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勾画古人类繁衍拓展线路图

综合分析当代考古资料可以看出，世界上最早的古猿化石出现在新生代第三纪渐新世（距今4 000万年—2 500万年）初期。那时期，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陆已开始分离，“特提斯海”或“古地中海”地块开始抬升。受其影响，印度板块向北漂移。在这样的地理历史大背景下，距今3 500万年—2 600万年，今埃及法雍地区生活着世界上唯一的古猿——“原上猿”和“埃及古猿”，其他地区迄今未发现同期的古猿化石，至距今2 300万年—1 000万年，亚洲、非洲、欧洲都有“森林古猿”留下的痕迹。这说明，生活在古埃及的古猿经过数千万年的繁衍拓展，穿越古超级大陆，沿“特提斯海”或“古地中海”沿岸，开始向亚、非、欧三大洲迁徙。

距今约1 500万年，古猿迁徙到我国云南地区。那时期，今青藏高原受印度板块向北漂移的抬升作用开始崛起，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横断山脱离海浸，青藏高原抬升至平均海拔1 000米左右。受喜马拉雅山崛起拉动的影响，我国开始形成自西向东三大阶梯地势格局。云贵高原在青藏高原崛起拉动的影响下，开始从海湾上升为陆地。我国西南部地区基本形成北高南低地势，古长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水系自北向南注入海洋。那时期，这里背山面水，气候温暖，雨水丰沛，森林遍布，动物成群，是古猿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正如《云南省志·文物志》中所言：“云南发现古猿化石产地计4处。时代距今1 500万年—400万年。对这些产地出土的古猿化石研究，一般认为他们是向人类进化的人类祖先。”我国西南地区的云南省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远古族源的发祥地，与这里的地理、地质、气候和动植物变迁引起的外部环境变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研究人类的迁徙现象，必须把人类生存外部环境的变迁纳入进来，作为一项不可缺少的因素。

约前250万年前后的某一时刻，居住在云南地区的古人类北上、东进、南下，呈扇面形一源多流态势开始了向外部迁徙的伟大壮举。向北迁徙的一支穿越四川盆地，横跨秦岭，于212万年前迁徙到今陕西省蓝田县境内，该县上陈村发现212万年前的近百件石器和公王岭发现115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化石可作为证明。此后，古人类以蓝田为中心向四周迁徙拓展，其中的一支沿渭河东进，跨越关中平原，在约180万年前迁徙拓展至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山西省芮城县发现距今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是最好的实证。至旧石器时代末期和中石器时代，迁徙到这里的古人类在长达200多万年的漫长时期内，一直在汾渭流域繁衍发展，使西起甘肃省南部，东至山西省南部和河南省西北部的古人类与古居址连成一片，形成了以汾河、渭河与南洛河流域为中心居住区的古人类和古部落。

