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沙陀的兴起与东迁——从西域到代北

一、沙陀之起

根据史书记载，沙陀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的一支。所谓“别部”，一般解释为“氏族的分支”。史书中往往也将沙陀称作“沙陀突厥”，可见其应当与突厥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至少在文化上有相近的关系。不过，沙陀人似乎在极力撇清或回避与突厥的关系，提及自己的先世，或称其“先祖拔野”，或称“四代祖益度，薛延陀国君”。拔野，欧阳修认为即“拔野古”，与薛延陀均为铁勒诸部之一，后都役属于突厥。

突厥是公元6世纪中叶兴起于金山（即今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南面的一个部族，公元552年建立汗国，第一位可汗土门，自称伊利可汗，可汗牙帐建立在鄂尔浑河上游的乌德鞬山北部。乌德鞬山又称郁督军山、于都斤山，即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隋文帝开皇二年（582），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大体上以金山为界，金山以东为东突厥的统辖范围，金山以西为西突厥的统辖范围。

西突厥主要的组成部分是突厥十姓部落，即左厢五咄陆部和右厢五弩失毕部。此外，在其强盛时期，还役属了铁勒、葛逻禄、处月、处密等“别部”。处月部中也包括了若干个小的部落，已知的有预支部、射脾部和沙陀（朱邪）部，其中沙陀（朱邪）部有六七千帐（家），三万余人。

沙陀人早期的活动地域，据《新唐书·沙陀传》等史籍记载：“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金娑山即今新疆境内的博格达山（亦称博格多山）。“金娑山之阳”，即山的南部；蒲类，或指县，或指海。蒲类县设置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治所在今新疆奇台县东北部的唐朝墩古城。蒲类海即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部的巴里坤湖。

从今天的地理地貌看，在“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并没有什么“大碛”（大沙漠），相反，这里有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大绿洲，水草丰美，森林茂密，“大碛”恰恰是在金娑山之阴，蒲类之西，即今乌鲁木齐北部准格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唐朝距离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自然地理地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似乎不至于使一座大沙漠从“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飞越至金娑山之阴，蒲类之西。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新唐书·沙陀传》等史籍所记述的“沙陀碛”在金娑山、蒲类一带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方位上可能是不确的。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唐时期图组）将“沙陀碛”的位置标记在了金娑山之阴（北）、蒲类之西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带，应当是正确的。唐朝以沙陀部落设置的金满州都督府，正是在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部边缘的吉木萨尔和奇台县一带。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也就是唐代称作“沙陀碛”的周边，分布着一些绿洲，沙陀人就生活在这里，这也正是沙陀突厥得名的由来。当然，沙陀人当时尚处于游牧部落制阶段，因此他们的居住地点也是飘忽不定的，包括当时的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一带）、伊州（今新疆哈密一带）和瓜州（今甘肃安西一带）等地都留下了他们活动的痕迹。

按照欧阳修《新五代史·后唐庄宗纪》的说法，沙陀李克用、李存勖的先世，出于西突厥，本号朱邪，至其后世，别自号曰沙陀，而以朱邪为姓。司马光《资治通鉴》赞同这一说法，云：“沙陀姓朱耶，世居沙陀碛，因以为名。”也就是说，沙陀人本姓朱邪，沙陀只是他们的号。

不过，后来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了一件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时朱邪部落首领阙俟斤朱邪波德向西州都督府请领纸张的牒文，此外，史籍在记载安史之乱时助唐平叛的部落中，也同时出现了朱邪和沙陀的名称。因此有学者认为，朱邪和沙陀早期曾是两个部落，到后来才合并成为一个部落。

而元人耶律铸对于“朱邪”和“沙陀”又有另外一种解读，其在《涿邪山》一诗注中云：

涿邪山者，其山在涿邪中也。涿邪后声转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处月部居金娑山之阳，皆沙漠碛卤地也……即今华夏犹呼沙漠为沙陀，突厥诸部遗俗，至今亦呼其碛卤为朱邪，又声转为处月，今又语讹声转而为川阙。

按照耶律铸的说法，则朱邪、处月、沙陀，都来自“涿邪”这一词汇，本为沙漠之意。

在史籍中，最早出现的以“朱邪”为姓氏的人名或部落名，大约可以上溯到朱邪阙俟斤阿厥。据《新唐书·沙陀传》记载：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来降，唐朝以其地设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都督，徙其部落于庭州莫贺城（故址在今新疆阜康东），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亦请内属。阿史那贺鲁降唐的时间是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俟斤”为部落首领称号，可见“朱邪阙俟斤”阿厥是当时的一个部落首领。

