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河东区域的地理特点

在我国古代，河东地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早在新石器时代，当地就成为我国境内原始农牧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类型遗存分布的中心区域（与关中、豫西北平原并称），在晋西南平原发现了400多处[3]。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该地区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传说中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河东区域。《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曰：“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晋南的“唐”（今山西翼城），就是传说中的陶唐氏和夏族初期活动的中心，即后代所说的“夏墟”。夏文化遗址有东下冯遗址，今临汾、翼城、襄汾、绛县、新绛、曲沃、侯马、夏县、河津、闻喜、运城、永济等地均发现有夏文化遗址[4]。夏族势力壮大后，渡河进入豫西，占据伊洛和嵩岳地区，才开始建立了夏王朝的统治[5]。河东由于位置居中，自然环境优越，交通方便，在夏商周三代一直是我国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

战国乃至魏晋时期，当地也是中原著名的大郡，物产丰富，地扼关中、山东交通之要途，控制并经营河东者，会为其军事斗争带来有利的条件。如李悝为魏相，推行“尽地力之教”，发展精耕细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遂使国家富强。给魏国早期的对外征伐提供了充足的兵员劳力和粮草财赋，奠定了其霸业兴盛的经济基础。

魏国迁都大梁之后，秦国经过多年的蚕食侵略，占领了河东，从而使三晋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如《战国策·赵策四》所言：“秦得安邑之饶，魏为上交，韩必入朝。”

三国时期，军阀割据混战，曹操即把控制河东视为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载：“太祖谓荀彧曰：‘关西诸将，恃险与马，征必为乱。张晟寇殽、渑间，南通刘表，（卫）固等因之，吾恐其为害深。河东被山带河，四邻多变，当今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萧何、寇恂以镇之。’彧曰：‘杜畿其人也。’于是追拜畿为河东太守。”杜畿到任后，巩固了曹魏政权对当地的统治，并恢复发展了农业经济，以至在后来曹操平定关西之乱时，河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韩遂、马超之叛也，弘农、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河东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太祖西征至蒲阪，与贼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太祖下令曰：“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6]

河东在历史上之所以发挥过重要的影响，和它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

一、物华天宝的经济环境

（一）气候与土壤适宜耕种

山西高原的地形相当复杂，丘陵和山地的面积占据多数，较为平坦的耕地只有土地面积的30%左右，而且分布得极不平均，主要是在中部大断陷带内汾河河谷的忻定、太原、临汾、运城等几大盆地，这些盆地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河流汇集，人口稠密，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垦殖的重心地带。

其中，河东即晋西南地区的运城、临汾盆地，属于涑水河和汾河下游流域，是山西高原地势最低、无霜期最长和耕地最为密集的区域，具有较好的农业发展条件。区内大部分是河谷平原和盆地，地势平坦，气候温暖，热量充足，无霜期长达180—200天；甚至可以推行一年两熟、两年三熟的复种制，是主要产粮区。因此，在山西高原乃至华北地区，河东是最早的农业开发地之一，传说中播殖百谷的农官后稷，即活动在河东稷山等地。汾阴还筑有纪念这位农神的后土祠，汉魏北朝的皇帝们屡次到那里祭祀，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此外，运城盆地四周环山，每到雨季，洪水带来的泥土淤积也有利于提高土壤的沃度。如程师孟所言：“河东多土山高下，旁有川谷，每春夏大雨，众水合流，浊如黄河矾山水，俗谓之天河水，可以淤田。”[7]

（二）水利资源丰富

河东地区的农业发展，还有赖于当地具有丰富的水利灌溉资源。

1．涑水河、汾河及其支流

河东地区之内，可以利用灌溉的耕地面积较多。像发源于绛县横岭关的涑水河，横贯运城盆地，西流经五姓湖汇入黄河，全长约193公里，其流域两岸皆可承受灌溉之利。如《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闻喜县》条记载：“涑水，在县南，《志》云：源出绛县横岭山乾洞，伏流盘束地中而复出，西流经县东合甘泉，引为四渠，曰东外、乔寺、观底、蔡薛，溉田百有二十八顷。西流经夏县界，下流入于黄河。”

