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货币经济确立后的影响

春秋战国期间，大概由于铁器的使用，即《孟子》所谓“以铁耕”，生产力提高，商货增加，交易频繁。史称燕、韩、魏、齐、楚、陈、秦等国多商贾，或通工商之业，这就是商品生产增加的明证。有些无地可耕或有一技之长的农人，移居于市场的附近，靠工艺谋生。在这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日增的条件下，货币的使用也就开始增加了。交易的频繁，使商人的财富累积起来，使土地有集中的倾向。但土地不能无限制地扩张，而谷粟等实物又不是很好的宝藏手段，于是楚国的黄金渐渐取得这种职能，甚至用作大数目的支付。另外，市场附近人口的集中，形成许多市镇，如齐的临淄、晋的绛以及各国的首都，一处的人口，多的有到三千家〔173〕。

春秋时期，货币的使用是可以肯定的。只是不大反映在当时的文献中。睘卣铭中的“贝布”二字，意义不十分明确。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的布字不能确定无疑地解作铸币。《左传》中的“百两一布”〔174〕和《礼记》中的布〔175〕也差不多。当时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

到了战国时期，商业有显著的发展，这自然反映生产的发展。春秋时的市镇，规模逐渐扩大，一处有多到万家的。例如齐国的临淄，显然很繁荣〔176〕。都市的发展，对于货币流通，有促进作用。战国时的文献反映了这一点：《墨子》所说的“一布”〔177〕、《管子》和《荀子》所说的“刀布”〔178〕，以及《韩非子》所说的“百束布”〔179〕，都是指铸币。不但商人之间使用货币，人民的日常生活如酤酒〔180〕、粜谷〔181〕，也用钱币。

中国的货币经济，到战国时期才取得飞跃的发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春秋时期的货币数量和战国时期的货币数量就可以知道。春秋时期的货币大体上可以空首布为代表，战国时期的货币可以平首布为代表。两个时期的年数约略相等，可是遗留下来的钱币数目却相差很大。我们当然没有关于两种布币的铸造数字或出土的统计资料，但若以两者的市价来推测，则平首布的数量等于空首布的十倍到百倍。这就证明：中国的货币经济是在战国时期确立的，说得更确切一些，战国时期产生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第一次高潮。

正因为战国时期中国产生了一次货币流通高潮，因此出现了许多货币拜物教的现象。管仲羡慕楚国的黄金，说只要得到楚国的黄金，农民不耕地也有饭吃，女子不织布也有衣穿。苏秦穷困回家时，兄弟嫂妹妻妾都窃笑他，后来做了六国的相国，家人见到不敢仰视，因为他位高而多金。从当时封建统治者利用这种心理而采取黄金贿赂政策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情形看来，也知道货币拜物教的猖獗程度。

战国时期有许多货币形态，也应当有各种货币单位。但这些货币单位不很明确。论理中国古代的货币单位应当同货币形态相符，即以刀和布为单位，可是文献中称为若干刀若干布的记载很少。只有《墨子》书中提到一布。刀布上有化、釿、寽、朱、两等名称。化是刀币体系的名称和单位，齐刀都称化，后来由齐刀演变成的方孔钱也称賹化、賹四化、賹六化。小刀中的晋阳刀也称化。也有少数布币称化的。釿、寽、朱、两是布币体系的名称和单位。釿大概是晋国一地区的单位，后为魏国和一些邻国所采用。但为什么称化称釿呢，过去一直没有适当的解释。近来有人说，化字原指镰刀，釿字是斧斤的斤，也是农器。然而在空首布上应当已是价值单位了。因为空首布中有釿和武寽两种，大小一样。寽本来是重量单位，见于殷周间的彝铭上，后来兼作价值单位或货币单位，到战国时各地的寽，已不相同了。有人说，在黄河流域，百寽等于三斤，北方则三寽重一斤四两〔182〕。但战国时期似乎没有两的重量单位。朱和两的单位见于三孔布和环钱上，二十四朱为两，这种单位似乎是秦国所采用的。此外还有爰、锾、、鐉、率等单位，奇怪的是：这些单位似乎是同一字的变化，古代它们的发音相同，都读刷。西汉时有选和撰，也读刷。这些单位当初似乎是重量单位。有人说，一寽等于十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即百寽等于三斤。有人对此怀疑，说为什么有这奇零之数〔183〕，有人索性说一寽等于半两，即十二铢。方便倒是方便，只怕不符事实。一寽等于十一铢二十五分之十三，正说明寽和朱为两个不同地方的单位。正同中国的库平两折合成英国的厘必然会有奇零之数一样。有人说，东莱以三寽为一斤四两〔184〕，有些人为方便起见，就说是六两为寽〔185〕。证以《考工记》等书所说“剑重九”的话，应以这一说为是。也许楚国又有另外的标准。但战国时期这些单位也许不仅仅是重量单位，而兼作价值单位。因为有当寽布的存在，而且文献中有各种罚锾：《尚书·吕刑》有“其罚百锾”的话，《甫刑》有“其罚五百馔”的话，《尚书·大传》有“罚二千馔”的话，《史记·周本纪》有“其罚百率”的话。这些究竟指什么呢？是指一定重量的铜呢，还是指一定的价值如当寽布呢？

