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仪式、媒介与中华文化记忆传承

“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注23因此，关于仪式媒介与文化记忆建构的分析不应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而更应该落实到传播实践层面。在当前全球消费主义文化盛行，中华传统文化存续面临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关于仪式媒介与中华文化记忆命题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无论是传统的仪式叙事，还是现代仪式的世俗展演，都应当承载与传播中华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借以传衍华夏民族的文化认同。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而生的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其实质是近代西方文化传播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在全球跨文化传播的浪潮中，中国文化处于弱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的‘哑巴’”注24。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言，中国在一百年之内不会为世界提供新思想。若沿着撒氏的挑衅性、刺激性言论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作为曾经的文化大国，中国在主动抛弃自己和主动拥抱西方的现代史上，精神逐渐矮化。其背后的深刻原因与国人尤其是知识精英“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逐步丧失不无关联。对此，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面‘全盘西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注25中华“文化自觉”的前提应该是中华文明中最核心的“文化记忆”的唤醒与激发。文化记忆涉及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的内在觉醒，关乎全球华人能否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民族文化既是民族的身份认同，又是隶属于民族的每一个个体与祖先联结的精神家园。接续传统不是为了脱离现代社会的复古，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现代人。文化记忆的重要使命之一即接续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血脉。虽然一度面临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等历史劫难，但传统依然稳固地存在于民间。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中，由于文化记忆的根深蒂固，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一直得以保存，成为全世界少有的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这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近年来在西方世界掀起的“东方文化热”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普遍价值。如果“没有文化记忆，对于现实与历史的连续性、‘过去’在‘现在’的存活就难以深入地感受和思量，从而对于‘将来’也就无法作出确切的展望与规划”，尤其在民族国家取代宗教成为“想象的共同体”的世界潮流时期，“各个民族均已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文化记忆往往被当作‘民族−国家’精神同一性和集体认同的重要标志。‘文化中国’口号的提出即建基于这样的认同，不仅可以在意识层面而且可以深入到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从而产生出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注26

中国古代社会历来重视利用神圣的传统仪式保存族群文化记忆。柯林斯通过研究得出，“历史上，最早关于仪式的社会学思考是由中国思想家做出的，孔子和他的追随者强调，礼仪表现对社会秩序至关重要”注27。对于传统仪式凋零的问题，阿斯曼指出，要想实现仪式的文化记忆功能，必须有集团成员的全部到场和亲自参与，以及对集团历史的上演和重新收录。这就提出了一个在现代社会如何恢复大众媒介所无法取代的传统仪式的命题。在此以中国传统节日里的祭仪与礼乐仪式为例。祭祀仪式是中华民族礼典的重要部分。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包括传统节日节庆、祭祀礼仪、民俗等多类。其中的祭祀仪式是中华各民族最重要的仪式。

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古老祭祀仪式似乎真正沦为了遗产，只能在传统节日期间见诸媒体，而与民众的生活剥离开来，如春节的公祭仪式、中秋的祭月仪式、家祭仪式等。近些年由大众传媒主导恢复的祭仪所能承载的文化记忆成分严重不足，其用心和旨趣更多是受经济领域的现实功利思想左右。当然，中华文化记忆的存续不仅仅在于祭祀仪式的修复与再造，更重要的是如何重塑这些仪式的信仰和文化内涵。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除祭礼外，其他礼乐仪式，如春节的拜年礼仪、藏族雪顿节的晒佛仪式等也涵养了民众的诚敬精神。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多庄重的礼仪，而喜好歌舞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则较多乐仪。现代社会的实用主义使传统节日繁复精微的礼乐仪式逐步被遗忘而代之以娱乐仪式，缺乏神圣肃穆的文化教化力量。就仪式媒介对于中华文化记忆的唤醒与激发而言，需要对各个民族传统节日中与神圣性相关的礼乐仪式、神话仪式等予以抢救性整理。

所有的中华儿女都在共同的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生存与生活，形成了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共同的文化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石。“‘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中国的思想正宗……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注28儒家文化的“仁敬”、道家文化的“清静”、汉传佛教文化的“净心”，是中华文化“形而上”精神中最宝贵的思想内涵。只有在各种神圣的仪式媒介（如儒家的祭仪、道家的蘸仪、汉传佛教的拜仪等）下，洁净精微的中华文化之“道”方可通过仪式感应、情感共鸣等深入参与者的心灵，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液。作为文化传承的媒介，传统仪式的衰亡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文化记忆的消亡。“由于玛雅人的各种祭祀仪式在文明衰落之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举行，所以生存至今的玛雅人就没能保留下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而对自己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注29

现代性的仪式媒介方面，应防止泛娱乐化和泛政治化对中华文化记忆的篡改和异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世俗文化的全球化代替或消解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如中国传统节日里的电视仪式和网络仪式（中秋电视晚会、网络春晚等）以广告冠名的形式，传播与中华文化记忆无关的歌舞大杂烩；二是将经过漫长历史演变形成的形式主义糟粕当作传统文化本身，予以鞭挞或者吸收（典型表现即当前文化界对传统文化的误读与复古主义两种倾向）。由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本就是一个多元的文化共同体，来自不同民族的信仰与文化记忆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华民族文化共生共荣的整体性。由于智性主义对巫术信仰的抑制，各民族日益丧失其宗教和文化记忆的内涵，而出现民族文化的断裂，结果出现一种日益强烈的文化霸权要求——世界以及整个生活模式都必须服从于一种所谓主流的价值观秩序之下，结果是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记忆逐渐被遮蔽，甚至被剥夺。

文化记忆是一国一民族之所以成为一国一民族的命脉基石。“反观百年来的西学传播史，最大的灾难就是造成了中国人的认同分裂。各种主义的纷争都在寻找自己的试验场。”注30凯瑞强调：“那些在通向生命之路上走在一起的人们，不是以一个共同的目标更不是以一个共同的战场，而是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联合起来。”注31如果丧失了中华文化记忆中关于“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终极生命追问，中华文明将如许多消亡的文明一样，走向末路。笔者以为，这应该是仪式媒介对中华文化记忆建构、传承，传统节日仪式传播对信仰重建研究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