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说道：“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然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
魏知古说道：“且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欲，游幸郡国，赏赐至数百万，皆出均输，此乃所谓兴利之臣也。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
卢怀慎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郭元振说道：“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
李祎说道：“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昔汉武帝以财力匮竭，用贾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
李川浩说道：“因（田）千秋不言，宏羊力持，盐铁卒不能罢，但罢榷酤而已。班（固）于赞中，痛责千秋，而附宏羊诛灭事于此传末，所以深致其不然也。”
李隆基说道：“汉武帝得桑弘羊而做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李隆基的对大唐的税制改革需要对工商改革的配合，中国的汉唐之强就是因为朝堂没有像明清时代固步自封的思想，抱着祖宗之法不可违迂腐的顽固的思想。
李隆基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方式，只要自己政策能获得中书省和门下省这两个部门官员认可，而且唐多承汉制，以黄老治国，儒家思想对朝政影响不大，所以礼部是六部之末。
李隆基说道：“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朝廷的政令需要三年时间才能看到成效，所谓良政、善政一年招骂，二年生疑，三年得感恩。”
“朕希望大唐的朝堂盐铁会议，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率收国饶民足之效。”
“新年新气象，户部银币不足，朕以皇宫太仓物品为典当让盛源通钱坊开具飞钱，大唐的所有官员和吏员都可以多领一月俸禄。”
李隆基继续说道：“盛源通钱坊飞钱随时可取！大家高高兴阖家高歌好年！”
看着下面一脸喜色的官员，李隆基顿了顿说道：“朕今日得到一安西军写的信，给大家念一念，不知道长安的圣人知不知道在安西这座烽燧堡有这样一场战役，我们都死在这里，死的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来。长安的人，大唐的人，吃着油锤，喝着羊汤，携妻伴子，高高兴兴的过节赏灯，告慰他们一年的辛苦。没有人能想到我们，但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意义，有了我们的边境御敌，就免了长安的人，我们老家的人在家门口御敌！”
“我们只需记住，任务就是守在这，不退，唐旗不能倒！”
“不退，安西军铁骨，九死不悔！”
李隆基手里的这封信没有写完，信纸是安西草皮纸，发黄的纸张上还有暗黑色的血迹，信纸上有些凹痕，是穿着铠甲遭到重锤击打形成的。
刚才还一片祥和喜悦的气氛，瞬间一片寂静，静的连呼吸的声音似乎都微弱许多，因为他们看见了皇帝眼睛有泪水，脸上却充满愤怒，那种愤怒是要一口生吞活剥一个人的表情。
高力士小声说道：“写信的人是陛下原临淄王府的护卫，现在是安西旅贲三团二营果毅都尉苏柄，带三十一人外出巡营，遭遇吐蕃五百余人军，被困一荒废烽燧堡，死战不退，后被且末城活下来九人！”
李隆基是有些愤怒，说道：“此封信等官报，赐安西都护四镇大唐铁军称号，凡以后为国牺牲的将士，在当地设忠烈祠，入土刻碑，每年新兵入伍和当地祭祀，先祭祀将士英陵。”
“大唐没有这些忠烈，就无法立国；大唐没有这些忠烈，长安就不会如此祥和；大唐没有这些忠烈，黎民百姓就会流离失所；大唐没有这些忠烈，华夏就会亡国灭种！！”
“西晋之后五胡乱华也就过去不足二百年，如此惨烈悲事不能一次次在中原大地出现，凡大唐叛国者，以后一律送太医院，为大唐医学作出一些贡献！”
“军士不畏生死，守护大唐安宁，除给与重赏赐名之外，还应给与礼遇！礼部随后拟个章程提交上来议议。”
李济急忙道：“臣遵旨！”
“都散了吧！”
李隆基是故意在盐铁会议上读出这封未写完的家书，因为盛源通飞钱发放年底奖赏俸禄，户部魏知古一些人是反对的，他们觉得皇帝以皇宫太仓为抵押向钱坊借钱发放俸禄，有损皇家颜面。
可李隆基却另有想法，银币文钱发放俸禄虽然也行，但长安官员、吏员众多，有一万九千多人。
户部的俸禄是各部、司、寺、监、署、馆、院、局用马车拉着银币文钱回到自己府衙让账房进行发放，这也给了下面一些官员克扣下级官员俸禄条件和机会。
虽然御史监察，但有些官员总会想到各种明面的理由。
李隆基用飞钱发放俸禄，飞钱到盛源通钱坊需要本人的身份牌，这就把官员挪用和克扣下级俸禄机会给掐断了。而且飞钱发放起来也方便，飞钱票直接怀里一揣，用不着以前那么麻烦。
此举还能一举三得，其一，官员在盛源通领取俸禄，等于给盛源通钱坊诚信和实力做了很大背书。其二，吏员俸禄很低，也就说盛源通钱坊不论金额大小都是可以办理存储汇兑的。其三，当然是给盛源通一大笔存款，长安一万九千多官吏，一次俸禄就有五十万银币。
这要加上长安11万的将士的俸禄那就百万银币，大唐现在不能用纸币，但不代表不能使用飞钱。
盛源通钱坊的钱库就在太极宫内，是由万骑把守。盛源通要是能在五年内覆盖整个大唐，那等于是将天下财富都集中一处。这对李隆基来说，建设盛唐钱币是不会太缺了。
李隆基知道尽管桑弘羊后来被霍光诬陷谋反被杀，但根据《汉书·食货志》，盐铁官营等政策在西汉后期基本沿袭未变。
李隆基盘算一下桑弘羊几大财经政策：
一、算缗告缗，算缗是封建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告缗是对商贾隐瞒资产、逃避税收的惩罚措施，兼具保障算缗和剥夺商贾的特殊意义。最初提出这个办法的是御史大夫张汤，元狩四年（前119年）曾颁布了推行法令。但由于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此事，所以未能认真贯彻执行。
元鼎三年（前114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一年后，在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下，算缗告缗迅速在全国展开，尤其杨可所主持的告缗更是雷厉风行。[62]到元鼎六年（前111年）宣布告缗停止，前后仅仅三年的时间，告缗便取得了巨大成效。政府得到以数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田地，大县数千顷，小县百余顷，还有很多房屋。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朝廷的国库则充实起来。
