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代序 怎样把书读活——毛泽东的读书方法

陈晋

把书本读活，是很多人的追求。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概括地说，就是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不通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人们在实践活动中进行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时无法直接套用书本知识。同一部兵书，马谡的做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做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则强调实事求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拥有这样一种大本事。他能够把书读活，得益于他别具一格的读书方法。他的读书方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调查研究

人们的知识和本领，来自三个方面：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这三个学习，不是割裂的，更非对立。它们有交叉，有贯通。这当中，书本是前人或别人的思考成果，终究来自实践，来自对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经验的概括和提升。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关注到两位作者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

书本知识来自调查研究，读书，自然也间接参与了作者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听人汇报，也包括阅读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毛泽东酷爱读书，同时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看起来矛盾，实则反映出他提倡的一种读书理念，即不是为读而读，而是对前人或别人的实践经验作调查研究。怀着调查研究之心来读，就是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有了此心，翻开书页，你才会觉得是在与一个生动丰富而又未知的世界打交道，由此才会有所收获。

读书要到“底”，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

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所以他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何谓读书到“底”：“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20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五遍《红楼梦》，此后，他又十五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

反复阅读经典书籍，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的价值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相同题材内容的书，要把不同的甚至是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

毛泽东想读关于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他在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五十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他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五千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读书不仅要做到传统的“四到”，还要注重讨论

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就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了他读十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了他读三十九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五卷，收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十三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由此相互启发，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在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他眼睛不好，就请人读书给他听，边听边议。

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联系员”

读书要当“联系员”，是毛泽东1958年11月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只有当“联系员”，才能对所读之书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

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作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毛泽东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二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写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时，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评论员”

这也是毛泽东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的观点。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进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详细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幽州，毛泽东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毛泽东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读书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封建社会历史；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以上读书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比如，他细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就推荐给党内领导干部，说“那里面有许多农作物生长的道理”。他随后提出“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不能说与这本书讲的“道理”没有关联。毛泽东1964年读了竺可桢的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后，又有新的收获，当面对竺可桢说他的文章写得好，“农业八字宪法”尚有缺点，还应该加上光和气（日光和气候），“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他的文章管了天。

毛泽东的读书理念和把书读“活”的本事，为党内领导层推崇。朱德1943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说，毛泽东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合一。刘少奇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讲道：对主席的思想、观点、方法，认真地切实地学习，是可以学到的；但有些是不可及的，例如看那么多书，记忆力那么强，有那么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些在我们党内是没有一个人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