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安司是李隆基登基后成立的直属皇帝的司法机构，刚开始是为了探查周边各国情报名义而成立的。李隆基给了靖安司查案别国奸细、拘捕、审问的权利，但是没有给审判权。这个权利还是留给刑部。
李隆基一直认为，皇帝就是住在皇宫里，也不能成为瞎子、聋子，更不能丢掉利爪。
一个帝王要掌握财权，选官权，军权，决策权，执政权，更要能履行好自己的权利。对于窃取朝廷权利用于私利的既要立法严厉打击，更要早制度上给与预防。
唐朝的御史一面拥有巨大的参劾权，一面又是中书省和皇帝直接任命，除了负责监察百官有无贪赃枉法之外，能够对国家政策进行批评监督。拥有风闻奏事权的御史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可以对一切可疑案件进行调查。对官员监察有着很强威慑力。
御史台是相当于后世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负有监督百官、典正法度的重大职责。
御史台的一个特点叫做“御史无长官”，虽然御史大夫总领御史台工作，但是御史只对皇帝负责。御史的工作内容根本不对御史大夫汇报，御史大夫也无权命令御史弹劾或者不弹劾某个人。对于地方长官来说，御史不受其领导、罚无可罚，降无可降，御史工作起来毫无后顾之忧。
唐朝时期监察系统一直为后世称道，主要原因就是监察系统同行政系统分立的制度优势。宰相作为政府首脑负责行政，皇帝作为国家元首掌管监察，供职御史台的御史同政府系统没有利益冲突，在弹劾官员的时候也不怕打击报复。
后世明朝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后废除宰相，行政监察一手抓，所有问题到最后都是皇帝自己的问题，监察到最后也会查到皇帝头上，这种情况下监察制度必然成为空谈。
没有了制度保障的御史成了皇帝打击异己清除政敌的工具。明朝时期的太监刘瑾、奸臣严嵩，清朝时期的贪官和珅，都因为皇帝的有意回护而免于被监察系统调查。而一旦奸臣失去皇帝青睐，御史的举报信又雪片一样飞向御前。如果监察权能同行政权分立，明朝时期乱臣祸国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也正是御史的监察权利很大，却全凭自身道德自我约束，所以李隆基这次对御史改革提出对参劾官员时，必须察类，求故，明理、寻道。
不然的话，御史仅靠道德约束，碰上如张韵的监管官员，串联诬告，栽赃陷害自己也不用负责，很容易产生党争。
而通政司的通事令吏就是官小权弱，小官当然不能监察大官，那是鸡蛋碰石头，所以李隆基给他们是风闻言事之权。这里风闻言事多是一些乡里违反朝廷政令和律法事情，当然还有政令实施因地制宜的事情。这些人却是和平常百姓接触最多的人。虽然没有俸禄，但给了见官不跪，审案旁听，田税核定参与的权利。还有最重要的通事令吏犯事定案需三家合审，也就是御史，县令，靖安令官联合审案。
可不小看这些权利，通事令吏有直接写信给门下省甚者皇帝权利。有通事令吏参与的事情，官员审案和核定田税总是会谨慎一些。
而且通事令吏风闻言事对于朝廷和李隆基了解民情多了一个消息来源。
而现在靖安司就多一项对御史参劾之事和通政司上奏之事查探职权。
其实对官员这样也好，有凭有据的拘捕，总比被御史一张参劾奏折就被罢职免官的强。
就在大殿里正在讨论时候，高力士进来，手里拿着蓝色的奏折：“陛下，河北道有御史启奏，弹劾齐州知参事因为丈量田亩逼死郑家小娘。”
李隆基一听，就觉得不对，丈量田地能逼死郑家的小娘，这小娘是妾室，说白了这郑家田亩不可能记到一个妾室的头上，丈量田地没把拥有土地正主逼死，却把毫无资产的妾室逼死了。
事出蹊跷必有因，还是针对丈量土地登记田地鱼鳞册。
姚崇起身道：“陛下息怒！此事蹊跷之处太多，还需细查！”姚崇一直劝解陛下仁善，可奈何这帮人实在不给力。
门阀士族之所以能够成为门阀士族这有着很大历史原因，其中就是“荫客制”，包含荫亲属及荫客。占田制中即规定官吏可以按照品级的高低荫庇亲属、客户，多者可以至九族，少者可以荫三世，此为荫亲属制。宗室、国宾、先贤后人及士人的子孙待遇相同。官吏还可以荫庇食客及佃客，此为荫客制。
隋唐之前时期有关户籍的一项占田令规定官吏可以按照品级的高低荫庇亲属，多者可以至九族，少者可以荫三世。宗室、国宾、先贤后人及士人的子孙待遇相同；除荫亲属外，还可以荫衣食客及佃客：六品以上可以荫衣食客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御前护卫可荫一人；佃客则一、二品可荫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一户。
世族大户就拥有超额的奴客量。如王戎“性好兴吏，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石崇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刁协、孙逵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谢混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皆超过限制数量。
这也为什么在隋唐之前，朝廷的官员有门客数千，也为什么那么多门人骚客挤破头要成为宰相和朝廷官员的门客。
由于官吏自身及被荫庇者皆不需向国家赋税，朝廷收入减少。最后由一般齐民编户负担赋税，这使得本身负担不轻的农民纷纷投靠在大地主名下。久之世族掌握了经济特权，与朝廷分庭抗礼。
