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泛事观对诗歌传统的影响

古代诗歌对事的认识从总体上可概括为“泛事观”，然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诗歌发展的各个阶段，泛事观所体现的形态不尽相同，对各阶段的诗歌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泛事观不但是诗歌叙事传统形成的基础，而且也参与塑造着诗歌的抒情传统。透过泛事观来认识古代诗歌的发展脉络，会对诗歌传统的形成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从很早开始，人们就已认识到“事”与“诗”存在直接的关联，并在“诗教说”的形成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泛事观，形成古代诗歌叙事传统的基础。“诗言志”被誉为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而按闻一多及朱自清的解释，“志”原本有记录的意思，后来才渐渐演变为“怀抱”49。《孟子·万章上》“不以辞害志”，赵岐注云：“诗人志所欲之事。”50这里的“志”亦有记录的意识，同时也包含诗人的情感指向。正如《左传》屡次指明，某些诗篇是为某些特定的事而作，如：“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51又：“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52同时这些引发作诗之事，常常与政治相关。到了《诗大序》中，“诗教说”得到确立，诗的作用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事”与“诗教”的关系在于，诗是知晓天下之事的重要途径：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53

《诗经》中的作品，反映着一国之事、天下之事。《诗经》小序以事解诗，正包含这样的出发点。此种观点在汉代颇为普遍。另一典型例子是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岀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54

从诗歌的产生来看，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从天子派人往民间求诗的行为来看，天子试图通过诗歌来实现对天下之事的掌握。《汉书·艺文志》关于乐府的说法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55这种解释方式，使诗中“事”所能涉及范围极广，上及国家大事，下及社会人生，几乎无所不包。

早期对诗、事关系的认识至少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后来诗歌对事的处理。一方面，围绕着政教的中心，诗歌非常看重与政教相关的“事”，这条线索一直绵延不断。每当诗人意图重振诗教统绪时，家国天下之“事”就会成为诗人关注的重点，如杜甫“即事命题”的乐府创作、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理念等。另一方面，这种囊括天下的“事”在无形中存在一种广泛性——政教的实现有赖于对每一微小个体之哀乐的关注。在这样的前提下，诗歌之“事”也得以向个人化、日常化的方向转化和拓展，由以政教为中心扩散为对世间人事的总体包揽。故而朱熹《诗集传序》称：“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56

以《诗大序》为代表的汉人对诗、事关系的认识，促进了汉乐府叙事性的生成。但在六朝到唐代的诗歌发展中，物色、情感尤受重视，以诗缘情，注重兴象，遂使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日益凸显，事的因素相对有所沉潜。

关于诗歌起源的认识，感物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观点。《礼记·乐记》就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57。感物说在六朝时期得到了充分强化，如陆机《文赋》的“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58《文心雕龙·明诗》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59还有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且举“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雨暑云，冬日祁寒”等为例60。尽管钟嵘也提到了许多与事相关的情境：“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塞客衣单，孀闺泪尽”等，但并未从“事”的角度深入阐发61。“诗缘情”的观念也在这一时期确立起来。“感物说”和“诗缘情”相结合，愈发重视外在景物与内心情感之间的呼应关系，使情与物的要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比较突出。

在这一阶段中，诗歌对景物的重视，促使泛事观进一步发展，“事”趋近于“物”的一面被强化。“事”常常被融在景物描写之内，与物（尤其是景物）的界限越发不分明。泛事观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诗歌情景交融表达方式的深化。事与物的不分明、事态与事件的不加区分，意味着在呈现“事”时，不要求完整详细的叙事，而可以用景物的描摹、片断的事态来实现。这就为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种情形在唐诗中最为集中和典型。如前所举王维《山居即事》，尽管诗歌作于某一事件情境之中，但对风景的描摹占据着诗歌的主要内容，在情景浑融中简洁呈现事态。