比阿厥稍晚一些的有朱邪孤注，他是在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因杀害唐朝的招慰使单道惠，与阿史那贺鲁联合叛唐而被唐将梁建方所杀的。这场战役是在一个叫作“牢山”的地方进行的，打得非常惨烈，唐军斩首九千余级，掳渠帅六十余人，俘生口一万余人。朱邪孤注是否继阿厥为朱邪部俟斤，已无从考证，不过他是朱邪部人甚至为部落首领，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而就在朱邪孤注与阿史那贺鲁联合反唐时，射脾部俟斤沙陀那速没有随从，于是唐朝廷便将原来由阿史那贺鲁所担任的瑶池都督授予沙陀那速。次年，唐又废除瑶池都督府，在处月地界设置金满、沙陀二州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

唐朝从太宗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置西伊州（后改称伊州，治所在今新疆哈密）后，即开始了对西域地区的经营。经过近三十年的争斗，到高宗显庆二年（657），唐终于灭掉西突厥，建立起了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在此期间，唐先后设置了安西（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后移至今库车）、北庭（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土城子）两大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机构，统领当地府州，金满、沙陀二羁縻州即在北庭都护府的统领之下。“羁縻府州”是一种高度自治的民族区域自治机构，但其要在唐朝边州都护府或都督府的统领之下，这也标志着唐朝在羁縻府州内行使了有效统治。

顺便说明一下，与羁縻府州相对应的，是所谓的“正州”或称“经制州”，多设置在内地，不过西域地区的西州、伊州也属于正州级建制。二者的主要区别，一是正州是按地域设置，羁縻府州则是按部落设置；二是正州的州府长官均由朝廷派出，并到期迁转，而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都由部落酋长担任，并可以世袭。有唐一代，正州级机构设置的有三百多个，而羁縻府州设置的数量前后多达一千多个。

由于与中央王朝的交往甚少，长期以来，沙陀人一直默默无闻，没有太多的事迹被记录下来，以至于人们甚至忘记了他们的姓氏（或部号），而以其居住地“沙陀”名之。在唐高宗龙朔二年（662）薛仁贵西征铁勒时，沙陀酋长金山曾率领部落兵协同作战，因功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之职，迁于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因此史籍也出现了沙陀先人“家于瓜州”的记载。

墨离军是唐前期设置的重要军事据点之一，关于它的位置，史籍多记载在瓜州西北一千里，也有学者认为在瓜州西北十里，“一千”为“一十”之误。之后，沙陀金山又几度有功于唐室，在武则天长安二年（702），获得了金满州都督、张掖郡公的册封，沙陀人又迁回了故地，也就是今新疆吉木萨尔县的北庭古城一带。沙陀金山在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底入朝，不久卒于长安，葬于今西安旧城北面的龙首原。

沙陀金山死后，子辅国继嗣。沙陀辅国曾任金满州都督、贺兰军大使，亦曾率部至长安朝见唐玄宗，被授予左羽林卫大将军，封永寿郡王，其母鼠尼施氏，为西突厥五咄陆部人，封鄯国夫人。所以，即使沙陀人的先世与西突厥无关，其后人身上也有突厥人的血统。沙陀辅国死后，子骨咄支继嗣。安史之乱中，沙陀骨咄支曾随唐肃宗李亨平叛，立下功劳，肃宗授予他特进、骁卫上将军。沙陀骨咄支死后，子朱邪尽忠继嗣，封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至此，沙陀人明确了自己的姓氏——朱邪，我们也可以对其先世大致列出如下一个世系：

朱邪阿厥？——朱邪孤注？——沙陀金山——沙陀辅国——沙陀骨咄支——朱邪尽忠——思葛（葛勒阿波？）——朱邪执宜——朱邪赤心

然而，对于沙陀朱邪姓氏的由来，宋人还有两个非常有趣的说法。一个是陶岳的《五代史补》，其云：

太祖武皇（李克用）本朱耶赤心之后，沙陀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雕窝）中，酋长以其异生，诸族传养之，遂以“诸爷”为氏，言非一父所养也。其后言讹，以“诸”为“朱”，以“爷”为“耶”。

