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给出的财富足够多，那再好的善人都能变成恶人，只要给他的权利足够大，那再坏的恶人都能变成善人，因为人类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当然这个利并不一定非得是权利和财富，而是喜欢所有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东西，厌恶所有能给自己带来坏处的事物。”
说到这里，可能就有人想反驳，在人类的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淡泊名利的圣人，那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推崇圣人的学说，尊崇道德仁爱的观念，不就能够打破这种趋利避害的魔咒了吗？
郭元振说道：“史书记载战国第一贤臣豫让，在春秋末期豫让的主公智伯被赵襄子珠杀，豫让为了替智伯报仇，豫让就先涂黑自己的皮肤，然后又割去自己的鼻子，他勤修剑术，毁坏面容，埋伏在了赵襄子的出行路上，结果呢，赵襄子提前得知了豫让的埋伏，豫让刺杀失败，自刎而亡。这智伯明明早就已经死亡，豫让依然还是不惜毁容牺牲性命为其报仇，这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典故。”
“当时列国的君主都歌颂豫让这样的臣子，以此来感慨豫让对于自己主公的忠诚，但韩非却对此感到不屑一顾，因为在他看来，豫让作为治国的重臣对上没有做到劝说君主，完善整个晋国的制度，对下又没有能阻止外敌保护整个晋国的百姓，所以他就算刺杀了赵襄子，对已经失去生命的智伯，已经失去家园的百姓来说，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帮助呢？”
郭元振说道：“陛下，臣不是反对道德，而是反对没有任何意义的道德。然而实际情况就是大多数人眼中的道德，其实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好坏本身就是一个主观的概念。
“正如赵简子是战国时期有名的贤君，为什么称他为贤君呢？因为他有一个放生的习惯，每逢大年初一，赵简子总是要去放生斑鸠，以此来表明自己的仁义和自己的好生之德，当然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赵简子坚持的行善下，国内的斑鸠却越来越少，因为他门下的臣子在得知他有这个放生的习惯后，每年都会组织百姓去抓捕斑鸠，然后在进献给赵简子以供其放生，于是在这一年的大年初一，赵简子的门客就问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他说你既然这么有好生之德，那为什么不禁止捕猎斑鸠呢？对呀，为什么不呢？因为赵钱子需要散播自己的善意，需要这个善良的名声。”
“因为臣子需要进步，百姓需要他的赏金，在多方不同地位，不同赏金，不用身份的人的坚持下，就共同构建出一个只有斑鸠受伤的世界。我们喜欢看人投喂动物，看人有人喜欢收留流浪的动物，结果就有人把买来的动物丢在街上，然后再让这个动物去反复地流浪，我们喜欢看人放生，以证明自己有着好生之德，结果就有人在下游捕猎上游放生的鱼，然后在送往上游，让这同一个动物反复地经历放生，其实不管是对于看客还是对于放生的人来说，斑鸠和鱼就只是一个工具，他们不是真的对斑鸠和鱼有什么特殊的感情，而是为了宽慰自己的心理，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的善良，但如果是将我们中斑鸠和鱼看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呢？”
“所以在臣看来一个人是否具有好的品德，和人们是否推崇这个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同样是我们君子贤臣和一个好的国家之间也不存在什么直接的关联。”
李隆基问到“那如果不使用圣人的学说该通过什么来控制这个趋利避凶的世界呢？”
郭元振说道：“所以指的就是两种权利，两种手段，指的就是刑德两种权利，一个有着趋利避害的本性的人，一个有着违害就利的本性的臣子，之所以会心甘情愿地辅佐君主，并不是因为君主有多么好的品德，贵族有着多么雄厚的财富，而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刑德，掌握着奖赏和惩罚这两种手段，因为贵族能让他升官，让他发财，所以他才会推崇贵族，因为君主能削去他的职位，能夺去他的财富，所以他才会畏惧君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能够理解在韩非子，一个人贤臣还是奸臣，重点不在于他个人的品德，而是看他是否能够代替君主进行惩罚，奸臣就是面对他所憎恶的人，他能够从君主那里获得权利并加以惩罚，面对他所喜爱的人，他能够从君主那里获得权利并给予奖赏，品德的好坏影响有限，但架空君主对制度的破坏却是祸患无穷。”
“假如说君主没有掌控住赏罚的大权，而是让这种权利去到了权臣手里，那么所有人都会害怕权臣，而轻视君主，于是国家的大权就落到了权臣的手里，这就像是老虎和狗的关系一样，老虎能够制服野狗，靠的是锋利的爪牙和庞大的体型，但如果把老虎的特长送给狗，那狗也就有了降服老虎的能力。”