居住在汾渭流域的古人类和古部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领先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汾渭古文明，该地区至今遗存大量著名的遗址、遗迹和遗物。据志载，陕西省旧石器时代遗存发现有190多处，主要分布在渭河、南洛河、无定河及汉江流域。蓝田县公王岭和陈家窝发现距今分别为115万年和65万年的“蓝田猿人”，后由朱照宇博士带队的中国科学院团队根据最新发现，将这一年代前推近100万年，达到212万年，表明早在200多万年以前，古人类就已进入关中平原这块富饶的土地繁衍生息。洛南盆地旧石器地点群和聚落系统、龙王辿旧石器地点和花石浪遗址等，建立和完善了蓝田猿人及其文化、大荔人及其文化、黄龙人及其文化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发展序列。甘肃省境内的旧石器从早、中、晚期到新石器过渡时期都有，其中秦安县五营乡大地湾地点发现距今6万年的石英打制技术制品、环县曲子镇发现距今约4万年的楼房子遗址、距今约5万年—3.7万年的泾川县牛角沟与合志沟遗址、武山县鸳鸯镇发现距今38 400±500年的“武山人”头盖骨化石、庄浪县朱店镇发现距今27 100±600年的长尾沟门遗址等，表明渭河流域的古文明向西迁徙拓展至甘肃省南部是不争的事实。河南省境内，1957年与1958年，对三门峡水库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在陕县张家湾、侯家坡和三门峡市东会兴沟等地发现旧石器时代的尖状器、刮削器、石核、石片等，证明50万年前古人类迁徙到此地繁衍生息。安阳发现距今22 150±500-11 000±500年的小南海洞穴遗址，南召县发现与“北京猿人”化石接近，距今四五十万年的人牙和动物化石等，说明河南省旧石器时代的古文明，与汾渭流域的古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山西省继发现180万年前的“西侯度遗址”后，先后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有：芮城县匼河遗址、垣曲县南海峪洞穴遗址、盘涧河等地的旧石器地点、襄汾县解村遗址、平陆县的旧石器地点、永济市介峪口旧石器地点、独头旧石器地点、新绛县西马村旧石器地点、河津市北里旧石器地点、万荣县西桌子旧石器地点、吉县上科村旧石器地点、太原市古交旧石器地点、榆社县墩圪塔等地的旧石器地点、静乐县风程山等地的旧石器地点、大同市青磁窑遗址等。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或石器地点有：襄汾县丁村遗址、永济市东姚温旧石器地点、侯马市南梁旧石器地点、新绛县三家店的蚌制品、寿阳县寿阳与平定旧石器地点、朔州市后圪塔峰旧石器地点、交城县境内的范家庄旧石器地点、霍州市的旧石器地点、原平市轩岗镇后口旧石器地点、阳高县许家窑遗址、河曲县河会旧石器地点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或石器地点有：襄汾县沙女沟大崮堆山旧石器制造场、翼城县玄元洞旧石器地点、吉县柿子滩遗址、蒲县薛关遗址、襄汾县柴寺村旧石器地点、昔阳县河上洞穴遗址、榆次市贾鱼沟旧石器地点、和顺县背窑湾洞穴遗址、榆次市大发细石器地点、太原市石千峰一带的旧石器地、榆次市岚峪旧石器地点、榆社县东形彰旧石器地点、榆社县赵王与孟家庄旧石器地点、朔州市峙峪遗址、大同市小站遗址、大同市山自造旧石器地点、大同市王龙沟旧石器地点、右玉县张家山旧石器地点、左云县旧石器地点、宁武县旧石器地点、五台山腹地台怀镇旧石器地点、阳高县神泉寺遗址、右玉县丁家村石器地点、朔州市南磨遗址、陵川县塔水河遗址、陵川县庄里旧石器地点、陵川县西瑶泉麻节洞旧石器地点、沁水县下川遗址、高平市团池乡羊头山旧石器地点、阳城县固隆旧石器地点等。上述遗址、遗迹和遗物表明，汾渭文明圈贯穿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是全国遗址、遗迹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人口最稠密，技术最先进，至今遗留遗址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正如“丁村遗址”资料中所说：“在黄河中下游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有几处地质时代比丁村文化早或相当于丁村文化早段的文化遗存。时代最早的是西侯度遗址，其次是地质时代属中更新世早期的匼河遗址、蓝田遗址，以及三门峡水沟和会兴沟等地点。这些遗址或地点发现的石器，其风貌虽比丁村文化中的石器古拙而原始，但其类型及打制特点，尤其是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与丁村文化极为相似或相近，说明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文化传统上的亲近关系。若把西侯度、匼河、蓝田、三门峡和丁村发现的这类石器依次排列，可以发现它们除共同保持厚大、三棱的特点外，在其自身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着由粗到精的变化。不难看出，广泛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汾渭地堑这一地区的三棱大尖状器和厚大尖状器为特色的旧石器组群，构成了一个一脉相承的区域文化体系。”这个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系，为开创我国北方以旱作农业为主要特征的黄河文明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与此同时，居住在汾渭地堑的古人类一方面在本地发展，另一方面从未停止向外部迁徙拓展的步伐。他们从汾渭地区出发，分为三个分支，分别朝三个方向向外部繁衍拓展：一是北上分支，沿今山西西南部向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地区迁徙，而后再由内蒙古往外迁徙。山西省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集中在晋西南地区，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晋中和晋北地区的遗址数量明显增加，这些遗址与内蒙古分布的古遗址连成一个整体，进而往外发展，并创造出以草原游牧为主要特征的漠北草原文明。1980年发现的山西省吉县杮子滩遗址，“是以典型细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上文化层的石制品虽然分为细石器和石片石器两类，但与华北至西伯利亚以及日本和北美的细石器并无多大区别。从细石器的修制到压制石叶以及各类石器修理，均与下川文化、丁村7701地点以及华北的大部分细石器文化遗存有较多的相同之处，研究者认为与薛关、晋西北和内蒙古西南部、陕西沙苑等地更为接近”。这一情况说明，山西与内蒙古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二是东进分支，又可分为南北两条路线进入华北平原。北线自晋北沿桑干河向东迁徙，河北省涿鹿县泥河湾一带及原阳县发现距今100万年已有古人类聚居，并与70万年—6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文化有一定联系，说明这是一脉相承的一支古人类。南线出关中平原一路向东，直至山东省沂源县土门镇骑子鞍山的“沂源猿人”。南北两线合为一体，完成了以北方旱作农业为主要特征的黄河古文明的开辟。三是南下分支，沿洛南盆地和晋南一线向中原腹地迁徙。如洛南盆地发现旧石器地点达268处，采集到石制品13 581件之多；丹江上游的商洛市腰市盆地，发现旷野类型旧石器地点4处，采集到石制品870多件等。这些资料表明，这支从汾渭流域南迁的古人类参与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交融，融会于多元一体的华夏古文明。

从云南向外迁徙的古人类，向东和东北方向迁徙的一支，于距今204万年—201万年间到达四川盆地，重庆市巫山县发现的“巫山猿人”可作为例证。然后，这支古人类跨越巫峡天险，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湖北省郧县梅铺杜家沟发现距今100万年—60万年的郧县梅铺猿人化石和郧西县白龙洞猿人牙齿化石，长阳县赵家堰发现距今10多万年的“长阳人”；安徽省共发现古人类化石地点和旧石器出土地点40余处，年代属更新世中、晚期；江苏省南京市发现距今60万年—30万年的“小汤山直立人”化石等。这一切说明，这一支古人类沿长江两岸向东迁徙拓展，开辟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福建等广大地域，开创了以稻作文化为主要特征的长江古文明。