即“朱耶”（同“朱邪”）是由“诸爷”而“非一父所养”而来。

另一个是钱易的《南部新书》，其云：

朱耶赤心者，或云：“其先塞上人，多以骑猎为业。胡人三十辈于大山中，见飞鸟甚众，鸠（聚集）于一谷中。众胡就之，见一小儿，约才二岁已来，众鸟衔果实而饲之。众胡异之，遂收而众递（轮替）养之。成长求姓，众云：‘诸人共育得大，遂以诸耶为姓。’言朱耶者，讹也。”

同样，“朱耶”是由“诸耶”即“诸人共育得大”而来。都甚为荒诞，权当笑话。

二、沙陀东迁

沙陀发展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是从其东迁开始的。而沙陀人的东迁，又与吐蕃有着密切的关系。

公元七世纪前后，建立在今西藏以及青海一带的吐蕃王朝开始强盛。虽然唐王朝曾先后将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与吐蕃赞普（国王）松赞干布和赤带珠丹（赤德祖赞），彼此结成了舅甥关系，但双方的争夺、冲突始终不断，西域地区即是唐蕃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

在唐与吐蕃的争夺中，沙陀人与唐朝北庭都护府一起，共同抵御吐蕃的进犯。而就在此时，兴起于漠北的回纥（回鹘）也开始向西域地区扩张。回纥与唐朝有一定的隶属关系，唐曾在回纥部落设置瀚海都督府。安史之乱中，回纥更是协助唐朝平定了叛乱。沙陀与回纥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天宝年间，沙陀骨咄支曾担任回纥副都护，以后又长期依附于回纥，以至时人或后人甚至将回纥人当作沙陀人的祖先，如当时的吐蕃人就说“沙陀本回纥部人”；宋人孙光宪所著的《北梦琐言》中也说：“河东李克用，其先回纥部人，世为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职。”当代学者也有将回鹘作为沙陀的族源的观点。于是，沙陀在一定程度上又协调和拉近了回纥与北庭的关系，三方联合，一起抗御吐蕃。如在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吐蕃进攻唐北庭都护府时，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就曾劝说回鹘忠贞可汗派兵去救援北庭，忠贞可汗遂派大将颉干迦斯与朱邪尽忠率兵前往救援。

当然，回鹘的救援并没能挽救北庭陷落的命运，贞元六年（790），吐蕃攻陷了唐北庭都护府，沙陀人也跟着投降了吐蕃。吐蕃将沙陀部落六千帐迁往甘州地区。这是沙陀人的第一次东迁。

甘州的治所在今甘肃张掖市，但吐蕃人不大可能将沙陀人安置在甘州治所，而是将他们安排到对唐朝的第一道防线。《新五代史》卷七四记载，后晋天福三年（938），高居诲出使于阗国，其行记中说：“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氏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遗族也。”南山即祁连山。此“鹿角山沙陀”，当是沙陀大队人马迁走后遗留的部分，也就是说，贞元六年吐蕃将沙陀部落六千帐迁往甘州后，就被安置在甘州南山百余里处。如果从后来吐蕃怀疑沙陀勾结回纥人攻破凉州城（今甘肃武威）的情况看，此“甘州南山百余里”，当在祁连山东部甘州与凉州接壤的祁连城或大斗拔谷一带，即今甘肃民乐县东南一带，这里自古为河西走廊通往青海湟中最便捷的通道。

吐蕃以沙陀首领朱邪尽忠为军大论，也就是军使，为其效力。吐蕃每与唐朝争战，都以沙陀人作为前锋，沙陀人死伤众多。而且吐蕃又对沙陀部落横征暴敛，沙陀族人无法忍受。后来回纥攻破吐蕃占据的凉州城，吐蕃怀疑是“尽忠持两端”，“贰于回鹘”，勾结回纥人所致，打算迁其于河外苦寒之地（约为黄河以西的今青海一带地区），沙陀举族愁怨。于是，朱邪尽忠与其子朱邪执宜商量对策。朱邪执宜说：“吾家世为唐臣，不幸陷虏，为他效命，反见猜嫌，不如乘其不意，复归本朝（唐朝）。”所谓“世为唐臣”，应该是从沙陀、金满二羁縻都督府的设置或沙陀金山以来算起。朱邪尽忠同意，遂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投靠了唐灵武（朔方）节度使范希朝。这是沙陀人的第二次东迁。

由甘州到灵州的直线距离不过数百里，然而史书却记载沙陀人走了三千里的路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沙陀人在东迁过程中遭到了吐蕃军队的拦截，从而边战边行，走了一条非常迂回曲折又艰难的道路。