运城盆地以南的中条山脉水文状况相当良好，地下水和地表水都相当丰富，山麓的诸多泉溪汇入涑水，也能溉注沿途的田地。《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安邑县》载：“中条山，县南三十里。有石槽，泉出其中，曰青石泉，流经县东引以溉田，下流注于涑水。”其支峰盐道山，“翠柏荫峰，清泉灌顶，郭景纯云：世所谓鸯浆也，发于上而潜于下矣”[8]。据史书所载，五姓湖以上的永丰渠就是引中条山北的平坑水、咸巫河、横洛渠、李绰渠等小川流的水汇合而成的，至盐池北其水量即可行舟。[9]

此外，还可以开发渠道，利用汾水与河水发展灌溉事业。如西汉武帝时，河东太守番系便向朝廷提出了引水溉田的建议，“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10]。结果，“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11]。

由于这些有利条件，河东地区之内的耕地利用率和农作物产量均较高。

2．湖泊陂泽

河东地区古代天然湖沼甚多，河流与山区泉溪的溉注，致使在这一地区之内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陂泽。见于史籍的有“□泽”，又名“浊泽”。见《史记》卷43《赵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伐魏，败湪泽，围魏惠王。”《史记正义》：“湪音浊。徐广云长杜有浊泽，非也。《括地志》云：‘浊水源出蒲州解县东北平地。’尔时魏都安邑，韩、赵伐魏，岂河南至长杜也？解县浊水近于魏都，当是也。”同事又见《史记》卷44《魏世家》载魏惠王元年，“（韩）懿侯说，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地点在今运城解州镇西。

董泽，在闻喜县东北；晋兴泽、张泽，在今永济市西、中条山北麓，见《水经注》卷6《涑水》：

涑水西迳董泽，陂南即古池，东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蒐于董，即斯泽也。……

涑水又西南属于陂，陂分为二，城南面两陂，左右泽渚。东陂世谓之晋兴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西陂，即张泽也，西北去蒲坂十五里，东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积水，亦时有盈耗也。

又见《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闻喜县》“董泽”条：

县东北三十五里，……杜预曰：“河东闻喜东北有董泽陂。”陂中产杨柳，可以为箭也。一名董氏陂，又名豢龙池，即舜封董氏豢龙之所。其地出泉名董泉，民引以溉田，流入涑水。

《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临晋县》“五姓湖”条：

县南三十五里，亦曰五姓滩，滩旁为五姓村，湖因以名，即涑水、姚暹渠经流所钟之地也。《水经注》：“涑水迳张杨城东，又西南属于二陂，东陂世谓之晋兴陂，东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西陂一名张泽，或谓之张杨池，东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西北去蒲坂十五里。”五姓湖当即两陂之余流矣。

这些湖沼也有利于河东地区的水利事业，后来由于河流改道，水源断绝而干涸，或因被围垦田而先后消失。

（三）水草茂盛，利于畜牧

中条山区是历史上山西生物资源最为繁多的地区，植被以暖温带落叶阔叶杂木林为主。在当时，植被良好，林木繁茂。其支峰盐道山，“翠柏荫峰，清泉灌顶”[12]。鼓钟山翠柏青松，相间并茂[13]。首阳山“嘉木松柏，浑然成林”[14]。除森林外，还分布有大量的草地与陂泽，为牲畜的繁殖提供优越的条件，促使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战国秦汉魏晋时期，河东是以出产马牛而闻名天下的。

如《左传·昭公四年》载晋平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济？”《水经注》卷6《涑水》亦载：“涑水又西迳猗氏县故城北，……县南对泽，即猗顿之故居也。《孔丛》曰：‘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朱公富，往而问术焉。朱公告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于是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于猗氏，故曰猗顿也’”《汉书》卷90《酷吏传》曰：“咸宣，杨人也，以佐史给事河东守。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厩丞。”颜师古注：“将军卫青充使而于河东买马也。”《三国志》卷16《魏书·杜畿传》曰：“于是追拜畿为河东太守。……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少耗减。……渐课民畜牸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

