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世界从未完美 ◇
林散之给傅益瑶上书法课，有一次写完长长的一笔悬针后，笑说：“死蛇挂树。”傅益瑶吓一跳，以为院子里有蛇。林散之的“死蛇挂树”是指他的那一笔悬针——这是个书法用笔，“蛇虽死不僵，骨血精气俱含于内，挂在树上虽是下垂，却有股向上的力量。所以悬针这样的用笔，向上的内力极关重要，最怕的就是有气无力地向下拖。”这是傅益瑶的体会。
刚好在学书法的圣恩铺纸写字，我就央她试一试“悬针”——嗳，纸上得来终觉浅，切己体会笔底知。刚还哂笑女儿的那一笔“狗尾巴”，自己写来，才真是“有气无力地向下拖”。林散之的两句诗：“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如圆时更觉方。”这笔墨的法度，实也是作文为人的堂奥。傅益瑶在文章里透露：“林老写字的习惯是将蘸饱了墨的笔落纸即书，从湿笔一直写到干笔，写到渴笔为止，中途从不舔墨。”说来就是一股子气，古人早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叹。
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概念：“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林泉高致》论山水，还有三境：可居、可游、可望。韦羲“借题发挥”，认为“可望”对应造型，“可居”对应空间幻觉，“可游”对应时间性。造型是静态的，凝视的，更强调空间的连续性，西洋画多取之；中国画则以时间为主线，是动态的，游观的，更重视时间的连续性——如此说来，中国山水画更“可游”？
因了韦羲的“借题发挥”，按图索骥书架上一通找，又上网补仓，一大摞论画的书相继堆叠到了案头，也不知几时能翻完——姑且不论翻开的又能体悟几分？“功不唐捐！”脑海里立马跳出胡适爱写的四字词来，好吧，无妨拿来勉力一下自己：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米桶里的米见底了，先生淘米预约翌日的早餐白米粥。“啊，这事情我来做！”我放下书积极揽下给米桶装米的任务。塑封的袋装大米，一公斤重，真空抽了气，提起来板砖一块。剪刀横着剪去一条，“嗖”一声，空气精灵们尾随而入，米袋立马松懈下来。很快意地双手提拉着在地板上一顿，倒进米桶。如是反复，放进四袋大米，小米桶很快就满了，手撩拨着稻香扑面白花花的大米，竟很有成就感——实在也是满足感。
把这心思说与先生听，他漫不经心道：“最舒服的人生，就是每天有饭吃。”
“每个人有一支好笔是幸福的。”晚饭后，客厅的长桌上，先生在临徽宗的瘦金字，圣恩埋头功课，三人各踞一端，只听先生道：“这支笔还真灵，写起来舒服。”他已换了数支毛笔，都不趁手，于是有了如上之叹。
此刻我手里也有一支书写流畅的派克钢笔。为不负好友馈赠，每天不论写不写字，我都掏手机一样把它从包里取出，放在显眼处。
终于翻完美国学者伊沛霞著的砖头一样沉的《宋徽宗》，先生正临其瘦金体，算是无巧不巧。徽宗赵佶在他写字画画时的花押（签名），乍看像是上下笔画散开的“天”字，又像是小孩子漫不经心顽皮乱点的“开”字，这是书画造诣相当自信的赵佶独创的“天下一人”花押，被历代书家公推为第一“绝押”。
看徽宗年表，十九岁被立为皇帝，四十六岁被女真人掳走北行，五十四岁客死五国城。有整二十七年安享皇帝宝座，却不断在施行生杀予夺的大权里反反复复，朝令夕改。比如对元祐党的贬谪、清洗；焚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等人的书籍印版；命人将元祐党人的黑名单刻印在碑上立于各州，不出一年余，又渐生悔意，撤销了之前的禁令——他绝不会想到北行沦为俘虏的路上，苦恼于没有书读，竟以自己的衣服向贩书人换来《春秋》；对身边几位重臣蔡京、童贯更是忽而罢免，忽而召回，委以宰辅重任。“天下一人”的自信在他独创的“花押”里竟也似一个隐喻，一任“天真”，一提一扫，天下断开，风流云散。
