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惠公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国君之位，特别希望与鲁国交好，马上在六月份派出使者前往鲁国参加了鲁文公的葬礼。秋天，东门襄仲以祝贺齐惠公即位的名义前往临淄访问，叔孙得臣以感谢齐国参加鲁文公葬礼的名义也与东门襄仲同行。
东门襄仲和叔孙得臣在齐国宫殿拜见了齐惠公，东门襄仲向惠公行礼后，说：“臣谨奉鲁国太子之命前来恭贺齐侯即位。”叔孙得臣也行礼说：“鲁国感谢齐侯派使臣参加敝国国君的葬礼。”齐惠公答礼后说道：“二位大人光临齐国，蓬荜生辉。贵国国君意外去世，寡人深感痛心。愿鲁国新君能再续齐鲁友好，造福两国百姓。”
东门襄仲趁此机会，向齐惠公躬身行礼说：“敝国国君在世时，对公子俀甚是喜爱，而且公子俀年长，好学仁德，鲁国如能在齐侯在关照之下，扶立公子俀为鲁国新君，鲁国定当迎娶齐国公室之女为国君夫人，岁岁朝觐纳贡，与齐国结姻亲之好。”叔孙得臣惊讶地看着自己的这位叔父，他没有想到叔父东门襄仲突然提出如此动议。鲁国风传东门襄仲与敬嬴夫人有染，谋立敬嬴夫人所生之子公子俀为国君，看来是真的了。可此时东门襄仲话已出口，叔孙得臣已无法阻拦了。
齐惠公想了想，暗自思忖:“鲁国太子恶的母亲虽然是寡人甥女，但太子恶是嫡长子，即位天经地义，无需寡人关照和扶持；如若寡人扶立公子俀为君，鲁国则会格外感激寡人和齐国，既然鲁国执政已经提出了请求，应当允诺。”于是他对东门襄仲笑笑说：“既然襄仲执政和众位公卿愿意拥立贤德而且年长的公子，寡人和齐国又为何阻拦呢？愿与鲁国缔结姻亲之盟。”
东门襄仲和叔孙得臣拜谢齐侯之后，返回了鲁国。在路上，叔孙得臣心中担忧：“叔父襄仲在齐侯的支持下，改立公子俀为君，那么太子恶和公子视怎么办？他们应该要投奔他国了。弄不好，会有性命之忧的，但是现在也只能如此了，也不能提前告知他们，否则自己会有祸难的。”就这样，他们回到了曲阜。东门襄仲一到曲阜，立刻入宫觐见敬嬴夫人，面露喜色地说：“夫人，齐侯已经允诺，扶立俀儿为君。”敬嬴夫人大喜，说：“执政大人今天在妾身宫中痛饮几杯庆贺如何？”襄仲答道：“不可，事情尚未办成，不能引人注意。叔孙得臣也已知晓此事，夜长梦多，必须从速进行。臣还要马上回去布置一番，夫人且等消息。”
叔孙得臣回到曲阜后，马上找到叔仲惠伯，叔仲惠伯是他的兄长，他要惠伯设法自保，说：“东门襄仲要依靠齐侯的力量扶立公子俀，如果是这样，兄长你要设法躲避了。朝中都知道你是太子太傅，是忠于太子恶的，而且过去东门襄仲的所作所为或者被你在国君面前进谏阻拦，或者直接劝谏其本人，襄仲很是不快。他扶立了公子俀为君，那你可就有危险了。”
叔仲惠伯说：“太子恶即位大局已定，东门襄仲难道要行不义之事？”
叔孙得臣说：“叔孙氏乃鲁国三桓之一，你我应保叔孙氏昌盛，故而你我要免除祸难。先君之子谁继位，都是鲁国的君主，我等不可赘言。”
于此同时，东门襄仲已经动手了，他安排自己在宫中安插的人哄骗太子恶和公子视去看新到的骏马，在宫中马场杀害了两位公子。然后马上带领自己府中家丁和军中的亲信兵马，赶到敬嬴夫人宫中，报告说太子和公子恶在马场发生了意外去世了，请求扶立公子俀为国君。此刻朝中司马来报，齐国有大量军队在鲁国北部边境驻扎，意图不明。东门襄仲从容地说道：“我手写帛书一封密封于此竹筒内，命执讯官速递于齐侯面前，齐军不会侵入鲁国。”然后，东门襄仲命人以国君之命召叔仲惠伯入宫觐见，并布置甲士二百人，命其待叔仲惠伯进入宫殿后杀之。
叔仲惠伯刚刚送走了叔孙得臣，宫里就来人传国君之命：“命叔仲惠伯入宫觐见。”惠伯的家宰公冉务人说：“大人不能去，入宫后必死无疑。这是东门在害大人。”
叔仲惠伯知道避无可避了，他绝对不愿意逃奔他国，于是他说：“死于国君之命，我认了。”
公冉务人说：“如果真是国君之命，可以死；如果不是呢？”
