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八年（625）议大举击突厥。先是唐高祖与突厥书用敌国礼，七月起改用诏敕。八月颉利可汗率兵十余万大掠朔州（今山西朔县），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战败，全军覆没，行军长史温彦博为突厥所执，囚于阴山。
武德九年（626）八月，颉利乘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即位不久，国内政局动荡之机，与突利合兵十余万骑扰泾州（今甘肃泾州县北），进至武功（今属陕西），京城戒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虽败突厥于泾阳（今属陕西），斩首千余级，俘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但突厥主力仍进至长安附近渭水便桥之北。颉利一面列阵渭水北岸，一面遣使入长安以观虚实，声称二可汗率兵百万抵达渭水北岸。唐太宗一面囚押突厥使臣，一面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直达渭水南岸，隔水责颉利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列队而拜。继而诸军皆至，旗甲蔽野，太宗挥诸军布阵，独留与颉利对话。太宗深知突厥君臣志在金帛，若厚加赐与，理当自退，待其志满意骄，不复设备，再一举而灭之。颉利在唐太宗“啖以金帛”的情况下，又见使臣一去不返，唐太宗轻骑独出，成竹在胸，唐军军容严整，意在必战，而自己悬军深入，归路难以确保，于是请和。隔日，太宗至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渭水便桥之上。突厥始退。
贞观元年（627）颉利政令烦苛，国人不悦，又信任诸胡，疏远突厥，适遇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人民陷于冻馁之中。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阴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叛。
贞观二年（628）突利分管之奚、营等数十部，因征税无度，多叛突厥归附唐朝。东突厥内部出现分裂，反对颉利可汗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同罗诸部落对其变革国俗和推行的政令不满，另立薛延陀为可汗。突利可汗也暗中与唐联络，并与颉利可汗决裂。同时东突厥又遇到大雪气候，牲畜大多被冻死饿死，突厥势力渐弱。而此时的唐朝政局稳定，经济得以恢复。这时唐太宗也积极进行对东突厥的备战，甚至允许军士在显德殿内习武，培养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同时，唐朝还取得了恒安（今山西大同）、朔方（今内蒙古乌审旗）等进攻东突厥的基地。唐朝反击东突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贞观三年，唐军与突厥军在白道展开大战，突厥被打败，屯营于碛口。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将李靖进攻定襄，大破突厥，俘获杨正道及炀帝萧后，将其送于长安，突厥颉利可汗孤身逃走。随后李靖又指挥唐军击败突厥，斩首万余级，俘获十多万突厥人。
李勣率领另一支唐军屯于碛口，俘获五万多突厥人。突厥颉利可汗骑千里马想要逃到吐谷浑，唐朝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生擒了突厥颉利可汗。
唐朝的版图扩大到了贝加尔湖以北，原属突厥的部落有的北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域，而来投降于唐朝的则非常多。
李光弼洋洋洒洒的说着这些战绩，都在漠北。
但是在高宗之后，武后窜唐，对外政策比较外行，对胡人傲慢无礼，残酷压榨，又对大唐武勋大将使用残酷手段，使武将凋零，青黄不接，一度丢失安西、漠北、漠南、辽东一共一千多平方公里土地，后武举开科举，有娄师德，程务挺，王孝杰，刘祎之，韦思谦，魏玄同，魏元忠，李昭德，姚崇，狄仁杰，张柬之名臣名将辅政、最终丢失十八州收复十州，
后对后突厥多次用兵皆有斩获，但是越来越小，其原因，归根到底，还是草原人太能跑了。
大军出塞，千里无马鸣，两次被打的丢盔弃甲，突厥人便慢慢的不再跟大唐接战，鉄勒部和乞颜部臣服大唐。
李隆基一直在想，成吉思汗铁木真就是乞颜部和铁勒部的结合儿子，他的军事天赋是不是和这两部长期跟着大唐征战有关。
李光弼接着说道：“总有人说，太宗皇帝穷兵黩武，导致了大唐国库空虚，人丁困乏。”
“但臣以为，却并非如此。”
“大唐六次出塞北伐，太仓户部两仓一千库，每次调运不过两百余万石，总共不过一千二百万石米粱，民夫调运总计一百余万次，所耗犒赏银两，不过四百余万贯，木料、石方、铁器等军备，折银不过两百万贯。”
“全部折为大唐银币，不过一千二百万块银币，其中有四百万块银币，犒赏三军，出自太仓。”
“国朝总计不过消耗国帑八百万贯。三战定北，俘获突厥十五之众，牛羊马匹无算，北境安泰四十年，。”
“突厥各部散处漠北，人不耕织，地无他产。虏中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大唐铸造。铀缎绢布之色衣，惟恃抢掠而不得。”
“突厥人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生锅破坏，百计补漏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再无犯边之能。”
“自武周神龙一年起，边方多筑城修营堡以防御突厥人、吐蕃人扰边，仅三受降城这六年来，仅仅在筑城修营堡之事上，消耗粮草折银约三百四十万贯，调动民夫二十余万次。”
“云州、朔州、丰州、瓜州、渭州、蔚州，鄯州、七州四十二县，消耗粮草折银逾越千万块银币，调动民夫超过一百七十万次。”
“进攻与防御，到底何贵何贱，到底是北上伐虏不得扰边，还是七州四十二县筑城，致使民不聊生，国困民乏？”
“陛下，臣讲完了。”
李光弼走下了台，留下了思索的军将们，李隆基今天特意带了姚崇和卢怀慎，自然是让他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都说唐太宗、高宗皇帝共八次北伐，若是真的打的国困民乏，还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出塞作战吗？
