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之说的由来

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异邦的圣人或者哲学家仍然是被认可的。尽管奥古斯丁坚信基督教教义才是真理，柏拉图主义是最接近真理的哲学体系，但他承认非基督教徒也曾接近真理，或者说独立地发现了柏拉图主义。在《上帝之城》中，他写道：

别的国度尊称为圣人或哲学家的人认识和教导这个真理：阿特拉斯的利比亚人、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迦勒底人、塞西亚人、高卢人、西班牙人。不管他们是谁，我们认为这些思想家高于他人，并承认他们的学说代表着最为接近我们基督教立场的思想。[1]

可见，在奥古斯丁的时代，人们没有把东西方文明截然分开。他们十分自然地认可哲学多种形态、多种分支的情况，并对非主流的思想传统表示敬重。在18世纪之际，希腊哲学从非西方思想获得过不可否认的决定性影响这一事实尚且广为人知。1738年，主教威廉·瓦伯顿在总结当时流行的学术观点时写道：“希腊人的智慧与学识直接地从埃及引进，关于这一点希腊人众口一词，这成为［西方］古代一项最无可怀疑的事实。”[2]他指的是毕达哥拉斯在埃及学习，并第一个把哲学带到古希腊的事实。当时出版的哲学史大多纳入了对非古希腊文明遗产的记叙。例如，舒伯特出版于1742年的《哲学史》就包括了迦勒底、波斯、腓力基、阿拉伯、犹太、印度、中国、埃及、塞西亚等古代文明的叙述[3]。

在19世纪，当黑格尔关于哲学发源于古希腊之说开始盛行之时，对古代非西方文明的赞赏仍然常见诸笔端。例如，史学家布克哈特认为，波斯文明更为古老，其技术与智慧更为完善。他提到埃及文明及印度文明对毕达哥拉斯的影响，把这些民族称为“拥有高度文明的亚洲民族”[4]。尼采认为，古希腊文明并不是原发（autochthon）的，而在根本上受益于其他文明。他如此赞扬埃及文明：“埃及人——而非希腊人——是真正的科学（wissenschaftliche）的民族，是文学事业发达的民族。……亚历山大文化是希腊文明和埃及文明相融合的产物。”[5]希腊人的长处在于善于学习和借鉴这些异族文明。尼采把埃及、波斯等近东和中东文明称为“东方”或“亚洲”文明。在此意义上，他称希腊人为“亚洲的最好的继承者和学生”[6]，称狄奥尼索斯为转化了“阿波罗希腊文明”的“亚洲”神祇[7]。

在20世纪，少数一些思想史的著作仍然肯定近东、中东文明在古希腊文明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怀斯特在出版于1971年的《早期希腊哲学与东方》一书中考察了早期希腊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交汇。他认为，从大约公元前550年到480年，伊朗文明对希腊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8]。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之说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黑格尔，同时他也是把哲学史当作哲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第一个西方哲学家。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否认埃及文明的地位，宣扬哲学具有一个唯一的纯粹的起源，这个起源就是古希腊。黑格尔把毕达哥拉斯从埃及和印度把哲学带到希腊之说归结为以前的学者未能有效地区别宗教与哲学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他摒弃了传统上把波斯和印度哲学囊入哲学史的惯例。黑格尔一共讲过四次哲学史，在1825年的哲学史演讲中，他谈了一下中国和印度文化。他说：“以前我没有提到它们，这是因为只是在最近，［客观条件］才允许我们对其加以评判。”[9]尽管，如一些学者所指出，黑格尔在其晚年，很有可能对其早期的哲学纯属于西方的立场感到怀疑，然而，在公开场合，他仍然坚持认为，在东方世界没有真正（eigentlich）的哲学，哲学的最初起点是古希腊。

伯纳尔在其颇受争议的《黑色的雅典娜：古代文明的非洲—亚洲源泉》一书中详细考察了中期及晚期青铜时代非洲—亚洲文明对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所做的贡献，并试图对18世纪以来哲学被普遍视为起源于古希腊的说法做出解释[10]。《黑色的雅典娜》共两卷：第一卷讨论1785年至1985年关于古代希腊的历史塑造；第二卷揭示相关的考古与文献资料。伯纳尔的著作在1987年出版之后，被诸多领域的学者加以讨论。多篇讨论文章在1996年集中出版于《重审黑色的雅典娜》[11]。于是，在2001年，伯纳尔又出版了一部类似续篇的著作：《黑色的雅典娜的答复：伯纳尔对其批评者的回应》，进一步论证他的观点[12]。