叔仲惠伯不听，直接入宫了，结果被东门襄仲提前埋伏好的甲士杀害，并把他埋在马粪堆里藏了起来。忠诚护主的家宰公冉务人护送着叔仲惠伯的妻儿老小逃奔了蔡国，为叔仲氏在不久后的重新崛起立下了大功。
太子舍和公子视都是齐昭公之女出姜的儿子，她得报自己的两个儿子突然在宫中马场遭遇意外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立即明白了，一定是东门襄仲干的，宫中盛传的风言风语原来是真的，他和敬嬴合谋杀害自己的儿子，然后要立敬嬴的儿子为国君，东门襄仲从齐国刚一回到曲阜就干起了伤天害理的事！她的侍从劝她赶紧逃回齐国再想办法。她两眼无神，喃喃地说：“儿子都不在了，回齐国也没有用了。我活着也没有用了。”仆人看到她已没有了主意，便向她的陪嫁妹妹禀告，陪嫁妹妹二话不说，带人扶着出姜夫人上车直奔齐国而去。
上车后，出姜已经清醒了过来，她要让鲁国人知道，是鲁国执政东门襄仲害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是即将要即位的太子！于是她命车驾从曲阜闹市经过，出姜夫人在车上大喊：“苍天在上，东门襄仲大逆不道，杀害太子，杀嫡立庶！”一遍一遍地喊着，车驾一直不停，出了曲阜城门。曲阜百姓听到后，唏嘘不已，都称出姜夫人为“哀姜夫人”。
季文子近年来一直依附于东门襄仲，看到襄仲杀嫡立庶，还殃及了叔仲惠伯，连惠伯的兄长、军功卓著的叔孙得臣都不敢说什么，就前去拜见东门襄仲，问道：“叔父，杀嫡立庶，国人众口铄金，如何处置？”
东门襄仲坦然回答说：“行父（季文子字行父）勿忧，老夫身为鲁国执政，当为鲁国社稷着想，公子俀贤良仁德，且在先君诸公子中年龄最长，是国君的上上之选。公子恶虽为嫡长子，但先君恶之，故为之取名为“恶”，先君真正喜爱的是公子俀，本来就想立他为太子，碍于朝中公卿大夫立嫡立长的劝阻，才立公子恶为太子。故而老夫在获得齐侯的支持后，真正为鲁国作一件对得起宗庙之事，国人如何议论，老夫已不在乎。”
东门襄仲此番杀嫡立庶，其实是宣告了他的执政权威已高于国君，鲁国政事皆可出自执政襄仲之手。鲁国公室从此一蹶不振，政权下移到了公卿大夫，最终落于三桓，后来在东门襄仲的扶持下，鲁国政坛的权柄逐步归于了季氏。
东门襄仲看到季文子惴惴不安，继续说道：“老夫年已半百，鲁国的未来还要指望象行父这样年轻有为的贤能之才，行父身为三桓之一季孙氏的宗主，应效当年你祖父成季，以国相之位辅佐国君社稷啊。老夫之后，鲁国执政当属行父无疑！”
东门襄仲这一番说辞，虽然有画饼之意，但也基本符合事实。此时的鲁国政坛，除了东门襄仲当权，三桓之中只有叔孙得臣和季文子还位居中枢；孟孙氏宗主孟惠伯忠厚老实，在公孙敖去世后，已失去了在鲁国朝局中的话语权。季文子满腹经纶，恭谨为政，又依附当朝权臣东门襄仲，确实前途不可限量。
季文子听到襄仲的这番话，就不再犹疑，对东门襄仲说：“全凭叔父。行父当效绵薄之力。”
东门襄仲说：“老夫与得臣都去觐见了齐侯，行父要出访临淄，觐见齐侯，带上厚礼，为新任鲁国国君向齐国表达迎娶齐国公主的愿望。将来鲁齐两国加深盟好，少不了要多多往来。”
季文子听命，按照东门襄仲的安排，访问了临淄，拜见了齐惠公，禀告了鲁国新立国君公子俀的情况，表示希望迎娶齐国公主为国君夫人。齐惠公高兴地同意了，说待来年公子俀即位后，即可操办婚事。
鲁文公去世的这一年，除了齐懿公被弑杀外，秦国国君秦康公也去世了，他的儿子嬴稻继位，史称秦共公。秦康公还在太子的时候，于公元前636年，护送舅父公子重耳（晋文公）返回晋国，彼时重耳的妹妹、也是太子罃（秦康公）的母亲穆姬已经去世，在走到渭阳时，太子罃（秦康公）思念母亲，而作《渭阳》：“我送舅氏，日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因此后人以“渭阳之情”比喻甥舅之情。
