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之追问，生之追问 ◇

一本有趣的书，《人之追问》，副题“来自史前考古学的思考”，以为是专业考古学历史著述，却生动轻松得有趣，一些观点虽一家之言，却叫人心有所思，比如把司马迁列为考古学的宗师，理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正是考古学的工作。“考古学家把历史学的范畴从时间上、空间上乃至于研究对象上都大大扩充了。”也就是说，考古学家不单“格物”，也“格人”。

还有一段对考古学家的描述也有趣：“考古学家也是生产者，除了像农民一样在野外经受风吹日晒，也像工人在生产线上似的围绕数以万计的遗物进行日复一日的整理，也像科学家一样在实验室中运用仪器设备观察，还会像哲学家一样坐在书斋的沙发上就着一杯茶或咖啡玄想。这是一门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问。很简单，也很复杂；很科学，也很文艺。”

这段话，很轻松也很形象地道出了什么是考古学，同时也拉近了寻常人和考古学家的距离。

再有，“考古学是一门研究垃圾的学问”——这个说法颇可玩味。所谓垃圾，就是古人活动的遗迹与遗物。对古人来说，它们就是不能传之后世的无用之物，当然就是垃圾。作者进而又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有关垃圾的历史，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么说来，所谓垃圾就是人的创造，无中生有，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明出现，“我们终于进入了一个垃圾时代”——生活垃圾、信息垃圾、知识垃圾；实物垃圾、精神垃圾；古代的垃圾和现在的垃圾……我们是垃圾制造者，也是垃圾消费者。垃圾包围了我们的生活。每天打开邮箱、手机、电脑，铺天盖地各种广告垃圾，有时一不小心鼠标触碰，刷刷刷，网速特别地畅通无阻，想关都关不掉。二〇一九年上海轰轰烈烈一大全民运动当属垃圾分类，小区门墙上随处可见干湿垃圾分类的小知识，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定点定时投放的宣传横幅——“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垃圾分类我‘仙’行”——这是我所住仙霞路小区的口号标语，真真，我们的大脑皮层都被垃圾裹卷了！

古代的垃圾是垃圾，放在今天却成了宝贝，那么今天的垃圾是垃圾，同样也可变废为宝。这就是新科技的力量，人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当我们终于意识到垃圾的不可降解，也领受了它的不胜其扰——不论是实物的，比特的，还是精神的，唯一的安慰，就像这本书的作者、考古学家陈胜前所言，无妨以考古学的视角看过去，看现实，“人既是适应的，也是创造的”，以穷根问底的精神，审视我们的时代与生活，垃圾之于人类，或许真是一条检视我们自身的真理。

读到一些写作的诚实经验，有启发，比如艾云在《散文写作的生命在场》一文回忆自己的写作之旅时道：“我要细细描摹那些现象，更贴近事物本身；同时要求语言不仅仅是达意，还要精妙。”“一定要学会自己掌灯，照亮自身。”

二〇〇三年，崔卫平看了艾云刊在《百花洲》的散文《僭越的理由》后提醒作者：“你的文字还是过于命名，锋芒频闪，反倒意象不深，太晃了。你可以将文章写得再钝些，使用刀背的力量。”

这段话，真是诤友之言。

读二〇一八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角野荣子的儿童小说《隧道的森林》。关于写作和阅读，她的这两句话诚实而具感染力。

“说故事的重要之处是，一旦你将故事交给读者，那就是他们的了。”

“随着你不断阅读，你会在大脑中渐渐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字典，当中那些文字，将成为你人生中的能量。”

顺着这两层意思想下去，我觉得，相当重要的，就是这个讲故事的人交给读者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好”的故事，还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好看”易编，“好”难求。偏偏现在大家都在追“好看”，创造故事的，出版故事的，推荐故事的……于是连读故事和听故事的小朋友也理所当然接受好看的故事就是好的故事——好的故事当然前提是要有一个好看的故事，但也不尽然；反过来，好看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好故事，但好看不等于好。

这话说来有点绕，一个简单区分是：好看的故事往往有套路，可以复制，编的成分多；好的故事一定是真诚的，独特的，是作者生命的蓄养，作者写下它，可能生命中的一部分能量也转移到文字里了，所以读者的我们能够感知到和触摸到作者的灵魂、文字里人物的灵魂。

角野荣子的《隧道的森林》是一个好的故事，因为它有真生命，别的聪明脑袋编造不出来。这是角野荣子“自己的故事”。八十岁时，她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蓝本创造了一个叫伊子的小女孩如何在战争年代经历成长的心灵故事。阴影笼罩的艰难岁月，八十岁的老太太却以轻盈明亮的柔和方式道出，那无法编造的，只能是生活的赐予，是一个好作家长期积累的独到发现和生命体悟。

死，似乎是一件容易的事。而生，却如此艰难。

无论怎样的死，告别都是决绝的，朝向仪式化的不容置疑。冷静的人哭不出来。心碎的人眼泪不知为谁流。当所有的仪式结束，那个扶柩痛哭的人、那个手捧遗像的人，最艰难的时刻度过了。向死而生是他或她此生的功课。接受死是谓必然，练习生却是山重水复。生活的痛苦在于，我们总是在经历循环往复的人生。适度的遗忘成全了这样一种日复一日，我们又重新走在了生活里。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新的生活加以拯救。

