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唐公廨司”在长安粮战持得几百张短期借贷契约。
大唐现在建国仅仅九十年，还没有崩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唐公廨司”新成立，这些新任掌柜“捉钱令史”正是表现时候，这里借贷还不了，折半价抵押物就要被“大唐公廨司”拍卖了抵债了，想成为老懒不还钱，王重可是带着金吾卫跟在后面，要试试耍赖，要看和谁？
宋朝皇帝不杀士大夫。现在的皇帝是经过两场厮杀登上皇位，砍的官员人头的比贞观二十年还要多，赶快还钱，这是他们的买命钱。
让王重跟着就是看看有没有不长眼的，敢公然违抗的，钓几条鱼出来，看看后面都是谁在撑腰，当这个保护伞。但是就王重看到的局面，陛下这直钩钓鱼，意图太明显了，这压根什么都没钓出来……
不到中午的时候，公廨钱柜附近就是人潮涌动，都是排队办理契约偿还欠款。
李隆基身穿便装，在长安溜达着，心中想到李世民设立“公廨钱”，后来被李林甫把持，把强买强卖，利息涨到300%，其实就是利用宰相权利纳资、卖官培植个人势力，后来历史上李隆基虽然罢免李林甫，但“公廨钱”被“捉钱令史”私人掌控，唐朝经济已经开始凋零，正如褚遂良所说的：商贾之人入仕，利益和朝政制度相悖，且造成整个官场的庸俗化“惯于求利，苟得无耻，莫蹈廉隅，使其居职。从何而可，将来之弊，宜绝本想。”整个大唐后期社会充满攀比奢侈铜臭气风气。
不知不觉李隆基来到长安西市，长安两大商贸圈。东、西两市都有许多店铺、货找和供来往商联居住的部店。不同的商业经营一律按行设肆，相对集中，既便于管理，也便于顾客选择、购买。
东、西市经营的门类达二百二十行之多。一行就达三百多家，东市靠近大明宫和兴庆宫，有九十多行，二万八千家店铺，多以珠宝玉器、精美丝绸、金银器具、炫丽陶瓷工艺品为主所以有了东市卖“金”的说法。
历史上和现在的李隆基拥有半个长安城的店铺就是以东市居多。
西市有一百三十行，有四万多家店铺。市场的繁荣可想而知了，西市，无论是商业的行数，还是从业的人数，都应比东市更多。
市场交易由令、丞负责管理，他们办公的楼房叫作“旗亭”，和市上酒楼的名称一样。令、丞在楼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市场中的情况。交易的时间保持传统的规定:日中而始，日落而散。
开市的时候击鼓，散市的时候击钲。钲是种有些像钟而形状狭长的乐器，又名“丁宁”，装有长柄，握在手中，限击时发出清脆的声音。
市场外面有围墙，四面端上各有门，与四面的道路相接，晚上收市以后就要关闭市门。西市有秤行、鞦辔行、麸行、笔行、肉行、鱼行、金银行，铁行、油靛行、法烛行，衣肆、药材肆、帛肆、卖锦绣采帛的、卖胡琴的、窦家店、张家楼饮食店、煎饼子店、寄附铺、波斯邸等。
“寄附铺”相当于今天的寄卖所，专门代人出售旧物。户部抄家所得一些有瑕疵的货品和“大唐公廨司”一些没有拍卖的抵押物，也会在隆兴商会的“寄附铺”出售。
“波斯邸”是波斯商人开设的客栈，既存货物，也供客商住
这里的书店名叫故典肆，雕刻文人雅士的诗集，还有一些科考书籍出售。
长安出产的名酒如“西市腔”、“虾嘛陵郎官清”、“阿婆清“，还有效法波斯风味的“三勒浆类酒”等，在市上都能买到。“西市腔”顾名思义应是西市的特产。
当然商业发达，外国人多了，自然也有一些犯法的事。在西市的一棵独神树下，还专门设了个砍杀犯人的地方。大概因为西市人多，有意要在这里杀一儆百!