莒国也在同年冬天也出现了国君被杀的情况。此时莒国的国君是莒兹丕公的儿子，名叫纪庶其，莒国的国君都姓纪。这位莒纪公生有两个儿子：太子仆和公子佗。纪公由于特别喜爱公子佗，就废了太子仆，而且还做了许多不合周礼的事情，莒国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无道昏君。太子仆被废之后，联络莒国都城中同情他的势力，群起而攻莒纪公的宫殿，最后杀死了他。太子仆知道弑君者不详，不敢自立为君，就携带莒国宝玉投奔了鲁国曲阜而来，将宝玉献给了鲁国新任国君公子俀，史称鲁宣公。这位鲁宣公是敬嬴夫人所生，东门襄仲杀掉太子恶而扶立他为国君，他虽然比太子恶年长，但鲁文公即位时二十三岁，太子恶是在文公四年迎娶齐国公主出姜后所生，也就是说在迎娶出姜夫人之前，文公已有次妃敬嬴，而且已经生下了公子俀（鲁宣公），如此推算，鲁宣公即位时的年龄应该在十八岁到二十岁左右。他是一位被强势的当朝执政东门襄仲因为他母亲敬嬴夫人的缘故、爱屋及乌而扶立的国君，而且这位当朝执政论辈分，已是属于他的祖父辈了；就连季文子、叔孙得臣，都是他的叔父辈的鲁国公卿，这样的国君，无异于在即位之时，头上已经压着三座大山，让他喘不过气来。
鲁宣公要再过一个多月才正式举行即位典礼，此时已经开始处理政事，但他其实不一定能说了算。莒国太子仆献上宝玉，鲁宣公命赐予太子仆城邑，还说“今日一定要办妥此事。”当时就有人将此事回报给了季文子，季文子命鲁国司寇将莒国太子仆驱逐出境，也说：“今日一定要让他离开！”
鲁宣公听到季文子下令驱逐了莒国太子仆，心中郁闷，自己尚未即位，就被当朝公卿、三桓中的季孙氏之首季孙行父给了一个下马威，他派人向季文子询问为何要这样做？
季文子也有些不耐烦，他对鲁国太史里克说：“不知《周礼》、《九刑》，何以治国？就请太史将行父之意转述于新任国君吧。”
太史里克来到宣公在宫中燕寝的书房，按照季文子的授意，向宣公禀告了缘由（其实是教训了宣公一番），言辞真是长篇大论，大概意思是说，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事奉国君的礼仪，要善待对国君有礼的人，惩罚对国君无礼的人。先君周公著《周礼》中说：“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礼仪用来观察德行，德行用来处置事情，事情用来衡量功劳，功劳用来取食于民。）”周公还作《誓命》说：“毁弃礼仪就是贼，窝藏贼就是藏，偷窃财物就是盗，偷盗宝器就是奸。有窝藏的名声，利用奸人的宝器，这是很大的凶德，国家对此是有固定的刑罚的，不能赦免，记载在《九刑》（墨、劓、刖、宫、大辟、流、赎、鞭、扑）之中。行父仔细观察了莒国太子仆，此人没有可取之处。孝敬忠信是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太子仆杀害了他的父君，偷窃了莒国的宝玉，没有孝敬忠信，做的是盗贼之事，鲁国如果收留赐邑给他，就是藏奸，这是置鲁国于不义。国君新立，如何向鲁国百姓交待？
太史里克偷着看了宣公一眼，见他沉默不语，又接着说：“上古时候的高阳氏（颛顼帝）有八位能臣，称为“八恺”、高辛氏（帝喾）有八位贤良，称为“八元”，舜帝继位后，重用这十六族人，布教化于四方，天下太平祥和。自黄帝往下，上古有三大奸恶之臣，名浑敦、穷奇、梼（táo）杌(wù），还有恶臣名饕（tāo）餮（tiè），舜帝流放了这四名恶臣，让他们到四边荒蛮之处，抵御魑魅之怪。所以说舜帝有大功二十（举十六贤、去四凶）于万民，而为天子。现今行父虽然没有获得一位吉人，但驱除了一名凶恶之人，与舜帝相比，也算是二十分之一吧。”
鲁宣公听后，目瞪口呆，心想你季孙行父是何人？在寡人面前也敢和舜帝相比？对太史里克说：“叔父行父思虑周全，为鲁国免除祸难，皆因寡人贪心所致，就这样办吧。”
回顾鲁文公在位的十八年，可以说是一位憋屈忍耐退让的国君。
