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古都芳草

要是遇上妻子去世这样的事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不同的人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吧。这对于我来说，就好像是遇上了突发的交通事故，一下子失去了胳膊和腿，突然陷入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的悲惨境遇。

还记得“二二六事件”[17]发生的时候，我住在麻布市兵卫街的丹波谷，与叛军部队在赤坂一带的驻地几乎隔街相望，没有任何屏障可言。当时，我们收到有关方面的告示：听到枪声时，要尽量利用家具等物件掩护自己，以免为流弹所伤。面对那样的局面，我心乱如麻，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可是，对我的这副狼狈相，我妻子感到很不理解。她似乎并不在意，一个劲地铲着门前的积雪。在白雪的映衬下，她灵活地挥动着手中的铁锨……可是，没过三个月，这么个身体健硕的人，竟然就在两三天之间突然去世了——医生的诊断是胰脏坏死。

不巧的是，那年我正好被派往北京留学。妻子一直在为我操持留学所需的物品。处理完妻子的丧事，已经是夏天了。我带上她精心准备的行装，孤身一人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途。我去北京留学的情况，从当时的日记中大致可以得知。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点钟，搭乘“景山丸”号海轮从神户港出发。下午，海上风雨骤起，越来越大。至半夜时分，竟成暴风雨。海轮一路艰难行驶，直到第二天早上方抵达门司港[18]。

七月二十三日。“景山丸”号海轮的出航时间推迟到明天上午十点钟。下午，搭乘小汽艇，与美国人勒斯纳尔一家逛了门司的街景。这一家子是出来旅游的。勒斯纳尔先生六十多岁的样子，面目慈祥。他的夫人则是两腿生风，走路特别快。他们的儿子是大学生，但身体似乎不怎么好。再就是他的两个妹妹，模样十分可爱。回来的途中，他们顺便去了邮轮，将目的地由天津改成了上海。

七月二十四日。十时许，海轮驶出了门司港，天色特别晴朗，海水也微波荡漾，十分平静的样子。可是，到了下午四点左右，海上再次掀起了巨浪。船上有个叫作帕克斯的《广告人报》[19]的记者。他只在日本待了两个星期，就与神户樟阴女校的教师佛维露小姐相爱了。他们二人正相偕前往中国北方旅行。见船上没人愿意搭理他们，便挑了一处僻静的地方，甜言蜜语去了。帕克斯的一只眼睛在战争中受了伤，容貌可以说是极其丑陋，但他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唱歌，常常朗诵《哈姆雷特》剧中的独白，以及《鲁拜集》[20]中的一些词句。

与我同住一个船室的，是个名叫尾池的人，非常喜欢吹牛。他说他这次去中国，是要去见“冀东政府”首脑殷汝耕。他正是我最厌烦的那一类人。

在船上，我还认识了中国某大学的教务长方宗鳌。他是来接在日本留学的女儿回国的。他的女儿们也都改了日本名字，分别叫秀子与文子。比较起来，秀子更漂亮一些。方氏的夫人是日本人，眼下正在北平从事日语的教学工作。

七月二十五日。早上，海轮进入了朝鲜南部的多岛海域。傍晚时分，进入了黄海海域。天海苍茫，什么也看不清楚。夜里，十分思念亡故的妻子。

七月二十六日。大概是上午六点钟左右，第一次遇上了出海的中国渔船。海轮经过山东半岛的时候，遭遇了大雾。但不久天色又放晴了。夜间，与帕克斯、佛维露、方秀子等在甲板上说笑。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七时许，海水变得十分浑浊。早餐之后，开始做下船的准备工作。十时许，海轮沿着白河逆流行驶了大约半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塘沽。海关的通关手续也十分顺利。

中午十二点，我与方先生一家乘上了同一列火车。火车晚点一个小时，于晚间五时抵达北平。中日实业公司的诸位赴车站迎接，一同来到该公司的所在地——东黄城根。该公司的第一任总裁是孙文，现任总裁则是袁乃宽[21]。但实际掌管这个公司的，是我的姻亲高木陆郎副总裁。夜间，公司经理平野银治设宴款待。张友焜亦来赴宴。

