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今本《竹书纪年》

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墓冢竹简十余车，经当时的著名学者荀勖、和峤、束晳、卫恒等人整理，写定成书七十五篇，十余万字。其中，纪年十三篇，因由从墓冢出土的竹简整理而成，所以也称为《汲冢竹书》《汲冢纪年》或简称《竹书纪年》。这部从地下发现的珍贵编年体史籍，曾轰动一时，不少学者曾利用其中的材料，订正了不少历史问题。正因为如此，也遭到了传统派学者的反对与排斥，从此由显而晦，至宋代已很少有人看到此书。有人认为，原书大概就在此时亡佚，不知在何年，有人掇拾《纪年》逸文，凑合史传的记事，又抄录《宋书·符瑞志》文章作为附注，托名梁朝沈约注，伪造成书，就是现行的《竹书纪年》。

清代中期以来，学者一般认为出土后经当时的学者整理成书的“十三篇”本为“原本”，相对于不复见的“原本”，明刻《竹书纪年》通行本为“今本”。清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朱右曾撇开《竹书纪年》通行本，广泛搜集晋代以来其他各书引用《竹书纪年》的只言片语，编撰成《汲冢纪年存真》。民国元年（1912），王国维以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为依据，再撰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称为“古本”。一般认为，“原本”早已亡佚，但也不排除残本曾经长期流传；“今本”或出于晋整理出土竹简的未定本，或是明人杜撰出来的伪书。而“古本”并不古，是朱右曾和王国维搜集古书所引《竹书纪年》的辑本。

关于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中外学者发生过两次较大的争论。第一次自清代中期至民国初年。这次争论大致有四种观点：一是有学者认为，《竹书纪年》起自黄帝，以下皆有年月日及立年崩年，不合共和以前无甲子纪年的传统说法，因此认为汲冢原书与今本《竹书纪年》必定是束晳（约264年—303年）伪撰。二是有学者认为，汲冢原书与今本《竹书纪年》都是真本，如清朝徐文靖等。三是清官方修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1789年刻版）视今本《竹书纪年》为明代人伪纂，因此有的学者采纳了这一说法。四是虽不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伪本，却认为是从古籍中辑录出来的。民国初年，王国维撰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彻底否定了“今本”的真实性。他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说：“余治《竹书纪年》，既成《古本辑校》一卷，复怪今本《纪年》为后人蒐辑，其迹甚著，乃近三百年学者疑之固多，信之者亦过半。乃复用惠、孙二家法，一一求其所出，始知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纠纷之因，皆可剖析。夫事实既具他书，则此书为无用；年月又多杜撰，则其说为无证。无用无证，则废此书可，又此《疏证》亦不作可也。”此言一出，成为争论的转折点，以后的学者贬者多，褒者少，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古史辨”派，更是把中国的古史视为编造出来的一本糊涂账。一段时期内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似乎没有了古史。

第二次争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其实，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问世不久，便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发文力陈“今本《纪年》固是后人纂辑，非是原著，然大都有所据依，非出臆撰”。甚至有学者提出“今本”之前应有一别本为“今本”的前身。20世纪80年代后，海内外一些学者力辩《竹书纪年》并非伪作，多方举证反驳王国维等人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今本《竹书纪年》虽有错讹，但主要内容与汲冢出土竹简无异，许多地方可作为考校古史之助，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也有学者认为，“今本”虽为后人摘拾“古本”残文及他书资料编成，但也不是全部出于作伪，所系年月可作为确定古代真实年代的参照系。更有学者考证认为，《竹书纪年》自唐宋以来一直流传于世，不存在亡佚问题。目前，这场争论仍未结束。

笔者外行，不敢妄议。但为了撰写本书，阅读了一些讨论文章，总也摆脱不掉疑问。一是争论命题的疑问。自清代中期以来，学者一般认为《竹书纪年》原本，即墓中出土经当时的学者整理成书的“十三篇”本，亡佚于两宋之际，亡佚的具体年月不知。不知道何年何人摘拾残文，依附《史记》，规仿《紫阳纲目》，辑成今本《竹书纪年》。既然不知道“原本”在何年、何月因何而亡佚，怎么确定必有“原本”流行于世呢？既然不知道“今本”是何年、何月、何人因何而作，怎么确定“今本”是明人摘拾残文，依附《史记》，规仿《紫阳纲目》，辑成的所谓伪书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今人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竹书纪年》版本是天一阁明藏本，就确定“今本”是明人伪造的吗？倘或“今本”自《竹书纪年》问世以来一直流传于世，抑或从一开始就有多种版本流行，“今本”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今本”真伪的命题不就成了空穴来风吗？事实上，已有学者多方举证，证实两宋之前就有多种版本的《竹书纪年》流传于世，而且一直没有间断。二是论证方法的疑问。迄今为止，许多论证“今本”真伪的文章，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前的文章，大都以文字证文字，以彼书证此书。这种方法必须预设一个前提，那就是今本《竹书纪年》必须是两宋以后的伪作，这样便可得出一个事先预置的结论：凡与两宋之前他书相类的地方，“今本”皆抄袭他书。倘若“今本”在两宋之前就有，甚或“今本”的主要内容在春秋战国的晋魏宫廷档案中就是如此，岂不是他书袭用了“今本”的内容吗？近年来，也有学者引用地下考古发掘资料论证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实性，颇具说服力。三是书名来源的疑问。顾名思义，之所以为此书命名为《竹书纪年》，是因为有纪年。如果没有纪年，为何以“纪年”命名？不论是《竹书纪年》，还是《汲冢纪年》等，都在两宋之前就有了。以纪年鉴定“纪年”，甚至以纪年否定“纪年”，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果没有了“纪年”，还能叫《竹书纪年》吗？四是有关甲子纪年起始的疑问。有人说，甲子纪年始于共和，因此认为，《竹书纪年》中的甲子纪年为后人杜撰。当代考古发掘出土的商代甲子表，与现代流行的甲子表完全一致，这说明早在商代就已流行甲子纪年表。史载，大挠作甲子。大挠是黄帝时代的大挠氏，这又说明六十甲子纪时是黄帝时代的发明创造，有谁能够证实口传文化时代压根没有或不使用六十甲子纪年法呢？五是考证目的的疑问。辨伪的目的是为了存真，以正视听。有鉴于此，必须有破有立，去伪存真。如果破字当头，只破不立，那么辨伪的目的是什么呢？意义何在？如果把古代学者辛勤研究、历代积累的成果视为相互抄袭、人为编造，那么只有自己的学说才是真理吗？如果把中国古史视为人为编造的一本糊涂账，岂不是在我们手里把世界文明古国的古史搞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吗？如果真是这样，后人将如何评论我们这一代人呢？

笔者认为，学术上的争论是没有休止的，有些问题可能永远搞不清楚。争论归争论，应用归应用。应用就是实践，只有在应用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地分辨出真伪。中国的古史就摆在那儿，我们这代人不去探讨与论证，后人也要探讨论证，必有一日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