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 变异学与国际比较文学发展新理论与新格局

曹顺庆

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大学成立。2015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们比较文学学者云集深圳大学，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三十年与世界比较文学新格局”学术研讨会，回顾、总结了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探讨、展望了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格局。今后的比较文学发展，将打破西方学术话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实现东西方平等对话，形成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参与的，欧、美、中及世界其他地区多元发展的新地域格局；在学科理论的建构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及其方法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壮大，尤其是变异学创新理论的提出，必将有效解决国际比较文学理论所面临的困惑，促成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形成新的、更加科学合理的知识格局。新的地域格局与新的知识格局相结合，将推动比较文学学科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便是比较文学学科由“死”的危机到“生”的转机途径。

比较文学学科自发轫起，就不断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挑战贯穿于比较文学学科不断发展、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中，既有圈外人的攻击与质疑，又有圈内人的反思与探索。从客观上说，这些挑战和攻击、反思与质疑恰是促使比较文学不断壮大的重要推动力。迄今为止，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已经经历了三次大的危机：第一次是早期克罗齐对比较文学的攻击，经学者们的反思，最终形成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第二次是美国学者威勒克对法国学派的批判，经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建构，形成美国学派学科理论。第三次危机是从20世纪90年代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的比较文学之死开始的。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女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目。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把翻译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把比较文学当作它的一个有价值的，但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研究领域。”再到斯皮瓦克的专著《一门学科之死》，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死亡，敲响了比较文学死亡的丧钟，揭开了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

纵观国际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可以说：比较文学学科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危机与转型。每一次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出现都没有造成比较文学真正的“死亡”，而是促成了比较文学新的转型与探索；每一次大的转型都改变着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旧有格局，形成新的格局和新的理论；要想使比较文学科学转型，形成合理的新格局，就不能仅仅绕开或回避圈外人的挑战与圈内人的忧虑，而是要直面问题、正视问题，立足学科史与问题本身，探索新路。

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构成与发展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片面认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就可以统摄一切，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大厦就已经完满了。另一种倾向是注重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倡导泛文化与不比较，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长久存在并难以得到解决，甚至导致该学科逐渐式微，以致最终消亡（亦即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这两种错误倾向有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是连我们本土的不少学者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积极拥护者，不能正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及其理论的作用和力量；二是近年来纯文学研究的相对没落和解构主义思潮的持续发展，使不少研究者质疑“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究竟有无存在的必要。最终的结果往往以否定告终，原因是未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不能正视问题，而是逃避问题。其实，对于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盲目乐观情绪也会加深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不跳出西方比较文学旧有研究模式思考问题，就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当前及今后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新区域格局，可以概括为：以比较文学欧、美、中及其他国家与地区多元发展的新格局。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比较文学发展新区域格局，与几个方面的事实密切相关。一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实绩丰富突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且具有自己突出的方法论特征；二是当前新的国际格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与一体化）朝着纵深方向不断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世界性、前瞻性的学科不能不受到影响，并改变旧有格局。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界已经有学者提出了积极的意见，例如：康奈尔大学乔纳森·卡勒（Jonathan D.Culler）主张强调回归比较文学，哈佛大学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大力倡导不同文明共同构成的世界文学，芝加哥大学苏源熙（Haun Saussy）教授主张关注全球性的比较文学，等等。

在世界多极化的影响下与国际比较文学地域格局的作用下，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亦将形成新的知识格局。这种知识格局将打破以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走向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形成新的、更加科学规范的多元知识格局。对这种知识格局的简要表述，便是以“文学”为研究核心，以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文学的可比性为研究特征，以实证性影响研究、类同性平行研究、异质性变异研究为三大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以多元文化共同体为载体，形成文学跨越学、文学关系学、文学变异学与总体文学学四个领域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曹顺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