《魏书》卷110《食货志》亦载北魏神龟初年高阳王元雍等上奏时，提到当时的鼓吹主簿王后兴等请求朝廷每年向河东征供百官食盐二万斛之外，还要“岁求输马千匹、牛五百头”，由此可见当地畜牧业的发达。

（四）矿产丰饶

河东还蕴藏着丰富的盐、铁、铜、银等矿产资源。

1．盐矿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称“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运城盆地面积约为3000平方公里，海拔330—360米。盆地的大部曾经是一个湖泊，有很厚的食盐和石膏沉积，随着湖水干涸，逐渐萎缩残留于南部中条山前的凹陷带，构成了今天盛产盐硝的解池、硝池等盐湖。著名的解池在安邑（今属盐湖区）之南，年产食盐100余万担，号称“潞盐”；其面积约为100平方公里，是一个盐量很高的咸水湖，鱼虾等生物无法在湖中生长，隆冬也不会冰冻。《水经注》卷6《涑水》对其有详细的记述：

其水又经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盐池。《地理志》曰：盐池在安邑西南，许慎谓之盬，长五十一里，广七里，周百一十六里，从盐省古声。吕忱曰：夙沙初作煮海盐，河东盐池谓之盬。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盐，自然印成，朝取夕复，终无减损。惟山水暴至，雨澍潢潦奔泆，则盐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径，防其淫滥，谓之盐水，亦谓之为堨水，《山海经》谓之盐贩之泽也。……池西又有一池，谓之女盐泽，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土俗裂水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盐，即所谓咸鹾也，而味苦，号曰盐田，盐盬之名，始资是矣。

河东盐池储量巨大，加工程序简单方便，是当时内陆最大的产盐地，有着广阔的销售市场。《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称“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后者主要指的是河东盐池所产的硝盐，它给历代政府带来的利润是非常可观的，是国家财赋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例如公元528年，北魏朝廷下诏取消河东盐税，大臣长孙稚便上表反对，言称：“盐池天产之货，密迩京畿，唯应宝而守之，均赡以理。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扰攘，常调之绢不复可收，仰唯府库，有出无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不下三十万匹。乃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昔高祖升平之年，无所乏少，犹创置盐官而加典护，非与物而竞利，恐由利而乱俗也。况今国用不足，租征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此皆夺人私财，事不获已。臣辄符同监将、尉，还帅所部，依常收税，更听后敕。”甚至提出“一失盐池，三军乏食”[15]。

正是因为盐池的出产给国家带来丰厚的利润，政府经常派遣官员、兵马在此监护，并和敌对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力保该地不失。如北魏之盐池，“本司盐都尉治，领兵千余人守之”[16]。西魏初年，高欢两次攻入涑水河流域，企图占领盐池，都被守将辛庆之力战击退。见《周书》卷39《辛庆之传》：“时初复河东，以本官兼盐池都将。（大统）四年，东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经略盐池，庆之守御有备，乃引军退。河桥之役，大军不利，河北守令弃城走，庆之独因盐池，抗拒强敌。时论称其仁勇。”

