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廉喝完杯里的茶，继续道：“讲完计然、范蠡之后，接下来讲的是一个特别的人—子贡。”
“子贡作为孔子身边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孔子死后结庐守丧，守得最久，对孔子极其敬重。然而作为儒家，作为孔子弟子，怎么可以做生意，怎么可以去逐利呢？
“简单地说，居丧是需要物质条件的。子贡是孔子弟子当中最有钱的一个，他的经济基础可以让他无所事事，只在那边守丧。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他离开孔子之后曾经在卫担任一阵公职，后来在曹、鲁之间做生意，所以他在七十子中是最有钱的。”
“同样是孔子的弟子，原宪是连糟糠都不见得可以随时吃到、吃饱的，更不要说他的居所永远都在穷巷里了。”
“反观子贡，一出门就是一大车队随行的派头。因为他有这样的财货，所以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国君都非常尊重他，需要用对待另一位国君的礼节去招待子贡。”
“而且，能够让孔子名扬天下最关键的人物、最关键的支持力量，也是子贡，所以陛下说，“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
孔子本来就非常了不起，因为有子贡这种“得势者”，能够让孔子的光亮传播得更远，得到更高的地位。”
“”所以陛下说用这种方式，司马迁在他的列传最后一篇再度表现出一个史学家的追求—成一家之言。《货殖列传》是一个独立思考者的示范。在那个时候只有几家的思想和立场，儒家、道家又是主流当中的主流，但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开头就挑战了老子。
“从他的角度看，老子也不是每句话都是真理。相反，老子自己的道理中也可能存在矛盾，是需要读者去认真检验的。后面，当他在讲子贡的时候，也是在破除人们对儒家的许多刻板印象。”
“陛下说如果继续追溯下去，司马迁还在《太史公自序》里面引用了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更进一步地说，司马迁的立场叫作“史家的立场”，是一个更高、更超越的立场，不依循任何一家，用来自历史的累积去评断各家的主张。”
“从历史的角度，必须要观察、记录不同的现象，在观察与记录的过程当中，也就不得不承认人的现象的多元性。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跟随任何一套理论都不会是史家的立场和态度。一个史家，非得是一个独立思考者不可——正是在独立思考当中，诞生了一家之言。”
“这就陛下所讲的老子之学重在大道，天地万物之学。而孔子的儒家之学重在人道，重点讲述天子、王侯等三教九流的处世之道，这与同时代的法家、墨家、阴阳家、名家等各家学说一样都是搞治国平天下之事，尽管各派处事的方法不同，但其主张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
高廉看着姚崇和卢怀慎说道：“大唐以黄老道学治国，黄老学说”以道家《黄帝四经》、《黄帝内经》和《老子五千言》（也就是《道德经》）为主要思想，并且采纳了阴阳学说、儒家、法家、墨家等学派的观点。”
“陛下说，它以上乘的“道”作为依据，结合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政治等极为实用的学问，不仅在思辨上有所建树，还具有极强目的性、可操作性。”
黄老学说还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在当时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理性的问题，还为道家入世和治世的实践可能性，开辟了道路。黄老学说主张身国同治，以两相自然为本，事因之而循之，物因之而动之，法天地之使万物自然，甚至不得不然而为，以无为谓之使物我自然，以使物我共逍遥，善于行不言之教，使人自化。形成一种“大音希声”般的“仁”，故看似无所作为，实则无所不为。“不贵治人贵治己”，因俗简礼，与时迁变，除衍存简，休养生息。纵观历史，但凡是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兴盛的时代，大多都有着道家的影子。
“可以毫不客气的讲，黄老学说是大乱后的最佳急救包。”
“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净无为、万民自化、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等治国观点，应当治国中知行合一。”
高廉看着姚崇和卢怀慎说道：“陛下天资聪慧，想法异于常人，许多经典书籍在他那里有着不同的解读。”
“陛下认为：黄老学派治国主要分为两大重点：一是技术发明，二是治国思想，以形而上本体的道作为依据，结合形而下的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等，具有极强目的性、操作性。”
“黄老之术继承、发展了黄帝、老子关于“道”的思想，陛下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主张：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