七月二十八日。拜访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翻译官清水董三，办理完报到手续，转呈了奚待园先生的介绍信。辞出。在俄罗斯餐馆吃过饭，雇了辆车，去了前门外百顺胡同的“群芳班”，见到了红妹，转达了阿部知二[22]的口信。红妹给我介绍了红弟。红弟时年17岁，堪称班中名花。

夜里，张友焜在陕西巷的广东菜馆——“恩成居”设宴招待。卤鸡、拌鲍鱼、卤鸭翅膀更是美味无比。

七月三十日。前往领事馆警察署拜会了石桥丑雄，前往文化事业部拜会了桥川时雄，领受了他们的种种教诲。夜间，前往北新华街拜访了张友焜。

有关北京生活的日记，我记了满满三大本，如今翻阅起来，真有一种往事如烟的感觉。我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就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赶往北京“花街”——位于百顺胡同的“群芳班”去探望妓女红妹，其实是有原因的：红妹是阿部知二的小说《北京》一书中年轻妓女“鸿妹”的原型。我离开日本前，阿部托我转交给红妹一只小包裹。当然，阿部的这个请托也正中我下怀。因为，我对他小说中“鸿妹”的原型怀有太多的好奇。

阅读小说《北京》，阿部笔下的“鸿妹”是这样的——

黄褐色的面颊显得有些清瘦。长长的睫毛下，一双黑色的大眼睛仿佛会说话一样。眼睛边上，长着一些淡褐色的雀斑，鼻头有些往上翘。每当她咬手指甲的时候，就会从殷红的薄唇之间露出白瓷般的牙齿，隐约流动着温润的光泽。尖尖的下巴线条分明，小巧玲珑。略显拘谨的脸庞，给人一种饱经风霜的感觉，娇媚而又不失优雅。高高的衣领，紧紧地包裹着她那修长而圆润的脖颈。饱满的胸乳、细长的腰肢在薄裙之下若隐若现。一双金莲娇俏而圆润。

我是白天去的“群芳班”，她还没有来得及化妆，完全是素颜朝天的模样。身上穿的也是蓝色的棉布衣服，看不出与普通的女子有什么不同。不过，她的睫毛、鼻子、嘴唇，还有那盈盈一握的芊芊细腰，都如小说中描写的一样。但出乎意料的是，她的牙齿并非小说中白瓷一般。谈笑之间，嘴里还露出了黑牙。

她还牢牢地记着阿部呢。她将我领进自己的卧室，从梳妆台上数量众多的瓶瓶罐罐中挑出一个小巧的香水瓶子，微笑着对我说道：

“这是阿部先生送给我的呀。不过，早就用完啦。”

的确，看上去那真是一只空瓶子。

“一只空瓶子你留着做什么？”

“哦，做个纪念呗。再说……”

“再说什么呢？”

“我留着这只瓶子，那个人就一定还会再来的。”

听她这么说，我顿时感觉到她的话是多么的可笑。但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了，在她们这些做皮肉生意的女子当中，有一种类似于咒语般的信仰。那就是只要把客人赠送的物件好好地保存起来，并且经常祈祷，就一定能够与他们重逢。我朝梳妆台看了一眼，那上面的空瓶子还多着呢。也许，红妹只是将那些空瓶子胡乱地堆在梳妆台上，早早晚晚地看着它们，心里念叨着她所期待的人们的出现吧。

我每天都能见到的张友焜，他是曾国藩的高足、广为人知的张裕钊[23]的孙子，供职于前门外的铁道医院，是一名内科医生。他既是位精通美味的美食家，也是一个精通燕都风流韵事的主。那天，我告诉他自己刚到北京就孤身一人探访了“群芳班”这件事，他非常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不无赞叹地说道：“行，哥们儿是条汉子！”