在用贝的时候，常有若干贝、若干朋的记载。在战国时期，货币只有名称或单位，没有金额。文献中不记若干刀、若干布、若干化、若干釿、若干朱、若干两。平安君鼎铭中提到五益六釿，那似乎是指重量，不是指价值。罚锾可能是指价值，但这种例子太少了。从这种情况来看，几乎使人怀疑战国时期的货币流通高潮。这种怀疑是不必要的。当时的文献，只记录统治阶级的生活，不记录人民的生活。殷周间统治阶级用贝朋作支付，所以甲骨文和金文中常常提到若干贝、若干朋，甚至古诗中也提到。到了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主要使用黄金，大数目的支付更是以黄金为主，所以文献中常常提到黄金若干镒、若干斤。至于刀布，只是一般人民的流通手段，那就不容易反映在文献中了。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譬如称若干金的时候，可能就是指铜铸币。至于《管子》中的谷价，很明显是用铜币来计算的。

钱币的流通，并不限于都市，农村中也进入货币经济的阶段了。李悝叙述战国初年的情况说，一个典型的有五口之家的农夫，约治田百亩，每年每亩收粟一石半，共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纳税，剩下一百三十五石，每人每月吃一石半，全年一家吃九十石，剩下四十五石。每石三十钱，可以卖得一千三百五十钱。每年社闾尝新春秋之祀要用去三百，剩下一千零五十。穿衣服每人每年用钱三百，一家五口全年用一千五百，还差四百五十，如果家中有人生病或有死丧，不足额还要更大〔186〕。在这种情形之下，农夫们只有提高粟价，或改行，或经营副业。

大部分的农民大概都兼营副业，聊以维持生计。孟子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187〕然而这种仅足糊口的生活，都还有天时的条件。所以农民的命运是：“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另据《管子》一书的记载，则一农终岁耕百亩，可以收二十钟，即一百二十八石，可以卖钱八千。这在货币所得上看来，似乎比魏文侯治下的农夫要好一点。然而粟价高，收入增加，其他物价也会上涨，支出方面也会增加。所以当时负债的农夫很多，“称贷之家，出泉三千万，出粟三数千万钟，受子息民三万家”〔188〕。

应该指出，就是到了战国时期，货币流通也还远没有渗透到一切方面去，因为社会生活还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农民们基本上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而农民占全人口的绝大部分。官吏的收入也基本上是实物。说得具体一点，经常收入或禄食是以粮食来支付，临时收入或赏赐、馈赠则用黄金。这在先秦文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明。孔子居鲁，奉粟六万〔189〕。孟子说：“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190〕《管子》书中有“授禄千钟”〔191〕的话。临时的馈赠、赏赐或用黄金，如孟子曾被宋馈七十镒，受薛馈五十镒〔192〕。梁王曾以黄金千斤去聘孟尝君〔193〕。钱币的授受却少见。这也就说明：当时的钱币不是由政府铸造，甚至征税也不大用钱，而用实物，如布缕、粟米、力役等〔194〕，虽然也有所谓刀布之敛〔195〕，那大概限于特殊国家或部门。如果钱币是由政府来铸造，或政府经常有大量钱币的收入，政府必定会用钱来支付官吏的俸禄，然后由官吏用来购买商品或劳务，再通过税收的途径流回国库，这是后代货币流通的渠道。在战国时期，货币大概是由商人组织铸造，主要是作为筹码在商品流通的领域中辗转使用。商人用钱向小生产者购买商品，这些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用钱向商人购买消费品。所以士大夫所编写的文献中少提到钱币，如有提到，也限于商人或小额的支付。到了秦代，似乎已有固定的俸禄制度，但仍限于黄金和粮食，不用铜钱。爵位达到执圭的就“禄万担，金千镒”〔196〕。所以秦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下币大概是高级官吏所不大接触的。需要小额支付时，也是由他们的仆从经手。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货币经济是确立了。所谓货币经济的确立，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实物经济的痕迹，在这社会里，一切都要通过货币。这种状态，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也不是说，货币经济已占绝大比重，这是难以计算的，不但各地区不同，而且各时期不同。在这里，我是用来指货币通行下的一种状态，特别是指战国时期的一次货币流通高潮。在这种状态下，不但产生了价格计算的观念，而且有追求货币的现象。尽管在数量上或比重上自然经济还是主要的，然而从发展上看，货币经济是主要的，它注定要取得支配的地位。

