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深墙大院
我出生在新中国，恰值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在经历了百年剧变和战祸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可以休养生息的建设时期。正因如此，我的父母给我取名为“伟建”。这个名字反映了我的父母辈对国家长治久安、儿子生活美好的殷切期盼。
若干年后，当我第一次见到我未来的丈母娘时，她是一家军队医院的牙医，她看我一无是处，但以她牙科医生敏锐的眼光，注意到我的牙齿很好，整齐洁白。我未来的妻子很不高兴地对她妈妈说，您以为找对象和挑牲口一样要看牙口吗？我劝慰她说不必太沮丧，我好歹还有这么一点儿可取之处。
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幸运，虽然从小到大长期营养不良，也没有很好的口腔卫生保护，但我的牙齿一点儿毛病都没有。能够想到的唯一原因是，在婴儿时期，我家的那间小屋窗户朝阳，室内通常阳光充沛，大概日光浴让我获得了足够的钙质，使我的牙齿很坚固。我脑海中留下的人生第一幅画面就是，母亲抱着我刚出生的弟弟从医院回到家里，那天窗明几净，阳光灿烂。当时我三岁半。
父母在我大约一岁的时候从山东来到北京，直到我四岁左右，我们一直都住在北京东城台基厂二条紧邻东单花园的那间阳光普照的房间里。我家只有一个小房间，父母和我们兄弟俩挤在一起。大概在1958年，我们搬到了台基厂头条6号（后来不知为何改成了14号）外贸部和海关总署的一个宿舍大院里。这个大院里有平房也有一栋灰色的楼房，都是不同年代建造的。我家住在一所平房里，因为坐落在院子的西面，称为西平房。这所平房很大，呈长方形，四边都是房间，大约20多户人家住在这所房子里，有的一家住一间，子女多的家庭住两间，共用一个厕所和水池。
这所平房曾经是旧中国海关总署办公的地方，所有房间都曾是办公室，后来新中国的海关总署把它改成了职工宿舍。我估计这所平房大概有百年的历史了，瓦顶，木板地，高天花板，很陈旧。
我家有两个房间，一大一小。我想我们之所以搬到这里，是因为我的爷爷从山东老家来北京和我的父母同住，加上我们兄弟俩，以前的那个小房间住不下了。新家的窗户也朝南，白天阳光充沛。但门前是带房檐的走廊，环绕着整所西平房，所以夏天日光照不进来，冬天阳光斜射进屋，冬暖夏凉。
宿舍大院的中间有一栋较新的灰色公寓楼，四五层高，是局级干部的宿舍。大院的另一侧有几间看似军营的建筑。最东边是一个礼堂，叫海关礼堂。院子的中间是形状不规则的开阔地，有两三个网球场那么大，四周长着一些榆树和柳树，还有一棵在北京很少见的银杏树。银杏树大概是木本植物当中最独特的一种，雌雄分株，我不知道院子中的银杏树是雌还是雄，但单株无法结果。我看着这棵银杏树长大，见到银杏树可以辨别出来，但一直到成年很久以后，才见到银杏果是什么样子。
1958年在新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尽管我几乎记不起家中的任何事情，但却清晰地记得发生在我周围的那些事。它们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如此不同寻常和激动人心，以至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始于那一年的“大跃进”运动，旨在动员全国力量和资源，加速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农业和工业产值，并推动中国迅速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大跃进”的一个口号就是“大炼钢铁”。全国各地，城市农村、机关厂房、居民大院，到处建起小高炉“土法炼钢”。这些小土炉是砖头和泥土搭建起来的，非常简易，下面填煤烧火，风箱助燃，上面一个烟囱，向炉内扔进去废钢烂铁，烈火烧化之后，铁水流出，冷却后变成铁锭，就算是炼成了。
我亲眼看见的炼钢小土炉，建在我们大院的空地上，只有不到两米高，大小和形状很像今天体育用品商店里小号的野营帐篷。很快，全国各地都疯狂搭建起这样的土造炼钢炉。大人小孩挨家挨户地搜罗废钢烂铁，没有废钢烂铁就砸好的钢铁制品。记得我家唯一的铁制品是做饭的炉子，炉子四周有一圈装饰的铁圈，我们把它砸下来，当做废铁贡献给了炼钢炉。
那时我四五岁，蹦蹦跳跳地跟在大人后面看热闹，有时也会帮忙，搬一些小块儿东西，一群孩子帮助大人将废钢烂铁运到高炉熔化。火、烟、成堆的废铁和煤、忙着搬运或做这做那的人群——尤其是那些喧闹声——都令人异常兴奋。孩子们围着小土炉跑来跑去，比过春节还热闹。
我不记得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但一定是不短的时间，以至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人们健康状况，1958年与“大跃进”同时还开展了另一场运动——除“四害”。“四害”指的是蚊子、苍蝇、老鼠和麻雀。