根据史书的记载，沙陀人本来是想从甘州出发北行，“循乌德鞬山而东”，经过回纥人占据的漠北地区进入唐朝境内，这也是当时北庭、安西都护府向唐朝廷奏事时经常走的一条道路，即所谓的“回纥道”。然而沙陀人出发不久，“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于是不得不兵分两路，一路由朱邪尽忠、朱邪执宜父子率领，转而向南，“自洮河（即今甘肃临洮一带）转战至石门关（在今宁夏固原西北），委曲三千里”，最后抵达灵州；另一路则由朱邪尽忠之弟葛勒阿波率领，辗转到达了振武军（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

沙陀人在这次东迁过程中，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凡数百战”，首领朱邪尽忠战死，朱邪执宜挟护着其父的灵车边战边行，其本人也是遍体鳞伤。沙陀人从甘州出发之时，有三万余人，而到达灵州时，只剩下一万或不到一万人，其余都在途中战死或走失。

范希朝是当时的名将，为政清廉，治边有方，又善待边疆各少数民族，所以沙陀人选择前去投靠他。果然，范希朝为沙陀人购买牛羊，扩大畜牧，善待他们。又奏请以太原防秋兵六百人衣粮给沙陀，得到朝廷的允许。不过，沙陀人在灵州并没有待多久，元和四年（809）六月，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他们随范希朝一起进入河东。范希朝挑选出一千两百名沙陀劲骑充实到河东军中，其余部众则由朱邪执宜率领，安置在了代北地区。这是沙陀人的第三次东迁。

所谓“代北”，古代泛指代郡或代州以北地区。代郡始置于战国，治所在今河北蔚县代王城；代州始置于隋代，治所在今山西代县，所以代北地区包括了今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地区。唐朝时期，设置在代北地区的行政建置有代、朔（治今山西朔州）、蔚（初治今山西灵丘，后移治今河北蔚县）、云（治今山西大同）、胜（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十二连古城）等州以及单于都护府（后于此设振武军节度使，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上土城）。五代时，又在这里设置了应州（治今山西应县）、寰州（治今山西朔州东部）。

但是，对于沙陀人安置的具体地点，史籍又有不同记载，《新唐书·沙陀传》说是“处余众于定襄川”，又说“执宜乃保神武川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此处“阴山”，《中国大百科全书》订正为“陉山”，甚是）；《新五代史·唐庄宗纪》则云：“居之定襄神武川新城。”

神武川，一般认为就是现在桑干河沿岸山西山阴、应县、怀仁、浑源一带的川地，北魏时设置的神武郡，隋代设置的神武县，都在今应县与山阴县之间，神武郡、神武县应该都与神武川有所关联。

黄花堆，北魏、北齐时名黄瓜堆，隋唐以后称黄花堆、黄花岭，现在称黄花梁，《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记在应县西北、山阴东北。

新城，按照元人胡三省的解释：“神堆在云州城南，新城又在神堆东南，神堆，即神武川之黄花堆，新城在其侧，盖（李）克用祖执宜保黄花堆时所筑也。”而孙光宪《北梦琐言》则云，朱邪执宜“后迁于神武川黄花堆之别墅，即今（按即宋代）应州是也”。宋代的应州，也就是今应县。孙光宪所谓“黄花堆之别墅”，当即黄花堆之“新城”。如果这样理解不误的话，则新城就建立在黄花堆之上，有学者推测即在今应县大黄巍乡栗家坊村一带。

唐朝廷将沙陀人安置在代北地区，是为了让其守护北部边疆。

本来，唐前期对北部边疆地区有着比较严密的防御管理体系，以设置在太原的天兵军为起点，由内及外或由南向北先后设置了承天军，大同军，横野军，岢岚军，云中守捉，清塞军，天成军，武周城，静边军以及东、中、西三受降城，振武军，天德军等多重军事机构，屯兵把守。但到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北边防御体系大为削弱乃至于瘫痪，许多军城废置，保留的几个也是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唐朝廷便不得不以其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去换取蕃部的军事资源，更多地依靠内附的部族兵来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宁稳定，即所谓“以夷制夷”或“以内蕃制外蕃”了。沙陀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蕃部力量。

