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问题意识

自20世纪初以来，关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理论言说成为学人极为关切的焦点话题。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论者主张曾纷纭不一：或曰二元截然对立，或曰相融共生。不过，现代建构应根基于传统之说，逐渐成为人们的文化共识。但关键问题是，“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进行结构性的卯合，方能完成“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使命呢？换言之，传统走向现代所依凭的文化思想资源及其具体机制是什么？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端赖于对更为具体性的对象的思想分疏，而非仅诉诸抽象与笼统的文化勾勒所能寻绎出来。

鉴于此，笔者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部分的儒学，与作为现代重要思潮的社会主义，皆置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坐标上：在论析儒学如何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身份蜕变的同时，关切具有现代品格的社会主义何以在与具有传统质性的儒学对话中，获得传统思想滋养的问题。这一理论命意便是探讨儒学现代展开的重要思想基点。

社会主义思想在进入中国后，发展成为一场颇引世人瞩目的社会政治运动，并取得了重大的实践成就——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且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而儒学在中国是底蕴极为深厚的文明传统。历史证明，这一文明传统在近代以降，并未真正成为“游魂”抑或“博物馆里的木乃伊”，而是沉淀为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社会生活信仰，具有强大的现实生命力。正如论者所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际上的逐步展开，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不可能完全摆脱儒学的深刻影响。因为中国化是以中国特有的期待视野为前提的，这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这种创造性不仅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独特现实需要，还取决于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其中儒学就是一个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儒学传统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生命和血脉之中，甚至成就中国人在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因此，作为一种‘前见’，它不能不充当中国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先行有效的前提。”[2]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便是社会主义与儒学的对话与结合。而二者之间的对话与结合，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表征。

以往学人关注较多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国内所出现的强烈反传统主义思潮。比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涉儒家文化），进行过“打孔家店”的猛烈批判[3]。从解放政治的理论进路来看，具有鲜明现代品格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必然的。正如吉登斯所说：“自现代时期的早期发展以来，现代制度的动力机制便刺激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人类解放之观念。最初，这个观念意味着人类从传统和宗教的教条性规则中解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无疑是一种解放政治，因为“解放的政治包含两个主要的因素：其一，试图卸下传统枷锁之努力，并因此对未来抱有一种改造的态度；其二，试图完成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缺乏合法性的统治这一目标”[4]。这种解放政治所意欲达致的价值目标便是“平等”与“自由”。因之，致力于“平等”与“自由”价值的达成，既包括群体，也包括个体，皆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核心驱动力。

既然如此，又如何解释他们所信奉的社会主义能够与具有深厚传统气质的儒学进行对话与结合呢？首先，这里涉及一个理解上的问题，那就是所谓“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否意味着全盘反传统？众所周知，林毓生先生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性为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观点影响较大[5]。但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商榷意见。比如，李良玉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虽然尖锐批评过传统儒学中的某些内容，但并未全盘否定儒学；而且，中国文化、社会与历史是一个更为广大的传统，同样没有被全盘摒弃与彻底否定[6]。陈卫平先生则将“五四”看作是中国近代的文化转型。他认为，“五四”的内涵与性质即是中西合流，而不是全盘反传统[7]。这些论说对于深入研究新文化运动之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包罗甚广，既有理念、观念层面的文化，也有制度、实践行为层面的文化。此外，不仅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文化思想，而且有作为民间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意义上的文化。毫无疑问，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传统主义，所批判的只能是其中之一部分。进言之，在蕴含丰富的儒家传统文化中，那些与来自西方的现代个人主义相异的地方，抑或含摄皇权、纲常名教等意识形态意味的文化传统，被打包进“孔家店”。这便是他们所要批判的儒学面相。正如是时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所说：“自汉武以后，名虽尊儒，然以帝王之利便为本位以解释儒书，以官家解释为楷模而禁人自由思索。后人所研读的儒家经典不是经典本身，只是经典的疏注。后人眼目中的儒家，眼目中的孔子，也只是不识太阳的盲人意识中的铜盘了。儒家的精神，孔子的精神，透过后代的注疏的凸凹镜后是已经歪变了的。……于是崇信儒家、崇信孔子的人只是崇信的一个歪斜了的影象。反对儒家、反对孔子的人也只是反对的这个歪斜了的影象。”[8]郭沫若呈示出了是时反传统者的批判实质指向。从对文化传统的继承方法来看，这便是“批判地继承”。由此看来，学界长期过于关注“五四”的反传统面相，而相对忽略了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连续性。“五四”的“反传统”，主要是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合时宜的社会政治内容，并未动摇中国文化整体性的价值信仰。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恰恰起到了开放与接纳现代价值的窗口作用。

