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实践的探索，21世纪

（1）“1+6”试点地区

世纪之交，北京市危改工程达到高峰，这一时期总结了很多种“模式”，例如：危旧房改造与住房制度改革结合起来的“房改带危改模式”，商品房开发带动危旧房改造的“开发带危改模式”，与路网加密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的“市政带危改模式”，等等(28)、(29)。2001年至2003年，城四区拆除危旧房达445.94万平方米(30)，平均每年约150万平方米。

世纪之交是北京老城的转折，既是大规模危改对北京老城产生严重破坏的时期，也是对历史文化保护区影响深远的时期。1999年，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范围划定；2001年，南池子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更新试点启动(31)；2002年，《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批复；2003年，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更新试点公布，包括玉河、三眼井、白塔寺、烟袋斜街、前门（前门东侧路）、大栅栏（大栅栏煤市街）等6处。这些密集的行动标志着大规模拆除胡同四合院进行危改的方式已经走向剧终。经过这一阶段，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形态基本进入了较为平稳的阶段。

现在，“1+6”（南池子+玉河、三眼井、白塔寺、烟袋斜街、前门、大栅栏）试点并不经常被提起，然而这7处试点的深远影响绵延至今，甚至可谓近20年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主线脉络。当我们讨论近20年的问题、行动、经验和教训，无论如何兜兜转转，总会回到这7处试点所处的区域，它们是南池子（南池子历史文化街区）、玉河（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三眼井（景山八片历史文化街区）、白塔寺（阜成门内大街历史文化街区）、烟袋斜街（什刹海历史文化街区）、前门（鲜鱼口历史文化街区）、大栅栏（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

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关于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房屋修缮和改建的有关规定》于2001年12月1日正式施行，要求国土房管局、规划委、建委、东城区政府共同在南池子、北池子历史文化街区进行房屋修缮和改建工作试点，并且要求“注意总结经验，为今后在全市范围推广做好准备”“按院落和基本风貌确定修缮和改建方案”“鼓励公房住户购买现住房。同时鼓励居民外迁，适当疏散保护区人口”(32)。2001年至2002年，南池子历史文化街区中先后实施了菖蒲河公园建设及其周边地区的改造、普度寺腾退修缮及其周边居住片区的改造(33)

与南池子试点在时间上相对应的是什刹海历史文化街区的烟袋斜街整治。1999年，西城区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合作，开始烟袋斜街的研究工作。同时，什刹海风景区管理处开始组织拆除沿街加建，并进行基础设施的改善工作。至2002年，烟袋斜街的基础设施完善和沿街环境整治工作基本完成，烟袋斜街商业街采取了与南池子不同的实施策略，通过基础设施的完善，带动了居民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34)。在烟袋斜街地区大小石碑胡同，则采取了小规模的、基于居民意愿的、外迁与平移或者留住结合的改善方式，标志着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实施方法的形成。

（2）奥运会前的行动

2003年，在确定第二批的6个试点之后，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都积极行动起来。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保护更新行动，分别以南锣鼓巷、什刹海、鲜鱼口（前门大街）和大栅栏最具代表性，它们分布在中轴线的东西两侧，正阳门外和钟鼓楼下。

在中轴线南段，进行了前门大街拓宽改造，将前门大街改造为步行街后，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在东西两侧分别拓宽建设了煤市街和前门东路。前门大街以东的鲜鱼口地区进行了集中连片的人口疏解，其中鲜鱼口街两侧区域进行了集中连片的更新改造。前门大街以西的大栅栏地区，则进行了大栅栏街、大栅栏西街、煤市街等片区的腾退、整治和更新（图1.3、图1.4）。

在中轴线北段，烟袋斜街地区延续了之前工作，持续进行了烟袋斜街商业街、大小石碑胡同片区的整治；在什刹海环湖地区分散地进行了荷花市场、火神庙周边、前海三角地、后海小公园、西海雨来散等公共空间的整治。南锣鼓巷地区则把重点放在商业街的环境整治和业态管控方面，以院落腾退带动街巷风貌提升和沿街商业转型。同时，玉河故道的腾退和整治项目也开始启动。

