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战争的起因和1914年战争的爆发：对当今有关争论的审视

史学界早已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定性为20世纪各种灾难的“元凶”。从1918年后数十年，到1989年至1990年两年间东欧集团的分崩离析，这一“元凶”对20世纪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到了我们生活的当今时代，这一影响仍然清晰可见。[1]当我们用一个非历史事实的思辨游戏来寻求下列问题的答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影响便一目了然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如果1914年8月列强们没有坠入导致两千万人丧生的全面战争的深渊，我们的时代会是今天这样吗？1917年俄罗斯会爆发两次革命吗？中欧、东欧和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政体会土崩瓦解吗？法西斯主义会产生吗？斯大林主义会产生吗？人类会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吗？会发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吗？会有冷战出现吗？吞噬无数生命的解放战争可以终结殖民主义吗？以此类推，肇始于1918年的问题之链可以不断地延长下去。

与此相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际，大量的书籍和学术论文再度呈现在我们面前就不足为奇了。[2]此外，2014年世界各地举行的众多有关“一战”的会议和学术研讨会，又进一步催生了更多出版物的问世。仅在2013年至2014年两年间的大量出版物，就已经使我们很难对当今的“一战”研究获得一个清晰的图像。

1994年和2004年都是“一战”爆发的周年。如果再把这两年的重要研究成果纳入视野，会使我们更难把握当代“一战”研究的现状。[3]在2004年的研究中，有学者大体上按历史编纂学的原则，把发生的历史事件按“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角度加以考察。读者可在本书39至92页读到这两种观察视角。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引发对1914至1918年的分析应该主要着眼于政治—军事领域还是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原则性争论。

但是，当话题涉及1914年的7月危机的起因和过程本身时，情况则截然不同。为了让读者较为容易读懂后面的章节，接下来将介绍有关“一战”责任和罪责的激烈争论。在此，首先得提及与“一战”爆发有关的两个重要观点，而当代研究对这两个观点几乎不存争议。第一个观点是所谓的“战争狂热情绪”。人们通常认为在1914年8月，“战争狂热情绪”如海啸一般席卷了整个欧洲。在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或由该书拍成的美国影片《西线无战事》中，一开始的场景就让人难以忘怀：在德国一所文理中学的窗前，士兵们列队在群众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齐步向前。在教室里，一位民族主义的教师热切地鼓动着他的青年学子们报名上前线。

“战争狂热情绪”在许多教科书中一再被提及，但最新的研究证明，所谓的“战争狂热情绪”实际上不过是神话传说而已。“战争狂热情绪”在当时，特别是在城市里的确存在着，但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大多数人对战争总动员令的反应则是消极的。杰—雅克·贝克在多年前就向人们阐述了当时法国人的消极情绪。[4]

文献材料清晰记载了在意大利、俄罗斯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存在的消极情绪。[5]一位高龄的社会民主党人曾这样描述汉堡市的矛盾情绪：“在贝森宾登赫夫的工会前，同志们日复一日地聚集在一起。面对时代的喧嚣，大家心中充满了不解和迷惑。很多人暗自反问道：‘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别人疯了？’”[6]众所周知，在德国的许多城市里，人们走上街头，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示威者向奥匈帝国的政府发出警告，不得把因1914年6月对帝国王储以及其夫人的暗杀事件而引发的危机升级演变为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战争。[7]数以百万的志愿兵或义务兵奔赴前线，但他们坚信参战是为了反击入侵者的侵略，是为了保家卫国，而非出于要满足自己的攻击欲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各国的很多民众出于对战祸的恐惧，纷纷从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这更为清晰地表现了当时的消极悲观情绪。[8]

第二个观点是，银行业和商业也同样表现出这种消极悲观情绪。几十年前部分史学家认为，“一战”的始作俑者和挑起者在1914年前都置身于工业和金融业的巨头之中。今天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的确，重工业的一些巨头们通过军备竞赛赚得盆钵满盈，国家不断的武器订购也使他们独占鳌头。但是在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精英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士看来，战争如瘟疫一样可怕。他们指出，一场战火就可使当时已丝丝相扣的国际贸易体系毁于一旦。作为经济界的精英人物，他们清楚地知道，一场工业国之间的全面战争会在生命和物质财产方面招致什么样的巨大灾难。

