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事方面，李治鼓励大臣多进谏，特别是关于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永徽五年（654），天下大旱，亲下诏书命令在京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各进封事，极言阙咎”。九月，他又对五品以上的官员说：“先前我侍奉先帝时，见你们屡屡上书言事，终日不绝，现在为什么无人上书呢?难道真的是天下无事吗?从今往后，大家仍要勤于进谏，假如无法当面奏闻，可以随时呈递文本。”唐太宗在贞观十三年（639）十月以后，因为身体原因，一般是每隔三天才上朝一次见一下文武百官，处理一下日常政务。但是李治每天都坚持上朝，风雨无阻。同时每天都召见十几个地方刺史，向他们询问民间的情况，并把这件事作为一项制度，每天执行。直至显庆二年（657）五月，在宰相奏称天下无事，要求改为隔日上朝理事的情况下，才改为两日一临朝。”
“在官员选举制度方面，唐高宗李治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科举制度，并对这个国家首要的官员选举制进行了彻底改造。重新建立科举制度，选用了一大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这是唐高宗李治远比他的前辈伟大的政绩。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而不仅仅是靠世袭的特权选拔。这个时期，中举和应试的人数开始迅速增多，科举制的影响开始在最高一级官僚机构中表现出来。高宗的几个宰相都有功名，相当数量的官员开始以这种方式走上仕途。”
“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唐太宗冷落。李勣是太宗朝的重臣，太宗去世前故意将他外调，并嘱咐李治即位后重用李勣，使李勣受新皇之恩而忠诚不二。”
“高宗皇帝登基后，即遵父嘱。在位期间，多次下诏求贤。即位当年的九月，便颁布了第一道求贤诏，命京官及诸州荐举贤良。除频繁颁发求贤诏令外，他还对那些享有盛名的隐逸之士厚加礼遇。”
“京兆华原人孙思邈医术精湛，誉满海内，隐居于太白山，绝意仕途。隋文帝杨坚为北周宰相时，曾召他出任国子博士，坚辞不就。李世民召他进京，授以官职，还是坚辞不受。等到李治在位时，孙思邈已是百岁左右的老人了，李治仍把他请到京师，授以谏议大夫之职。后来，孙思邈执意辞职，回到隐居之地，李治特地赐给他良马，并把郡阳公主邑司赠给他居住。”
“永徽二年（651），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组织把奉敕修订好的律、令、格、式的新版本奏报皇上。当年九月诏令向全国颁布新法.永徽三年（652），唐高宗大量招揽有学识的人，对唐律规定逐条进行解释，最后由长孙无忌等人将律文和解释编撰在一起，编成一部能用于法制教育的详细的刑法官方注释。”
李隆基明白《永徽律》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为后世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高宗皇帝登基后，文治武功并举。李治即位之后完成的第一件伟业，是用兵西域，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为了平定这场叛乱，李治用了9年时间，发动了三次远征。平定贺鲁后，李治在西突厥故地，设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唐朝的势力进一步越过葱岭、碎叶川，正式进入中亚内陆腹地。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位于中亚碎叶川（今中亚的楚河）东西两岸，下辖许多羁际府州，于倒以西、波斯以东、以及乌浒河（今阿姆河）以北的昭武九姓之地，都归其统辖。”
“唐高宗继续推行轻徭薄赋政策。轻徭薄赋是永徽年间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唐太宗刚逝世，唐高宗就明令罢除军役以及土木营建；还在即位诏中申明“敬顺惟新，仰昭先德，宣布凯泽，被乎亿兆”，表白自己关心民疾的旨意。虽然这个时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但李治的政府仍提出了控制物价的措施，并取得部分成功，它们后来继续使用于整个唐朝。政府周期性地从自己的中央谷仓中拿出谷物以低价卖出。在贞观十三年（639）部分重要城市发展常平仓的基础上，永徽六年（655）京师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当时市价的价格买回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使物价浮动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来每个州都设立了这种粮仓。”
“唐高宗永徽时期人口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继续增长。全国人口从贞观二十二年（648）的360万户，增加到永徽三年（652）的380万户。，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物价也相当便宜。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个铜钱。”
“永徽六年（655），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李治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唐军占领百济全境，其国王奔高句丽。”