北魏政府为了防止客水浸入盐池，解决运盐车辆翻越中条山的艰难，提高运输效率，于正始二年（505）在盐池与西面的黄河之间开凿了永丰渠（后称姚暹渠）。这是我国北方唯一的一条专事盐运的运河，由都水校尉元清主持，动用当地大批人力完成。它基本上是沿战国初年猗顿运河的故迹而开凿的，“渠出自夏县，经巫咸谷北合洪洛渠，东合李绰渠，经苦池而迤逦西向，自安邑历解州抵临晋入五姓湖”。出湖后，顺涑水河道西行，至今永济市西南，“由孟盟（明）桥而注黄河”[17]。全渠长60公里左右，呈东北—西南走向，大体上成一直线。五姓湖以下渠段，是利用了涑水的下游河道。这一方面为这段运渠提供了水源，保证了运河航道所需的水量；另一方面，它也是涑水航道的较早记载。如《宋史》卷95《河渠志五》仁宗天圣四年闰五月，陕西转运使王博文奏言：“准敕相度开治解州安邑县至白家场永丰渠，行舟运盐，经久不至劳民。按此渠自后魏正始二年，都水校尉元清引平坑水西入黄河以运盐，故号永丰渠。周、齐之间，渠遂废绝。隋大业中，都水监姚暹决堰浚渠，自陕郊西入解县，民赖其利。”

2．铜、铁、银矿

古代河东的金属矿产资源亦很著名。中条山区的矿产以铜为主，此外还有铁、金、煤等多种矿物资源，为山西高原重要的矿区。先秦时期，就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18]的记载。据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记载，天下产铜之山共有29处。经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和吴任臣《山海经广注》研究，在河东者有两处，即今山西平陆县境的阳山和垣曲县的鼓镫之山[19]。另外，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运城的洞沟还发现了一座古代铜矿遗迹。据分析，其开采的历史可从先秦延续到东汉[20]。河东又“有盐铁之饶”，南部的中条山脉是我国北方冶铁的发源地之一[21]；而北部绛邑之得名，亦归于紫金山的铁矿。较为丰富的铁矿储量，使当地得以开采冶炼，促进其经济的发展。魏都安邑所在的故地——山西夏县曾发现过大批战国时期冶铜的陶范，以及不少战国前期的铁制工具，表明当地金属铸造业的发达。后来西汉政府在安邑、绛、皮氏等地设置铁官，就是对前代魏、秦铁官的继承经营。

《魏书》卷110《食货志》北魏熙平二年（517），尚书崔亮奏请各地开铜矿铸钱之处，即有王屋山矿（时属河内郡），“计一斗得铜八两”。

银矿的记载可见于《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安邑县》：“中条山，县南三十里。……又有银谷，在山中，《隋志》：县有银冶。唐大历中亦尝置冶于此。”

正是由于自然条件的优越，古代河东是北方农业、畜牧、采矿冶铸业相当发达的地区，丰饶的出产使它成为中原历代封建政权的重要物质基础。

二、利于防御的地形、水文条件

河东之所以在古代战争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除了物产丰富之外，还和它周围利于防守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运城盆地四周多有山水环绕，成为与相邻地区隔划的天然分界线，使其在地理形势上自成一个单元。河东地区的西、南两边以黄河为襟带，隔河与关中平原、豫西山地相望；南及东面又有中条、王屋等山脉为屏障，可以居高临下，雄视来犯之敌。北边则有峨嵋台地和汾水、浍水阻扼对手的进兵。因此自古被视为易守难攻的完固之地。如顾祖禹所称：“府东连上党，西略黄河，南通汴、洛，北阻晋阳。宰孔所云：‘景霍以为城，汾、河、涑、浍以为渊’，而子犯所谓‘表里山河’者也。”[22]

（一）河流

1．黄河

河东地区西境及南境黄河流经的情况，可以参见《读史方舆纪要》卷39《山西一》“黄河”条：

黄河自陕西榆林卫东北折而南，经废东胜州西，又南流历大同府朔州西界，又南入太原府河曲县界，经县西，又南历保德州、岢岚州及兴县之西，又南入汾州府界，经临县及永宁县、宁乡县西，又南历石楼县西而入平阳府界，经隰州之永和县、大宁县西，又南经吉州及乡宁县西，又南经河津县、荣河县西而汾水注焉，又南经临晋县界，至蒲州城西南而涑水入焉，又南过雷首山，折而东，经芮城县、平陆县南，又东过底柱至垣曲县东南而入河南怀庆府济源县界。

