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姚崇、魏知古、卢怀慎、郭元振、作为辅佐李隆基四人，做的非常不错。
李隆基问道：“一个国家不可能永久强大，也不可能永久衰弱。历史上楚庄王曾吞并了二十六个国家，开拓三千里疆域；并留下了诸多一鸣惊人和问鼎中原的历史典故，但是在楚庄王去世后，原本强盛的楚国却逐渐衰落，这是为什么？
齐桓公吞并了三十个国家，开辟了三千里疆土；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强国，但是在齐桓公去世后，原本强盛的齐伯也随之衰落，这是为什么？
燕昭王以黄河作为国境，以蓟为国都，又将涿、方城作为国都的外城，攻破了齐国，消灭了中山国，使得周边各国得到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重，没有燕国支持的国家威望就轻；燕昭王死后，原本已经崛起的燕国也迅速衰落，。
魏安釐王攻打燕国救援赵国，夺回了河东魏国的故地，完全攻占了定陶和卫国领土；对齐国用兵，夺取了齐国的平陆之都；攻占了韩国的管地，又在淇水下游取胜；在睢阳的战事中，楚军因长期作战疲惫不堪而逃走；在蔡和召陵的战争中，楚军被打败；魏国的军队布满天下，威风传遍中原文明发达的国家；魏安釐王死后魏国随之衰弱。这是因为啥呢？”
“虽然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这些事情听起来很抽象，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极为常见，这就好像说草原部落为什么在某个人的带领下突然崛起，为什么在某个人退隐之后，去世之后也会，这个草原部落为什么会衰弱下去，为什么在现任君主去世后就会无缘无故的衰败。”
姚崇听到李隆基说起这个话题，说道：“陛下，臣认为他们的兴衰之间存在着一个具体的共同点，就是国无常强，国无常弱，法强则强。”
“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之行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而国家就能治理得很好；能除掉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就会军队强大而敌人弱小。所以明察得失又有法度的规定，凌驾于群臣之上，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欺诈；明察得失而又以法度作标准以听取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天下轻重颠倒的事所欺骗。”
魏知古说道：“陛下，如果国家的法律大于陛下的权力，那么陛下的权力不就受到了制约了吗？
自古以来皇帝受命于天，天子之言大于一切，这样律法不就成为制约陛下的绳索了吗？”
“帝王不就被律法所掌控吗？”
姚崇说道：“此言差矣，君主和律法之间并不存在着什么相对的关系，因为律法本身就应该是君主手中的剑，也就是说一个真正强势的帝王，就应该懂得通过法令，通过这些阳谋去控制朝堂之上的臣子。
“如果一个君主因为个人的喜好破坏了法律，丢弃了法令，那就等于是失去了这把天子之剑，法令的损毁，就会导致臣子和官吏只干乱国的事，不干治国的事情，是导致贵族可以使用财权去躲避法律的审判，而那些针对乱臣贼子的法令，到头来只能审问安分守己的百姓。”
“如果君主根据声誉选拔人才，那么群臣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结党营私；如果根据朋党的关系来推荐官员，那么老百姓就会努力于结党勾结而不求依法办事。也就是官员不需要真的去做事情，只要摆出坚定的态度，只需要做成这件事之后的名声，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官吏不称职，一个国家就会混乱。”
“因为他有好的名声就赏赐，因为他有坏的名声就惩罚，那臣子就不会再去处理什么公务，因为实际的付出，不一定能够带来好的名声，但是通过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方法就能切实地提高自己的名声，怎么提高呢？他不需要真的去做成什么事，只需要做成这件事之后的名声，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真的触犯了什么法定，也会有很多害怕牵连人相互掩饰，所以说有的忠诚即使没有触犯法令，也会因为派系的差别被他们构陷致死。”
“有些奸臣即使没有做出什么实事，却依然被人们称为是国之重臣，然后再从中获利，有功无罪的忠诚被排挤，他们就只能选择退隐，有罪，无功的奸臣被推举，他们就逐渐走上了高位，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利益团体。”
“这种团体不会再重视国法，而是以团体的利益去制定私利，也就是团体内部有一个他们所认为的正确的规则，这种团体也不会再去重视公利，而是专注于团体内部和他们个人私利。时间一长他们就不会再去为君主着想，而是频繁地奔走于权臣的门下，他们也不会再去为国家着想，而是千方百计地考虑个人的私利。”
“这样一来，虽然臣子众多，但却不能用来辅佐君主，虽然看起来百官俱备，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担当过失，因此这样的王朝属于权臣，属于贵族的团体，而不是属于百姓和君主。”
姚崇说道：“陛下，所以说：亡国之廷无人焉。”
这里的无人指的不是没有人，没有官吏，而是没有人会去考虑王朝的利益，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的谋取私利，大臣之间开始相互推崇，不再考虑君主。小臣拿着俸禄向上巴结，不再考虑怎么去治理地方。