李隆基一直听着姚崇讲述着，心里明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高宗的统治都是贞观之治的继承与发展。虽然以仁孝著称的唐高宗对政治并没有特别独到的见解，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守成君主。开创之功固然需要胆识与才干，而遵行旧轨并非不需要能力。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成功的君主未必一定要大刀阔斧地推陈出新，恰恰相反，遵循旧制、循序渐进，往往更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从永徽年间开始，唐高宗连年用兵西域。至显庆二年（657），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唐高宗时期，确定了进士考诗赋杂文的制度，对唐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时期，史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官方撰史方面，从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开始修撰的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五代史志》到显庆元年（656）成书，后并入《隋书》刊行。私人撰史方面，有李延寿秉承家学撰成《南史》《北史》二书。李延寿之父李大师已决定撰写南北二史，可惜不久就去世了。李延寿决心继承父业，利用史馆提供的条件，以宋、齐、梁、陈、魏、周、齐、隋八代正史为依据，参考杂史1000余卷，用16年功夫，历贞观、永徽、显庆，终于写成《南史》和《北史》。唐高宗时期，中国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第四位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永徽二年（651）向唐王朝贡献方物。[8]永徽二年（651），大食遣使与唐通好，此后148年间，大食遣使来唐达36次。他们为唐朝带来了良马、宝钿带等贵重礼物。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有的还在唐朝任职。
并且高宗时期出现了，王孝通，唐朝数学家兼天文学家，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三次代数方程解法的数学家。
孙思邈，唐朝医学家，时人尊为药王，著有《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吕才，唐朝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全才。著有本土因明逻辑学著作。
李淳风，唐朝数学家、天文学家，贞观七年（633年），李淳风通过改进传统浑仪，创造性的在赤道环上增加了黄道环和白道环，研制出当时绝无仅有的“三重环”浑天仪，名为浑天黄道仪。贞观十五年（641年）撰研究浑天仪的《法象志》。注释《算经十书》、《推背图》、《典章文物志》、《秘阁录》、《乙巳占》等书。指出《戊寅元历》的错误。又以刘焯的《皇极历》为据，编成《麟德历》。麟德二年（665年），改用李淳风的《麟德历》。
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无源之水。高宗统治时期的真正成就，不是想改变统治阶级内部社会力量的对比这一难以作为定论的企图，而是对科举制本身进行一系列大改变。
姚崇说完高宗，下面的确不再说了，因为轮到武周时期。武后自立为帝后，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重用武氏族人，重用酷吏，严重打击了李唐宗室和关陇贵族，削弱了关陇贵族为代表的世家对政治的影响，提高了唐朝妇女在社会的地位。
李隆基自己接着说起：“武后在位期间，善于治国，为了打击以关陇集团为主的公卿门阀，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以便选用贤士。并知人善任，能重用狄仁杰、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但为了巩固统治，便提拔酷吏，如周兴、来俊臣等人。在其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为大唐未来打下极其重要的基础。”
“君子满朝武周规定百姓皆可通过自荐来当官，赋予了百姓自我举荐权，不问贤愚，全部提拔试用，试官制度由此产生。又开创殿试、武举，使科举制度达到完善。官员数量空前激增。根据记载，“（唐高宗）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武后）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也就是说，武周时期每年选官人数多达5万，较唐高宗时期（每年不超几千）一下激增了五十倍左右；即便是形成冗官局面的宋朝，每年选官人数也在1万左右，即使是最高纪录的991年，选官人数虽多达17300余，也仅仅是武周的三分之一。此外，武周一朝短短15年任用宰相数量便达到惊人的73人。其国祚虽是唐玄宗在位时间（45年）的三分之一，但任用的宰相数量却是玄宗朝（26人）的三倍。而开元中的贤臣多由武周所选拔，开元四大名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皆出自武周，正如唐人李绛评价：“后（武后）命官（任命的官员）猥多（繁多），而开元中名臣多出其选。”即便是宋仁宗时期，任用的宰相也仅有23位，不足武周的三分之一。
仁、智、勇便是孔子所谓的三达德，说具有这样的品格，就是君子。而武周朝，集娄师德之仁、狄仁杰之智、徐有功之勇，三者兼备，皆为君子，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君子满朝治天下”。
她改革科举，提高进士科的地位；举行殿试；开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多种制度，让大批出身寒门的子弟有了一展才华的机会。
载初元年（690年），武后在洛城殿对贡士亲发策问，遣“存抚使”十人巡抚诸道，推举人材，一年后共举荐一百余人，武后不问出身，全部加以接见，量才任用，或为试凤阁（中书省）舍人、给事中，或为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制度自此始。
广开言路善于纳谏，在古代封建统治经验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是国家统治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后对此有透彻的理解，在武后颁布的十二条政策中，“杜谗口”、“广言路”，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
武后虽然对于政治纪律赏罚分明，苛刻刑法，“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但是她对于那些敢对君主的言行提出批评或劝告的臣民十分恭敬尊重，尽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建议，即使臣民在言语上有所冲撞，武后也能对其宽容对待，不会加以追究。整顿吏治武后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对于贤才则破格提拔。器重那些为官清正、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很赏识那些有能力并在学术上有高度修养的人士，且能够重用这些人才。