盛世大唐，万国来朝，长安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世界各国的朋友或者经过海上，或者通过丝绸之路，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外国人不只在长安经商、留学，甚至在唐朝当官
外国人在长安人数最多的还是留学生、僧侣和商人。特别是商人，不仅人数多，而且居住的时间也比较长，其中又以波斯、大食人最多，他们当时都被称为“胡人”。这些人大多住在长安城西部，他们经营的店也多在西市。
朱雀门大街以西的布政坊、普宁坊等地区，都有波斯人所信奉的祆教寺院，波斯人创建的著名的景教寺院大秦寺，便在最西部的义宁坊中。
李隆基在西市溜达好长时间，高力士一直以为是体察民情，却只见皇上一直在兑换波斯银币、罗马金币、阿拉伯银币等钱币，看着眼前装满金银钱币口袋，不明白圣上要做什么？
唐朝的“恶钱”几代君主都解决不了，李隆基要开创盛世，可不想让恶钱摧毁经济信用基础。
“大唐公廨司”钱库里今天收了多少文钱了？”李隆基走进了兴庆宫，问起了高力士。
高力士俯首低声说道：“三千多万贯，十之八九都还了，只有几家亏欠的比较多，正在四处筹钱。”
李隆基有些失望了望龙池，撒了鱼饵，没有鱼出来蹦跶。
之前开始建设武备屯田和施行募兵制的时候，士族官员刚开始只是以为把均田制和府兵制换个名字，后来发现不太对了，朝廷施行募兵制，地方州府就不再掌握各州折冲府，等于收缴地方士族控制的武装权力。
建设武备屯田，现在土地隶属军机省，地方州府就无权管理，武备屯田收缴的赋税直接进入户部军仓，想动军仓物资必须有军机省文书，皇上玉玺，户部签章，仓部署才会打开军仓，核对出仓物资。
这样军队就完全被朝廷掌握，门阀士族失去武装权力，再和皇上说话就失去抗争的底气。可惜长安的粮食危机，没能胁迫皇帝收回诏令，反倒让门阀士族吐了好大一口血。
“大唐公廨司”上门催债，涉及一些士族官员的亲属，虽然有磕头请求宽限时间，但是却没人死谏，跳出来要求取消“大唐公廨司”。
追缴抵押物，也没人跳出来，乖乖的拿钱消灾。
甚至规制官员的官邸，陛下都放出了风来，结果也是哀嚎遍地，但是却没人跳出来。
李隆基是有些失望的。
原本准备抓几个，祭祭刀，明正典刑，杀鸡给猴看，这可倒好，没一个愿意当鸡的，一个个的死精死精的。
坐在大殿内，把口袋里的波斯银币、罗马金币、阿拉伯银币等文钱摆满桌子。
波斯萨珊王朝银币正面为侧脸的国王头像，背面为祆教祭坛，祭坛两边有祆教祭祀持剑侍立。钱币上用巴列维文打制出国王名称、赞语、年代与造币厂的信息。
阿拉伯国家仿制波斯萨珊库思银币王像正面下部的边缘上打制有阿拉伯文字，以示区别。
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其钱币制式直接承袭罗马钱币，正面为手持十字架的国王半身像或全身像背面为拉丁字母。
桌子右边是中原各个王朝传统的圆形方孔钱币。
倭马亚王朝希沙姆银币钱币正中为三行古兰经文周圈铭文为打制地点及年份。
阿巴斯王朝也沿袭了这种币制，只是在钱币背面加上了哈里发的名字。
李隆基看着都一些懵圈，这么多样式货币，币值也不统一，商人是怎么交易的，不仅极不方便而且也妨碍交易公平和效率。
李隆基只好让高力士宣：郭元振、宋璟、魏知己、姜健、卢怀慎，张说等人。
几位大臣进入大殿，就看见李隆基的书桌上堆满了各种钱币，就明白了。
“唠神”郭元振就先开口道：“陛下，唐朝建立后，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
“钱币上的“开元通宝”四字为大书法家欧阳询所题，字体“隽秀、挺拔”。
郭元振拿出一枚开元通宝的文钱，可看到旁边可是有不少的恶钱，叹了一口气。补充道：“又继承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帛为货币的传统，实行了“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确立了国家铸币的法币地位，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体系。”
宋璟在一旁说道：“开元通宝”。在发行之初，唐高祖让百姓以旧币：新币=5：1的比例，来兑换开元通宝，但百姓们对于这种新钱币的价值并不看好，因此来兑换之人很少。
“很快李渊将这一比例调整为2：1，但百姓仍然不愿意来兑换钱币，李渊只好更换策略，他制定了严格的法令来惩罚那些私自铸造钱币，以及使用前朝五铢钱的人。”
“可就算当时的涉案人员基本都会被判处死刑，但依然收效甚微，唐朝的市场上依然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恶钱。”
“高祖之后的大唐历代帝王对于唐朝民间恶钱盛行的问题也十分看重，基本都将私自铸钱定为死罪。甚至还为铸钱设立了连坐惩罚制度，希望能够从根本上杜绝这一问题，但由于开元通宝在民间流通量不足，导致百姓对恶钱始终有所需求，因此不能完全禁绝。”
魏知己看见宋璟一脸愤恨表情，说道：“武后时期要求在各个商铺店中悬挂开元通宝的样钱，要求商户不得不收受其他类型的钱币，但各地城外出现了大量的黑市，这些市场显然不受唐朝政府的管辖，这让恶钱依然有不小的市场。”
李隆基拿出几枚恶钱和开元通宝对比起来。是比朝廷开元通宝薄了许多，更别提精美，残缺不堪。
张说在一旁说道：“开元通宝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大宗商品交易极其不便，多以帛代替货币”
李隆基清楚了，唐高祖“开元通宝”他打造的大钱很重。但采取以五换一的换率鼓励居民兑换，即以五恶币换一货币，这样就造成了居民财产的巨大损失。恶钱价格过于低廉，许多人为了避免损失，都将恶钱收起来，不愿意兑换。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官府又将兑换率变成二换一。结果仍然起不到效果，却助长了百姓们的侥幸心理，等待着兑换率的再次变动。
其次就是“开元通宝”铜含量高，铜价高于市场价格，导致新货币大铜钱，还没出进入市场，就被拖走，很多人销钱为器，以铜器赚取更大的利润，导致市面上的铜币越发减少。
大铜钱被谁收走打造成了薄钱？自然是门阀士族，唐朝律法严谨，没有官员庇护，私自铸钱为死罪而且连坐处罚，取钱盗铜，谋取高额利益，再造恶钱，坑害百姓。
再次但是朝廷铸造钱币不够市场流通。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官府官方铸数量不足，而恶币能起到一定的替代和补充作用，造成“恶钱”盛行。
最后鉴定技术有限。古代，区分好钱与恶钱的方法多为简单的称重和对比，大多数人不会去专业的鉴别钱的好坏，加上官府的监管力度不够，恶钱在平民间流通缺乏限制。恶钱在市场上的数量又是极大的，鉴定的意义也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