从告别大厅出来，我立在台阶的宽廊处，不好意思不跟才见过面的三十三年未见的初中同学不告而别。一团麻衣素裹的人也从大厅里陆续拥出。当头的，就是我们的初中语文老师、班主任陆建华的公子陆一帆，他捧着父亲遗像，眼睛已哭红。年轻妻子紧随相依，也是一袭白衣。他们看见了我，我迎上去：“一帆节哀。”再没话可说。夫妻俩致意，告别。他的母亲、陆老师的妻子早就悲痛欲绝，由至亲搀扶着移步。我看着下午三点半的阳光打在一级级石阶上艰难拥簇着的白衣人身上，蒙太奇般的晃眼。一切都静止了。空洞而死静。置身于空无，有那么一刻，认命般的，我伸手接过了自己的死亡。

有些丢失是必然的。恰恰因为它们的丢失和遗忘，生活才呈现了它本来的面貌。而我们也由此获得了向时间和记忆之海倾诉追索的愿望。

和生者的告别更艰难。一句“再见”，可能是再也不见。三十三年不曾见的同学，以为早就面目全非，却还能找回往昔的影子，即便是当年不怎么说话、交集甚少的男同学，也还能依稀辨认他们少年时的模样。然而却不知该说点什么，几句招呼后便是尴尬的静默。我们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多年的记忆也弥补不了时间的沙漏。

必须从现实里抽身，记忆才获得解放。就此挥手道别，快速离开，各奔东西。我坐上车，向高速公路驶去。叫人感慨的是，我突然意识到在我接过自己的死亡的那一刻把过去给遗忘了。我和往昔的自己挥别，泯然于众人。这是另一重告别。

然而、然而是这样吗？晚上睡下的时候，我的脑海里不断回放的尽是这些少年人的模样。时间并不曾抛下一切。我一个个看过去，不用顾念缄默的尴尬。他们又生动地活过来了。甚而我惊异地发现，送别团的这十几位，除了班长高琼，并不是当年成绩出挑的一个个，他们属于被老师和“好同学”忽视的一类。三三两两，或独来独往，他们在班级里并不出挑，甚至他们自己忽略自己，隐身在光影里……这、真叫人感慨！

二〇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参加完陆建华老师的告别仪式从老家回来后，我写下如上文字。说是老家，其实松江早成了上海的一个城区，高速公路一小时不到的车程，市区随便堵个车、上下班坐趟地铁都要这个时间，真不算远。可是毕竟初中同学有三十三年未见，和班主任陆老师也一样。本来三十年同学聚会时可以和老师同学晤面，因为出差，没能成行。物理空间是越来越近了，而人和人的心理空间却仿佛疏远。这是现实，普遍的人际现状，看看微信里的朋友圈，有多近就有多远，有多熟悉就有多陌生。

没能赶上生的聚会，却不得不接受站在告别大厅，和老师做最后的道别。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晚九点，我的初中语文老师、班主任陆建华遭遇车祸抢救无效意外过世。这个消息太突然，以至于我和86届同学都还没做好准备。在陆老师教过的一届届学生中，我们肯定不是陆老师最优秀、最特别的一届，可是送别团的同学们却朴素地以为，我们是陆老师的唯一。我们是陆老师最后的孩子。虽然这些孩子早已经长大，早就超过了陆老师当年教我们时的年龄。但年龄不是问题。陆老师都还健在呢。微信里还有班长高琼发来的截图，陆老师翻找出当年我们这一届毕业班的合影，我们在松江醉白池春游时、军营里联欢时的照片。因为几次搬家，我珍藏的相册再难找到，不好意思叨扰老师，就托了同学沈霞、高琼。照片发来，有几张正是陆老师帮忙翻找的。照片里的他，意气风发，还总有一个调皮搞怪的孩子，是陆老师的小公子一帆。但凡有校外活动，陆老师总把他放在我们这些大孩子中间，由他笑闹，和男生们打成一片。懵懂的我们，只觉好玩，如今看照片，这般灿烂的一幕，不就是一个大家庭吗？的确，我们就是陆老师的孩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本来我有一个小小心念，我有本写家乡的散文小书《再见，婆婆纳》即将付梓，我托同学找照片就是为的这书。我想给陆老师一份礼物，等书出版，亲自奉上。所有我想要表达而未能说出口的；一个从小惧怕作文上课不敢举手的女孩，怎样因为逢着了一个好老师而有幸爱上写作；这么些年她走得再远，总还记得回来的感念感铭感恩之情，传递给陆老师，向陆老师汇报……如今，是再无可能了。

杂志上读到美国作家安东尼·多尔的一句话，箴言般，给我深重一击：“寻找东西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得先失去它。”——确乎是个普遍的真理，不过叫人感慨的是，我们的失去和找寻就跟赌牌一样，总要搭上时间精力，可能的运气，所以然的推算……乃至无可预测的一辈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