他的那些瘦金体诗帖，在我这个鲁莽者看来，通通显现出冷兵器时代的铁马金戈。到最后，也都简约成了一个字，瘦胳膊金腿的长枪短矛。真够讽刺的，却原来，他在快轻裘的好日子里写下的那些诗文、碑帖、书札，早就埋伏在了他四十六岁的中年——北行途中溃不成军——到五十四岁客死他乡，他在囚禁日子里虽留下了不少“亡国诗”，但是却几乎不写字了，四十六岁写下“罪己诏”后，不得已写下的多是给金人的谢表。有一次金人拿到他的字甚至怀疑不是他本人所写，改换字体的艺术家皇帝到底任性到了最后，以此保全第一绝押的后世声名……不过也难说，“铁马金戈”究竟是要衣食无忧元气饱满时才能笔扫天下，而身陷囹圄饥饱无着的皇帝怕是有心也无力。
“他认识到，如果一个人写完一首诗就确信这是一首好诗，可能的情形是，这首诗只是一种自我模仿。要表明它不再是自我模仿，最有希望的迹象是一种彻底的无从确定的感觉：‘这首诗特别出色或是特别差劲，我说不清。’当然，这很可能是一首差劲的诗。发现自我，这是十分被动的，因为自我就在那里。它只需要耗费时间和注意力。不过，改变自我意味着朝一个方向变化，向一个目标前进，而不是朝另一个方向向另一个目标前进。目标可能是未知的，但是如果预先不假设目标在何处，运动就不可能进行。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经常对诗歌理论表现出兴趣，甚至构建一种自己的理论。”
奥登在《染匠之手》里的这段话对我是个提醒。这里的“他”是奥登自己吧，他吐露个人写作经验：发现自我是容易的，学习成为自己也不是不可能，花上足够的时间也能达成，但是，当你构建了一个游刃有余的自己后，如何命令自己不要模仿自己，不要成为自己，那才是一个大考验。发现自我——成为自我——重塑自我，这个“自我”在不断的成就和扬弃中饱满着、创新着、断裂着。难的是，我们如何听命于内心的审查。
不过奥登的这段话也让我回想起阅读时的一些体验。就说诗吧，一个诗歌门外汉翻读诗人们的诗集常常也困惑：单首诗，挑出来读，都很美，很有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借用奥登的话，都有“令人着迷的节奏、奇异的表达、隐秘而神圣的词语”，但是当这些美的诗合为一本诗集后，就免不了生出审美的疲劳感，这真是对诗人劳作的不敬。而糟糕的是，类似情形更在散文、小说这样的文体里出现，可见并非偶发性概率。检省一下，难道我自己就安全无虞被豁免了吗？
否定和冒犯自己总是艰难的，那也意味着你得有强大的可塑性，以及面对所有不被理解的孤独的勇气。是的，一切艺术和艺术家的努力都是为了创造完美，“然而世界从未完美”。（奥登）
病中听有声书《约翰·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一意孤行，不留丝毫情面的批评文章惹恼了向来资助他的大公爵。大公爵觉得地位受到了挑战，淫威怒斥。克里斯朵夫发了疯一样不肯妥协。连最后的一点面子都撕破了，很快，命运等着他，一头发疯的狮子人人都想送他一拳，而那些被他中伤过的“敌人”更是乐意看到他死在自编的牢笼里。如果一个人公然和所有人作对，这个人就成了“公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那么谁来标定那个真理？谁又是真理的主宰？
还是看看命运吧。曼古埃尔在读歌德的《亲和力》时，对夏绿蒂对命运的认识既感到迷惑，又为之沉醉。
“命运，”夏绿蒂说，“操纵着某些事情，它是非常固执的。无论是理性、美德、职责还是其他一切神圣的东西，在它的面前都是徒劳的；事情的发展在命运看来似乎是合理的，但在我们看来却不是；命运正是这样在捉弄着人，无论我们怎样选择。”随后她似乎认清了真相，她说的下面这段话听起来像是自责一样：“可是我在说什么呀！事实上，命运努力想要实现的，正是我自己的心愿和意图，而我却那么无知，却还要竭力与之作对。”
克里斯朵夫在遭受命运接二连三的嘲弄时肯定有过更激烈的挣扎吧。像克里斯朵夫那样的人物，是否罗曼·罗兰更愿意看到他的失败？对，罗曼·罗兰最喜爱的典型——失败的胜利者。“他的目标不是成功，他的目标是信念。”克里斯朵夫那颗天才的头颅，不安的灵魂，激越的心脏，藐视一切权威的脑袋，总是一往无前地走在多数人的反面，孤独是必然的，身体也受到损害，他的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连紧随其后的读者都感到了不安，替他急，恨不能撕开书，走进故事里，劝他：怎么着，跟命运妥协吧，不要再折腾自己了……
