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资本的五个秘密

我们应该廓清一个关键问题：历史上所谓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仿佛活在一座封闭的“钟罩”里？它为什么不能继续扩张，乃至占据整个社会……（为什么）资本在当时形成的高速度，仅仅出现在某些社会部门，却没有出现在整个市场经济中？

——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商业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鼎盛之日，就是它的危机爆发之时。柏林墙的倒塌，结束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个世纪的政治对抗。资本主义一枝独秀，成为合理组织现代经济唯一可行的选择。历史发展到了这一时期，有责任感的国家都别无选择，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在不同程度上平衡预算，削减补贴，引进外资，降低关税壁垒。

然而，它们的这些努力，换来的却是失望和痛楚。在过去5年里，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经济的发展变得满目疮痍，国民收入显著下降，国内充斥着忧虑、不安和愤怒的情绪。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尖锐地指出，这段时期完全以“饥饿、暴乱和掠夺为主要特征”。《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社论评价说：“在世界大多数地区，一度笼罩着冷战胜利的余晖，而且为西方社会所揄扬的市场经济，已经失去了往日炫目的光环，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警惕性，以及一切不稳定现象潜藏的危险性。”事实上，资本主义有理由成为其他国家治疗经济和政治痼疾的一剂良方，但是，遗憾的是，它仅仅在西方国家获得了成功。

享受着和平与繁荣的美国人，很容易对他国的动荡视而不见。想想看，当道·琼斯工业指数比埃德蒙·希拉里爵士（新西兰人，著名登山运动家）爬升得还要高，资本主义怎么会陷入麻烦呢？而且，美国人看到了其他国家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步履缓慢，而且不大稳定——即便如此，在莫斯科，人们不是照样能够吃到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包吗？在上海，人们不是随意就可以租到海外大片录像带吗？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人们不是仍可接入互联网吗？

但是，即便是美国人，也体验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看到，哥伦比亚正处在大规模国内战争的边缘，那些走私毒品的游击队员，与荷枪实弹的国民自卫军长期对抗。在墨西哥南部，一场难以驾驭的暴乱已经爆发。在亚洲，具有强制色彩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最终成果，消耗在普遍的腐败和混乱当中。在拉丁美洲，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和热情正在下降。2000年5月，民众对私营经济的支持，从46%下降到36%。更为不祥的是，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无所作为，某些支持旧制度的人正准备重新掌权。一些美国人也感觉到，他们10年来经济繁荣的一个原因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愈不稳定，美国的股票和债券作为国际货币的一大“避难所”，就似乎愈发具有吸引力。

西方社会的忧虑与日俱增，因为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资本主义一再遭遇失败，这终将使富裕的经济陷入衰退。市场上新兴流动资本的迅速减少，千百万投资者痛苦地意识到，全球化是一种双向过程：假如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无法避开西方世界的影响，那么，西方社会也无法将自身与前者脱离开来。在富裕国家的内部，资本主义的不良反应也在逐步升级。1999年12月，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召开之际，以及几个月后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银行会议期间，在西雅图发生的暴乱活动，集中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遭遇的挫折和引发的愤怒，尽管民众感到不满的原因，可能远远不止一种。许多人由此想起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拉尼的警告，那就是自由市场与社会制度发生碰撞，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如今，日本也正在经历自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以来最痛苦、最漫长的衰退过程。西欧国家的民众，开始投票支持那些许诺实行“第三条道路”、驳斥《悲惨经济》（一本法国畅销书）核心观点的政治家。

这些微弱的、警告性的声音，总归令人感到悸动和不安，然而到头来，它们只会促使美国和欧洲当权者站在讲坛上，继续向世界其他地区重复着那套千篇一律、令人生厌的说辞：让你们的货币保持稳定！努力坚持下去！别把粮农暴乱过分放在心上，耐心地等待国外投资者的到来！

当然，国外投资是一件好事——外资越多越好。稳定货币也是好事，还有，自由贸易，透明化的银行操作，国有企业的私营化，源自西方的其他各种补救方法，所有这些都是好事，不过，我们总是忘记了一个事实：全世界各国都曾进行过资本主义的尝试——例如，自从19世纪20年代摆脱西班牙统治、获得独立以来，拉丁美洲创立资本主义体制的改革运动，至少进行过四次，每一次改革，只是经历了最初的欢愉和兴奋，最后却迅速地从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政策那里碰壁而返。他们的改革措施和手段显然远远不够，而且与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几乎毫不相干。