接下来姚崇话锋一转，说道：“陛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有些君主总认为自己是贤明之君，是天选之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人才，从而忽略了整个王朝的律法和笙选官员的制度。
李隆基陷入了沉思，因为姚崇说的这些话有两个完全相悖，完全相对的关系，第一个是臣子和君主的利益相悖，第二个是君主和王朝的利益相悖。
第一个比较好理解，就是一个臣子，他想获得更高的财权就必须要去侵害君主的利益，这就好像是说一个商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开源节流，偷工减料，同样一个臣子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手中的权力变成财富。
当然这里不是说每一个臣子都会想方设法的赚取财富，在韩非看来一个人有这么做的能力，也就有这么去做的可能性，既然是一个制度，那就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一个人会走向好的一面，而是应该想怎样才能不让他走坏的一面。
第二个是君主和王朝的利益相悖，这个矛盾的关系有些复杂，准确点来说应该是君主本人的喜好和情绪与整个王朝的利益相悖，这就好像是我们在说难中说的一样，没有人喜欢什么逻辑清晰的道理，哪怕是这个道理对他有所帮助，所有人都喜欢，更加亲近的关系，哪怕是这种关系，对他本人有害。
同样是两个臣子，两个员工一个勤奋努力，一心为公，一个谄媚，阿谀奉承，偷奸耍滑，一心投机取巧，从道理上来看，人们应该选择勤奋的员工，但是从个人感情上来看，他们却会选择阿谀奉承的臣子，因为对君主个人来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此刻的情绪价值需要远远大于对王朝的价值，对于人生价值。
但是对于王朝来说，这种投机的行为就是对于整个系统的破坏，因此在这一段的结尾处还会说不要因为个人的私情去使用自己所认为的贤明的臣子，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去使用自己所认为的聪明的臣子，你只需要去平等的对待全城的百姓，就不用离开家乡去私教权臣，百姓不用离开家乡去私教权臣，也就没有了远行各奔走的劳苦。
如果君主能够平等的对待富贵和贫贱，能够平等的对待臣子子和百姓，那贵贱之间就能够安分守己。如果王朝的制度能够平等的对待聪明和愚蠢，那贤、愚两者就能够各得其所，这个就是治理的最高境界。
从这个观点往下延伸就到了，批判儒家的老传统，为什么要批判儒家呢？因为儒家的本质就是用仁爱，用忠义来治理天下，就是让君主提拔那些讲仁爱讲忠义的臣子，这也就会导致所有的臣子都会想办法提高自己的名声，而不再去关心具体的治理，到头来朝堂之上都是君子，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去解决实际问题。
骂完了儒家，接下来是纵横家，纵横家的本质就是通过个人的智谋，个人的能力去治理天下，去解决两国或者是多国之间的矛盾，同样也是以损害王朝制度的方式去换取片刻，可能片刻也没安定。
所以在姚崇看来，一个臣子不用有多么高的智慧有多么高的品德，他只要不拿着权力耀武扬威，不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为非作歹，他只要能够听取君主的指令，能够维护王朝的制度，那就可以算作是好的。
姚崇继续说道：“做君主的如果要亲自去考察百官，考察员工，那就会觉得时间不够，精力不足。如果你使用眼睛去看那臣子，就会修饰自己的外表。如果你使用耳朵去听，那臣子就要修饰自己的言辞。如果你使用脑子去想，那臣子就会想方设法的夸夸其谈，从这里就引出了的核心叫做人心似海。”
“我们不可能通过主观道判断，就能准确的知道人们的善恶贤愚，很多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多年的夫妻，相交多年的好友，都不能准确得知对方的心理，又何况是君主和陌生的臣子。商会的掌柜和陌生的员工呢，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建立一套完善且简单明了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是法，它不仅仅是律法，而是整个王朝，整个商会所奉行的规章制度。”
“所以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呢，要让聪明的人不能使用欺诈的手段，让阴险的人不能使用花言巧语，要能威慑住远在千里之外的臣子，要能控制住近在朝廷之中的权臣，要让他们不敢去结党营私，要让他们不能去逾越职守。”
“臣子可以在律法的规定里谋取利益，不能在律法的规定外面乱打主意，严苛的法律是为了禁止罪行，严苛的刑罚是为了贯彻法令，法令不坚定，君主就会变得危险，刑罚不果断，法律就不能战胜奸险。法律不偏袒权贵，墨线不迁就弯曲，法律应该去制裁的，就算再聪明也不能逃避，就算再勇猛也不敢抗争。”
“接下来这句话比较经典叫做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意思就是不能因为他是贵族就不敢对他加以惩罚，不能因为他是百姓就不用对他进行奖赏，只要法律够严明，那就可以杜绝欺诈和虚伪，只要刑罚够严格，位高权重的人就不敢再去轻视那些地位卑贱的人，因为他的财富他的权位，还要再受到法令的约束。然而如果失去了严明的法定和严酷的刑罚，那君主和臣子就没有了什么根本上的区别。”
李隆基正在思考，郭元振起身说道：“陛下，法治天下，必因人情。”
这个人情指的不是人情世故，而是人之常情人的本性，但人的本性是什么呢？这就说的是人性本利，简单点来说，决定一个人是好是坏的，主要因素就在于这个好与坏能够给他带来多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