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诗歌领域中的泛事观

古人对于“事”的理解向来比较宽泛。社会现象是“事”，自然现象也是“事”；有与物质相关之“事”，也有与精神相关之“事”9。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导论指出，中国文学叙事的对象是作者身外、客观存在的大大小小的“事”，我们对“事”的理解要比西方叙事学框定的范围（故事）宽泛得多10。这也促成了中国叙事传统区别于西方叙事的独特表现。在诗歌领域中，这个问题尤其具有特殊性。只有当我们明白了诗人对“事”的宽泛性理解，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古代诗歌在叙事表达上的独特选择。古代诗歌涉及“事”的内容非常多，为使问题集中，这里选取一些与叙事直接相关的提法，如“指事”“即事”“纪事”“叙事”等，通过分析它们被使用的情况，以理解古人对“事”的多样化认识。

一、指事

“指事”的提法，在唐以前的诗论中比较常见。钟嵘《诗品序》称五言诗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11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曰：“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12《文心雕龙·比兴》：“附理者切类以指事。”13在这些句例中，“指事”并没有清楚的界定，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大致辨析其意义。“指”有“指陈”之意，“指事”大体上是“指涉事情”“指陈事理”。

要理解“指事”，还可以参考汉字“六书”中的说法。许慎《说文解字》云，“六书”之一为“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14“上”“下”二字，在篆文里都是以抽象的点、线组合来表示“在其上”“在其下”的意思。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指事”所表现的不是某种的具体事物（与“象形”相区别），也不是说明复杂的事件，乃是表明事物所处的某种状态或具有某种指向性而可以被辨识出来。诗歌领域在使用“指事”时，有类似的意思。无论是在钟嵘还是刘勰那里，“指事”的含义通常不会被认为是“讲述事件”，而更多被解释为“陈说事理”或“说明事物”15。

二、即事

陶渊明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中有“即事多所欣”之句，大意是“即此目前之农事”16。谢灵运诗《南楼中望所迟客》：“即事怨睽携，感物方悽戚。”《文选》李善注云：“即事，即此离别之意也。”17“即”有“当下”之意，“即事”通常对应着当下所处的情况。故皎然《诗议》举“昔闻汾水游，今见尘外镳”（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作为“上句古，下句以即事偶之”的例子18。到了唐代，“即事”常常作为诗题出现。可以从以下几首诗来看看“事”在古代诗歌领域指涉的广泛性：

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秋思抛云髻，腰支胜宝衣。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杜甫《即事》）19

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荜门稀。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王维《山居即事》）20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王维《山居秋暝》）21

前两首诗题都包含了“即事”，也就是说，诗人自己将诗与事做了关联，这是有“事”的诗歌。然而两首诗在内容上有比较明显的区别。第一首写的是和亲的公主得以回归。乾元元年（758），唐肃宗将宁国公主下嫁回纥，但不久后回纥举兵相向；乾元二年，回纥可汗死，欲以宁国公主殉葬，因公主无子，最终得以归唐22。可见，这首诗所“即”之“事”，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事件。《山居即事》却并没有特定的事件，而更像一首写景诗，诗句串连起来的是诗人山居中所见到的各种景象，只在“掩柴扉”“对落晖”这样的词句里显露了诗人的行为，以及通过“烟火起”“采菱归”描绘了人物动态，从而包含了“事”的因素。第三首诗题虽无“即事”字样，但在内容和写法上都与第二首颇为相近，有秀美的景物描写，也有“空山新雨后”“王孙自可留”等时间、地点、人物的表现。从这三首诗可以看出，诗人对于“事”的体认是比较宽泛的，既可以指涉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也可指涉一些片断的事的因素；而且这些事的因素既可以出现在以“事”为题的诗中，也可以出现在不以“事”为题的诗中。这种纷繁复杂的情况，对于厘清诗中之“事”带来了不少困难。

三、纪事

“纪事”也是诗歌中颇为常见的提法23。在许多语境内，“纪事”与“记事”相通，另有“纪之”“记之”“纪其事”“以记之”“记……”等，也与“纪事”相仿佛。“纪”的含义相对明确，注重的是记录。而“事”的指涉仍然不够明晰，可以是过程相对完整的事件，但更多时候是片断的事实或琐碎的闻见。

一些诗歌题为“纪事”，实则将事与景、情融为一体，尽管有事的背景或片断，但未必直接讲述事件。如陆游《庵中纪事用前辈韵》：

扫洒一庵躬琐细，蓬户朝昏手开闭。荒山斸药须长镵，小灶煎茶便短袂。空中咄咄安用书，身外悠悠固难计。山僧野叟到即留，麦饭葵羹贵能继。久贫奴婢多散去，岂有跣足并椎髻。负薪长歌过此生，直疑身在鸿荒世。24

诗中所写均为日常生活的片段，以描述诗人居于僧庵中的情状。又如宋祁《上元观灯纪事》仅以“霞破初迎月，林寒即让春”“匝地沈香燎，浮空罗袜尘”25等景物的描绘，来呈现相关事件中的现象和场景。刘子翚《汴京纪事》组诗共二十首，都是“纪事”，却体现为好几种表现类型：

