者，一爲修改之稿，一爲謄清之稿，改稿鈎乙殆遍，有自注“廢”字。又有一書而分撰兩篇提要者，如《名公書判清明集》稿兩篇，一訂入子部法家類，一訂入類書類，文字稍有異同。《續編》著録之書，凡七百四十餘種，均斷至乾隆以前，其入録之書，約有以下諸類：
一、《四庫》應收而未收者。如：宋杜諤《春秋會義》二十六卷，係《永樂大典》輯本，弘曆所撰《御製書洪咨夔春秋説論隱公作僞事》注，有“盧仝《摘微》久佚，惟杜諤《春秋會義》採其説，今於《永樂大典》散篇内裒得之”語；明郝敬《論語詳解》二十卷，敬撰《九經解》，《四庫》已著録八種；宋史炤《資治通鑑釋文》三十卷，其音注爲胡三省採取者不少，宋本罕見，至阮元撫浙時，始鈔寫進呈内府；明徐咸《皇明名臣言行録續集》八卷，《四庫》已收其《前集》、《後集》各十二卷；宋劉斧《青瑣高議别集》七卷，《四庫存目》已著録《前集》、《後集》，又疑其書與《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所載卷數不合；宋林希逸《老子鬳齋口義》二卷、《列子鬳齋口義》二卷，《四庫》著録其《莊子鬳齋口義》，均未見其書而失載。
二、《提要》已引而未載者。如：明朱雲《金石韻府》五卷，《提要》於林尚葵等《廣韻府》下曾引其書，而書實未收；明唐覲《延州筆記》四卷，《提要》於《唐音》下引其書，而亦失載；宋葛立方《歸愚集》十卷，《提要》於《韻語陽秋》、《歸愚詞》下云“立方有《歸愚集》，已著録”，而别集類實失載；明吳訥編《晦庵先生文鈔》六卷《詩鈔》一卷，曾與崔銑輯《文集續鈔》合刊，兩書目録合併計卷，《存目》收崔書，稱其“蓋與訥書相輔而行”，而吳書未之載。他如宋陳普《石堂先生遺集》二十二卷，《存目》著録普《武夷櫂歌注》，謂“普有全集，已著録”；鄭起《菊山清隽集》三卷，《提要》於《心史》條下謂，“思肖有《題畫詩》、《錦錢集》，併附載其父震《菊山清隽集》後”，而實皆未採及其書。
三、《四庫》禁燬之書。如明朱高熾《天元玉曆祥異賦》七卷，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三十卷等。
四、《四庫》所收非足本者。如宋朱熹《詩集傳》二十卷，《四庫》收八卷本；元王元傑《春秋讞議》十二卷，《四庫》收九卷本；元史伯璿《四書管窺》三十六卷，《四庫》收八卷本；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十卷，《四庫》收八卷本；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四十二卷，《四庫》收四卷本；明朱睦㮮《授經圖》二十卷，《四庫》收不分卷本；明吳道南《文華大訓箴解》六卷，《四庫》收三卷本；宋宋慈《提刑洗冤集録》五卷，《四庫》收二卷本；宋潘自牧《紀纂淵海》一百九十五卷，《四庫》收一百卷本；唐《駱賓王文集》十卷，《四庫》收四卷本；宋孫覿《鴻慶居士集》七十卷，《四庫》收四十卷本；宋劉克莊《後村集》一百九十六卷，《四庫》收五十卷本；明朱右《白雲稿》十一卷，《四庫》收五卷本；明錢宰《臨安集》十卷，《四庫》收六卷本等。此類數量最夥，先生以經眼之本與四庫館臣所見本卷數既異，遂比勘版刻，别其優劣，以著於録。
五、中土久佚而歸自海外者。如南朝顧野王《玉篇零本》三卷又半，唐釋慧琳《大藏經音義》一百卷，遼釋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十卷等。