全国人民都被动员起来。北京过去有许多蚊蝇，除“四害”的时候，家家户户要经常喷洒或熏蒸杀虫剂灭蚊蝇。每每此时，我们都会待在户外，到处跑跑跳跳。我家住的西平房很旧，年久失修，屋顶上有老鼠，有时夜里我能听到它们窸窸窣窣跑来跑去的声音。捕鼠器和毒药是用于捕杀它们的常规“武器”。有些时候，我们被大人警告待在室内，因为整个城市都被杀虫的烟雾所笼罩。我们还制作了捕蝇器，用几根木棍支成一个小“金字塔”，四周包上纱窗，下面空着，稍微支离地面，里面放个烂鱼头，苍蝇就会蜂拥而至。苍蝇只会往上飞，不会横飞，所以进得去出不来。
我年纪小，常常盯着苍蝇蚊子观察，久而久之，对于苍蝇蚊子的习性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来和未来的妻子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一只苍蝇飞过来，我瞬间伸手将苍蝇抓住。她大吃一惊，问我如何练就此等神技。其实不光是我手快，而是我知道苍蝇会向哪个方向飞，所以轻而易举地抓住。还有一次，看见一只蚊子，她伸手要打，我说不必，那是只公蚊子，不叮人的。我可以从两三米之外分辨蚊子的雌雄。也许就是这些从小练就的本领捕获了她的芳心。
但在一个小孩看来，除“四害”运动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打麻雀。燕子是候鸟，随着季节而长途迁徙可以远走高飞；麻雀是留鸟，只会短程飞行，飞一段必须落下来休息。打麻雀的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人，发出巨大的噪声，挥舞着旗帜，敲锣打鼓。尽管城市很大，但没有鸟儿的藏身落脚之地，鼎沸的人群使麻雀和所有的小鸟陷入恐慌，它们像射出的箭一样四处飞蹿，寻找安全的地方。有只小鸟疲惫不堪地落在屋檐的一角，但是屋顶上下都有人，人群冲向那只鸟向它扔石头，迫使它再次起飞。过了一会儿，疲惫的鸟儿开始一只接一只地从天空坠落下来。那也是一个奇观，此前和此后我都没有见过飞鸟突然从空中直直地栽到地面。每当一只鸟掉下来，人们都会蜂拥而上去捉它。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我和其他孩子一起跑来跑去，大喊大叫，向鸟儿扔石子，玩得很开心。
那时，鸟类基本上从北京消失了。这是一场全国性运动，所有人口聚集的地方都开展了类似的行动。我不知道在农村人们怎么办，那里地广人稀。我后来曾看到年画，描绘农民和他们的小孩在打谷场上撒些粮食并在上方支起箩筐捕捉麻雀的画面。这真是天罗地网，无处遁逃。
很快，人们就发现麻雀和其他鸟类实际上是益鸟，而非害鸟。尽管它们秋天可能吃粮食，但春天和夏天吃祸害庄稼的害虫，比如蝗虫之类。鸟被杀光，昆虫失去了天敌，泛滥成灾，造成了农作物毁灭性的减产。
我小时候，每年春天都会有成群的燕子来到这座城市，四处翻飞。故宫、城楼等古建筑必须用铁丝网保护，以防燕子在屋檐下筑巢。现在，燕子在北京基本绝迹。蝙蝠更是如此。过去，北京夏天有很多蝙蝠，它们从黄昏到深夜四处飞翔，捕捉飞虫；还有蜻蜓，快下雨的时候，它们成群结队地在低空盘旋，有的孩子拿着捕虫网捕捉。现在，和燕子一样，昼伏夜出的蝙蝠和美丽的蜻蜓从北京基本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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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年，家里缺吃的，我和其他小朋友在院子的四周挖野菜。那时北京四处长草，因而可以找到一些野菜。大院里有几棵榆树，我就和其他孩子一起摘榆钱。网上对榆钱的定义是，“榆树的翅果。形状似钱而小，色白成串，因其形圆薄如钱币，故而得名”。榆钱就是榆树的果实，可以吃，但不好吃。我在树下捡起被大孩子们用长杆子打下来的榆钱，带回家。母亲把榆钱和玉米面混在一起煮，或者蒸成窝头。我大概吃过几口榆钱，但不记得了，只知道母亲把好吃的都留给孩子、爷爷和父亲，她自己剩下什么吃什么，剩下多少吃多少。因为营养不良，母亲患了浮肿，腿上的肉一按一个坑，当时我懵懵懂懂，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榆钱和野菜也许帮了母亲的忙，因为任何一点食物都是非常珍贵的。还记得山东老家的亲戚让人给她带来一小袋萝卜干，她高兴得不得了，我尝了尝，觉得一点儿都不好吃。
有一天，父亲带了一对灰色小兔子回家。我很喜欢它们。我们在门外走廊的尽头靠墙处搭了个窝，把兔子关在那里。父亲和我到大院的犄角旮旯拔野草回来喂兔子。从那以后，我经常出去拔草喂兔子。
有一次，我和弟弟一起到崇文门城墙和护城河之间的草地去拔草，一直到天黑才回家。到家后才发现，我带的手电筒不见了。那时在我家手电筒算贵重物品。父亲大怒，命我回去找。城墙边上一大片草地，手电筒不知掉在何处，黑夜之中，一边城墙高耸，另一边护城河哗哗流水，四周一个人影都没有，幸亏我胆大，不然会被吓死。我在草丛中摸索了很久，根本没有手电筒的踪影。我绝望了，一屁股坐在草丛中放声大哭。恰在此时，我感到一个硬东西硌到了屁股，伸手一摸，正是我的手电筒。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大喜过望，拿着手电筒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兔子很快长大了。不久，兔妈妈生了一窝小兔。当小兔长大后，父亲一般会在星期天宰杀一只兔子，母亲烧兔肉给我们吃。也因此，在大饥荒期间我们不时还能吃到肉。父亲厌恶宰杀动物，但他别无选择。他从来不吃他宰杀的兔肉，一口都不沾。