黄河过内蒙古托克托之后急转南下，涌入晋陕峡谷，自内蒙古河口镇到禹门口的410公里间，水面由海拔984米下降至415米。在黄河中游，以此段河床下降的坡度为最大。沿途支流众多，使其流量增加很快，水流湍急。吉县壶口一带，两岸石壁峭立，河床突然下跌15—20米，流水急泻，形成著名的壶口瀑布。以下70公里处又有龙门峡（禹门口），河水受到龙门山与梁山的逼迫，宽度仅有50余米，形成万马奔腾的汹涌之势。

黄河出龙门峡谷后，河床展宽到10倍以上，水势平稳。向南流至潼关、风陵渡附近，又受到华山的阻碍，折向东流，这一节特称为“河曲”，河宽约800米，这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曲。在北岸中条山和南岸崤山的夹持下，黄河进入它的最后一段峡谷——豫西峡谷，到平陆以东又穿过三门砥柱之险，经垣曲县入河南省境。自此以下，流量一般是向下游逐渐减少。河水成为河东、关中、河洛三地的分界线。

沿河东地区西境及东南部边缘流过的黄河，成为天然的军事屏障；其原因主要是这段河道的通航性很差。晋陕之间的黄河只有半数的里程能顺水通行木船，由内蒙古包头下行的船只，通常只能到今山西的河曲县，以下只有行程很短的航道，而且滩碛成群，常常会发生翻船事故。河曲下至碛口，一年之内的通航期约有8个月；碛口至龙门河段水势太急，航行尤艰，只能顺水单向行驶；且中间壶口一带不能航行。龙门以下，来往航行的船只仅限于禹门口至平陆一段，潼关以东河床坡度较大，行船不便。

河东地区西、南两面的黄河航道的几处绝险，对于防御作战尤为有利，西面河道的北端有壶口、龙门，急流澎湃，无法航行。南面河道的东端有三门、砥柱，只能顺水从人门通过。如建德四年（575）周武帝东征洛阳，遣水师自渭入河，经三门顺流而下，攻破河阴大城。但撤兵时船只却无法逆水返回，只得烧舟而退。壶口与三门之险使得上游、下游两地敌人的船队不能直接驶入，减少了河东遭受攻击的威胁。

另一方面，黄河出禹门口后，由于汇集了发源于吕梁山南坡的三川河、昕水河等十余条支流，又陆续注入汾河、浍河、涑水河、渭河，致使流量剧增，又使河床极不稳定，在当地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龙门以下至蒲津数百里内，是黄河中游最易改道的地段，两岸多有淤沙、浅滩、洲渚，船只难以靠岸停泊，故只有龙门（夏阳）、蒲津两处理想的码头。潼关东至三门的河段，因为两岸地形的限制，亦仅有风陵渡、窦津、茅津（大阳津）等少数渡口。在这种情况下，河东守军只需集中扼守几处要枢，来抵抗对岸敌人的强渡，不必在黄河沿岸分散兵力进行防御，这对守卫者来说又是一项有利的因素。

正因如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39中，一再强调河水对河东地区防御的重要作用，称黄河在“春秋时为秦、晋争逐之交，战国属魏。《史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后入于秦，而三晋遂无以自固”。

2．汾河

汾河是山西高原内部的主要河流，全长约716公里，是仅次于渭河的黄河第二支流，其流域面积约为3.9万平方公里，占今山西全省面积的24.2%。汾河的干流发源于晋北宁武西南的管涔山[23]，自北而南流，经过静乐盆地与若干峡谷之后，在娄烦折而向东，至兰村进入太原盆地，又南下流淌。纵贯南北的晋中断裂谷，把山西高原分为东部以太行、太岳山地为主体的山地，和西部以吕梁山为主体的山地。汾河循着断裂谷地南流，过介休、义棠以后，河道渐宽；再经两渡、灵石等地穿过灵霍峡谷，两岸山岭才逐渐开展。自洪洞以南至临汾，多有支流汇入，故其流量增大，夏秋季节可以向下游通航。光绪《山西通志》卷49《关梁考六·河东道》曰：