“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体恤民生，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法自然”为体，托名于黄帝的刑名法术为用，兼儒、墨、阴阳诸家思想的一新的道家学派。有两个关键点，一为老子的“道”，二为刑名法术。”
“老子的“道”，其为本源不变。“道”生天地，天地交合，万物生。《皇帝四经》指出道化万物有一定的法则与规律，它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人道也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认识遵循规律，可取得好的结果。”
“《皇帝四经》讲“相与相成”。尊重规律，还要注意适宜的“时”、掌握适当的“度”。在事物之间的相对相成中，主张“平衡而止”。这又是对老子“以柔克刚”、“以反求成”的发展。”
“《淮南子》的思想内容：“宣扬老子的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著，其文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
“《淮南子》展开了“道”生万物的一辩证过程：“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四维乃通；或死或生，万物乃成。”这种对立面的互相生成与转化的辩证运动，体现着道“无为而无不为”的内涵。”
“由“无为而无不为”，《淮南子》明确概括了“无为”的基本原则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在政治上便表现出遵循规律下的因势利导、因时制宜。实际上，又是循法下的无为而治。说来简单，做呢，在特定的环境中，注意引导，也很好实践。毕竟无为而治，还是讲求些治理的，但是却强调了不要多为和乱为。”
“以上的这些都是陛下读书时写的他自己的解读注释。”
高廉说道“陛下认为，书籍传世，应通俗易懂，意思明确。”
“陛下是要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大唐，自少年起就习读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等多家经典之作。”
“曾言：国家诸事繁杂，一家子之言不足以治国，也不应该以哪家独尊，而是知行合一，在知中行，在行中知，取各家之长，去除糟粕，用二十年时间，编撰出一本能够明理治国的书籍。”
高廉起身行礼道：“姚相、卢相，陛下说臣子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应有齐身治国平天下之志。”
“陛下说：姚相和卢相是大唐的救时宰辅，拯救社稷于危难中，是君之臂膀，国之栋梁。”
高廉起身向姚崇、卢怀慎行礼，姚崇和卢怀慎两人起身还礼，旁边人远远望去，有些吃惊，作为朝堂中枢的两大宰辅，向高廉回礼时是显得那么庄重严肃。
三人经过一番谈话后，高廉又问道：“两位明公，你们觉得皇帝是要做仁君、贤君、明君还是昏君、庸君、暴君。”
“金陵伯，你这是让我二人妄议圣人，是要我等不忠不义吗？”
“非也，非也，此话是我代传口谕”高廉说道。“也不要行礼，在听口谕之前，高某还有话说。”
“陛下还是临淄王的时候，给武举学堂的学子的第一课，问到，一国的强大体现在什么地方。”
姚崇和卢怀慎两人对视，一时想到许多，可又觉得不太准确。
高廉说道：“当时，学子们也是众说纷纭，可陛下说道，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拥有广袤的国土。”
“例如春秋时期的卫国、西域的三十六国，国土疆域小，人口就不会多，京城就国家，国家就是京城，一战就是举全国之力，国家生死存亡之战。
“奈何国小兵少，碰上强国何堪一战，城破即国灭，到那时一切就只能灰飞烟灭，何谈国家强大。”
“所以陛下佩服秦皇，说他是千古一帝，扫灭六国，统一海内;开创帝制，加强中央统治;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统一文字、货币等。”
采用统一的皇城集权制度进行管理。废除了分封制，改行郡县制，从朝堂到地方，每个官员各司其职，又统一归于朝堂管理。一个发号施令的朝廷，才能管理好一个偌大的国家。
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开拓北疆和西南地区，将中原势力伸入了西域和百越、岭南之地。
修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使得中原即使国力不强时，可以休养生息，
修建郑国渠、灵渠和都江堰，可以秦代伟大的三大水利工程。郑国渠利用富有肥力的泾河泥水灌溉田地，淤田压碱，把关中的沼泽盐碱之地变为肥美良田，使之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
灵渠开通，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中国最重要的两大水系，加强了南北的融合和发展。
李冰带着他儿子领着当地百姓，修建都江堰无坝引水工程，颠覆了旱涝频繁的成都平原，使其成为天府之国最核心的富饶之地，此举流芳百世、造福千秋。
秦直道的修筑都是伟大创举，，开创了道路建设的先例。道路的整修，提高了运输能力，加强了朝廷集权管理，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朝发夕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