诗缘情的观念，泛事观混融事、物的特点，使得诗歌叙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能成为诗学论述的重心。尽管细说起来，“事”在诗歌中无处不在，但具体到“事”应当如何、“事”的价值如何、地位如何，则很少被提及，也很少提升到理论总结的层次。在强大的抒情诗论面前，叙事诗论容易隐没于其中。这也是为什么古代诗歌给我们留下了有利于抒情、而不适合叙事的片面印象。

尽管如此，泛事观仍有潜在的能量，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将情、景向着叙事方向转化。当诗人越来越重视事的意义时，诗歌的叙事传统就会获得新的推进。中唐以下，诗歌开始发生转变。其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比从前更注重事的因素，更主动去认识事与诗的关系，诗歌的叙事性得到增强，从而推进了诗歌叙事传统的发展。

这一变化大约从中唐开始，到宋代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在杜甫那里已初步显示了“事”在诗歌领域的新发展，如“三吏”“三别”等以乐府体记录时事的作品，《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夹叙夹议的长篇，以及关注和记录日常生活琐事的诗歌等，这都成为后来诗人效仿的重要对象。还有白居易“为事而作”的新乐府，韩愈“以文为诗”的尝试，也都强化了“事”对于诗歌的意义。唐代孟棨的《本事诗》以事系诗，主张“触事兴咏，尤所钟情”62，从题目开始即显露了对“事”的追索。宋代发展起来的诗话类著作更是如此。诗话所涉及内容的纷繁，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泛事观的影响。

在宋诗中，诗歌的叙事性渐趋增强，纪事观念日益发达。以诗纪事、以纪事论诗，是宋代诗学中十分常见的现象。诗人颇为主动地思考诗、事关系，把“事”推向了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中心范围。宋人常常借助诗题、诗序明确指出，自己的某一首诗是对某事的记录。如孔平仲诗题云《元丰三年十一月，施君发之县丞舣舟浔阳，出所收书相示，好之笃，蓄之多，装裱之妙可尚也。诗以记其事》，张方平《游九老祠堂，阅古碑旧记，字多讹缺，询诸故老，灵迹甚异，因成长句，以志其事》。又如苏轼《石芝》诗序：“予尝梦食石芝，作诗记之。……追记其事，复次前韵。”63在品评诗歌时，宋人也常常将事与诗歌挂钩，积极分辨何者为纪事、何人善于以诗纪事。如陈岩肖评价杜甫：“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64，将纪事视为杜甫的重要特色，认为这是杜诗号称“诗史”的原因。

在从唐到宋的诗歌转型中，“事”不仅越来越被看重，对“事”“诗”关系的认识也有明显变化。此前主要是将外界的事视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动因。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歌诗合为事而作”等观念，都强调“事”对于诗歌的引发作用。而“纪事”的提法，不仅将“事”作为诗歌产生的原因，而且认为“事”是诗歌的重要表现对象，从而突显了“事”的地位，且将叙事视为诗歌创作的题中应有之意。在这一过程中，泛事观也有所发展。前一阶段的泛事观，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事”与“物”界限的不分明；其二，由于“事”与“物”常被视为情志抒发的载体或途径，因而会有“事”附属于“情”的倾向。而在这一阶段，许多诗人将“事”视为更高层级的范畴，把景物、行为、言语、情绪、感受等视为“事”统辖之下的内容。这是泛事观的进一步演化。泛事观内部各种因素升沉起伏， “事”的要素渐趋突出。经过中唐到宋代的诗歌新变，诗歌的叙事传统进一步深化，并与抒情传统日益融会贯通，持续向前发展。

总之，泛事观对古典诗歌传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泛事观的存在是诗歌叙事传统的基础。另一方面，泛事观有利于抒情传统的发展。“事”的模糊性和宽泛性，使抒情诗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占据主流地位。泛事观中情与事的浑融，又有利于抒情与叙事之间的相互转化，从而发展出两大相互交融的诗学脉络，推动中国特色诗歌传统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