二、假民公田、即国家把一部分公田（官田）以租借的名义分给丧失土地的农民，然后向他们征收相当于田租的“假税”，是安抚内地流民的一项举措。在桑弘羊的领导下，大大扩充了租借于民的公田数量。除了大农所掌管的公田、原有荒地（“草田”）和兴修水利增加的溉田，还增加了算缗告缗时没收贵族、官吏犯罪和商贾的田产，并开放部分园池和苑囿的土地租借给贫民。
假民公田的实施，使相当一部分丧失土地的农民又重新得到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使得大批流民得以自食其力，缓和了由于土地兼并所激化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内地许多荒地得到开垦，从而扩大了全国的垦田面积。还使许多流民不再成为国家救助的对象，不仅节省了开支，还为国家恢复和增加了税源。
三、移民屯垦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为了巩固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问题，沿袭西汉前期的民屯政策，继续大规模地执行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策略。为了进一步巩固内地军事要塞，武帝时又开发出军屯。元鼎六年（前111年），又派吏卒五、六万人到今甘肃永登一带屯戍，接着不断扩大到上郡、西河，及新建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人数增加到六十万人。
在桑弘羊的谋划和组织下，这次大规模的军屯活动得到了圆满成功。多达六十万人的屯田卒一边从事于农业生产，一边肩负着边塞保卫任务，为保证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发挥出了安置流民、开发西北边疆、减少军费开支和巩固边防的重要作用。
四、币制改革
汉承秦制，法定货币也是黄金和铜钱，汉初铜钱仍继续名为“半两”。由于经济凋敝，国家对铸钱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虽然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了货币轻重不一，币值混乱的问题。到了文帝五年（前175年），政府更撤除了禁止私人铸钱的命令，因而盗铸钱的风气盛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流通；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也借此极力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作为与中央王朝相抗衡的资本。汉武帝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造了三种货币：皮币、白金（银、锡作的合金币）、三铢钱，但效果不好，形势已发展到近乎完全失控的地步。
元鼎四年（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由政府指定上林三官（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属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鼓铸、刻范和原料；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新铸的五铢钱（三官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
这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私铸铜钱、币制混乱的问题，不但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稳定了市场和流通，起到了巩固西汉统治的作用。]同时，这次币制改革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使汉朝的五铢钱成为质量稳定的钱币，一直流通至隋朝七百余年而通行不废，这与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是分不开的。
五、盐铁官营，早在元狩六年（前117年），孔仅和东郭咸阳就提出了一个实施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盐的官营采用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铁的官营，则由官府彻底垄断。汉武帝还是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在最初几年盐铁官营特别是铁的铸作曾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他们多选用商贾担任盐铁官，所以不但执行的不彻底，还造成了严重的吏治混乱现象。
桑弘羊掌管财政大权后，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盐铁官的设置地区。据统计，经过桑弘羊的努力，一共设置了三十五处盐官（一说三十六处），分布在全国二十七个郡，盐铁官营前，这些地区的私营盐业都非常发达，国家对它们采取征收盐税的政策；铁官则至少设置了四十八处，分布于四十个郡国，所有铁官均由大司农所属铁市长丞掌管，基本完善了盐铁官营的管理系统和经营网络。由于资金雄厚和人力充足，在盐铁官营全面实施后，它们的生产规模都迅速扩大起来。
官营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无论其资金、设备和人员方面，还是降低成本、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工艺技术改进方面，对于规模一般很小的私营盐铁业来说，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总结后，桑弘羊对大生产的优越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二十多年后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为了捍卫盐铁官营政策，就指出官营盐铁业的大规模生产要优于私营盐铁业的小规模经营。
然而，由于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弊端，盐铁官营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官营铁器只注重产量，所生产的铁器多为应用很少的大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