当资本主义的尝试遭遇失败以后，西方人通常的反应，并不是质疑这些措施的可行性，而是指责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缺少创业精神，不懂得市场定位。西方人认为他们获得了一流的建议，但却没有走向繁荣，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出了某种问题。他们错过了新教改革运动，所以，至今仍饱受西方殖民国家毁灭性政策的摧残，或者说，归根到底，这是因为他们的智商太低。然而，假如说文化因素是实行了资本主义的日本、瑞士和加利福尼亚获得成功的关键，同样是文化因素，也是中国、爱沙尼亚、下加利福尼亚（墨西哥西北部一个半岛）相对贫困的原因——这种说法不仅相当不近人情，也缺乏说服力。在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巨大贫富差距，并不是文化本身的差异所能解释的。大多数人都希望从资本中获益，他们的愿望十分强烈，甚至纷纷涌入西方国家，其中就包括桑切斯的子女，还有赫鲁晓夫的儿子。

在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里，有着为数众多的创业者。假如你经过中东地区的市场，或者搭车到拉丁美洲的乡村旅行，或者坐上莫斯科的出租车，总会有人想同你做一笔交易。这些国家的民众，充满了智慧、热情和白手起家的卓越才干。他们能够掌握和运用现代技术，否则，美国也不会花那么大的气力，制止他们的专利权在国外未经授权而使用，美国政府也不至于处心积虑，想出种种手段，防止现代武器技术被第三世界国家掌握。市场经济，其实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传统，并非为西方世界所独有，早在两千年以前，基督耶稣就曾把商人逐出了神庙；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多年以前，墨西哥人就把产品带到市场上进行交易。

那些试图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国家的人民，不是一无所有、可怜兮兮的乞丐，也不是那种缺少鉴别能力、看不到本国文化的机能障碍，只会一味固守陈规旧习的“文化囚徒”——既然如此，为什么资本主义导致了西方国家的繁荣，却没有为他们带来同样的财富呢？为什么资本主义如同被封闭在一座“钟罩”里，只是在西方得到了发展呢？

我将在本书中证明：阻挡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面前，使之无法从资本主义制度获益的巨大障碍，在于它们无法创造资本。资本具有提高劳动生产力、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力量，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线，是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根基。而事实上，那些贫穷的国家，似乎难以凭借一己之力，去创造更大的资本，尽管那些国家的人民能够前赴后继，以惊人的热情和卓绝的努力，投身到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经济活动中。

我的研究团队以及我本人，在亚洲、非洲、中东地区以及拉丁美洲挨门逐户地调查，收集了大量数据和事实，我将借助它们证明：大多数穷人，已经拥有了使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资产。即便是在最贫穷的国家，穷人也有积蓄。实际上，穷人积蓄的价值相当庞大，是1945年以来，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获得的全部外援的40倍。例如，在埃及，穷人积累的财富，是这个国家有记载的直接外资（包括对于苏伊士运河和阿斯旺大坝的投资）的45倍；在海地——这个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国家，穷人拥有的全部资产，比这个国家1804年从法国统治下独立后获得的所有外国投资多150倍。假如美国能够同意，把它的外援预算提高到联合国建议的水平，即国民收入的0.7%，那么，这个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最少要用150多年时间，才能把与世界上穷人的资产价值相当的财产转移出去。

然而，这些穷人掌握财产的方式，有着相当大的缺陷：他们的房屋，建筑在所有权记录不够完善的土地上；他们的公司，既没有法人地位，也没有明晰的职责；企业处于金融家和投资者视野之外；他们的财产权利，没有得到可靠的登记和确认，无法顺利地转化成资本。他们的交易，只能在彼此了解和信任、范围狭隘的熟人圈子中进行，而不能延伸到更开阔的市场上。他们的资产，既不能作为抵押物而获得投资，也不能投资为股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国家，每一块土地、每一座建筑、每一台设备、每一件库存，都在所有权文件中得到过表述。他们的资产，与其他领域的经济活动紧密相连。所有权文件，成为这一庞大、潜在的生产过程的可见标志。得益于这种表述，财产可以作为贷款抵押物使用。在美国，开办新型企业的一个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就是企业家房产的抵押贷款，这些财产能够作为资产所有人的信誉证明，它们是用来偿还债务、缴纳税款的保障，是建立可靠而普遍的公共管理设施的基础，也是发行有价证券（譬如背书抵押债券）的基础。这些有价证券还可以在二级市场上销售和再贴现——通过这一系列过程，西方国家最终能够为资产注入活力，并使它们成为通用的资本。

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具有这种表述体系，因此，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处于资本不足的局面。这就如同一家资本不足的公司，它发行的有价证券的价值，低于公司的收入和资产的价值。那些国家的穷人创办的企业，类似于无法依赖发行股票或债券而获得投资和资本的公司，换言之，没有上面的表述体系，他们的资产，就是一种“僵化”的资本。