神武川黄花堆一带应该属于唐王朝的第二道边防线，在它北部的振武军、天德军即阴山一带以及与吐蕃势力接壤的“河西”（今宁夏一带）为第一道防线。因此一旦一线边疆有事，沙陀人也往往被抽调去防边御敌，如元和八年（813）回鹘过漠南，攻取唐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乌加河北岸圐圙补隆古城）、柳谷地，唐宪宗即令朱邪执宜率部屯守天德军（现淹没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湖底）以防备；文宗开成年间，沙陀人也多次随振武节度使刘沔打击党项对振武、河西一带的侵扰。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唐王朝对回鹘的防御打击中，沙陀人更是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

朱邪执宜也曾多次率领沙陀兵到内地参加平定藩镇的战争，元和五年（810），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反叛，唐宪宗命河东等四藩镇讨伐，朱邪执宜即率沙陀军七百人为前锋。史书曾这样描述沙陀人在战斗中的表现：王承宗以数万众埋伏在木刀沟，与朱邪执宜沙陀兵相遇。成德镇兵万箭齐发，飞矢如雨，朱邪执宜冒着箭雨，率军横贯敌阵鏖战，唐将李光颜等乘机出击，大败成德镇兵。战争结束后，朱邪执宜因功升迁蔚州刺史。元和九年至十二年（814—817）讨伐淮西镇吴元济、长庆元年（821）再次讨伐成德镇王承宗，朱邪执宜均率部参加，屡立战功。文宗大和元年（827），成德镇王承宗再次与朝廷对抗，遣使者携带重礼贿赂朱邪执宜，欲与之连兵，遭到朱邪执宜的坚决拒绝。朱邪执宜后留朝宿卫，任金吾卫将军，朝廷赐以锦彩银器，赐第于长安亲仁坊。

唐文宗大和四年（830），柳公绰出任河东节度使，得知沙陀人骁勇善战，“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遂奏请以沙陀部设置代北行营，任朱邪执宜为阴山都督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于云、朔二州塞下，捍御北边。塞下有废弃军府十一处，朱邪执宜派人修复，招募部落三千人分别把守，史称“自是杂虏不敢犯塞”。

柳公绰与朱邪执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朱邪执宜每来谒见，柳公绰均设宴招待。朱邪执宜神彩严整，进退有礼，深得柳公绰赞赏，曾对僚佐说：“执宜外严而内宽，言徐而理当，福禄人也。”而朱邪执宜的母亲妻子入见，柳公绰也令夫人陪同饮酒，并赠送礼品。朱邪执宜甚是感恩，遂为之尽力。

朱邪执宜统率沙陀部落近三十年，约于唐文宗开成年间去世，死后葬于代州雁门县（今山西代县），墓曰永兴陵。其子朱邪赤心接替了他的位置。至李存勖建立后唐后，追奉朱邪执宜为昭烈皇帝，庙号懿祖。

三、朱邪赤心（李国昌）的赐姓与封帅

朱邪赤心接替其父的位置后，继续为唐王朝效力，他曾率沙陀部落参加了唐武宗时期对回鹘和昭义镇的战争：击回鹘，败乌介可汗于杀胡山；伐昭义，破石会，下天井，擒杨弁，因功升迁朔州刺史、代北军使。唐宣宗时党项及回鹘连兵侵扰河西，朱邪赤心又随河东节度使王宰出征，任前锋，所向披靡，勇冠诸军，被吐蕃誉为“赤马将军”，说：“吾见赤马将军火生头上。”史称沙陀在臣属吐蕃时，吐蕃倚赖沙陀骑兵，常侵犯唐边境。及其归属唐朝，吐蕃由是亦衰。虽未免有些夸张，却也说明沙陀骑兵确实是一支勇猛善战的队伍。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唐收复被吐蕃占领的秦（治今甘肃秦安北）、原（治今宁夏固原）、安乐（治今宁夏同心东北）三州和石门、六盘等七关后，罢征西戍卒，朱邪赤心回到代北，被任命为蔚州刺史、云州守捉使。