自铸币通行后，虽然逐渐形成了价格计算的观念，不过战国期间的物价记录，意义不大：第一，战国时期币制复杂，各种铸币轻重相差很大，各种物价又不知是根据哪一种货币计算的，不能同后代的物价比较。第二，当时政权分散，交通不便，各地物价相差很大，例如同是齐国，有时西部的粟价每釜百钱，东部只要十钱〔197〕，相差十倍。据当时各种文献所载，正常的粟价是自十钱一石到六十钱一石〔198〕，以四千钱一斤黄金计算，则每石的金价自四分到二钱五分。但这都是用当时的容量和重量。

当时的绢价，每匹合黄金十四铢半，布价则每匹约合黄金五铢〔199〕。金价是一金四千〔200〕，如果一金是指一斤〔201〕，则绢价每匹值钱一百五十，布价每匹值钱五十。

钱币既由各地发行，不但数量无所限制，而且减重的事，一定难免。史书说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铸大钱，确实与否，不得而知，如果是后人捏造，也反映了在捏造的时候，有钱币轻重和大钱小钱的问题，这同物价变动是有密切联系的。

另外一种传说便是楚庄王的时候，因为钱轻，改以小为大，百姓不便，诉于孙叔敖，孙叔敖言于庄王，才恢复旧制〔202〕。这事同周景王铸大钱一样值得怀疑。大概都是秦汉间人的依托。

如果文献中关于货币减重的事不可靠，那么，遗留下来的实物也证明战国时期有减重的事。大梁的当寽布先以五枚厚重的当一寽，后以一枚轻小的当一寽。又如明刀圆钱，初铸的重五公分，后来减重，最轻的在两公分半以下。而且这种明刀本身又是从更重的刀币减重而来的。

在特殊情形之下，物价也有涨得很高的例子，例如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因有人谋刺，关中大索二十日，米价涨到每石一千六百钱〔203〕。但这种涨价，没有货币的因素在内。

货币经济的确立，对于人类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积极方面，它不但刺激商品生产，以进一步保证自己的购买力和稳定性，而且由于它的使用，使人类在生活上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和独立，使人们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智能，因而使人类文化有飞跃的发展。这一点由人类的历史可以证明。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人类历史上的三种典型的社会就可以知道。美洲的玛雅和印加是在没有货币的条件下文化水平最高的，埃及和巴比伦是货币经济萌芽阶段中文化水平最高的，而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中国和希腊是第一次货币流通高潮下文化水平最高的。这三类文化的高低是人所周知的，这里无须加以详细比较。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希腊在货币经济确立以前的荷马时代同货币经济确立以后的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情形，文化水平的差别是惊人的。雕刻是希腊文化突出的成就，但在货币经济确立以前，是用石块来代表神祇，三十块石头代表三十个神祇。在货币经济确立以后，情形是多么不同，创作的活力像泉水一样往上涌，像火山一样向上冲。

有人说，货币流通只是商品流通的反映，文化的提高不是受货币的刺激，而是受商品生产的刺激，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货币是商品生产的必然结果。这话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最多只是一个事实的直叙，没有把事物的内部联系讲出来。为什么商品生产一定会带来货币呢？为什么不用商品交换的办法呢？难道不是因为货币本身有积极的作用么，不是因为货币的出现又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甚至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么？货币对于文化的影响正在于此。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类不能离开他们的团体，不能离开他们的土地，不能把他们的财产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们的身体就没有自由，因而思想也不能有自由，他们的思想要受到宗教的束缚，受到当地传统习惯和偏见的束缚。在货币出现之后，各种各样的束缚，必然会逐渐减弱，因为人民可以远走高飞，正如晁错所说：“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这就使他们敢想敢说。而且异地的新鲜事物容易启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文化高潮的必要条件。中国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高潮就是这样引起的。

然而货币的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它还有消极的和破坏的一面。在货币出现之后，社会分化，增加贫富不均的程度，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使“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奸夫犯害而求利”〔204〕。货币甚至被统治阶级用作剥削的工具，使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侵害，这也是中外历史上所常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