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仪式对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建构

2001年11月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各成员国讨论了现代化对文化多样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宣言强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文化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成果，文化的多样性如同生物的多样性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文化记忆与多元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息息相关，它既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又是文化认同的问题。如扬·阿斯曼所言，“民族的文化记忆是民族成员共同分享、流传和建设的记忆形式，是不同民族对自身历史上积淀的文化所保留的集体记忆力”注11。在自我意识建构与民族文化认同层面，“没有记忆就没有身份，没有记忆就没有民族”注12。

时空维度上，文化记忆是对物理属性的时间、空间赋予文化意义的独特的建构与认知。它关乎民族文化中最为核心和强韧的部分，如神圣信仰。仪式作为媒介，其主要功能即在于唤醒和激发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就像涂尔干所指出的那样，“仪式的功能在于提供共同体验的瞬间，激发、增强或重塑个体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认同，促成其在信仰、情感和意愿上的高度一致”注13。涂氏将这一状态命名为“机械的团结”，从而将个体整合到社会全体之中，维持并强化既有的社会秩序。文化记忆建构离不开仪式性的公共空间。“在交流形式上，文化记忆所依靠的是有组织的、公共性的集体交流，其传承方式可分为‘与仪式相关的’和‘与文字相关的’两大类别。”注14在印刷传播时代，记忆保存的主要媒介是书籍、报刊等出版物。而在传统社会中，宗教仪式、祭祀仪式、节日庆典仪式等是建构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仪式媒介对于共同体文化记忆的建构，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察：一是传统仪式作为媒介，与宗教、民族、国家等共同体文化记忆的生成、强化之间的关系；二是传媒作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媒介仪式对共同体文化记忆建构的影响。

一、 传统仪式媒介对文化记忆的建构

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讲，记忆是社会个体和族群赖以存在的基础。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揭示，群体的无意识记忆主要依靠仪式实践与刻写实践予以生产和保存。文化记忆理论继承了集体记忆理论的文化与社会取向，认为个体有得自其所处特殊社会与文化的社会属性，这一属性是社会化和文化熏染的结果。如阿斯曼就认为，共同体的文化记忆主要依赖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予以传播和保存。记忆最基本也最首要的是一种身体记忆，记忆的主体本质性地体现为有意识、有情感的身体。如果说身体实践形成了个体的精神记忆，那么上升到民族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层面，则需要包括纪念仪式在内的各种仪式的参与。“就像哈布瓦赫所认为的那样，任何个体的记忆都要被放置到群体的环境中考虑才有意义。与身份认同中‘他者’对‘自我’的建构相似，‘自我记忆’也要借助于多种‘他人记忆’才能完成，记忆心理学中所说的‘闪光灯现象’就是对这一现象的精辟形容。也就是说，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应以各自的闪光灯方式把自我的记忆连接到对一段历史的分享记忆中去。”注15

因为社会个体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记忆，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才得以形成。“与传统的心理学认为记忆仅仅是个体的一种官能不同，思想家的视野中还存在着一种叫作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东西。而且，这种记忆在文化认同中起着核心的根本作用。”注16需要注意的是，被泛化的文化认同并非一种虚泛或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存在于具体而实在的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凝聚力。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个体，而是感官经验中参与实践的人际关系的中心。因此，文化认同必须建立在具体的族群交流以及沟通良好的心理基础之上。所以，只有通过参与者在仪式中的身体实践，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方可建构生成。“通过展演，仪式可以沟通人与超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仪式可以起到告知公示的作用，赋予仪式事件合法的地位，维系本社群的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注17在仪式中，共同体的文化记忆不断被延续和重构，使共同体的成员于思想深处真正通晓“我是谁”“我从何处来”以及“我向何处去”。

保罗·康纳顿所言的文化记忆保存中的刻写实践，“由于文本的教育枯燥乏味，在效果上远不如生动活泼的庆典仪式，加上现代传媒技术的应用，仪式活动的传播范围极广，公开性与公共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所以仪式在现代社会中的文化记忆功能不仅没被削弱，反而越来越有增强的趋势”注18。当然，仪式在现代社会中对文化记忆强化的同时，还存在对文化记忆重构甚至篡改的可能。因为社会变迁导致了文化记忆模式发生一定的改变，仪式在延续传统文化记忆的同时，也加入了新时代元素以适应当下的社会空间和秩序。

