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天气，已经非常炎热，为了从多方面帅选人才，李隆基这次科举除了常科明经、进士两科，又开了制科，律学、武学、算学、医学这五门制科考试。
就是为了更多学子能够通过科举帅选入朝堂，循序渐进，科举是门阀士家把持朝政的主要手段，不能操之过急，再说现在科举看看真的很难。
如果有什么能证明唐朝有才华的人大部分在朝堂，看看科举的制度和难度就知道。在潞州时，就是因为唐朝科举之难，所以李隆基在几次思虑之后，选择以武举学堂为主，屯营蒙学辅助。
科举兴盛于唐代，但唐代科举是出了名的难考。首先说说唐代能参加科举的考生，来源基本有二。
大唐朝堂的尚书省在每年的冬季都会举行考试各科科目，被称为常科，每年冬季在的参加考试科目考生的来源有两种，“生徒”和“乡贡”。
在唐代，中枢和地方都设有学校，中枢为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地方上有各州、县武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凡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都可以入学，学法律的入学年龄可延长至十八以上，二十五岁以下。
这些学校中成绩合格，被选送参加尚书省考试的学生，称为“生徒”。有些自学成才，但在学校没有学籍的学生则要自行携带身份证明，，可以以书面形式向州县提出应考申请报考，即所谓“怀牒自列于州县”，就是“投牒自举”。州县要审核乡贡的材料，确认这种社会考生没有身份问题。唐代依然是身份性社会，犯过法的罪人、工商之子和衙门小吏严禁参加科举。审核通过，送往参加尚书省考试，这类考生称为“乡贡”。
各州还要组织“发解式”。所谓“发解”，即各地将优秀人才输送京师；“发解式”即为选拔输送人才而举行的考试。也称“乡试”。
经过淘汰选拔，胜出者方能被举送进京参加省试。临行之前，按照惯例各州还要饯送举子，行乡饮酒礼，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高考考前动员誓师大会。
赶路进京，颇为辛苦。到得长安，先去尚书省礼部报到，交纳“文状”（即个人资料），再度接受身份审查。审查通过，允许参加省试。
唐代常科科目有十二种，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修习道家经典）。
各科目的合格标准也有明确的规定，
秀才：”凡秀才，试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为及第。”
明经：”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亦为四等。”
进士：”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等；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等。”
明法：“凡明法，试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等，通八为乙等。“
书学：“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
明算：“凡算学，录大义本条为问答，明数造术，祥明术理，然后为通。试《九章》三条、《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试《缀术》、《辑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祥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辑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
史科：”凡史科，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视五经、三传，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三史皆通者，奖擢之。”
开元礼：”凡《开元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与官；义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试官能通者，依正员。”
童子：”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
三传科：“凡三传科，《左氏传》问大义五十条，《公羊》、《谷梁传》三十条，策皆三道，义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为第，白身视五经，有出身及前资官视学究一经。”
唐代常科的科目虽然不少，但是明字、明法、明算等科不被重视，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等科不常举行，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太高，而且如果秀才不中，举荐的州县长官要受到处分，因而更加稀有。所以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唐代科举考试设科繁多，不同时期科目设立也不尽相同，但始终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固定。众所周知，明经相对容易，进士最是难考，故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明经科考经义注疏，意义并不太大；而进士科重诗赋和策论，选的是宰相之材，古往今来都以“中进士”为科举登第的正途。
大唐朝野上下对进士科趋之若鹜。一如唐人徐彦伯诗曰：“儒衣干时主，忠策献阙廷。一朝奉休盼，从容厕群英。”可以说，进士科及第，充分满足了中国古代士人凭文学封侯拜相的致仕理想。
省试连考三天，考试和阅卷都在专门的礼部贡院进行。阅卷后排列名次，经中书省和门下省复审，再送回尚书省唱名放榜。被录取者，即是俗称的科举登第。通不过，便是科举落第。
唐代的科举登第只是取得了“出身”，即授予官职的资格。接下来，登第者要再去吏部参加“铨选”，接受“身”（是否身体健康五官端正）、“言”（是否具备条理分明的口头表达能力）、“书”（是否楷书字迹工整优美）、“判”（是否具备良好的政务处理能力和公文写作能力）四方面考试，按照实际表现授予相应官缺。
科举于礼部，铨选于吏部，此乃唐代有效的分权制衡机制。如果铨选不合格，就继续待定着。好容易科举及第过了礼部这关，接着又是“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布衣也”，困守长安达十年之久。这在唐代极为正常，而绝大多数人则根本没有科举及第的机会。
李隆基这次开制科，并在七月举行，就是考虑到大唐现在急需武学、律法、算学、书学的人才。
唐朝自李世民之后，不设尚书省中书令一职，其实就是皇帝兼人。
“各位明公，朕有想法，不知可行。”李隆基说道。各位一听，皇帝又有新的新奇想法，都竖起耳朵努力倾听。