当然，“群芳班”是家上等妓院，是“清吟小班”的一家分店。当时，一百日元大概能值到九十六七元中国钱币，物价又很低，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平时，要是去上等妓院的话，只要付两日元，就可以尽情地玩了，其中还包括了茶水、点心等接待费用。“五星”牌啤酒每瓶一日元，价钱算是贵的了。要是事先吃饱了肚子去的话，就一分钱都不用花。若是要听姑娘们唱戏的话，就得另外请“师傅”来拉胡琴伴奏，也得出两日元的小费。这样，只要付四日元，就能尽兴地欣赏妓女们的技艺，慢慢地玩耍了。

我每天都要去“群芳班”一两个小时。玩当然是免不了的，不过，我还有其他事情。“清吟小班”的姑娘们大多是南方人，差不多都是苏州人氏。也许是苏州自古出美人吧。即使不是苏州本地人，也基本上都是苏浙一带出生的。所以，她们交谈时，说的都是家乡话，叽里呱啦的，外人基本上听不懂。而当她们用北京话与我交谈时，差不多就像外国人说英语那样，发音当中带着很重的地方口音，不过，倒也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所以，每当掌灯时分，我就会兴冲冲地往“群芳班”跑，一边玩耍，一边练习汉语的会话。

我每到“群芳班”，总是红妹出面接待。第一次来时，她为我介绍了红弟，红弟自然就把我当作了她的客人。红弟是个精力不济的弱女子，就连笑容仿佛都蒙着一种淡然。虽说她的脸上也是笑着的，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像是被一股阴森之气包围着。红弟虽然也是能说会道，但并不那么喜欢热闹。她属于那种你不会想与之深交，更不想与之发展亲密关系的缺乏魅力的女子。如果仅从长相来看的话，她确实比红妹漂亮，但总觉得不尽如人意。

随着交往的不断深入，我发现红妹是个很粗犷的女人。要是遇上点好玩的事情，她会张嘴大笑，露出一口黑牙。她放声大笑的时候，还喜欢在床上滚来滚去，要不就“噗噗”地往地上吐着瓜子皮……完全不是小说《北京》中所描写的“给人一种饱经风霜的感觉，娇媚而又不失优雅”的形象。虽说，我并不是出于本意要去破坏小说《北京》的作者所刻意塑造的红妹形象，但还是将这些细节一一写明，寄给了阿部。果不其然，在阿部的回信中，我读出了他满纸的失望。我也深深地为自己一时冲动，轻率地给他写了这么一封“告状信”，而后悔不迭。

渐渐地，我对“群芳班”产生了厌倦的情绪。张友焜一直向我推荐“莳花馆”“潇湘馆”，说那些地方都比“群芳班”好玩。所以，在这之前，我也偶尔一个人试着去过。事实上，远远不只他推荐的那两家，还有诸如“美凤院”“鑫凤院”“三福班”“环翠阁”等，左一家右一家的，可以任由客人挑选。据说，那家叫作“潇湘馆”的妓院，店名还是出自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呢。那里有个叫作“星月”的妓女，平时喜欢穿一身黑色或者深色的衣服，身上好像总是亮晶晶地闪着光。她的仪态表情始终透露着一种威严，一种类似女王那样的威严。当我看着她时，总觉得她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悲怜。我只是她的客人，这些事情原本与我无关，可她那副悲怜的模样，在我的眼里，却也流露出一些难以言说的威严。我问她有什么难处，她很直率地说道：

“您一天到晚学习，是不是总是在学到很累的时候，才会想起到我这儿来呀？”

听她这么说，我的心里即刻就多了一分压力。要是她也能够像她在“潇湘馆”的姊妹莺莺、乐珠她们那样，轻松一些、可爱一些该多好啊。

在“鑫凤院”，有个名叫吴若士的女人，两眼之间的距离好像特别宽，眼神有些迷迷糊糊的样子。不过，作为京剧的票友，倒是名声不小。我经常翻吴若士的牌子，叫她唱拿手戏《二进宫》或《女起解》。与吴若士类似的，还有几个花姊妹，像雪妃、美君、李钟情等，但都是可有可无的凡俗之人，没有什么情趣可言。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在中国男人眼里，就未必是这样了。例如八大胡同唱堂会，美君就是最吃香的，总是被选为头牌。