从云南向外迁徙的古人类，向南迁徙的一支，最有可能先经由云南省开元、蒙自、西畴等地区向广西百色地区迁徙拓展。考古工作者发现距今80.3万年的广西“百色手斧”，以及广东与贵州旧石器时代遗址、遗迹情况，表明古人类迁徙到这一地区的相对年代。这一支系的古人类从广东和贵州继续向外部拓展，向东与湖南、湖北等地区的古人类融合发展，参与了开创以稻作文化为主要特征的长江古文明。向南则进入岭南，开辟了今南亚诸国的古文明。

旧石器时代中华先民北上东进南下，呈一源多流态势向全国的大迁徙，以及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文明从西部山区向逐鹿中原、从采集狩猎向农桑耕作、从一源多流向多元一体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做好了准备。

到了中石器时代，我国先民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和蒙古高原到处都可觅见古人类活动的踪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古部落和古氏族构成了氏族林立、百王并存的可观局面。中石器时代也是我国北方以旱作文化为主要特征的黄河文明、南方以稻作文化为主要特征的长江文明、大漠以狩猎文化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文明发育和成长的重要阶段。红山文化和水洞沟文化的根基，磁山文化和裴李岗等文化的根基，城头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根基等，就深深地植根于三大古文明之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三大古文明中，汾渭古文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蓝田猿人遗址、西侯度猿人遗址、峙峪遗址、丁村人遗址、许家窑遗址、下川遗址、三门峡会兴沟遗址等为代表的遗址群，显示出这一地区数百万年十分深厚的文化积淀，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先进水平。例如，1970年发现的山西省沁水县下川遗址，出土的细小石器，原料以燧石为主，其次是水晶、脉石英、砂岩、石英岩等。有以间接打击法产生的整锥状、半锥状、楔状、柱状、船底形等；也有以非细石器特殊工艺制造的一些属于细石器类型的小型石器，如琢背小刀、雕刻器、尖状器、锥钻等；还有以间接和直接打击法相结合产生的石镞、石核式石器等，其数量之多，类型之复杂，在同类遗址中罕见。下川的细小石器中，不但有一些同类遗存中常见的器物，还有一些同类器物中的不同类型，如有肩斜刃和三角形琢背小刀，斜刃、平刃、圆刃、两面刃石核式石器，修制成一个圆端刃的长身圆端刃刮削器，以及三棱小尖状器、扁底三棱尖状器和斜边雕刻器等，都是下川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这些器物器形较小，比较规整，加工精细，标志着细石器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下川的粗大石器占一定比例，主要有尖状器、锛状器、刮削器、砍斫器、石锤、砺石、研磨器等，研磨器更具时代风貌。下川的石磨盘为板状砂岩质，多呈长椭圆形。磨棒的磨圆度较高，磨面有的近圆形，有的近椭圆形。无论是磨盘或磨棒，大多都有清晰的旋转式或直来直去的擦痕，标志当时的人们过着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如志载：“下川文化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后一阶段的文化，它的发现表明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工艺已发展到最高水平，人们生活也相应得到了提高，生产力开始有了新的飞跃。刀、锯的使用，弓箭、标枪等狩猎工具的发明，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1976年至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进行了新发掘，又发现了一批新材料，经初步观察，认为下川文化的下限进入全新世早期。再如，陕西省宜川县壶口镇龙王辿遗址，清理出烧土遗迹、石制品集中分布区等，出土石制品3万余件及少量蚌器和动物骨骼。石器中打制石器较少，器类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雕刻器等；细石器、细石核、细石叶，原料皆以燧石和石英石为主。磨制石器较少，包括石铲和磨盘两种，磨制石铲是该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遗址中还发现蚌器的存在，一般多为装饰品。志载：“该遗址的发掘，为分析、复原新旧石器时代之交人类的生活场景，进一步探讨当时的生业形态、生存方式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对研究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等学术课题具有重要意义。”中石器时代以细石器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的生业形态必然出现，新生的生业形态必然促使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革，中华文明的“三大转变”便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我国先后出现了诸多分布范围广泛，规模庞大，文化特色鲜明，时代特点突出，越来越带有古代文明色彩的文化圈。严谨而细致的考古专家们根据这些文化圈遗址的不同年代和共性特征，分别为它们命名为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城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等。这些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文化圈一改旧石器时代遗址散乱发展的状况和一源多流的文化趋势，表现出了黄河古文明、长江古文明、草原古文明，三大古文明齐聚中原，相互激荡，水乳交融，融会贯通于以中原为中心，以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轴，多元文化并存的多元一体文化态势。至此，中华文明完成了从一源多流到多元一体、从西部山区到逐鹿中原、从采集狩猎到农桑耕作的三大历史性转变，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和政治格局，而推动和引领这一转变和隐藏在转变背后的必然是统一文化、统一治理、统一领导的多元一体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