六、自《大藏經》及《道藏》鈔出之書。如南朝釋慧皎《高僧傳》十三卷、《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六卷，均用明支那本；宋李榮《元始説先天道德經》五卷、宋朱弁《通玄真經》七卷，俱用《道藏》本等。
《續編》體例，沿《提要》之定式，“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説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而其議論名通，斷制謹嚴，尤爲後學之津逮。如論宋人所編類書謂，“蓋在當日爲坊行之俗本，而在今日實宋代之古書矣”；《東林本末》條下，辨李慈銘“明代士不知學，競務虚聲，横議朝政，浸以亡國，東林、復社，實爲戎首”之説，而結語謂“李氏此論，蓋拾《小心齋札記》、《東林列傳》各《提要》之餘唾也，是不可以不辨”；又《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録》條下，謂“是書取古今佛道争辨事，薈萃爲一編，大致務抑道以伸佛。竊謂道家清静，與佛同源，何所容其非毁。佛氏四大皆空，今乃負氣嘵嘵，於‘空’何有？然儒者同是經學，乾嘉以來，漢、宋之争，爲有識者所深憫。吾儒尚如是，何論彼教”；又《臺館鴻章》條下論明文流變曰“明自楊士奇輩倡臺閣之派，積久而嘽緩冗遝，千篇一律；於是李夢陽輩倡言復古，積久而塗飾險詭，萬喙一音；於是袁宏道輩乘其弊而詆之，變板重爲輕巧，變粉飾爲本色，而專恃聰明，不根學問，其弊不可勝言”。此外訂正《提要》與各家之説，亦皆説理透徹，各具勝義。
四
《題跋》稿本八册，亦先生手自裝訂，封頁署作《許廎經籍題跋》，自“一”至“八”。其書亦無序記，未經分卷，内容依《四庫》分類，已初爲排次。各篇均稱“書後”，下注撰年，多成於民國十至二十年代。此書爲增續《提要》所作，不稱“提要”而稱“題跋”，一以謙遜，示其僅爲私家撰著，二則其體例與《提要》實稍異。《續編》遵《提要》之式，叙作者之爵里，論著作之優劣，語多簡約，《題跋》則考著作之原委，辨學術之純疵，文字較繁，議論亦見深入。清代自乾嘉以後，學者輩出，著述如林，群經則各有義疏，諸史則多經補苴，諸子、小學、金石之學，莫不後來居上，各號專門。先生博涉多能，學無不通，故能於清代學術之各門類，擇其要著，細加考論而撰爲跋文。
王欣夫先生曰，先生“每撰一篇，必於全書熟復數過，挈其菁華，博採群言，辨其是非，然後能發抒己見，折衷至當，而免鈔胥之誚。觀於每下條議，斷制謹嚴，雖若易易，而孰知其用心至苦。故若段玉裁《説文解字注》，先生研誦將六十年，而手稿僅存一目，其文仍闕，則其慎重不苟可知矣。此二百餘篇者，在有清一代之藝文，猶爲一勺之水，而辨言舉要，洞悉原委，竊謂雖使戴、邵復生，不是過也”(7)。其推挹甚至，而良非虚譽，兹於各部略舉數端，以證成其説。
先生於經學、小學最號專門，《題跋》録經部書七十七種，各加考辨，用力尤深。如《寫本經典釋文殘卷書後》，凡數千言，詳考伯希和所得之敦煌石室《舜典》、《堯典釋文》卷子影印本，引據經傳古注凡數十種，經反覆比勘，始審定該卷爲“郭忠恕所改定《釋文》，乃北宋人所鈔，而其書則不久即無傳本者也”。其方法綿密，推論謹嚴，允稱乾嘉考據學之後勁。又《説文解字群經正字書後》，列舉該書之疏失凡數十處，逐條訂正之後，並示以經典正字之義例，而結語謂：“總之古人字少，每多假借。《説文》許氏一家之學，非欲以是爲天下繩尺。録古文則不録今文，必謂經字盡收於《説文》，恐無此理。且正字或出於經典之後，必謂所舉正字即古時經典如此，更無此理。特在今日，不可不知其正假，故錢大昕有《説文答問》，陳壽祺有《説文經字考》。是書視兩家奚啻倍蓰，學者當服其用心，而錯誤迭見，須通人重加釐訂，方爲盡善。”所言均實事求是，令人信服。