传统仪式作为一种媒介形式，如何参与到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文化记忆生成和强化过程中呢？涂尔干论及仪式的文化功能时这样表述，“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注19。仪式如何通过身体模仿还原与重构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在此不妨回到仪式的源头予以探究。仪式的原始词义系指进行典礼的形式，主要为宗教或祭祀仪式。从词源来看，与仪式紧密相连的是某种信念，同时与分享、参与等仪式隐喻之意相关。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之中，一个主要的传统即是追溯仪式的宗教渊源，以审视仪式与信仰之间的纽带。通过特定的仪式媒介，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传统的仪式表演和身体参与而融合起来，变成了同一个世界，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独特而强韧的文化记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传统仪式所传达的形而上的信仰是共同体文化认同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只要信仰（如儒家的天地信仰、祖先信仰，道家的自然信仰等）存在，无论社会怎样变迁，民众都会通过共同的文化记忆联结在一起，建构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独特的精神防火墙。

二、 现代仪式媒介对文化记忆的篡改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仪式媒介，又是如何唤醒、激发进而转换了民族、宗族等共同体的文化记忆？安德森在阐发“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时，强调了大众传媒作为仪式媒介的重要功能。他指出通过仪式性的媒介接收活动，如同时或一起收听某一广播节目或观看某一媒介事件，人们可以获得共同的文化感受，以及对拥有相同体验的其他社会成员的感知。这构成了“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的，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注20。

另一方面，因为记忆需要通过符号才能再现，大众传媒尤其是现代电子媒介通过文字、视频等符号进行筛选，对文化共同体中核心的神圣内涵进行拆解、遮蔽，以世俗意义迎合现代受众的感官需求，由此造成民族文化记忆的黑洞，其后果是令现代的年轻人“有一种脱离自己土地的倾向，对自己生存、生活的土地上的文化、人民，在认识、情感乃至心理上产生陌生感，这有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危机。当年轻人缺乏和母体文化的血肉联系时，甚至可能会出现‘无根’的一代”注21。

网络和自媒体以强大的传播技术看似囊括了人类自发明文字以来的一切传播方式，带来了人际交往与传播的极大便利，却导致人之为人的一些根本属性的丧失，如文化记忆、深度思考、神圣信仰等，从而发生理性与情感、功利与信仰的失衡。网络社交媒体中意识的碎片化将时间、历史、思想、信仰切割开来，形成所谓的微新闻、微时间、微媒介、微心理、微社区、微历史、微社会等。智能手机出现以后，活跃于手机终端的各种社交媒体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联结模式。如韦尔曼、吉登斯等人所揭示的那样，这种新型联结模式中的人际关系将以个体为核心，经由各种网络媒介发散出去。人会将意识建构的“自我”或曰“小我”置于民族、国家等以文化、意识形态联结的集体之上，认为自己是地球人中的一员。在现代社会，“文化理想、价值秩序的建构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交流和对话的过程。现代是多元共生、纵横交错的历史和现实空间，全球性的流动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造成了民族、国家作为身份认同的共同体的断裂。新的生存方式、生存空间和生存困境使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变得异常艰难”注22。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通过压缩时空的影像、文字等符号空间，使全球性信息流动瞬时即可完成，加速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消弭了民族、国家的地理和文化疆界，其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不同民族特有的文化、历史逐渐断裂与消解。

直播活动中，电视在记录仪式盛况的同时，本身也成了仪式。它跨越空间，定格时间，将现场的仪式参与者和屏幕前的观众联结在广阔的意义之网内，完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寻根之旅。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是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栏目制作的清明节特别节目《清明》，它通过对中华民族先祖以及逝去的有德长者的祭祀与追忆，将中华民族关于真善美的文化记忆，及对祖先神灵的虔敬之意融入电视仪式之中，传播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孝道”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