的确，这些国家的穷人——他们占了全人类人口的5/6——并非一无所有，可是，他们缺少表述财产权，缺少创造成本的途径。他们有房屋，却没有所有权凭证；他们有庄稼，却没有契约；他们有企业，却没有法人地位。从回形针到核反应堆，他们能够适应西方的每一种发明，然而，由于缺少关键性的财产权表述，他们始终无法创造出充足的资本，因此在他们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正常运转。

这正是资本的秘密。要了解这个秘密，我们就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西方人通过所有权文件表述财产，就能够从财产中看到并提取资本？人类思维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之一，就是理解和掌握这些事情背后的秘密，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它们的确存在，却无法清晰地看到它们。我们都知道，并非一切真实、有用的事物都是有形的、可见的，例如，时间是真实存在的，但只有通过一只钟或一部日历进行表述，它才能够被有效地控制和利用。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创造了一系列表述方式——文字、音符、会计、复式记账法……人类用双手永远无法触摸它们，却可以凭借思维去掌握它们。通过同样的方式，从综合所有权制度和公司股票的创立者，到迈克尔·米尔肯这些资本主义制度最伟大的实践者，他们很早就能够揭示并提取被他人视为一种废物的资本，而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设计出各种灵活、新颖的方法，去表述潜藏在人类积累的资产中那些无形的潜能。

如今的你，可能正被来自乌克兰、中国和巴西的电视信号团团包围，而你根本看不见它们，同样，你也可能正被那些隐藏着无形成本的资产所包围。乌克兰的电视信号，可能因距离遥远而过于微弱，所以，你无法直接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不过，借助于一台电视机的帮助，电视信号就可以被解码成有声有形的实物，使你能够听到和看到它们。同样，资本也可以从资产当中得到提取和加工。然而，只有西方人拥有这种必需的转化体系，他们知道如何将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正因为存在这种差异，才导致西方国家能够创造出资本，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却对此无能为力。

在世界最贫穷的地区——那里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这种表述体系的缺乏，并不是某些西方国家阴谋策划、实施了某种垄断性政策的结果。而且，西方人把这种体制完全视为天经地义，以至于对于它的存在无知无觉。尽管这种体制无所不在，却没有人能够看到它——包括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在内，但他们却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拥有的财富。在他们的所有权系统内部，潜藏着固有的法律基础，所有权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就如同冰山的一角，而冰山的其余部分，由复杂的人为过程所构成。西方人能够把资产和劳动转化为资本，这一过程并不是来自一张图纸，也无法通过虚有其表的宣传手册给予描述，它的起源十分模糊，它的价值和意义，隐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潜意识之中。

为什么一种极具价值的事物，有时候会轻易地从我们的思维旁边溜走？其实，我们知道怎样运用某种技能，却不理解其中的工作原理，这种情形并不罕见。早在磁场理论获得令人满意的解释之前的很多年，水手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带有磁铁的罗盘为船只导航；早在孟德尔阐述遗传学原理之前，动物饲养者就在实践中掌握了可靠的遗传学知识。西方国家凭借充足的资本而走向繁荣，那么，那里的人们是否真的了解资本的起源？假如不了解，那也许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西方人可能缘于某种原因，不自觉地摧毁了自身力量的这一源泉。事实上，了解资本的起源，也可以使西方人做好准备，为他们自身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保护，因为目前的繁荣也许只是暂时的，危机迟早都会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再次听到全球性危机出现时，人们经常提出的一种疑问：应该由谁做主，来解决这一危机问题？假如它始终难以解决，哪些人、哪些国家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呢？

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把他们创造资本的体制视为理所当然，任由这一体制的历史处于模糊不清、不加论证的状态。他们对此无忧无虑，心满意足，实际上，它的历史必须得到发掘和证实。本书就是要重新揭示资本的起源，解释和修正贫穷国家在经济上遭遇的失败。这些失败，与文化遗产或民族基因的缺陷没有任何关系。有谁会坚持认为，在拉丁美洲与俄罗斯民族之间，存在某种“文化”的共同性呢？但是，在过去十年里，自从在没有资本的前提下构建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一天起，这两个地区就面临着同样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显著的不平等，地下经济，黑手党的泛滥，政局的不稳定，资本的流失，对于法律的极端漠视……这些问题，并非来自东正教教堂，也不是起源于古老的印加帝国。