史部録書一百一十二種，先生所撰題跋，既嚴史家義例，又兼采衆説，或從或否，評騭極爲矜慎。如《續資治通鑑書後》，先生既稱“是編以宋元明人續司馬光之書甚夥，而皆未盡善，乃合錢大昕、邵晉涵、孫星衍、洪亮吉諸人之力，將宋元事迹薈粹討論，閲數十年始成，雖不及光書體大思精，而網羅宏富，迥非王宗沐、薛應旂輩所能企”，又摘其詳宋略元、南宋事多漏略、紀事詳略未當、遼金蒙古人名譯音前後不統一諸失。而李慈銘採馮集梧説，以此書書名爲未妥，先生則爲之辨曰：“‘資治’之名雖出神宗所賜，而既續光書，故竟稱《續資治通鑑》。馮集梧序乃以爲非，謂李燾僅稱《續資治通鑑長編》。不知燾之稱《長編》，特燾之謙，不敢言‘續通鑑’，非因‘資治’二字出自御賜。且光修《通鑑》時先成《長編》，尚無‘資治’之名，燾書標題，實進退失據，安得執彼詆此。劉時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尤有先例。”折衷允當，略無偏頗。《東華續録書後》，以王《録》多就《實録》鈔寫，謂“向使參以筆削，卷帙初無取如此之繁，即購閲亦較易爲力。先謙非不能，特不敢耳”。又謂：“《實録》編輯上諭，事無起訖，語無斷制，止記言，不記動，《起居注》亦然，不如是則謂之不稱職。有史與無史等，有史官與無史官等，上下相習，視爲固然。是編止就《實録》摘寫，爲之刊刻，當時尚有議其不應傳播者，亦可見士大夫之心理矣。”所議較今日之過崇清宫檔案者爲近理。又如《抱冰堂弟子記書後》，謂其書乃張之洞七十壽辰前自撰，意欲仿《公是先生弟子記》，而謂“綜其生平，東南互保之約最爲有力，餘多言大而誇，所辦各事，亦多似是而非，但可謂十九世紀人材，而於二十世紀實非其選”，復舉收復伊犁、興造鐵路、庚子西幸、商約開礦、湖北捐票、收回粤漢鐵路、阻鑄銀元、鯰魚套之上新河築堤等事，一一辨其功過，所言均關掌故。末謂“《雷塘庵主弟子記》出於阮文達身後，今在生前仿爲之，幸而人皆知其自記，否則有此不通之弟子，直代爲愧死矣”。先生嘗爲張之洞幕僚，故能熟道其詳，而一語不肯假借，足見秉筆之公。他如《列女傳書後》舉圖中地用方磚、門垂帷簾、靠背椅、弓足等式，明其決非晉人所繪；考各省通志體例之優劣、記載之虚實；論《隋書經籍志考證》“一書而已具千餘種書之用”，以視四庫館自《永樂大典》輯未見書，“其難易殆不可以道里計”等，均見識議卓絶。
子部録書八十種。先生之考訂，一如經史之博洽，而尤可述者，先生身處新舊時代之交替，雖從事考據之學，亦能舉新知及時事以入議論，於題跋中可稱創格，今試舉兩例：《半巖廬日記書後》謂，邵氏“又言各省歲報民數爲粉飾浮增。此泥於往事爲説，亦失之滯。據西人馬爾薩斯説，十九世紀之初，全世界人口尚不滿八萬五千萬，方到二十世紀，已過十七萬萬。是百年間竟增一倍有奇，故近時西人謂中國人口爲四萬萬五千萬，雖無確據，恐或不遠也”。《無邪堂答問書後》謂：“又謂鐵路與輪船相消長，鐵路行而輪船必衰耗。則未知車舟線本相避而相濟。又謂民主者便於亂民藉口，而非真能安其國。此在當時立言不得不如此，而大勢趨於民主，雖天地鬼神不能遏。將來弊之所極，美、法或將爲君主，而此日却未可質言。”以此可知，先生之考訂舊籍，已非前人之窠臼所能囿矣。