不仅如此，官营铁器还存在成本高、质量低、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官营盐铁的价格昂贵，许多贫民都根本买不起。
六、推行均输：均输法最早由桑弘羊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创立，并在部分郡县试行五年。均输法规定，凡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商贾的中间盘剥，大大降低收购的成本，又可以免除郡国向朝廷输送贡物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同时还可以流通物资，并随时调剂国家所需要的物品。而朝廷不费分文即得到了各地的土特产品，并通过这些物品的转运贩卖获得巨额的利润。
元封元年（前110年），由于官府自行买卖，互相竞争，从而导致物价，为了平抑物价上涨，桑弘羊在全国普遍推行均输。设置数十个大农部丞，分别掌管各个郡国的农业和官营工商业；在县一级设置由大农部丞领导的均输官，负责物资的转运和贩卖，以统一管理全国的物资转运和贸易。太初元年（前104年）后，各地的均输官统一接受大司农均输令丞的领导后，均输官的分布应相当普遍（如黄霸就担任过均输长）。
自元封元年全面推行均输法后，在短短一年之中即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史载国家向急需粮食的地区调运粮食，而大农诸官则都向京城运送粮食，结果使山东漕运由汉初的数十万石竟猛增到六百万石。同时，太仓和甘泉仓这两个著名的国家粮库都装满了粮食，边郡粮库也都有余粮，通过均输所直接获得的赢余有五百万匹帛。
均输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均输官征收贡物，不是征收当地能够生产的土特产品，而是征收当地没有的物品。二是在上交物品的验收上有些均输官故意刁难百姓，在买卖货物时又往往采取欺诈手段，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给农民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和痛苦。
七、创立平准，元封元年（前110年），为了配合盐铁专营和均输的推行，桑弘羊创立了一项新的财经措施—“平准”（由国家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并专门在京城长安设立了一个隶属于大农的机构——平准，由平准令掌管。大农诸官以各地均输的物品和工官生产的车船、器具为后盾，当京城某种商品过分涨价时，就以平价向市场抛售，使其物价下降；反之，如果某种商品价格过低，就大量买进，促使物价回升。
桑弘羊实施平准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定物价，但也有营利作用。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是控制市场、平抑物价政策的两个不同侧面。平准要靠均输来提供货源，均输官所征收或收购的物资，运往京师后也要通过平准出售，两者如影随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平准法的推行，对于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商操纵市场的不法行为具有比较明显的作用。但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一方面，官府乱发号令，强迫收购各种物品，导致物价上涨，为商贾牟利创造了条件；另外，官吏直接从事贸易，也必然会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的现象。
八、纳粟拜爵，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出任大司农后，又奏请汉武帝批准，大力推行纳粟拜爵、补官及其赎罪政策。秦汉时期的纳粟拜爵最早始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多交粟帛可以免除徭役的政策。及至西汉建立后，纳粟拜爵的政策被继续沿袭，并增加了赎罪的内容。武帝前期为解决财政危机还采取过“募民买复”、“入羊为郎”的措施，桑弘羊出任大农中丞后，进一步扩大了纳粟补官的范围，不再限于官吏，普通百姓也允许买官。
这些措施的施行，增加了财政收入，特别是增加国家粮库的储存，仅仅是元封元年一年，国家粮库即堆满了粮食。但是这种做法却造成许多严重的恶果：一方面，纳粟拜爵使得许多地主和富农可以免役，不但导致贫富异役，而且减少了国家征发徭役的来源，最终便把徭役的征发摊派到农民身上。另一方面，破坏了司法制度和选官制度，造成贫富异刑，进一步扩大了司法不公，同时也导致了管理效能的下降和吏治的败坏。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桑弘羊的理财措施仍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功。武帝对此也非常满意，所以特别给桑弘羊赐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
九、酒类专卖
天汉元年（前100年），桑弘羊被正式任命为大司农，除了继续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财经政策外，所采取的最有影响的理财措施就是实行酒类专卖。
中国古代的酿酒业源远流长。酒的产量和销量也很大。早在殷商时期，酿酒业就相当发达。到了西汉时期，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和粮食的不断积累，酿酒业又有了新的发展，饮酒之风盛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酿酒业非常兴盛，私营酒酤的利润也相当丰厚。、天汉三年（前98年），为了更多地增加财政收入、镇压农民起义和更加垄断市场，桑弘羊奏请武帝实行了酒榷（酒类专卖），由官府对酒类实行专营，以独占酿酒和销售的利润。
酒榷政策实行后，对于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仅仅是通过销售，国家即可以获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如果再加上高额的酿造利润——每生产一千酿酒，至少可得到二十五万二千钱的盈利，其收入将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确实能够“赡边，给战士”，解决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