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熬过这段“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来许多朋友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当时也患了浮肿。作为孩子，我没有体会到当时的艰难，父母一定是省出了自己的口粮，以确保孩子们不饿肚子。但我清晰地记得，有一回，妈妈把我拉到一旁，偷偷把一个煮鸡蛋塞到我手里，嘱咐我马上吃掉，不要让别人知道。可见当时一只鸡蛋都是极其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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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出生在山东的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受过一些基础教育，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尽管如此，他书法娴熟，字体刚劲。他喜读古书，从正史如《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到雅俗共赏的《拍案惊奇》《三国演义》之类的书他都看过。我爱读书，应该是受到了他的影响。虽然在我小的时候，他的那些文言文的书我大多读不懂。
山东曾是一个穷省。在旧中国，那里经常闹饥荒，也因此导致大量人口出去逃荒、“闯关东”。清朝的时候，统治者将辽东视为龙兴之地，也当作大后方，所以禁止中原的汉人迁徙过去。因此清朝灭亡之后，东北仍然地广人稀，生存空间大，所以一到荒年，许多山东人都扶老携幼“闯关东”，甚至一路闯到朝鲜半岛。胶东半岛的最东边与韩国的仁川港在海上的直线距离大约400公里，走海路可以直达。1986年我第一次访韩时，惊讶地听到中餐馆的老板操着和我父母同样的胶东口音。
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逃荒闯到关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4年加入了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青岛海关工作，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和母亲一起调到北京，在海关总署工作。他除了阅读《古文观止》这样的古书，好像并没有其他爱好。
在我小时候，父亲有时读书给我们听，我非常喜欢。但这种好事并不常有。他吸烟很凶，一支接一支，常常用未掐灭的烟头点燃一支新香烟。读故事时，他不停地抽，我常常在烟雾弥漫中入睡。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十几岁的时候，当我向他讲述一件事时，他问我是否有人告诉过我，我说话很啰唆。从此，我就尽量不浪费口舌。我总想去取悦他，想让他为我感到骄傲。虽然我感觉他对我取得的每一个小小成就都很高兴，听到我考试成绩好，他的脸上就会绽放微笑，但是从小到大，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表扬过我，一次都没有。
母亲也是在山东一个贫困的村庄长大。1945年，她才17岁就加入了活跃在家乡附近的共产党部队。母亲比父亲小差不多10岁。她说，父亲求婚时，可能瞒报了岁数。母亲在外贸部工作，担任秘书。
母亲是我见过的最温柔的女人。她生性善良，连一只虫子也不肯伤害——也不让我伤害。她有着强烈的是非观，这对我影响很大，也给她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工作努力，在家也一刻不停地忙碌。我脑子里充满了儿时父亲坐在椅子上看书的印象，却没有母亲坐在椅子上的任何记忆。她要是坐着，就是坐在凳子上吃饭，或坐在小板凳上弓着身子在盆里洗衣服，好像永远闲不下来。每顿饭，她都吃得很慢，用筷子把食物夹到我们的碗里，等着我们大家都吃完，她再把桌上剩下的东西吃掉，往往颗粒不剩。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帮她洗衣做饭，因为我不忍看着她总是在干活。
和父亲一样，母亲可能受教育程度也是小学水平。但是她很会写作，字迹工整漂亮。那时候周末只有星期日一天，无论冬夏，她都会在冷水中洗全家人的衣服。她还要做饭，所以没有时间带我们去游玩。在我8岁多的一个星期天，她带我和弟弟去北海公园，我们在湖边照了一张照片。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她带我们出去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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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所住的胡同台基厂头条是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一部分，台基厂共有三条胡同。北京城历史悠久，而台基厂和东交民巷有着独特的历史。虽然我在那里长大，但那时对那块地方的历史一无所知，只是后来才了解到。