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其二十》）

万炬银花锦绣围，景龙门外软红飞。凄凉但有云头月，曾照当时步辇归。（《其十二》）

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其七》）26

第一首诗中事的因素最为鲜明，写年华老去的李师师流落在湖湘一带，“缕衣檀板”都褪去了华彩，而回想当年，李师师正是以一曲歌声打动了宋徽宗的心。此诗以简洁的笔墨勾勒李师师的人生际遇，并折射出北宋覆亡的命运。第二首诗以写景、抒情为主。前两句描写当年君王夜游的华美景色，后两句寄寓君王被俘的深切感伤。在“曾照”的对比中暗示出靖康事变。第三首则突出议论色彩。前两句批评奸臣弄权误国，在后两句的景物描写中间接点明是王黼、蔡京之流的奸臣。具体到每首诗中，其对事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但都统摄在“汴京纪事”的诗题之下。

诗话中也有关于“纪事”的例子。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提到，黄庭坚和苏轼都写过腊梅诗，因此自己和人咏腊梅绝句“纪其事云：‘新诗湔拂自苏黄，想见当年喜色香，草木无情遇真赏，岂知千载有余芳。’”27胡诗所纪之“事”，指的是苏、黄对腊梅的吟咏、赞赏。又如唐庚在笔记中说到，谢固任绵州推官，推官办公之地是欧阳修当年出生的地方，谢固为此建筑了“六一堂”，并请求唐庚赋诗。唐庚欣赏苏轼能“以约辞纪事”，也想要以精炼简约的诗句来记录此事，得句云“即彼生处所，馆之与周旋”。所纪之“事”，即六一堂与欧阳修、谢固之间的关联28。通过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诗歌“纪事”不限于对完整事件的记录，而体现出“遇有见闻，随手记录”的特点29。

四、叙事

“叙事”这一说法在古代诗歌领域并不少见，但意思与现代叙事学所说的“叙事”有明显区别。基本上来说，“叙事”一词所体现的宽泛性，与“即事”“纪事”等是一致的。

方干《自缙云赴郡，溪流百里，轻棹一发，曾不崇朝，叙事四韵，寄献段郎中》：

激箭溪湍势莫凭，飘然一叶若为乘。仰瞻青壁开天罅，陡转寒湾避石棱。巢鸟夜惊离岛树，啼猿昼怯下岩藤。此中明日寻知已，恐似龙门不易登。30

诗题自称“叙事”，但就诗歌所写的内容而言，并不是一个完整事件。诗歌以描写行舟过程中的景色为主，通过景物的组合与对比，体现出行舟的惊险急速。类似的还有杜牧的《奉送中丞姊夫俦自大理卿出镇江西，叙事书怀，因成十二韵》31，也以写景述怀为主。而郑谷《叙事感恩上狄右丞》32则是另一种类型，诗中讲述自己昔年投贽、获得狄右丞垂顾、漂泊多年如今又与狄右丞重逢的经历，叙事因素比较明显。

又如王昌龄《诗格》，在说明诗歌“起首入兴体”时举了许多例子：“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是“一句衣带，一句叙事”，“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是“一句叙事，一句衣带”33。举例之外并无进一步解释。根据诗句内容推想，“衣带”大约是指连带地写与主题相关的景物，而“叙事”则是对一种行为，一种动态，或者对时间、地点等事的要素的叙述。类似的有宋代吴可《藏海诗话》中的记录，张嘉父举“前一句叙事，后一句说景”的例句是：“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和“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34据此可知，“叙事”的对象可以是人物的某种表现，甚至包括“惆怅无因见范蠡”的情绪和“我今身世两相违”的感慨。

古代诗人对于“事”的理解，大抵如以上所举的例子，似乎没有一个相对稳固的内涵和相对明确的外延。甚至还有让人混淆的地方，如《诗格》认为“遥闻木叶落，疑是洞庭秋。中霄起长望，正见沧海流”是“三句叙事，一句入兴”35，这就让人略有疑惑，因为四句都可以看做叙事。又如“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情，远峰隐半规。久昧昏垫苦，旅馆眺郊岐”，《诗格》说是“五句叙事，一句入兴”，而实际上前四句以描写成分居多，五六句更像是叙事。

除了以上提到的指事、即事、纪事、叙事，诗歌中常见的还有“书事”“感事”等提法，在使用中大都体现出类似的特点。还可以附带一提的是“用事”。在“用事”一语中，“事”指涉的是“事典”。《诗品序》所说“属辞比事，乃为通谈”“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中的“事”指的就是这个意思36。就修辞层面而言，“用事”是诗歌表现的一种手法，不与叙事直接相关；但具体到“用事”所用之“事”上，则又表现出其宽泛性。《文心雕龙·事类》说到“用事”，认为是“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并归纳了“引乎成辞”“举乎人事”两大类型37。也就是说，引用典籍中已有的话语以及征举前代人事，都属于“用事”的范围。诗歌中对于“用事”的理解，大抵如此。因此，当说及“用事”时，既可能会是具体地使用前代的故事，也有可能只是对以往典籍的征引或活用。这种理解，无形中也增加了诗歌领域中“事”的宽泛性。