正因如此，1914年7月，各国银行家和企业家们纷纷向政界和军方表达他们对战争的思考和想法。[9]他们遵循诺曼·安吉尔和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指出工业国间的战争不会有胜利者，只有失败者。与开战相比，和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处于优先位置。[10]正如《华尔街日报》所写的那样：“全世界从未如今天这样充满了忙碌。工业德国在30年间远远超越了军事德国。纵观整个文明世界，村庄变成了工业中心，市镇变成了大都会，帝国转变为国家，现代君王崇尚商贸而非尚武。”[11]当然，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欧洲殖民者不再针对造反的“土著”，实行所谓“有限的惩罚行动”，以保障“安宁和秩序”。

然而，政界和军界独揽了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工商界无力阻止他们坠入战争的深渊。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的银行巨头，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或是德国汉堡—美洲航运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他们都想在权力中心拥有影响力。但是否停止或是否转向妥协的最终决定权，永远都在君主们和他们的政治、军事核心圈子成员的手中。只有威廉二世、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才能颁布或撤回动员令，而英国和法国的决策者们还必须获得内阁成员和议会多数的同意才能做出相关决定。“一战”爆发后，德国皇帝下令突袭比利时，破坏这个小邻国的中立，以便在比利时投降后可从北面攻入法国占领巴黎。这时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才在内阁和议会获得了对德宣战所需要的支持。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符合宪法的历史事件过去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又开始对1914年的7月危机展开了新的研讨。[12]

克里斯多夫·克拉克的《梦游者》一书为读者了解这一研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该书作为一项研究成果，在2013年底被《明镜》杂志列为德国最畅销的专业书籍。2013年12月《纽约时报》则把该书推选为美国该年度十佳书籍之一。[13]这本900页的皇皇巨著，其独到之处在于开篇的着眼点并未立刻就集中于柏林或维也纳，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巴尔干和俄罗斯。与以前有关1914年7月危机较为陈旧的阐述相比较，克拉克更为详尽地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当时东南欧的形势和变迁图。在1912年和1913年间，东南欧爆发了多次区域战争，先是斯拉夫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随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以及希腊之间又兵戎相见。

作者克拉克逐渐把目光聚焦于塞尔维亚以及塞尔维亚为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而制定的目标上。贝尔格莱德自视为一场民族扩张运动的中心。这场民族扩张运动的矛头直指奥匈帝国，其目的在于把该区域的所有斯拉夫人统一在大塞尔维亚帝国的领导之下。一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组成了秘密团体。在贝尔格莱德的情报机构，而不是政府的支持下，他们实施了暗杀行动。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在萨拉热窝的暗杀行动，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4周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便轰然爆发。克拉克看问题的出发点似乎受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他都向读者清晰地阐述了这些暗杀者们是如何引发这次直接导致战争爆发的巨大雪崩的。根据克拉克的观点，1914年之前，沙俄就已经卷入了巴尔干冲突的旋涡之中。

在进一步阐释这一主题的论据之前，我们还要探讨一下西恩·麦克米金的论著《战争倒计时》。该书的出版先于克拉克，并使他在如何理解俄国所扮演的角色方面大受启发。该书作者认为，沙俄也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责任。早前L.C.F.图勒提出了这一论点，后来爱德华·麦克·库罗夫又重新提出了这一观点。[14]

西恩·麦克米金把1914年7月危机的起因与彼得堡的博弈以及沙俄外长沙查诺夫与军界领导人的关系联系起来。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后，沙俄也下达了军队的部分动员令。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玩起了障眼法，宣称俄国军队的部分动员令仅是针对维也纳可能挑起巴尔干战争而发出的警告。根据西恩·麦克米金分析，实际上沙俄军队一开始就进行了大量准备，而这些战争准备最后导致了针对德奥同盟的战争。沙俄相信，这次战争的胜算很大。

西恩·麦克米金认为，7月25日到29日这几天至关重要。他论证自己的解读正确性的证据皆出自与这几天有关的一系列文件和陈述。根据掌握的材料，西恩·麦克米金明锐而又令人信服地证明，沙俄在西面的大量军事部署完全可以与军事总动员相提并论。同样重要的是，德国方面对此了如指掌，因此德方完全不相信沙查诺夫以及其他外交人员宣称的部分动员令的说法。

换句话说，西恩·麦克米金认为，时任德国总参谋长的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15]和帝国首相冯·贝特曼在沙俄于7月31日正式发布总动员令前就获悉了圣彼得堡发动战争的目的。因此毛奇敦促德国皇帝及时发布总动员令，这就构成了德国向尼古拉二世发出最后通牒的历史背景。德方的最后通牒要求俄国8月1日前收回动员令。但俄方战争的准备早已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完全没有理会德国的最后通牒。于是德国皇帝于8月1日签署了总动员令。对德国而言，这样的事态发展方式大有裨益。柏林可以把这场战争辩解为抗击俄国入侵的防卫战争。德国海军参谋长冯·穆勒在日记中的一句话道出了天机：帝国领导层“把我们装扮成被攻击者的做法太英明了”。[16]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沙皇俄国要与中欧的列强们开战。西恩·麦克米金认为，通过战争，沙俄早已怀有的战争目的变得唾手可得了。多少年来，俄国外交部就将向南和西南方向的领土扩张以及通过占领达达尼尔海峡获取通往地中海的海上通道作为一项既定目标。西恩·麦克米金以来自俄国的资料为依据，绘制了一张圣彼得堡有意识遵循并且协调良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图。这一扩张政策意在把正处于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全部收入囊中。

