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传播仪式观下的仪式与传播

囿于特殊的时代背景，现代传播学理论是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美国的工业化与民主化进程而诞生与发展的。出于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服务的初衷，传播学从一开始就被烙上了经验主义、功能主义、实证主义的痕迹。“传统的经验主义社会学及其非理论的、僵化的、功能性的传播体制意在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强权服务。”注32如前文所述，鉴于经验主义的传播学理论对文化传播指导的不足，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借助杜威和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仪式研究从文化人类学的主要命题转入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其代表人物有詹姆斯·W.凯瑞、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等人。其中詹姆斯·W.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其理论主旨在于对传播本质意义的追寻和探究。相对于美国主流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研究，凯瑞的传播学思想更加强调传播的人文意义与精神体验，强调传播既是空间上的信息传递，更是时间上对社会文明的维系。他指出传播仪式中“无形”的信仰共享和精神体验才是传播的本质。

大众传播的功利化剥夺了受众在原始宗教仪式中对“神圣”的体验。而在现代大众传播出现之前，人类的“主观感知”与“情感联结”是靠原始宗教提供的“信仰”来实现的。“人类在现代大众传播成为现实之前对于‘神奇’的感知是经由巫师及其巫术的转化来实现的。”注33与传播的传递观相比较，传播仪式观具有鲜明的文化研究取向。该理论发现了仪式传播对于承继传统，联结过去、现在与将来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关于仪式的文化功能，社会学家吉登斯也认为，即使是“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仪式和习惯对社会构架也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构架赋予传统以完整性仪式是使传统得以保存的一种实践方式”。注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