汾河自府城以南可通舟楫，其津渡在襄陵县者四处，在太平县者十三处，在绛州者十二处，在稷山县七处，在河津县有五处。

汾河流至新绛后，又汇入浍河，但是受到峨嵋台地的阻挡，因此折而向西，切过吕梁山的南端，经稷山、龙门（今河津）流入黄河。数十万年以前，汾河在新绛以东本来是直向南流的，经礼元（今闻喜县北）取道涑水汇入黄河。后来由于地质构造的变动，形成了峨嵋台地的隆起，致使该处河道断流，只得沿着台地的北麓向西流去[24]。这样，汾河的下游河段（曲沃—新绛—稷山—河津），便构成了河东地区的北部屏障。战争期间，河东的保卫者往往凭借峨嵋台地与汾河的阻隔，与北方的敌人夹水相持，往来交锋。例如：《周书》卷31《韦孝宽传》载北周派遣役徒于汾北齐地筑城，为了迷惑敌人，“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周书》卷34《杨□传》曰：“时东魏以正平（今新绛）为东雍州，遣薛荣祖镇之。□将谋取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桥。荣祖果尽出城中战士，于汾桥拒守。”《北齐书》卷17《斛律金附子光传》载：“（武平）二年，率众筑平陇、卫壁、统戎等镇戍十有三所。周柱国枹罕公普屯威、柱国韦孝宽等，步骑万余，来逼平陇，与光战于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斩千计。”

另一方面，北方之敌南征河东，往往选择深秋和冬季，乘汾水流量不大、便于涉渡的时候，前来进攻。如高欢四次自晋阳出兵河东，两至蒲津，两围玉壁，分别是在天平三年（536）十二月、四年（537）十月、兴和四年（542）十月、武定四年（546）九月[25]，表明其充分考虑了汾水的障碍作用。

（二）山脉

1．中条山

《山西通志》卷31《山川考一》曰：“中条山，《禹贡》之雷首也。西起永济之独头坡，东讫垣曲之横岭关。芮城、平陆居其阳，虞乡、解州、安邑、夏县、闻喜居其阴，山形修阻，首枕大河，尾接王屋，绵亘二百余里，所在异称，有首山、首阳山、历山、陑山、薄山、襄山、吴山、甘枣、渠潴诸名。而虞坂、白径为南出道，尤奇险，皆正干也。南支限于河，近与底柱相连。北支旁衍其盘回于汾涑之间者，为鸣条冈，为绛山，为稷山，为介山。”

这条山脉分布于河东地区的东南边界，在黄河与涑水河、沁河之间。它西起永济市西南的首阳山，东至垣曲县东北部的舜王坪（历山），北与太岳山相接，南抵黄河北岸，略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170公里，宽10—30公里，一般海拔1100—1900米，相对高差800—1000米，横卧于运城盆地与黄河谷地之间。

中条山脉又以平陆的张店镇的山口为界，分为东西两段，东段面积广而高峻，群山汇集，雄伟陡峭，最高峰舜王坪，海拔2322米，是联结太行、太岳、中条的山结。西段山势挺拔，面积狭长，因此得名“中条”。见《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蒲州》：“中条山，州东南十五里，其山中狭而延袤甚远，因名。”其北坡多断崖峭壁，南坡较为平缓，山脊诸峰以永济市东南的雪花山为最高（海拔1994米），相对高差达到1500米，故显得雄伟高峻。

《读史方舆纪要》卷39亦引《名山记》曰：“中条以中狭不绝而名，上有分云岭、天柱岭及桃花、玄女诸洞，谷口、苍龙等泉。其瀑布水自天柱峰悬流百尺而下，出临晋县之王官谷入于大河。而解州东南之白径岭通陕州之大阳津渡，尤为奇险。”