我就这么四处溜达，到处打探，发现“莳花馆”不愧为最能够给人温馨的场所。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这里有二妹、七妹、素弟、春鸿等几个女子。二妹最年长，十八岁，其余都是十七岁。而与我最熟识的还要数春鸿。她脸圆圆的，小嘴如樱桃般红润，高个子，身材很敦实。她唱的是老生，嗓音高亢浑厚。

白天，我有机会带着春鸿去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或太庙喝茶。妓院给当红的姑娘们派了“跟妈”，由她们照料一切。妓院有规矩，平时妓女是不准陪客人外出的。所以，要想把妓女领出去，也实在是件费劲的事情。即使姑娘愿意，也必须过“跟妈”这一关。

“那不行，那不行。要是领出去的话，我得跟着去。”

“跟妈”的语气十分严厉，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

“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

“跟妈”搬出“规矩”来，丝毫没有让步的余地。

说起“规矩”，这是中文特有的词语。它不是“规则”，却要按照“规则”来对待。说到底，就是不成文的“规则”或者习俗。它内在的含意带有很大的人情成分，有时还能与信仰、民俗扯上关系。

妓院之所以能够让我领着春鸿单独出门，主要是张友焜免费给“跟妈”看病，她卖了面子给张友焜。可见，“面子”这东西，在中国，即使是在弱势群体当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很快有了领着春鸿去中央公园、太庙等地玩的机会。自从能够与春鸿一起外出散步，我才逐渐了解到她的身世。据她自己说，她好像出生在上海。因为自她记事以来，一直就是生活在上海的，所以，她就认为自己是上海人。但是她也有可能不是上海人，而是杭州人。那是因为在四五年前，有个自称是她婶子的人从杭州来到她上海的家中，硬要把她带走。直到这时，她才知道，一直抚养自己的父母亲，原来是自己的养父养母……于是，她与养父母一起，坚决拒绝了“杭州婶子”的无理要求。如今，她来到北京的“莳花馆”已经一年半了，可一直没有上海家人的消息。她给家里写过两三封信，却都石沉大海。最后的那封信还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可以想见，她的家人大概已经不住在原来的地方了。

“我父亲是卖饽饽的。他做的饽饽可好吃啦，生意也一直很好。”

春鸿在跟我聊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丝毫发愁的神情，看上去就是一副少女无忧无虑的快乐模样。

那时，我的住处是三居室。里面的一间是卧室兼书房，中间的一间用作客厅，左边那间带炕的房间就做了杂物间。我雇了一个女佣与伙计，后来又包了辆车。女佣与伙计每个月都是十日元工钱，他们在外面吃饭，每天花费二十钱。这样，他们每个月还能剩下四日元的工钱。车夫要到处跑，我就每个月支付给他十八日元的工钱。三个佣人，我每个月支付的工钱总共是三十八日元。并且，支付这些工钱之后，就不必再操心他们伙食之类的事情了，真是太省事了。

我是来北京留学的，所以大学的课还得去听。一天，我去了北京大学第三院的教务处，打算办理听课手续。我向工作人员递交了大使馆提供的有关文件，那位工作人员在仔细看过文件之后，问道：

“你要听课的话，交二三十日元的费用没有问题吧？”

我觉得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奇怪。其实，就我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交五十日元、六十日元，哪怕是七十日元都没有问题。于是，我回答说：交多少都没有问题。听了我的回答，他接着说道：

“这样的话，也可以让学校的老师去你的住处给你上课。天冷了以后，会更舒适一些。”

他说得不错。于是我问了一下行情。他说：“要是请教授的话，每周两次课，一共十五日元。要是助教的话，付十日元就可以了。”

当时，我正好已经请了没落贵族、清末举人奚待园给我讲授《红楼梦》。每天都上课，每月付十日元的酬劳。我就请教务处的人员替我安排，尽快再各请一名北京大学的教授与助教，让他们每周各给我讲两次课。没想到他们替我请到的那位教授，竟是大名鼎鼎的音韵学专家赵荫棠[24]。当时我感到很奇怪，像赵先生这样的名人，怎么还会上门教授课程呢？后来，总算明白了，他这是在挣酒钱呢。当我知道了我所支付的酬劳就是他的酒钱之后，我们的关系就由原来的师徒一下变成了“酒肉朋友”。我思来想去，感觉在我的一生当中，真正能够称得上“师友”的，大概也就只有赵荫棠一个人了。