通过以上的各类例子可以看出，古代诗人对“事”和“叙事”的使用，与今天的确有很大的差异。在古代诗歌领域中，“事”具有极其宽泛的外延，而外延的宽泛其实源于内涵的模糊性，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事”与“物”界限的不分明。“事”“物”起初应是相互独立的概念，如“指事造形，穷情写物”（钟嵘《诗品序》）。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使用中，二者并没得到明晰的区分。如陆机《文赋》：“赋体物而浏亮。”李善注曰：“赋以陈事，故曰体物”38，将“陈事”与“体物”基本等同起来。在古人对作品的解读中，这一点表现得更加鲜明。如《文镜秘府论·六志》认为“直言志”的典型特点是“的申物体，指事而言”，举《屏风诗》为例：“绿叶霜中夏，红花雪里春，去马不移迹，来车岂动轮。”39其实是一首咏物诗。又论“直置体”，认为是“直书其事置之于句者”，举“马衔苜蓿叶，剑莹鸊鹈膏”“隐隐山分地，沧沧海接天”等为例，却均为咏物写景之句40。这种观点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现代汉语中，“事”与“物”已组合为一个词——“事物”，用于指称“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和现象”41。而“事”与“物”的不分明，在重视摹物的古典诗歌领域内，显得更加突出，并直接影响到诗歌的表现形式42。

第二，“事”与“情”的相互浑融。这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从人们认识世界的实际情况来说，“事”与“情”往往具有难以割断的关联，很难截然分开。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心事”一词：“心”中之“事”，既有“事”的存在，又已包含了人物的情绪、感受或思考。把“心事”写在诗中，所写之“事”当可体现人物的内心感受，而写“心”之时亦不得不带出人物所经历之事。古代诗论非常看重“事”“情”之间的关联。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因此“咏怀者，有咏其怀抱之事为兴是也”43。如《石林诗话》所说：“王荆公……‘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材’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44这些诗句不是讲述具体的事，却透露出诗人的心思，透露出诗人对于世事的感受和思考。这类提法，实则将现实之事与内心情志紧密绾结在了一起。其次，对事的宽泛性理解，促使人们将“事”看做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概念，从而将“情”视为“事”的一种类型。杨载《诗法家数》“作诗准绳”条之“书事”云：“大而国事，小而家事，身事，心事”45，将包含个人主观情感的“心事”与相对客观的“国事”“家事”“身事”并提。在这样的理解中，人的情绪、感受和思考也成为了一种“事”，遂令“事”“情”关系愈发复杂。

第三，对“事态”与“事件”不作区分。按照西方叙事学的理解，叙事的“事”即便不限于“故事”，也至少得是相对具体的事件。但对中国古代诗歌而言，“事”却不能与“事件”画等号。从前面许多例子我们已经看到，“事”有时只是一种事态，只是事件进程中的某一种情状，只是一个截面，或只是一种因素。《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举刘桢《赠从弟》“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称此诗“从首至尾，唯论一事”46。此诗主要写松树不惧风霜的本性，借以勉励从弟，而被认为是一“事”。可见此处“事”指的是一种事实，兼及这一事实透露出来的事理。又如方弘静称赞杜甫叙事之工，以“半扉开烛影，欲掩见清砧”二句为例，解释说：“谓扉半开，欲掩之，见捣衣者方借烛光，且未可掩耳。”这一诗句所描述的其实是人物的行为，看似简单，却在其中包含了想要掩门、见人借光、转而不掩门的情态。这类微小的事态，并非完整的事件，却是古典诗歌叙事用力之处。方弘静就认为此类叙事是“他人所不必叙、所不能叙也”47。又举杜甫《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其一中的“上客回空骑”“白日移歌袖”“立马千山暮”等句，称赞其善于叙事48。这些诗句同样不包含完整事件，而是叙写人物的某些行为，反映具体的情态。

以上三点是古代诗歌泛事观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特性。诗人对于“事”的理解，跨越了不同层面，从而导致了泛事观的形成。归结起来，“事”在古代诗歌领域中所指涉的对象至少有以下几种层次：

（1）有前后过程、相对完整的事件；

（2）以人物为中心的某些行为或动态；

（3）事物所处的某种现象、状态；

（4）某一事件情境中的相关景物和场景；

（5）某一事件情境中的情绪、感受、思考等。

现代叙事学所理解的“叙事”主要指的是（1），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才兼及其余。但对于古代诗歌领域的“叙事”而言，（1）并非重点，主要的内容反而是其余四项。（2）（3）（4）（5）都是截取事件中的一部分因素、一些片断，但对于古典诗歌而言，这种片断的存在不但不妨碍理解诗歌所涉之事，甚至有可能为诗歌带来更深层次、更为丰富的内涵。“事”是文学写作必然要面对的基本因素之一，对“事”的宽泛性理解，必然深刻影响古典诗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