也正这种情况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历代皇帝都会想办法削弱这些门阀世家的势力，直到隋朝开始科举制，让底层的读书人不需要依附门阀就有了跨越阶级的通道。
当然，这里面也有四百年战乱和门阀之间的相互征伐，削弱彼此势力，让军武势力崛起的关陇集团逐渐成为一种可以和门阀对抗的势力。
终于在历经两晋、南朝后，隋代以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唐承隋制，继续实行科举制，且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制度上趋向完备。到了唐代前期，则是以关陇集团为主体，联合其他门阀士族集团支持皇权这样一种政治格局。
以武开国的君主为了稳固既得的地位，也为了重振皇权，必然要竭力避免门阀士族操持权柄的局面出现，故而大量任用寒士和下层士人，使之进入权力中枢，排挤门阀士族情势难免。
那么关陇集团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的形态？更没有凌驾于皇权之上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一统帝国建立后，在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的政治道路上旧有的门阀已渐成为一个阻碍，严重干扰着官僚政治的更新和正常运转，成为皇权政治的潜在威胁。可以说隋以及唐前期的政治，是关陇集团衍生出的新贵族与皇权政治的结合，是有别于东晋南朝门阀政治的新贵族政治模式。这种门阀政治新格局遭到的第一次冲击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
武则天的上位对以后的唐王朝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而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武则天成为皇后以后，关陇势力即遭到了无情打击，顾命大臣之一的褚遂良首先遭到贬黜，紧随其后，针对长孙无忌的打击也展开。至此，作为顾命大臣的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权利斗争中双双倒台。而在打击长孙无忌的同时，关陇集团势力也遭到清洗，关陇勋贵势力越发衰落，政治权力更进一步向皇权集中。
所以当李隆基登基之后，所谓的门阀士族已经没有往昔势力，已经没有武力对抗朝廷的实力。
对于荥阳郑氏的这种手段，就是利用谣言误导百姓，然后启动舆论攻击府衙，让原本的朝廷政策无法执行。
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也就两种情况，地方官员前期没有做好舆论导向，并深入乡里基层进行宣传，执行朝政时过于简单粗暴，双方言语不和，起了冲突。
还有就是地方宗族势力强大，朝廷官员和地方豪族没有达成利益一致或者是不愿意同流合污，地方豪族就想方设法逼走官员。
李隆基把奏折递给姚崇，姚崇看到后说道：“陛下，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
姚崇的意思是，朝政好比天道，就如天上的太阳要照射黎民的身上，要温暖人身首先要了解人心。
有了利于万物生长的气息，万物才能生长，生命生长需要生气的滋养，没有生气的滋养万物就会死亡，帝王治理地方需要有名正言顺，名不正则无法治理地方。
李隆基说道“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
这是《管子-枢言篇》的话意思是：帝王，就是要分清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前面，什么事应当放在后头。把黎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对了，把高贵和骄傲放在前面就错了。
对于这件事，就用后世经验比较好，李隆基说道：“齐州官员丈量土地逼死百姓，有违人和，百姓动乱则社稷不安，调京军龙骧军前往齐州，大理寺、御史台，靖安司派人联合彻查此事，还黎民公道。”
“关于田亩，就按照郑家提交的田地鱼鳞册进行核定，对于无主之田全部划归河北道都督府，由当地折冲府组织屯田。”
既然郑家掌握当地的话语权，李隆基没有打算和他扯皮，行啊，不让丈量土地，那朕就下旨承认郑家递交官府的田册，
京军的龙骧军前往齐州，有军队在，府衙丈量田亩土地再当地乡绅闹事和对抗当地府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其实只需办一件事，丈量土地和郑家鱼鳞册不一样，那郑家就有欺君之罪，那就不要怪李隆基借郑家的人头杀鸡骇猴。
要么郑家就捏着鼻子自认倒霉，自己承认只有鱼鳞册上的田地，那多余田地会被河北道军镇都督府登基在自己名下，让齐州武备府名正言顺收走田地，进行屯田。
李隆基让萧宗起草了调兵敕谕，盖上玉玺。
“臣领命！”郭元振起身道。
郭元振大唐的行军大元帅，获得一等功勋，赐紫色五爪金龙服，一身戎装，拿着敕谕和调兵虎符出了军机省。
齐州之行，郭大元帅准备亲自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