对内而言是忍耐，他即位伊始，就面对着父君僖公为他留下的东门襄仲、三桓（公孙敖、叔孙得臣、季文子）和臧文仲等人组成的鲁国执政班底，虽然有臧文仲悉心辅佐，但毕竟东门襄仲为鲁国执政，公孙敖为三桓之首，与东门襄仲共同把持朝政并相互争权夺利。鲁文公只有忍耐，在东门襄仲和三桓争权的缝隙之间，以别人无法取代的国君身份与权臣周旋。
对外而言是退让，鲁文公在位期间，周室衰微，已经到了周朝太宰与公卿权力之争要请霸主晋国裁断的地步！对于诸侯霸主晋国，鲁文公小心侍奉，多次前往朝见，在陈、蔡、郑、宋等国背弃晋国、投靠楚国之时，鲁文公依然还是没有背叛晋国，反而积极帮助晋国斡旋，劝说这些诸侯不要背叛霸主。然而，鲁文公积极维护晋国的霸主地位，并没有换来晋国的特殊庇护和关照，在齐懿公不断侵扰鲁国西部、北部边境的时候，晋国在鲁国的请求下，作为诸侯霸主，举行“新城会盟”，但晋国收受了齐国的贿赂，面对诱人的利益，就把鲁国的福祉抛在了脑后，气得鲁文公差点病倒，但他也只能忍气吞声，一味退让，自己又派东门襄仲送重礼给齐国，请求与齐国讲和。
对内忍耐，对外退让，这就是憋屈国君鲁文公的写照。他去世后，太子兄弟被谋害，权臣东门襄仲和三桓之首季文子当政，从此鲁国公室逐渐没落，成为了三桓轮流坐庄操控鲁国争权的傀儡，鲁国进入了“只见大夫，不见国君”的时代。
从鲁隐公摄政（公元前722年）到鲁文公去世（公元前609年）这一百多年间，即公元前八世纪末到公元前七世纪末，与东方的华夏文明遥遥相望的古希腊在来自北方的多里安人的统治下的“黑暗时代”逐渐结束，古希腊城邦制度渐渐地形成了。古希腊文明在公元前十二世纪特洛伊战争之后，迈锡尼王朝急剧衰落，北方的多里安人南下占领了迈锡尼王国的中心，一直到公元前八世纪的三四百年中，古希腊地区凌驾于各城邦、部落之上的中央王朝从此消逝了，不像同时代华夏大地上的周朝，一直有一个周王室，作为中央集权的象征，虽然进入春秋时期，这个周王室也只是一个象征了，但它确实一直存在着；而在古希腊，这个中央集权不存在了。而在各地崛起了以城市为中心的自治的城邦、部落，这和我国春秋时期的诸侯国的城邑相似。一些世族门阀世世代代处于当权者的地位，他们组成了元老院，来决定城邦的政务。我国的春秋时期的“世卿政治”也属于贵族政治，但不是组成一个元老院来讨论决定政务，而是由一名或几名世族领袖专权独断。同时，国君依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但已不实际掌控实权，因此后来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情况。
在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晋国在该年剿灭了赤狄潞氏），雅典城邦开始了“梭伦改革”，执政官梭伦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使雅典迅速从一个农业区域发展成为工商业城邦，成为了古希腊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样在这一年，春秋时期的鲁国，在季文子的主导下，实行了“初税亩”制度，规定了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照田亩数量征税，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承认了土地私有。
古希腊文明与华夏文明同属世界四大文明，相距遥远，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却有着相近的历史进程，在春秋时期，都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