武后很注意整顿吏治，严明赏罚制度，做到赏罚公平，分析问题精确，处理事情坚决、果断，有一双能看出人的品性、才能的眼睛。因此能从众多的人才中，提拔才智出众的人为自己所用。
李隆基评论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历史上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渐渐地由兴盛转向衰落。以谢、王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土族已经不再出现，只有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土族，以北方的李、崔、郑、卢为首的山东士族，还保存着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位。因为，隋、唐皇室都来自关陇集团，所以关陇士族依然能够保有较高的官位和较多的特权。武后十分痛恨这些旧门阀士族，封后不久，立即诛杀、降职，放逐长孙无忌、来济、褚遂良、韩瑗等；高宗驾崩后，武后取消了其子中宗的皇位，封为庐陵王，她偏爱和信赖武氏的王侯大臣，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
此后，处于重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因此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去了势力。武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审核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
北魏时期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或称为六盘山）周围的门阀军事集团的总称，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其中，西魏、北周和唐朝的始祖都是柱国，而隋朝的始祖是大将军。李世民出自关陇集团，李唐王朝的兴起和关陇集团有着深厚的联系，对大唐的统治有着很大影响。为了减小关陇贵族对政治通知的影响，武后登基后，便开始打击关陇贵族和李唐宗室。武后被立为皇后以后，把反对她做皇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一个一个的都赶出了朝廷，贬逐到边远地区。这对于武后来说，是杀鸡儆猴，压制这些关陇集团和他们的依附者。同时，诛杀了大量的李唐宗室成员，在武后的一系列政策下，关陇贵族遭到严重的削弱。
武后任用了很多贤臣来治理天下，在历史上以知人善任著称，武后一朝号称“君子满朝”，娄师德、狄仁杰等著名的贤臣均在其列，后来的“开元贤相”姚崇和宋璟也是在武后时期提拔起来的。武后善于用人，还体现在她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
武后号称天后时，颁布了十二条政策，作为其在政时期的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息兵，以道德化天下；三、南北中尚禁浮巧；四、给复三辅地；五、省功费力役；六、杜谗口；七、广言路；八、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十一、王公以降皆习《老子》；十二、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纲领的前五条都是关于减免赋役、提倡农业、与民休息的内容，武后把这些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有效实行诏命，武后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来作为评价的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就对其进行嘉奖；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对其进行惩处。当时，为了能够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武后还邀请著名的农学家们编写了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让人们以此作为务农的依据。
武周时期，在大运河中心开“新潭”，能容上万艘租船停靠，商旅云集，促进了国内外商业贸易往来。当时大运河中心神都（洛阳城）中的北市一带已是“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河道拥堵太过严重，于是公元701年，武后下令“引漕渠，开新潭，以置诸州租船”。新潭为舟船提供了一个可以停靠、装卸、交易的大港湾，便利了大运河通航，带动了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等。
694年世界各国为建天枢，“聚钱百万亿买铜铁”。民间铜铁被外国人广泛购买，外国白银由此大量涌入中国，促进了武周商品经济发展，增加了国民收入。同样也造成民间铜铁奇缺，劣钱泛滥
武后对科学大力扶植，造船术和航海术都有很大发展，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凸显。武后统治前后期，印度洋、太平洋上的海路也逐渐发展起来。大体路线是：从广州起航，沿印度支那半岛海岸经今天越南的昆仑岛南行，经过今天的新加坡海峡至苏门答腊东南部。在此分为两线，一为东南通今天的爪哇；一为西北出海峡至今的斯里兰卡等国，经今天的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最后陆路行至大食国的首都缚达城（现伊拉克巴格达），全程需要3个月。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不但建立了武周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联系，还建立了与中亚阿拉伯人的大食帝国之间的联系。
姚崇点头，李隆基不避讳肯定武后称帝时期政绩，也就说对于武周这件事给与定性，作为一个很中肯的评价，没有一味贬低，而给与很好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