在唐懿宗咸通九年（868）镇压庞勋的战争中，朱邪赤心建立大功，从而被唐朝廷赐予李唐国姓。《新编五代史平话》中有一首赞美他的诗句：

夷方大碛号沙陀，部族骁雄勇力多。

一自天朝赐名氏，赤心报国义难磨。

朱邪赤心的名字大约确有“赤心报国”的含义，不过如上所述，他的“赤心报国”在其“赐名”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咸通九年七月，戍守桂州（今广西桂林）的徐州籍士卒因不得按期归还，从而发生哗变，推举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自行向徐州北还。沿途不断有贫苦农民和流亡军人加入，于是由一场兵变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朝廷派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等十八大将，分率十道藩镇之兵七万余人前往镇压。康承训奏请以沙陀三部落以及吐谷浑、达靼、契苾等各族酋长率领其部众自随，朝廷允许。朱邪赤心遂率领三千人马出征，进入十八大将军之列，职衔是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等军使，包括达靼、契苾、吐谷浑等部落兵都在他的指挥之下。善于骑射的沙陀军在战斗中顽强拼搏，起到了冲锋陷阵先锋军的作用，参战的藩镇之兵都佩服其骁勇。从《资治通鉴》所记述的咸通十年（869）二月的两次战斗，可见沙陀骑兵的勇猛表现：

唐官军统帅康承训率领部下一千人渡涣水，被庞勋伏兵包围。危急关头，朱邪赤心率五百骑策马加鞭，冲入包围，救出康承训，庞勋兵势披靡，官军合击败之。

庞勋部将王弘立曾击败官军戴可师的三万大军，于是骄傲轻敌，请独自率所部三万人破康承训。二月己亥，王弘立渡过濉水，包围了康承训驻扎的鹿塘寨（在今河南商丘永城市东南），与诸将登高观望，“自谓功在漏刻”。又是危急关头，沙陀骑兵突然出现，“左右突围，出入如飞，贼（指王弘立军）纷扰移避，沙陀纵骑蹂之，寨中诸军争出奋击，贼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斩首二万余级”。

以区区沙陀三千人马，当然不可能打败庞勋的军队，但是，正是因为朱邪赤心率领的沙陀军敢打敢拼，陷阵却敌，勇往直前，激发出诸镇的士气，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沙陀军殆以骑军见长，故当时中原无敌手也。”“庞勋、黄巢之乱，皆仰沙陀枭骑矣。”寥寥数语，却也一针见血。于是，当战争结束之后，朱邪赤心因功被朝廷授予大同军（云中）防御使，继而授予振武军节度使的职务，并赐姓名“李国昌”，这两件事在沙陀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沙陀本西域小族，其社会地位不仅不能同中原的汉族相比，即使在内迁各少数民族中，也是微不足道。《旧五代史·康福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后唐明宗时，康福出任河西节度使。当时有一位姓骆的下级官员，其先人跟随后唐懿祖朱邪执宜而来。在一次公宴上，康福对从事辈说：“骆评事官则卑，门族甚高，真沙陀也。”众人都暗暗窃笑。“夷狄贵沙陀”，所以康福将沙陀人看作“门族甚高”的一族，却受到士人出身的“从事辈”们的“窃笑”。在沙陀人做了天子的后唐时尚且如此，那么在沙陀势力刚刚崛起的唐末，其社会地位便可想而知了。

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而被唐懿宗赐予李唐国姓，加入李唐宗籍，这对于沙陀人来讲，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是他们借以抬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极好机遇，之后，他们便以李唐宗室自居。事实也的确如此，后世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所以能得到汉族士大夫们的认可；宋人将沙陀人李存勖建立的后唐王朝看作正统，而把汉人朱全忠建立的后梁看作僭伪，与历来主张“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这一观念的出现，无疑与朱邪氏被赐予李唐国姓有着极大的关系。

沙陀人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内迁后，始终受到唐朝廷的防范和限制。他们之所以从灵州被迁往代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廷有人议论说沙陀人在灵武，迫近吐蕃，担心其反复。然而就在他们迁到代北地区后不久，接替范希朝担任河东节度使的王锷又以朱邪氏一族孳息繁盛，散居在北川，恐怕启发其野心，于是建言离析朱邪部落，隶属诸州，说这样“势分易弱也”。唐朝廷遂建十府以处沙陀。“十府”的府名及性质已不可考，不过它作为唐王朝削弱、限制沙陀势力发展的一种手段是毫无疑问的。之后，随着沙陀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管辖它的河东节度使对其安抚接纳稍有不周，他们便会制造一些事端出来。节度使或与之诅盟约誓，或以其子弟作为人质，或以河东衙将兼领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马使，以此进行防范和控制。朱邪执宜、朱邪赤心父子虽然为唐朝屡建战功，但唐授与他们的职务都不过为一州刺史，隶属于河东节度使管辖。沙陀人出征，也要受他军的节制，唐宪宗元和时隶属忠武军，之后隶属河东军。这一切，无疑对沙陀势力的发展不利。