在此，一部有关沙俄外交政策的著述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该书由多米尼克·利芬撰写，书名为《俄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17]在书中，作者反驳了西恩·麦克米金的观点，在对源于莫斯科的相关档案资料进行一番新的评估后，他向读者展示了战前俄国政府各部门间以及各部门内部大量的意见冲突和矛盾对立。多米尼克·利芬在这些俄国内部的矛盾冲突中觉察到了有关沙俄是否具有生存能力讨论的起因。作者认为，沙俄未能完成现代化改革，它不属于那种充满自信心冉冉上升的国家，而是时刻面临崩溃威胁的国度。

那么，鉴于俄国当时的状况，人们又应如何看待有关战争爆发的起因和1914年7月危机的争论呢？西恩·麦克米金认为圣彼得堡应该为这两者承担责任。他对俄国的看法十分明显带有对弗里茨·费舍尔以及所有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归咎于柏林和维也纳的历史学家的批判。[18]虽然克拉克对这一核心问题并未表达清晰的立场，但他在早已炙手可热的巴尔干问题方面所做的详尽、新颖的研究，功不可没。但当他的著述越是涉及1914年的7月危机时，要想得到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便越加困难。克拉克对法国政策的发展进行了一番透彻的分析后，把太多篇幅花在了阐述英国的政策和各种将英国拖入战争的花招上。当德国已经入侵比利时后，英国的这些花招都还未停止下来。

对一个在剑桥任教的历史学家而言，将这些内容作为重点是理所当然的，但他的分析显得太冗长繁杂。克拉克同意大卫·罗德·乔治的观点：所有的列强最后都一起卷入了战争，因而他强调共性，反对将引起战争的责任问题列出一份大小清单。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再把《梦游者》一书作为讨论的焦点，而是进一步深入地分析荣·纽恩哈德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书。[19]作者首先确定，梦游般的决策者们的行动都是有意识的。根据作者的观点，这些决策者们绝非稀里糊涂地陷入灾难之中，他们对所冒的风险心知肚明。只不过这些风险最终远远超出了他们心身所能承受的范围。很多新书都以费舍尔的论点为背景。在涉及费舍尔的论点时，纽恩哈德更倾向于康奈德·雅哈希提出的观点：柏林在7月初打算把萨拉热窝危机仅限于巴尔干半岛，惩罚、抑制塞尔维亚，稳定哈布斯堡王朝，同时让俄国保持克制。但这一策略一开始就包含着因失控而陷入战争的巨大风险。果然，当俄国掺和进来并宣布不允许侮辱塞尔维亚后，这一策略便宣告失败。[20]

这一策略失败的后果则是，1914年7月末柏林和宣布了战争动员令的俄国一样陷入了别无选择的处境。那些按精密制订的运输计划运行的列车已在7月底把大量的士兵和军用物资运过莱茵河，送往比利时边境。就算德皇想在8月1日缓和局势，这些列车也无法再停下来了。德皇还天真地以为可以让这些列车开往别处。正如纽恩哈德所指出的那样，德军司令部已别无选择，只能8月1日在西线开战，从而以攻为守，摆脱困境。德皇也仅知道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或许在1914年圣诞节来临时德国能赢得战争的胜利。[21]

更为糟糕的是，毛奇自己也不知道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对他而言，力量平衡的天平在1915年和1916年间向不利于中欧列强的方向倾斜之前，已别无他法，只有行动。贝特曼·霍尔维格制定的是极具风险的危险控制策略，毛奇制定的策略是先在西线取得胜利，然后再把兵力投入到东线以击败想象中行动迟缓的俄军。但我们今天都应该知道，他们二者都未能预料到，其未来的结局是多么可怕。当我们今天回首当年，才真正理解到其结局的严重性。此外，弗斯特的分析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他认为，1914年8月1日柏林自以为陷入绝境而盲目做出的决定本身就含有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性质。[22]这样，无论是柏林、维也纳，还是圣彼得堡的决策者们都成了他们自己建造的战略监狱里的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