这可是长达九十余年的国策！
大唐自建国一直对突厥和吐蕃用兵不断，！
真的要是北伐的大方向出错了，那这九十年，穷兵黩武，天下早就生灵涂炭，遍地饿殍了，但是恰恰相反，越打越兴旺。
自神龙年间之后，兴文匽武、马放南山，倒是百姓们日子过得越来越苦，连江南这等一年三熟之地，都生了农民起于阡陌，万人之众响应跟从。
说老百姓们最奸诈，到底谁逼得他们如此这般的模样？
大唐对外方略，从进攻转为防守之后，天下民生反而变得凋零。
之前李隆基就看到了这本策论，本来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只是从东西两汉的角度考虑。
这次李隆基让其再做补充说明，论证北伐到底要花了多少钱，最终得到了什么样的成果，防御又要花多少钱，最终得到了什么成果。
才有了这样的策论和疑问。
北伐到底值不值得？
答案，自然是值得的。
李隆基将李光弼的课题本递给了姚崇和郭元振，让他们好好查补，再廷议定策。
大唐对外方略，必须要转向了，突厥人畏威不畏德，不把他们扫庭犁穴，他们是不会长记性的。
不仅要打，而且要狠狠地打，直到完全胜利为止。
李光弼的策论本上，有着非常详尽的数字，比如朔州府因为边防不宁，历年来的田亩变化以及人丁变化，尤其是各修建营堡的留存以及人口数字等等。
李光弼为何有这么多的数字，甚至比朔州刺史严瑄还要清楚呢？
武举学堂学习兵书从内容上可分为兵法、兵略、训练、阵法、兵制、兵器、城守、军事地理、名将传等类。
《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第一本就是姜子牙巨著《六韬》《六韬》共分六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第二本《孙子兵法》有十三篇传世，上卷：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中卷：势篇、虚实篇、军争篇、杂变篇、行军篇;下卷：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一共7000余字。
注意《孙子兵法》根据前人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总结出战争的若干客观规律，在唯物论战争观基础上强调主观能动性，用辩证法观察和应用战争规律，承认战争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采取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方法，被誉为兵家之“兵经“。
第三本是集战国道家文化气息大成，称为《孙子兵法》第二的《孙膑兵法》，《孙膑兵法》是在《孙子兵法》和《吴子》等兵书的基础上，对先秦军事思想有所发展。如“战胜而强立“、“事备而后动“、“胜不可一“等主张，对后世军事家影响甚大。
第四本是与《孙子兵法》不分上下的兵书《吴子》，《吴子》相传为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家吴起所创，吴起是卫国人，曾以曾参为师，善用兵，兵家的代表人物，后世将他和孙子连称为“孙吴“，《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该书的主要谋略思想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一方面强调，必须在国家和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才能对外用兵，提出国家如有“四不和“，就不能出兵打仗；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
第五本是秦朝时大梁人尉缭著作《尉缭子》《尉缭子》，被列《武经七书》之一。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卷一：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卷二：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卷三：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卷四：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
卷五：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
第六本大唐新编《唐军法典》阐述战争目的在于安民止战，设天子统帅军队、军队内部制订爵位阶级、严肃军纪、善于用众。
第七本《黄石公三略》，为西汉黄石公撰。此书在思想体系上是儒、道并蓄，兼采兵家和法家之长。它强调“重民“，指出“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要使国家富强起来，必先让民众富强起来，民富则国强。推崇“道“和“德“，而非“仁““义““礼“。全书三千八百余字，分为上、中、下三略。
第八本就是《卫公兵法》全称为《大唐卫公李靖兵法》。
这些课本和在潞州武举学堂的课本多了《大唐兵典》和《德道经》。兵者有刑有德，对于手握武器的军士要做到是没有授权不可行，令行禁止，违者严惩。
对于李光弼知道这些在因为他武举学堂的师博就是建设者张仁愿，
他自然要理清楚自己的地盘上，到底有多少人口，他自然也有本帐，这本账，也算是李光弼的引援数据的作证。
修了营堡、城池，却依旧不能安民戍边，百姓依旧外逃内迁，说到底还是战略上出现了问题。
郭知运的儿子郭子仪次来到了台上，他指着堪舆图上原单于府的位置，无不可惜的说道：“我的课题是，复建漠南十八州。”
“夏州、三降城、蔚州、丰州、云州等漠南筑城，位置险要，乃是突厥、吐蕃、契丹进入大唐中原腹地，南下河东道、河北道的必经之路，诸卫所之武周乾元八年弃置…”
郭子仪和李光弼的观点，看似完全相反。
李光弼说建边镇不如打突厥人来得快，而郭子仪的观点是，依然要恢复漠南诸州，漠南不复，北伐则事倍功半，无论是粮草、道路等调度，都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但其实两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郭子仪复建漠南诸卫的课题本，是为了北伐而服务，并非说要建立新的边方重镇，而是建立永备工事一样的军镇制度，实现真正的统治。
为北伐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