2003年至2008年，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理念和保护实践多元化探索的阶段，以鲜鱼口、大栅栏、什刹海、南锣鼓巷等地区的实践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这四个地区实践探索所持的基本理念，采取的人口外迁方式和建筑保护更新方式，以及商业引导和公共财政使用方向等方面的探索，持续影响至今。

虽然这一时期重点实施的区域与2003年公布的6个试点相对应，三眼井、白塔寺两处试点的行动不太突出，而玉河、烟袋斜街、前门、大栅栏等四处试点所在的历史文化街区都实施了影响力比较大的空间行动，其中一些街区的实施范围和投入强度明显超过了“试点”的范畴。在鲜鱼口地区，进行了整体的人口外迁，在大栅栏地区的煤市街及煤东片区（今北京坊所在片区）也进行了集中连片的外迁腾退；而什刹海地区和南锣鼓巷地区则相对更有试点的意味，什刹海烟袋斜街片区、环湖地区和南锣鼓巷沿街的腾退和整治规模相对偏小，从实施范围、实施内容和实施方法看，是在探索小规模渐进式有机更新的实施经验。在上述这些重点区域之外，很多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了普惠式的改善，影响比较大的包括煤改电工程、排水设施提升和沿街立面整治等。

回顾2003年至2008年的保护实践，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采取了不同的保护理念和实施策略。如果按照起初的计划，以6个“试点”探索北京老城保护的适宜方法，这种差别化的理念和实施探索显然是有益的，但后来出现的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一是在探索适宜路径的试点阶段，局部地区采取了全面铺开的实施方式，在鲜鱼口、大栅栏局部片区的实施规模，显然已经超出试点探索的初衷。二是在若干片区进行了实践探索之后，并未及时进行总结和反思，既没有明确应当推广和完善的优秀经验，也没有明确需要反思和检讨的实践教训，以致2008年至今的十余年间，依然在不断地“试点”，一致性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并没有建立。三是在若干片区投入巨大，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形成了“试点片区投入远超其他片区”的惯性思维，这种进行点状的、失衡的、注重一步到位、“精彩亮相”的公共投入思路，导致了历史文化街区内部保护状况的持续两极分化，其中大部分地区长期处于投入不足、保护状况堪忧的境地。

（3）新一轮的探索

2008年至今，相对于21世纪最初几年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新一轮的探索，这一时期的行动既延续了前一阶段的很多实际项目，又呈现出很多新的特点。

2008年至2010年的三年间，似乎可以用“后奥运时期”来形容历史文化街区。在中轴线北段，什刹海环湖地区和南锣鼓巷的商业街成为旅游和游憩的好去处，转而要应对汹涌游客带来的新问题，玉河工程正式开工(35)，菊儿胡同社区开始了“公众参与”的探索(36)，孕育了其后这十多年历史文化街区的社区治理热潮；在中轴线南段，前门大街熙熙攘攘，旁边鲜鱼口商业街正在紧锣密鼓施工，在鲜鱼口商业街对面，北京坊所在的廊房头条也早已腾空退净，正在准备迎接北京坊的“新生”。

2011年至2016年期间，历史文化街区的新探索繁盛，申请式和参与式的实践涌现出来。大栅栏地区的杨梅竹斜街以“家庭申请式”的方式进行腾退外迁，并且很积极地引入时尚的店铺和人群(37)（图1.5）；随后，什刹海、白塔寺片区也以“院落申请式”的方式进行了外迁腾退(38)，试图探索院落改造利用的新方式（图1.6）；南锣鼓巷的玉河沿线揭开了面纱，其后玉河旁边福祥社区四条胡同里也开展了申请式改善(39)。历史文化街区中的公众参与潮流日益受到关注，史家胡同的行动扩大了东四片区的影响(40)。与公众参与相映成趣的是小微公共空间改造，因为见效快、投资少、在“公众参与”的同时，又可以回避棘手的居住问题，这类“微更新”(41)实践迅速地铺开了。

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发布，北京老城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工作愈发受到重视，新一轮的行动中，开展环境整治的街巷胡同纷纷“精彩亮相”(42)（图1.7），利用腾退房屋探索的“共生院”(43)陆续开工，试图描绘新居民、新群体、新功能和本地居民在一个院落中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居民腾退外迁的策略也有了新探索，申请式腾退、申请式改善、申请式退租的试点(44)接连不断。但是，最艰巨的难题依然是居住困难问题；症结，依然在院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