台基厂曾是明初营建紫禁城时准备石材、制作“台基”的场地，故名“台基厂”。“台基”就是故宫里的石台石阶。但到了清末，这条胡同改了名字，以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的名字命名，叫“赫德路”。直到今天，胡同西北角的墙上还保留着法文路名——RUE HART，清晰可见。据说这是北京唯一留存下来的外文路名，现在虽然已经不再使用。
赫德是个奇人，本来是英国外交官，但应聘加入了大清国的海关税收衙门，先任海关总税务副司，很快升任海关总税务司。这个官很大，相当于兼任全国海关总署署长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按说这个是肥缺，但清廷深知自己的官员腐败，一个也信不过，况且搞海关还要精通洋务，所以任命了赫德。
清廷对赫德的看重也是空前绝后的。1863年（同治二年）11月30日清政府任命他为海关总税务司。1864年（同治三年）加按察使衔，成为正三品大员。1869年（同治八年）晋布政使衔，官阶从二品。他的官职可不是洋人强加的，而是清政府聘任的。实际上，在当时的税务和海关部门，雇用了很多洋人，这当然和赫德不无关系，但是招聘的标准是任人唯贤，尤其注重清廉。可见，清政府也有开明和开放的一面。
赫德不负众望，建立了中国现代的海关和关税制度。他建议并主持购买军舰建立北洋海军。据百科全书记载，1889年（光绪十五年），“藏兵在哲孟雄作乱，英军乘势介入，赫德遣其弟税务司赫政驰往，与驻藏大臣会筹划界诸事，谈判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出面与李鸿章合作代表清廷与洋人谈判，“尽力维护中国利益以求达到中国能够承受的议和条件”。因为他是总税务司，最了解大清国的家底儿，他说办不到的事情，八国联军的代表也无可奈何。此后晋太子少保（正二品）。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他被召入觐，赐“福”字。我不知道这个洋人入觐皇上是否要行三跪九叩之礼。
赫德在任半个世纪，直到辛亥革命的前一年1910年，才因病去职，于次年9月20日病逝于英国。此时离辛亥革命爆发仅仅20天。清廷追赐优恤、加尚书衔、太子太保，估计是清廷最后加赐的尚书（部长级）、太子太保（从一品）。可以说，他和他所效忠的清廷一起寿终正寝。
赫德当初的住宅，就在曾经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现在搬到通州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时期被焚毁。我估计他的办公地点就是旧中国的海关，即我家住的西平房（如果他确实在此办公，他的办公室应该就设在我家，因为我家是西平房唯一的一套两间相连且朝阳的房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院子门前的胡同被命名为赫德路。大概到新中国成立后胡同的名字才恢复成台基厂头条。中国至少还有两条赫德路：一条是上海静安区的赫德路（Hart Road），现已改名为常德路；另一条是香港的赫德道（Hart Avenue），位于九龙的尖沙咀。
我家住在那里并非偶然。父亲在海关总署工作，以前的旧海关改成了新海关的职工宿舍。
东交民巷这一地区，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东单公园，北临东长安街，南至崇文门城墙，从清代起就是外国使馆区。我们院子的对面是匈牙利大使馆，相当地气派。以前义和团攻打的使馆区就是此地，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现在崇文门一线的城墙完全消失了，代之以“前三门大街”，“前三门”就是指以前的崇文门（老北京人也称其为哈德门）、前门和宣武门三座城门。1966年拆除崇文门，发现上面的箭楼是明代建筑，用的是珍稀的金丝楠木。这是很可惜的，北京城内少有明代的建筑保存下来。明代的亲王按规定要“就藩”，离开北京去他们的封地居住，所以北京只有清代而无明代的王府，紫禁城内的明代宫殿，被李自成一把火烧掉了，所以遗留下来的也是清代的建筑。大概唯一的例外是位于禄米仓的智化寺，它是明英宗时大太监王振的家庙。
以前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如雄伟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高大的牌楼，现在都不见了，北京也基本失去了其独特的古城、皇城的韵味，取而代之的是通衢大道、高楼大厦。老北京被现代的潮流湮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