伯纳尔认为，18世纪之前，学人对希腊文化的认识以他所谓的“古代模式”为主。根据这种模式，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受到近东文明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埃及文明和腓尼基文明。而18世纪之后，“古代模式”被欧洲中心主义的“阿里安模式”所取代。这种模式否认古代亚非文明对古希腊文明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伯纳尔认为，在18世纪对于埃及和其他东方文明与希腊之关系的观点转化中，有四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基督教与埃及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二是现代进步观念的兴起；三是种族主义的生长；四是古希腊文明被浪漫化。在这四个因素中，伯纳尔特别强调种族主义的影响。

在18世纪，随着德国社会政治的危机加深，德国知识分子以文明兴国的意识逐渐加强。黑格尔就把教哲学、说德国话视为自己的哲学事业之使命。德国知识分子坚信，他们是诗人的民族，是思想家的民族，与古希腊人具有一种独特的血肉相连的精神关系。在伯纳尔看来，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之说的兴起与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所大学是培育种族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土壤。其创立者之一——荷伊曼——早在1715年就否认埃及文明是哲学，并在贬低埃及文明的同时，注重于塑造古希腊文明的优越性。荷伊曼把哲学定义为“以理性为基础对有用真理的研究和探索”[13]，从而把希腊“哲学”与埃及“艺术与学识”区分开来。这一定义本身就使得古希腊人是最早的真正的哲学家之论调成为毋庸置疑的真理。哲学被限制为古希腊文明的特产。这样，不仅仅埃及与其他非古希腊文明被从哲学的外延中驱逐出去，直到18世纪仍被视为哲学的其他形式的智慧也被置于哲学的轩宇之外。

伯纳尔从文化史的角度论证了把古希腊文明遗产视为欧洲所一脉相承的独有的历史传统这种观念的错谬性。但是，淡化或否认埃及等古代文明不可或缺的贡献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种族主义作祟。笔者以为，以起源论为基础把哲学限制为继承了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欧洲专利，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笛卡尔以降的理性主义哲学着重于哲学依据理性、不假他求的因素，这一因素比较容易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中找到相似的先例。对理性的片面强调，把非西方传统视为神话、信仰、民族精神、世界观，为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之说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背景。二是随着东方哲学16、17世纪以来在欧洲传播，西方哲学家急切地找寻其传统根源，塑造清晰的自我形象。这一过程终至黑格尔把哲学定义为西方所独有：它起源于古希腊，经过辩证发展，在他自己的理念哲学中臻至顶峰。众所周知，莱布尼茨的《论中国的自然神学》即是对中国思想在欧洲的广泛流传之回应。他熟知《论语》《大学》《中庸》的拉丁文译本。需要提及的是，尽管莱布尼茨相信普遍理性，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兴趣更多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即找到那些能够最好地使中国人皈依于基督教的哲学观念[14]。

1721年，沃尔夫在题为《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一次演讲中赞扬中国的道德思想，同时强调，中国人是没有通过启示的帮助而获得这些道德真理的。在当时，对儒家思想的主要批评并不是说它不是哲学，而是说它是无神论。这反映在这一事实，即仅仅由于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沃尔夫被指责为无神论者[15]。沃尔夫之后，伏尔泰认为第一个哲学家是孔子，而不是任何一个希腊人，尽管承认这一点会“使西方国家羞愧”[16]。

蒂德曼出版于1791年的《思辨哲学的精神》是18世纪晚期第一部以泰勒斯为开始的哲学史[17]。他是上文所提到的哥廷根大学的学生。蒂德曼并未试图批评其他样式的哲学史。他对哲学的定义十分严格，不仅仅把哲学限制于用论理的方式获得的知识，而且也限制于个体的哲学家。一个群体或者民族不能说拥有哲学，而只有有哲学著作的单一作者才能被称作哲学家。这样，希腊哲学从其他文明所学到的东西就不再具备重要意义。

另外，伯纳尔只考察了德国学者对哲学史观的激剧改变所起的作用，而忽视了英国学者的影响。德国学者强调德国民族与希腊民族在语言上和精神上的承继性和相似性，同时，英国学者则认为英国与希腊在政治体制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亚当·斯密在一份遗作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希腊及其殖民地是第一个发展出文明的民族。斯密承认他对亚洲和埃及的学识状况一无所知，但是他相信，在专制政治下，哲学是发展不起来的[18]。因此他认为他不需要明确的证据来论证其观点，如同德国哲学家一样，英国哲学家也亟须建立民族共同体，培养民族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