不过，面临这些问题的，不只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1783年的美国。当时的总统乔治·华盛顿抱怨说：“匪徒们过于猖獗……他们牺牲了许多人的利益，他们掠夺并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财富。”这里所谓的“匪徒”，指的是那些占据了不属于他们的土地的非法移民和不合法创业者。在随后的100年里，非法移民为了获得土地所有权而战，采矿者也为了矿山开采权而斗争，因为当时的所有权法律在不同城市和地区存在差异，缺少平等性和一致性。为了获得财产权，年轻的美国陷入了动荡和对抗的社会漩涡中，乃至到了1820年，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对律师们能否解决这些问题深感怀疑。

非法移民、形形色色的匪徒、对于法律的极端蔑视——这些字眼今天听上去，我们是否感到有些耳熟呢？美国人和欧洲人总在提醒其他国家：“你们必须越来越像我们才行。”实际上，有些国家的确很像一个世纪前的美国——当时美国也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而政治家们面临的艰巨挑战，就像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领导者面临的挑战一样。但是，今天的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继任者们，却忘记了他们本国的历史——当时，美国西部的拓荒者也处于资本不足的局面，他们尽管在土地上定居下来，而且拥有自己的商品，却不具备这些资产的所有权文件。当时，亚当·斯密只能在黑市上购物；外地游客把硬币扔在泥泞的泰晤士河河岸上，笑眯眯地看着英国的街道顽童拼命争抢。当时，以柯尔贝尔（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为首的技术统治论者们，把1.6万个小企业经营者判处死刑，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违反法国工业法令，私自制造和进口印花棉布。

西方国家的历史，就是许多国家今天的情形。西方国家成功地使穷人进入经济领域，却忘记了这一过程是如何产生的，资本的创造是如何实现的。对于当时的情形，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描述说：“在社会和文化中，出现了惊天动地的事件，它们激发了普通人的激情和能力，这在美国的历史上前所未有。”【1】这种“惊天动地的事件”，指的就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建立广泛、正式的产权法，确立了通过法律创造资本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标志着美国人越过分界线，步入了成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历程。此时，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私人俱乐部，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潮流，让乔治·华盛顿恐惧的那些“匪徒”，也变成了美国文化推崇和爱戴的拓荒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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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却面临一种显而易见而且令人不安的悖论：资本——这一西方社会经济进步的关键要素，它得到的关注竟微乎其微！长时期遭到忽略，为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其实，资本共有5个神秘之处，我们将在下文逐一介绍。

遗漏的信息

慈善组织总在强调世界上穷人的痛苦和无助，却没有人准确记录下穷人积累资产的能力。在过去5年里，我和6个国家的100多个同行合上书本，睁大眼睛，走入4个大洲的城市和乡村，去清点那些最贫穷的社会和地区到底积累了多少财富——他们的财富数量惊人，然而，其中绝大部分只是僵化的资本。

资本的秘密

这是本书将要揭示的秘密，也是本书的核心。在过去3个世纪，资本是思想者最着迷的课题之一。马克思说过，你必须超越物理学的界限，去接触那只“下金蛋的母鸡”；亚当·斯密认为，你必须创造出“一条穿越虚无的车道”，才能接触到那只“母鸡”。可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只“母鸡”究竟躲在哪里。资本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它与金钱有怎样的关系？

政治的盲点

既然世界上有这么多僵化的资本，而且被如此多的穷人所掌握，为什么政府没有做出尝试，合理应用这一潜在的财富呢？简单地说，在过去40年里，随着全世界数十亿人口从小规模的生活范围，转移到大规模的、更有组织的生活领域，他们创造资本的基础性条件和环境，正在逐步得到确立。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迅速产生了劳动分工，并在相对贫穷的国家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工业和商业革命，而这一过程一直被我们所忽略。

美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如今，第三世界和前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情形，以前的欧洲和北美国家也曾经历过。不幸的是，由于多数国家在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遭遇了失败，这使我们产生了疑惑和误解，乃至甚至忘记了一个事实：那些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初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多年以来，从阿拉斯加到东京，我访问过发达国家的众多技术统治论者和政治家，遗憾的是，没有谁能够给出清晰、可信的答案。我最终发现，答案，其实就在他们的历史书里，其中最贴切、最现实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历史。

法律的缺陷：为什么所有权法律在西方以外没有奏效

自19世纪以来，一些国家纷纷照搬欧洲法律，为国民提供创造财富的基础构架，今天他们仍在照搬这些法律条文，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它们并没有奏效，大多数人还是无法借助于法律，将他们的资产转化为资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究竟应该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使法律发挥作用？这始终就像是一个谜。

资本的每一个秘密，将成为本书每个章节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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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资本在西方获得了成功，在其他地区却陷入了泥潭——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既然所有貌似合理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无一不遭到失败并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就有必要静下心来，客观而认真地研究资本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