赵荫棠是一位著名的等韵学[25]专家，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位文学青年。那时，我对音韵学并无兴趣，但对无论什么时候都像文学青年般热情的赵先生，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他总是喜欢领一些我从未见过也未听说过的男人来我这儿。每逢此时，我们必定要找个地方喝上两盅。而他带来的人，都是出酒钱的人。我真的很佩服他有这么大的能耐，总是能找到给自己付酒账的人。要是细数起来，我们去过的地方真是数也数不清，五龙亭、都一处、西来顺、砂锅居、烤牛肉……他带着我频繁地四处喝酒。

可是，在如此闲适的北京生活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片很大的阴影。当时，日夜刺激着北京市民的，就是在通州成立的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政府”[26]的问题。所谓的“冀东政府”，说到底，也就是22个县那么大一块地盘的临时政府。实际上，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新据点，是特意炒作的结果。就这么个玩具般大小的“政府”，从货币到邮票都是独立制作发行，所有的行政权力都与中国政府割裂了开来。日本现在也遇到了冲绳问题[27]，可是，当时又有几个日本人考虑过“冀东政府”的问题呢？十分健忘的日本人，可曾有人切实地想过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紧挨着通州的北京的人们，是怎样日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每天早上，从通州驶来的数十台卡车直接闯入朝阳门，由东单牌楼向西疾驶，在长安街上横冲直撞；或由东四牌楼向西四牌楼疾驶，带着滚滚的烟尘，消逝在城市的街道上。那些卡车上满满堆着的，都是一些名义上的低税商品[28]，实际上就是根本没有经过中国海关批准的走私物品。说白了，这就是他们用来扰乱冀东市场，实行经济侵略的新据点。

赵荫棠一喝酒，就会慷慨陈词、悲愤交加，痛骂日本军队在冀东地区实行的种种政策。并且，每逢此时，他都会痛哭流涕。

当时，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大约有一千五六百人的样子。这些日本人已经在北京居住了许多年，与中国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所以，对于中国人当时的悲愤心情，大多数日本人是能够理解的。而且，这些日本人在受到中国朋友责难的时候，脸上都是一副理屈词穷的表情。

但是，即便处于这样的情势之下，北京人在消费日货上还是热情不减。这让我与一些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难以理解。例如，在西观音寺胡同的长春亭或是沟沿头的朝日轩，日本艺人的表演依然能够迷倒一片观众。要说日本料理的话，有八宝胡同的食田道乐；要说日本点心的话，有林青堂；要说日本荞麦面的话，有万岁屋。再就是那些妖里妖气的日本女人聚集的弥生酒馆，生意也十分兴隆。喜田洋行价格贵得吓人的“泽腌咸菜”[29]，也同样卖得飞快。

我尽可能不与那些作恶的日本人交往，专心致志地与中国人为伍。只是在中国朋友的缠磨之下，常常出入于东单牌楼那家叫作“白宫”的带有舞厅的酒店。这里虽说也有日本女人，但更多的是朝鲜女人与中国女人。“白宫”每天夜里十点开张，一直要营业到凌晨三点左右，可谓热闹非凡。

在“白宫”之前，中国人经营的“金扇舞厅”生意十分红火。“白宫”开业之后，“金扇”很快就变得萧条了。不久，就被吞并了。

在“白宫”，陪我的是个名叫王美莉的姑娘。她是中美混血，绰号叫“中国的格雷塔·加尔波”。你还别说，要是细看起来，她的眼神与嘴角，还确实有那么点别样的风情呢。不过，这对我来说倒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我所感兴趣的是，她那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那圆润的嗓音，如同玉珠落入翠盘，有一种摄人心魄的美感。如此的艳丽与娇娆，在春鸿那样的姑娘身上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

那是秋末的一个夜晚。“白宫”酒店快要打烊的时候，王美莉突然对我说道：

“不去喝杯咖啡吗？去我那里可以吗？就我一个人。喝完咖啡再回去，好不好？”