李国昌出任大同（云中）防御使，进而出任振武节度使后，上述局面大为改观。大同甚至当时的振武虽都算不上强藩大镇，但作为一级地方藩镇，它享有与其他藩镇一样直属中央的权力，从而不再受他镇的约束。特别是作为地方节帅，比一州刺史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号召力。唐德宗建中年间，河朔藩镇叛乱，德宗说：“贼本无资以为乱，皆借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沙陀要聚集代北各族，无疑也需要“借”唐的“土地”，“假”唐的“位号”，而这“土地”越广，“位号”越大，无疑也就越容易“聚其众”。

李国昌被后唐王朝追谥为文景皇帝，庙号献祖，死后归葬雁门，墓曰长宁陵。对于李国昌去世的时间，史籍有不同的记载。《旧唐书·僖宗纪》和《旧五代史·唐武皇纪》均作中和三年（883），而《新唐书·沙陀传》则作光启三年（887），前后相差四年。不过，李国昌究竟死于何时并不重要，因为当李国昌在世之时，沙陀人的领导核心就已经转移到李克用身上了。

四、沙陀三部落的形成

所谓“沙陀三部落”，又称作“代北三部落”，学界已普遍认可是指沙陀、萨葛（亦称薛葛、索葛）、安庆三个部落。萨葛、薛葛、索葛，均为粟特的不同音译；而安庆部落，从其都督史敬存（史敬思）、史建瑭的出身等种种情况看，亦当为粟特人部落。前面提到朱邪赤心（即李国昌）在咸通九年（868）率兵镇压庞勋时，其职衔是太原行营招讨使、沙陀三部落等军使；在后来的“斗鸡台事变”中，李克用的职务是云中守捉使兼沙陀三部落副兵马使。

从现有材料看，“沙陀三部落”的称呼最早出现在唐文宗开成年间，这就是《旧唐书·刘沔传》所记载的：“开成中，党项杂虏大扰河西，（刘）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唐文宗开成年间，是在公元836年至840年之间。朱邪执宜曾担任过阴山府大都督、三军沙陀都知兵马使，此“三军沙陀都知兵马使”，当为沙陀三部落都知兵马使，也就是说，沙陀三部落应当形成于朱邪执宜时期。

粟特人在唐代又被称作昭武九姓胡人，他们居住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地区，也就是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中亚五国及阿富汗一带地区，主要有安、康、史、何、米、石等姓氏。据说他们的祖先最初居住在祁连山下的昭武城，为了表示不忘本，便称“昭武九姓”。昭武城，西汉时曾设置过昭武县，约在今甘肃张掖市临泽县鸭暖镇昭武村一带。

粟特人善于经商，所谓利之所在，无远不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甚至更早以前，就有不少粟特人来到中原，是当时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主要的商队，也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沟通传播者。1999年在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现的虞弘墓，就是早期粟特人来到中原的一个典型。而粟特人当中的另一部分则进入了蒙古草原，在突厥汗国中，就有不少的粟特人，有的甚至成为突厥政权高层。而随着进入草原游牧地区的天长日久，他们的民族特性也有所改变，从原先的善于经商而渐渐变得善于骑射，成为“突厥化的粟特人”。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平东突厥后，突厥境内的昭武九姓胡人随同突厥人一起降唐，唐朝廷将他们安置到了今宁夏、陕北和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地区，当时设置在这一带的北抚州和北安州，就是由昭武九姓胡人部落构成，其中北安州都督康苏密，史籍明确记载其为“胡酋”，即昭武九姓胡人；北抚州都督史善应，从其姓名判断亦当为“胡人”。北抚、北安州都督不久后废除，唐高宗时，又在这里设置了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进行管理，时人称之为“六胡州”。之后，又几经演变，唐中宗时置兰池州都督府，分六州为县以隶之。不过在习惯上，人们仍称其为“六胡州”。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六胡州胡人起兵反唐，即所谓的“康待宾之乱”，唐朝廷遂废除兰池州都督府，迁六州胡人于河南、江淮地区。但由于六州胡人不适应河南、江淮地区的气候，开元二十六年（738），唐又将他们放归，于六州旧地设置宥州进行管理，州治在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古城。但在习惯上，仍将他们称作“六胡州胡人”。唐代边塞诗人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中“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描述的就是这一带的风物景象，尽管此时“六胡州”已不复存在。

