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朱强

在我看来，理想的文人不仅思想堪比巨人，骨骼应该也很健壮。他的足印深沉而十分稳健，情思丰沛而不失纯粹。伏暑他喜饮冰，隆冬爱喝烈酒，春天面对一支出墙的红杏，眼睛里充满了浓稠的爱意，秋天他登东皋以舒啸。可以在豆蓬瓜架下饱饱地睡上一个下午，鼾声如雷，醒来依然拥有美好的食欲和活跃的思想。我想这不仅是理想文人的样子了，他也是岳父母眼里理想的女婿的样子，更是女娲心眼里理想的人的样子。两根笔画支撑起来的人的形象顶天立地，他把周围的所有的事物衬托得异常渺小。以前我觉得孟子是这一种人。他必然有很好的胃口，浑身上下，阳刚满满。脸上布满了浓硬的胡须。他像是一个自己用泥和成的小宇宙。整天都在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万物皆备于我，想来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带着他的弟子在诸王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宣讲他的思想，像春风或者秋风一样，那么义无反顾，毫无保留。他把一个思想者的话说给那些愿听或不愿听的人。孟子是一面镜子，他让后世无数的士人都在这镜中寻找自己，他的好当然是因为他的恢宏，他像是一道巨光从遥远的两千多年的地方照射过来，绘成一条理想之路。而他的不好呢，我想也正因为他的思想过于恢宏伟大。他已经不再是平常的人，它是圣贤，供奉高处，供天下人膜拜。既如此，他与理想文人自然也就划清了界限。这个“理想”文人的空缺在我心里存放许久，到底谁可以够得上这个标准。某天，因为赏读文瑞先生的《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与赣州》让我突然觉得这个空缺有人了。此前我自认为对于苏轼的了解，也并不算少。甚至可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一生所到之处，被我用一些弯曲的线条串联起来，其结果当然是令人吃惊。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时代，凭借舟车以及自己的双脚，可以把那么广大的河山收拢到自己的视域里，并且他的这种行走并不是徐霞客似的，来自于某种野心和对世界的征服欲的支使。完全是因为命运弄人，使他在沉浮中四处漂泊。回看苏轼的一生，向北，是定州。那儿是宋朝的边防重镇，剽悍的契丹就在面前。到定州，当然是因为贬谪，然而他的面上却并无丝毫愁苦，他仍然在精心地建筑他的“雪浪斋”。他非常喜欢北方的槐树。槐树枝叶繁茂，满枝清香，他在院里栽下了“神龙”和“舞凤”。向南，至儋州，那里当时被称作“海外”。在儋州时，他已经年过花甲，他再也不敢奢想此生还能归去。他说此心安处便是吾家。不了解他的人会认为这无非是一句自我宽慰的话，而真正了解他的人必然知道他的确无所谓哪里是家哪里不是家。他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读到这样的话，内心当然是滚烫的。他知道万物和人之间，本来就是一种互有的关系。内心真正旷达闲适的人便能从物里面得到真正的快乐。

这是真名士的人生哲学。我们从他六十多年的人生轨迹中，大概可以看到一点，他的生命的韧劲与弹力总是能够让他从某个遥远的边地回到中心。在我看来，苏轼无疑是理想中文人的样子，他时刻都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文人或者一个生活中人应有的追求。围绕着他而展开的那些美食发明，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保有生活热情的苏轼。然而，纵观以往的各种有关于苏子的书籍论文，似乎多浓墨重彩于他在黄州、惠州、儋州、杭州、常州的日子，对于那些短暂逗留或只是途径的地方却极少谈及。龚君文瑞对古虔州的文化情有独钟。他在出版《王阳明南赣史话》以后又有此部大作，必然是虔州文化研究结出的又一硕果。

虔州作为苏轼南渡北归的一个过渡性城市，从表面上看，它所承载的东西似乎并不多，而苏轼在此地留下的诗文与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比较，似乎也显得微不足道。但是龚君文瑞抓住的恰好是这样一些琐碎无奇的日常。他从地方史料和古代的野史笔记中寻找线索，这种工作有点像是从残破的门窗上刮取金粉。他把一件件零碎的构建小心翼翼地拼接起来然后让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历史面貌。另一个方面，他所选取的视角多是低微的。往常人们探讨的重点多在苏轼的精神世界与他的文化学养上面，即使谈到他的婚姻、家庭、癖好也多有理想浪漫的成分，龚君文瑞恰好是从现实出发，他没有回避作为现实中的人可能面对的各种生活问题，生理问题，生命问题。这些问题的现象恰好是苏轼的文字中最打动人的部分。这个部分的呈现作者恰好发扬了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他把苏子的一百多篇涉赣诗文逐篇的整理出来，然后做了注解与说明，这些文字可说是苏子在赣留下的一件件珍贵影像资料，它们串联起一个贬谪之人的衣食住行，苏子的旷达豪放超脱可以说都是建立在柴米油盐之上的，他的文章的大部分也都是在协调、沟通生活里的种种。所以我们读苏轼的文字会觉得里面有一种蕴藉人心的大自在，他的文章背后都有事由，都有生活不可协调的部分。而正是因为他的书写。彼此之间的平衡因而被建立起来。龚君文瑞追随苏子足迹，四处探访，以图说话，让我们看到苏子的身影无处不在，比如赣州的杨梅酒、醋果子炒大肠（炒东坡）都被说成是苏轼的创造，这里面正好说明了一个问题，苏轼与他所在时代的话语权都牢牢地掌握在文化人的手里，知识人的笔所写，正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世最主要的部分。由此可知，苏轼的地位不仅在当时百姓之中，更多的还在文化人之中，苏轼生前，他的文章地位与社会影响就已经是一座高峰。龚君文瑞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把他和各地的百工之人、贤达之士串联起来，他把涉赣的苏轼放在人民中心。而事实上，苏轼也始终处在人民的中心，他与虔州的旧雨新知往来酬答，诗酒文章心安理得，他的风雅与放旷也被赣地的烟雨吸收，幻化成一道道春和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