“朕是想，太极殿东宫废弃长久，不如改建为六学院，既扩大了学堂也能多招收一些学子，一些科举落榜和笙选不上的士子可进六学院，平时宫内有些抄写文墨书画之类也可让习练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我朝科举，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大量落第士子，只能蜗居旅店、寺院、寒窗苦读等待来年科举，朕在想，既以定策王化各民族策律，那就将这些学子和士子直接召进六学院，并和各部族的抵达长安世子一起读书、习武。既有容身之地，也有读书之所，可不耽误科举，还可以考虑由文转武。大唐王化各部落，笙选官员必是能文能武的栋梁之材，正如郭相，姚明公等诸位都是文武之才。”
皇帝此话就是在定性，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上有所恶，下亦从。李隆基此话出口，就是告诉大唐所有官员，想要进入皇帝人才备忘录，最基本条件之一就是亦文亦武。
郭元振说道：“陛下，古人戏言人生有四大喜：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此举也是为国储才，制科选材”
李隆基想说反过来，自然还有四大悲：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终究没有说出口。
“陛下，年轻时索性投笔从戎，纵情远游，飘落异域。未尝不是另一番人生境界。”这话郭元振和姚崇是有资格说的，两人都是进士中第，又在边疆为官多年，政绩考科都是上上评，与国有功。
李隆基这样做还有一层意思：韩非子《五蠹》曾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
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意思就是：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
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
因此，那些施行宣扬仁义的人，不是应当称誉的人，称誉他们会妨害耕战之事；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
安史之乱的有一大诱因就是因为唐朝科举中的“行卷”“把解”公开舞弊人员的名额占比很大，让许多赴京赶考举子怀着满腔金榜题名的壮志，吟的是“秋天草木正萧疏，西望秦关别旧居。筵上芳樽今日酒，箧中黄卷古人书。辞乡且伴衔芦雁，入海终为戴角鱼。长短九霄飞直上，不教毛羽落空虚。”凌云豪气，尽在其中。
可惜考完之后，壮志凌云气立马变了“下第举人心”。这回他吟的是：射策明时愧不才，敢期青律变寒灰。晴怜断雁侵云去，暖见醯鸡傍酒来。箭发尚忧杨叶远，愁生只恐杏花开。曲江春浅人游少，尽日看山醉独回。
王维作《老将行》，张口就是“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心都灰了。后因李隆业喜欢其诗文举荐得到一个散官的职位。
有王维幸运的也只是一少部分，所以落第士子，在后来大多投靠各个藩镇节度使，原本唐玄宗用节度使以节制朝堂门阀士族家族势力过大，用以权利相互制衡。
可是落第士子出头无望，就鼓动安禄山造反，说安禄山有帝王之相，是九五之尊，并在长安传唱安禄山将要造反的歌谣，可以说坐上帝王是很多人梦想，你要说安禄山没有这个想法那是不可能的，可是安禄山造反确实当时他真心有些犹豫，当时至少表面上是盛唐，唐朝威武和强大是首屈一指的，但有着出谋划策的谋士和文人推着他走，也有形势逼迫，因为杨国忠确实想杀安禄山，并且几次都差一点成功了。
下面解释解释科举“拔解”与“行卷”
所谓“拔解”，即免试入贡，举子们为获取州府的荐送，而纷纷向名公贵仕呈纳自己的诗文。乡贡忙于向所在州县投牒报名。而科举一举成功者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举子只好再等明年的考试。
宋代钱易《南部新书》有载：“（唐代）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馔，请题目于知己，朝达谓之私试。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从此之后，“槐花黄，举子忙”成了典故，晚唐罗隐就有：“别来愁悴知多少，两度槐花马上黄”的诗句。最后，应届和往届考生，再度全部汇集于京师，为获取州府的荐送“拔解”。
由于录取率过低，科举又难以放弃，应举人数年年积滞，录取难度更随之增加，甚至出现了有人出入科场30年而无果这样的科举奇观。
长期应试的苦闷和无望，长安羁旅的难堪与乡愁，也成了许多人反复吟诵念叨的主题。比如姚合有吟：“枉为乡里举，射鹄艺浑疏。归路羞人问，春城赁舍居。”常建同样实话实说：“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留在长安备考，实在是因为考不上无颜回家见故人。但年年都考不上，连在长安新认识的“故人”怕是都无颜见，豆卢复所吟堪为痛彻入骨：“客里愁多不记春，闻莺始叹柳条新。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一叹也。
唐代落第举子们的忧郁愤懑，除了录取人数之外，很大程度上又跟唐代科举的录取方式有关。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不密封，考官审阅评判试卷，可以参考应试举子的著作和才誉来决定取舍。于是考生们纷纷将自己平时的诗文编辑成书卷，赶在考前呈送有关人员，以求推荐。久而久之这在唐朝形成风尚，称为“行卷”。
另外，与主试官关系密切的名公贵仕，亦可与考官“通榜”，即共同决定录取名单。这种“通榜”在唐代被视作举荐人材，号为“公荐”。“行卷”唱和之中，屡有惊人佳作出现，比如考生朱庆余投送文坛名流张籍的那首《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所以多有学者认为，就对唐代文学发展的意义而言，更重要的其实并非科举制度本身，反而就是这种“行卷”。
但“行卷”的前提是要有门路，否则再有诗才亦是枉然。比如孟郊《长安旅情》的下半阙正说此事：“玉京十二楼，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比孟郊还要愤懑的，是晚唐杜荀鹤。杜荀鹤早有盛名，却还是屡试不第，遂作《投江上崔尚书》：“此生何路出尘埃，犹把中才谒上才。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没有投送“行卷”的“梯媒”，纵然身负大才亦是无用。
前文所言出入科场30年而无果的刘得仁，牢骚发得貌似含蓄。他写过一首《赋得听松声》，尾句曰：“不知深涧底，萧瑟有谁听。”但实际上，刘得仁是借用晋人左思的《咏史》一诗为典。左思虽家世儒学，但毕竟算寒门，受困于门阀的时代，遂有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古人美称科举登第为“折桂”。在唐代想要折取这“桂树”的区区“三十枝”之一，实在太难太难。成功登第者，自有“曲江大会”和“探花宴”，也就是孟郊在《登科后》一诗中感慨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不过，孟郊两次省试落榜，进士登第时已经46岁。回首落第的过往，真正是“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登第者自可肆意“放荡”，而落榜者必须忍受“龌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