作为来自异域的现代思想，社会主义与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应具有一定程度的融通性，否则难以进入中国。王国维曾说：“……则西洋之思想之不能骤输入我中国，亦自然之势也。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9]此论确然。无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许多与社会主义思想相为契合之处，可以承继下来，以作为接引社会主义的有效思想资源。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一文曾以富于想象力的文学笔调，将如上情形清晰地呈现出来[10]。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确乎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此外，也有学者从儒学与作为欧陆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气质相切近处，分析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中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何中华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同儒学之间除了时代性距离外，还存在明显的民族性差别，这体现着东西方文化在总体上的异质性。……但问题的辩证性质就在于，东西方文化除了差别之外，还存在着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方面，特别是欧陆哲学与中国思想之间的亲和性，恰恰构成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得以会通的文化基础和条件。”[11]然而，“中国思想同欧陆哲学之间何以具有亲和性？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现象只能描述而难以解释。或许是因为欧陆和中国在文化发生学意义上都具有大陆性格，或许是因为两者都具有擅长玄思和追求理想的品性，如此等等，但无论如何，两者之间的距离感显然没有中国思想同英美哲学之间的那样大，异质性没有那么强烈，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12]。平心而论，如上从文化气质类型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能够进入到拥有沿袭千年而未中断的儒家文明的中国，并发展成为巨大的社会政治运动的深层原因，这一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因此，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政治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历史文化衍变逻辑的必然。

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3]正是在这次全会上，他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命题。1943年，中共中央在回应共产国际解散问题时，着重表明了如下文化立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4]由此可见，即便在革命斗争的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也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为其重要的关切。“古为今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所一贯秉持的鲜明文化态度。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这一强烈的传统文化继承意识，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国内出现了传统文化热、国学热思潮，儒学再次获得发展与弘扬的良好契机。儒学与社会主义的对话也逐渐成为学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21世纪初以来，儒学研究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关。这一巨大成就，改变了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落后、自卑的心态，增强了文化自信心。它确证了处于儒家文明圈的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并进一步带来了文化上的自觉或省思，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转向”，其中包括对于儒学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由此，学界对于儒学的现代转型问题的探讨蔚为大观，而儒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成为学人研究的焦点性论域。

实际上，在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核心组成部分的儒学，始终在场。而且，在与社会主义发生了历史性的相遇之后，彼此不断地进行互动对话，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丰富且有效的文化思想资源。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顺应时代的需要中，不断以自己的独特方式，继承与弘扬儒学传统的重要表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15]。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的不容忽视的文化土壤。儒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成功赓续的必不可少的精神思想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16]这即是“阐旧邦以辅新命”的意思。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掘儒学所固有的丰富思想资源，有助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发展。近些年来，学界对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弘扬，虽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它的现代价值资源的深入开掘来说，“研究工作还处在初步阶段，碎片化的研究较多，系统性的思考较少；表态性的政治化的话语偏多，学理性的阐释不足”[17]。本书尝试多在学理性的阐释上用力，冀图系统深入地论析儒学价值的现代转型，及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方面的积极意义。

具体言之，本书力图达成的理论目标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探究凸显中国传统公共精神的儒学思想形态的存在，并藉此讨论它在现代处境下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这是一种与以往学界着重于探讨心性儒学联系密切却又有所不同的学术面相；其二是阐释儒学公共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侧重阐释儒学公共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价值观的主要涵养机制。其现实意义在于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涵养提供丰富的优秀传统思想资源，以期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应对全球治理秩序危机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