突然，我也很想知道王美莉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她的日子又过得怎样。我心里充满了好奇。至于是否会发生点什么，我也说不准，但心里还是有所期待的。

“好啊，那就走吧！”

王美莉的住处位于城东紧挨着城墙的胡同里，是一栋俄国式建筑。据说，楼里有一半住的是外国人。她的房间在二楼。走进房间，她床上的绣着精美图案的床罩令人眼前一亮。乍一开灯，还真有些晃人眼睛呢。长凳子上的靠垫，缎面上也用金丝线绣着龙的图案。我在那张凳子上坐了下来。

我一边听着她给炉子加煤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响，一边感受着房间里的温暖氛围。不一会儿，随着房间温度的升高，咖啡的浓香气味也弥漫开来。接着，她打开了一本自己的相册，一一指给我看，讲解着每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与地点。她不停地给我做着介绍，依旧是那么美丽动听的声音。我也一时沉浸在恍惚的心境之中，静静地欣赏王美莉那美若天籁的嗓音……不知不觉，天快亮了，难以克制的瞌睡虫也迅速地爬满了我的全身。我就势在自己坐的长凳上躺了下来。

“啊，天快要亮啦。你就在凳子上睡吧。我也要睡一会儿。”

她躲在屏风的阴影里换好睡衣，关灯上了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我心里不免一阵慌乱，马上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并且，就在这个当口，我意识到自己出面可能有危险，于是就假装睡着了。这时，已经起身的王美莉上前打开了房门。我看到门外站着一个男人。王美莉强行把那个男人推到了走廊上，两个人在不停地嘀咕着什么。这时，那个男人的说话声渐渐高了起来。我伸长耳朵听着，听得出来那个男人说的是中国话，但那不是中国人的语音语调，而是外国人说的中国话。此时，我突然想起了一张意大利下级士官的面孔，他是王美莉的常客。我好像听人说过，他跟王美莉的关系不一般。就在这个紧要当口，我猛地想到了这个人——真的是“紧要当口”啊！

“危险！快跑！”

毋庸置疑，那裂帛般的声音是出自王美莉之口。

我使劲推开窗户，麻利地爬上窗台，跳了下去。

“砰——”

一声枪响，那是手枪子弹出膛的声音。

窗户下面是一堵又高又宽的砖墙。我命好，跳下去正好就落在那堵砖墙上。

“砰——砰——”

就在我从墙顶上往下跳的时候，背后又连续传来了两声枪响。

我沿着黎明时分尚未苏醒的大街拼命奔跑。我慌张得连方向都辨不清了，只知道没命地往前跑。正在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猛然看到路边停着一辆黄包车。车夫正仰躺在黄包车的踏板上睡觉呢。我赶紧把他叫醒了，同时递给他一张十日元的钞票。那车夫睡意正浓，一时还没有缓过劲来。

“东黄城根，乃兹府！孟公府，箭杆胡同！快！”

我简直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东黄城根”“乃兹府”倒是没错，可“孟公府”“箭杆胡同”，那不是中日实业公司的子公司吗？大概那时我是慌了神，本能地认为这些地方的任何一处都能给我提供安全，只要求车夫尽快离开吧。车夫也立刻操起车把，嘴里一边喊着“快！快！”一边飞快地奔跑起来……

我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我一头扑倒在床上，一时还难以抑制住“扑通扑通”的心跳。从此以后，我对“白宫”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再也没有去那里消遣的心情了。

我对赵荫棠说过这件事情，也对张友焜说过这件事情。赵荫棠皱着眉头道：

“你还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乐乐得啦，那些个来路不明的家伙是最危险的。”

但是，张友焜却抱着玩笑的心态，说道：

“你怎么不再去‘白宫’见见王美莉，问问后来的情况了？”

按照他说的，我忐忑不安地又去了一趟“白宫”。

“那天一定吓着您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啦。不过，那个暴徒已经离开北京回意大利了，您就放心吧。”

王美莉依旧笑颜如花地对我说了这么一番宽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