安史之乱期间，六胡州部分胡人曾参加叛军队伍，安史之乱结束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随安史余部进入河北地区，一部分人则进入石州（治今山西离石）。唐德宗贞元二年（786），河东节度使马燧率兵击吐蕃，行至石州，河曲六胡州胡人皆降，马燧将他们迁到云、朔二州之间，也就是今山西北部的大同至朔州一带地区，今应县大黄巍乡有曹家铺村、康辛庄村、栗家坊村、颉庄村等，据学者研究都是当年昭武九姓胡人即六胡州胡人聚居的村落。再过二十年，当元和年间沙陀人进入代北地区后，他们便逐渐与沙陀人结合，形成所谓的沙陀三部落。

沙陀三部落中的安庆、索葛（萨葛、薛葛）二部，都有较为明确的传承世系和居住地点。其中世袭安庆九府都督府都督的史怀清、史敬思、史建瑭、史匡翰家族，居住在代州，即今山西代县；而世袭索葛府刺史的安德昇、安重胤、安进通、安万金、安元审家族，则居住在振武军索葛府索葛村，即今山西朔州或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振武军最初的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土城也就是单于都护府一带，唐朝末年或五代后梁时迁至今山西朔州。

“沙陀三部落”，当然是以沙陀人为核心和主体。不过，由于昭武九姓胡人进入中原大地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从魏晋到隋唐源源不断，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广泛分布。而且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进入到中原王朝或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统治层。即使以进入代北地区而论，他们也要比沙陀人至少早二十多年。所以，在沙陀人和昭武九姓胡人最初的接触中，后者似乎要占主导地位，有不少出身于昭武九姓胡人的将官，曾经担任过沙陀人的统帅。如唐武宗时统率沙陀朱邪赤心三部打击回鹘和昭义镇的石雄，又有一个叫作安义节的军将，管沙陀兵马三十余年，唐懿宗时统率沙陀三部落等兵镇压庞勋的都招讨使康承训，等等。但是，昭武九姓胡人是一个习惯于依附强权的民族，突厥强盛时，他们依附突厥，当沙陀进入代北后，以其骁勇善战，“为九姓、六州胡所畏伏”，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沙陀人也就成为“沙陀三部落”的主体和核心，昭武九姓胡人则心甘情愿纳入沙陀的麾下。

沙陀三部落的形成，在沙陀发展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使居住在代北地区的沙陀人和昭武九姓胡人融为一体，形成了“沙陀民族共同体”，以至后人对他们已经难以区分，许多明显带有昭武九姓胡人姓氏色彩的如安仁义、安审琦、米志诚等，史书却记载他们为“沙陀人”或“沙陀部人”，至于称之为“沙陀三部落人”或“代北三部落人”的安姓、康姓胡人则更多。

其次，如上所述，沙陀从灵州迁往代北时，大约为一万人，这确实算不上是一个大部族。沙陀三部落的形成，使沙陀民族共同体的人口增加，力量壮大。三部落中，有两部即为昭武九姓胡人，所以，沙陀三部落应该是一个以沙陀人为主体、昭武九姓胡人为多数的民族共同体。

之后，无论是在唐末李克用的争霸战争中，还是在五代沙陀各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无时无处不有着昭武九姓胡人的重要贡献。翻开新、旧《五代史》，一大批安姓、康姓、史姓、石姓等具有昭武九姓胡人姓氏特征的人名跃然纸上，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在沙陀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沙陀三部落只是指代北地区的沙陀、萨葛、安庆三个部落，并不包括所有的沙陀人和昭武九姓胡人，如当时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就有沙陀部落；魏博、成德、卢龙等河北藩镇境内更有大量的昭武九姓胡人，但他们并非“沙陀三部落”的组成部分。所以沙陀三部落也称作“代北三部落”。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沙陀三部落从代北迁到太原后，便分化成两大部分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留在代北者，继续保留着部落组织，过着亦牧亦兵的生活，后晋安重荣所提到的“三部落、南北将沙陀、安庆九府等”，以及北宋初宋琪所提到的雁门以北十余州军的“沙陀”“三部落”，都反映了这种情况；而进入太原者则纳入藩镇节度使军事体制，部落组织逐渐被打破，他们以当兵为职业，成为父子相继的职业军人集团，与先前亦牧亦兵的生活已有很大不同。沙陀三部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了它的发展和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