“历史上就有现成两个案例，第一个是掌控了赏赐大权，一是夺取了齐国权威的田常，具体方法就是向君主请求赏赐，但是却把这种赏赐送给群臣，向君主请求粮食，然后再部分的粮食分给百姓。”
“第二个是掌控了刑罚大权，从而夺取了宋国权威的子罕，具体方法就是对君主说，百姓喜欢的是奖赏，厌恶的是惩罚，所以应该把奖赏的权利留给君主，将刑罚这种得罪人的刑罚交给我来掌控。田常仅仅掌握了赏赐大权，齐简公就已经遭到了杀害，子罕仅仅掌握了刑罚大权，宋晗候就已经被他架空，所以不要看一个人有着多么高的地位，有着多么厚的财富，而是要看这种权力和财富是否能够为其所用。”
“所以作为君主，要做到形名二分，这里形指的是言论，而名则是他的职务，他的职责。”
“一个君主想禁止奸邪的行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审核形名，臣子说出了某一番言论，提出了某一下建议，那君主就可以根据这种言论给予他相应的职务，然后再根据职务去看断功效，如果功效符合职务，职务符合言论，那就可以给与赏赐。但是如果功效不符合职务，职务不符合言论，那就可以处罚。”
李隆基说道：“这有些难以理解，如果臣子的言大风小就是说，就是说了大话却带来很小功效，这不是惩罚他的言论，而是惩罚他的言论不符合他的功效，但是言小功大，就是说起话来，谨小慎微，但却带来很大的功效，那也应该也要惩罚，这是为何？”
为什么要惩罚呢？同样也是他的言论不符合功效，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这也是让世人诟病的原因，这就是因为律法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情观念，而是一台完完全全的机器。这是李隆基想不通地方。
为了解释惩罚言小功大的原因？郭元振说道：“韩国最强盛的时期就是韩昭侯统治时期，韩昭侯在任期间实行变法对外扩张，使弱小的韩国跻身到在了众多强国的行列。”
“一次韩昭侯喝醉了酒，睡在了大殿之中，找帽冠，也就负责帽子的官员，害怕韩昭侯感染风寒，就为她盖上了一件衣服，韩昭侯醒来后很高兴，问身边的侍从说：“是谁给我盖上的衣服？”身边的侍从回答说：“是负责帽子的官员。”韩昭侯因此同时治了负责帽子的官员和负责衣服的官员的罪。韩昭侯治负责衣服官员的罪，是因为他失职了；治负责帽子的官员的罪，是因为他超越了自己的职权。韩昭侯不是喜欢受冷，是因为违反官员职责的危害比受寒冷更大。韩朝侯不是不害怕感染风寒，也不是要故意的去为难掌帽官，而是因为这种越权行为的危害，可能已经超过风寒带来危害，如果一个组织频繁地出现越权，出现言不当位的情况，那臣子也就有了结党营私的空间，于是整个组织的系统就会逐渐崩坏，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个说法可能会有一些极端，换需要仔细甄别。”
郭元振又说到：“按理来说任贤使能应该是君主的基本素养，但韩非却认为君主最大的祸端就是他一定要去任贤使能，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君主没有一个明显的喜好偏向，那臣子就失去了他讨好的凭借，就是不知道做什么才能讨好君主，不知道依靠什么才能阿谀奉承，在这种情况下臣子才能表现出他最真实的心情，换句话说如果君主不宣扬他要任贤使能，那他就能够去任贤使能，但如果君主大喊自己要任贤使能，那他可能就无法去任贤使能。”
“能听起来可能会有些矛盾，比如说一个君主非要去推崇什么任贤使能，那臣子就会通过包装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奸邪的行为，这样一来君主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贤能之士，因为不管臣子侍好侍坏，他都会披上一层伪善的外衣，这也就是伪君子平凡出现的主要原因？”
这个李隆基理解，在后世AI时代你表现出了自己的喜好，然后AI系统捕捉到了你的喜好，就会为你推送一些符合你喜好的人设的博主，所以韩非说曾经的越王勾践喜欢勇士，所以越国的民众大多都轻视死亡。曾经的楚林王钟爱细腰，所以楚国的民众，大家都甘于挨饿。齐桓公生性善妒有喜好女色，所以说竖刁自行阉割后就能掌管内宫。燕王子快喜欢贤明又推崇善，所以号称自己淡泊名利的子志，才最终获得了燕国的大权，结果就是竖刁饿死了齐桓公，燕王子快被逼得自缢身亡。
一个国家的君主，在流露出真实的情感之后都避免不了这样的结果，又何况一个平头百姓呢？
郭元振总结说道“一个人愿意为你付出，愿意迎合你，讨好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光辉的形象，而是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获得重利，当然这个利也不一定是什么财富和权力，而是所有能为他带好处的东西。”
但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些的理念可能会有些极端，至于是非功过，大家还是需要自行甄别。
李隆基说道：“所以律法的制定应该依据的是人的行为行迹，也就是所做的事情形成的结果来进行处罚，而不是根据人们口中扑风捉影的谣言。”
“说出的话，所行的的事情，都是需要记录的，而不是背后制造流言蜚语或者恶意构陷罗织罪名，所以说要律法的根本是重证据，轻人言。”
“以事实作为赏罚的依据，而不是个人的喜好进行赏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