当然，照旧，你不愿看到的一切都发生了。而与此同时，故事是故事，看故事和听故事的局外人反倒受了故事里人物命运的影响，朝着那个暗示神思浩淼，隐身成了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
人愿意读小说，是预测不了自己的命运，却可以走进他人的故事，旁观他人的命运。有时命运面目可亲，更多时候命运是暴君是伪君子是零余者失败者不识时务者……命运裹挟着强大的未知推涌着人物逼向自我的极限，作为旁观者的你，刚好也部分参与了这个过程，你在他人的命运里看到了自己——最高的奖赏莫过于经由阅读，我们在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看《T.S.艾略特传》。一九二〇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形容三十二岁的艾略特“嘴巴歪扭紧闭，没有一丝放松和自在；哽塞，压抑，拘谨，却有一股莫名的强韧力量”，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自我折磨、自我检省的男人”。
我发觉，这一形象用在罗曼·罗兰笔下的音乐家约翰·克里斯朵夫身上也恰如其分。天才的艺术家似乎都是看起来别扭的人，乖张、怪癖、极度敏感，表情夸张痛苦。内心的风暴太强烈了，投射到脸上就有股“不自在的自大”，命悬一线的紧张感。克里斯朵夫到了法国，生活困顿，缺少朋友，一根粗香肠挂在窗边，每天只割一片，配一块粗面包，一杯自己胡乱调制的咖啡，这就是他的晚餐。他瘦弱不堪，两条伶仃细腿支撑着一颗强大头颅——对音乐、艺术过分的敏感和消耗投入。
所以，他们常常也是智慧熠熠的，当他们谈论他们所挚爱的文学和艺术时，他们就呈现了天使的一面。照片里的艾略特其实是个美男子，衣着考究，举止优雅，一双手白净修长，骨节匀称，光写诗简直可惜了。照片里的他二十六岁。他的哈佛好友、美国诗人、小说家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称他“非常优雅有魅力”，头脑“最为出众”。
约翰·沃森在《T.S.艾略特传》里写道：“艾略特一生言辞尖刻，爱讽刺，所以招致非议。”这一条，似乎也是天才艺术家的通行标签。约翰·克里斯朵夫刻薄起巴黎的音乐艺术来简直是暴风骤雨，丝毫不留情面。他也因此失去了朋友，陷入更深的困顿。艺术家的捉襟见肘又是一项罪过，典型还有梵高。越是才华横溢，越生活无着，连面包都吃不起。当然时代的穷人太多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巴黎和伦敦的街头一样寻常，天才艺术家和穷人们享受着同等的待遇。克里斯朵夫对命运的抗拒，在信仰面前火一样燃烧的感情，实际也是罗曼·罗兰在现实中的投影，约翰·克里斯朵夫就是罗曼·罗兰自己。
什么是艺术？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家最该坚守的是什么？在罗曼·罗兰还是一个年轻大学生，彷徨无助于十字路口的时候，他有幸得到了来自遥远俄罗斯的宝贵回应。那是老托尔斯泰用法语写给他的三十八页纸的长信。这封回信以“我亲爱的兄弟”开头，“‘我收到了您的信，它打动了我的心。我含着热泪读完了它。’然后，他试着给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阐述他对艺术的见解：只有那些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艺术才有价值，只有那些能为信念作出牺牲的人才称得上是艺术家。并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对人类的热爱，构成了一切真正使命的前提；只有充满这种爱的人，才能指望在艺术上作出宝贵的贡献。”在听完小说长卷《约翰·克里斯朵夫》后再读茨威格这本《罗曼·罗兰》传记，脑海中那些怀疑的天真念头，忍不住想要走进故事干预他人命运的幼稚幻想即刻泯灭了——那是怎样一个强大的灵魂！这个灵魂生来就是要和命运抗争的，他们既是敌人又是挚友，而命运又赋予了这个伟大灵魂扣人心弦的生活，“但这恰恰是命运的爱好，偏要以悲剧的形式来塑造伟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