集部録書一百三十六種，爲《題跋》中於今最有關係之文字。清人集部著作本夥，遍檢既難，别擇尤需識力。先生所取，多作者學行可述，所著足以見清代學術之流變者。凡著録之書，莫不貫穿首尾，洞悉利弊，而隨文辯證，有根有據，所附議論，尤爲精彩。如《壯悔堂文集書後》不滿於侯氏“漢亡於朋黨，宋弱於道學”之説，謂其“亦偏宕之詞，果如其説，則十常侍、韓侂胄轉可恕也”。《鮚埼亭集書後》稱贊謝山學問，而引《復堂日記》之詆詞，謂“亦可謂蚍蜉撼大樹矣”，又評謝山之詩爲“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能盡同，論其體格，視同時杭、厲諸人固少遜，而亦非後之翁方綱輩所能企矣”。又《道古堂集書後》，謂“其文大致脱息於《兩漢書》，故雅贍富麗，迥非凡近”，“序記小品，亦吐屬清華，標舉冷隽”，而又惜其考據之文未盡精核，所舉十數例，皆辯證精確。又《紀文達公集書後》，謂“考昀一生精力，全在《四庫提要》一書，所爲文長於館閣應制，間爲人作序記碑表之屬，非所經意”，因而“傳志紀事之作，略無翦裁，大都敏而不能深思，易而不免入俗，謝摺、器銘，更不足存”；而於《盾鼻餘瀋書後》，謂“宗棠詩文，不拘拘於義法格律，而一種權奇倜儻之概，如其爲人”；又《曾文正公文集書後》，謂“其古文最服膺姚鼐，而能恢張其緒，由姚氏而上溯韓、馬、莊，不規規於義法，乃自成其義法，實出姚氏之上”，知人論世，所言皆非影響之辭。
五
清乾隆間編纂《四庫全書》，經由各地廣泛徵書，並於《永樂大典》中從事輯佚，益以宫廷藏書，開四庫全書館於翰林院署，徵召碩學之士，分任校勘、編纂之職，逐種整理三處發下圖書，“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撰有提要”。其匯聚圖書及分類整理之法，至今猶不能廢，然編纂迫於時限，去取出自宸衷，各編修認纂之稿，底本選擇未必精當，學術亦非盡專門，而書成衆手，各不相謀，其謬誤舛訛，蓋不能免。《提要》流傳以後，欲起而糾正者代有其人，懾於專制，僅以零篇斷章，散見各家文集、筆記及藏書題識中。至先生出，乃以一己之力，辛勤蒐討，反復比勘，既爲《補正》，再撰《續編》及《題跋》，而《續編》、《題跋》所録之書，既經目驗，又加詳考，故所造能遠駕阮氏之上。先生治學祈嚮之正，研討之勤，足爲後世效法。其辛勤結撰之遺稿，沉霾已逾半世紀，理宜早日面世，沾溉後學。
先生嘗語人曰：“學問塗術之紛繁，古今書籍之浩瀚，一人所涉，譬諸滄海一漚，又迫於年命，所謂以有涯逐無涯，其不殆者蓋鮮。雖然，精衛填海，愚公移山，亦在其志耳。吾之爲此，惟俛焉日有孳孳，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已。”(8)三復斯言，彌深欽仰之忱，故不辭淺陋，略述《續編》及《題跋》之大要，以諗同好。
（《中華文史論叢》第59輯，1999年）
(1)見《許廎學林》卷首，又載王欣夫編《許廎遺集》卷端，文字略有異同。
(2)見《許廎學林》卷首，又載王欣夫編《許廎遺集》卷端，文字略有異同。
(3)先生未刊稿本，經檢尚有《讀説文段注記》、《釋名補疏》、《獨斷疏證》、《新序注》、《説苑注》、《論衡注》、《群書問答》、《金石萃編補正》等，均手寫自訂，藏於復旦圖書館。
(4)《會議增修四庫全書摺》、《謹擬增修四庫全書條例》，載《許廎遺集》。
(5)《會議增修四庫全書摺》、《謹擬增修四庫全書條例》，載《許廎遺集》。
(6)《覆王欣夫大隆書》（辛丑），載《許廎學林》卷二十。
(7)《許廎經籍題跋書後》，載《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録》，又《題跋》録書實四百零五種。
(8)見王欣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