同书同卷又称：“雷首山，一名中条山，在平阳府蒲州东南十五里，首起蒲州，尾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陆，北连解州安邑及临晋、夏县、闻喜之境，《禹贡》：‘壶口、雷首’，即是山也。……《括地志》：‘雷首山延长数百里，随州郡而异名，一名中条山，一名首阳山，又有蒲山、历山、薄山、襄山、甘枣山、渠潴山、独头山、陑山、吴山之名。’”

因为中条山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阻碍作用，故被称为“岭（领）阨”。《史记》卷68《商君列传》载商鞅谓秦孝公曰：“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索隐》注“领阨”曰：“盖即安邑之东，山领险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条已东，连汾晋之崄嶝也。”

外敌若从南边渡河来攻，只能穿越山脉中间几条峡谷通道，如虞坂、白径等道；因为地势险峻，守方占有极大的优势，而进攻者很难由此进入盆地。《资治通鉴》卷151梁武帝大通元年（527）十月，“正平民薛凤贤反，宗人薛修义亦聚众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萧）宝寅。诏都督宗正珍孙讨之”。结果，“守虞坂不得进”。胡三省注：“虞坂，即《左传》所谓颠軨，在傅岩东北十余里，东西绝涧，于中筑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軨桥。桥之东北有虞原，上道东有虞城，其城北对长坂二十余里，谓之虞坂。《战国策》曰：‘昔骐骥驾盐车上虞坂，迁延不能进’，正此处也。”

2．王屋山

《山西通志》卷31《山川考一》曰：“王屋山，在垣曲县东北六十里，《禹贡》所谓‘底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西接中条，南通济渎，东北与析城连麓，周百三十里，沇水之所潜源，即济水也，在河南济源县。或亦以垣曲之教水为沇水矣。”这条山脉东连太行，西接中条，是晋南豫北的一大名山，属于中条山的分支，位于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今山西省垣曲、阳城二县之间，是济水的发源地。其得名据传是因为“山有三重，其状如屋”[26]。王屋山与中条山在垣曲县交接，有路自河内（今河南济源市）沿黄河北岸西经轵关至垣曲（今山西垣曲县古城镇），再北逾王屋山麓，经皋落镇至闻喜县含口镇（今绛县冷口），到达涑水上游，从而进入运城盆地。

王屋山区及其东至轵关的道路岗峦重叠，林木繁茂，崎岖难行，便于守兵的阻击，而对进攻一方尤为不利。如武定四年（546）高欢围攻玉壁，命令河南守将侯景经齐子岭进攻邵郡（治今山西垣曲古城镇）。西魏名将杨□领兵抵御，“景闻□至，斫木断路者六十余里，犹惊而不安，遂退还河阳”[27]。

3．晋原（峨嵋原）

河东地区的北部，汾河、浍河以南，是中条山的分支——峨嵋台地，又称峨嵋原、峨嵋坡、峨嵋山、晋原、清原。它地势高昂，面积宽阔，东起曲沃、绛县之交的紫金山（古称绛山），向西延伸，历侯马、闻喜、新绛、稷山、万荣、河津，至黄河畔后南下，抵达临猗和永济、运城两市的北界[28]，绵延百余公里，地跨十一县市，是著名的黄土大原。峨嵋台地及其北麓的浍河与汾河下游河段构成了天然防御屏障，北方之敌如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河曲（今侯马市及曲沃、新绛县境）即受到峨嵋原的阻隔，只能穿过狭窄的闻喜隘口（今闻喜县礼元镇附近）进入运城盆地的北端，容易受到守兵的截击。

闻喜隘口以西的台地，分布有稷山（或称稷王山、稷神山，海拔1279米）、介山（今孤峰山，海拔1411米），其间亦有峡谷通道可达盆地北部。敌军由此入侵，通常要在新绛西南的玉壁渡过汾水，然后南行。守军若在此地筑城戍备，也能够依托险要的地势阻挡来犯之敌。如西魏王思政、韦孝宽先后镇守玉壁，以孤城及数千人马两次击退了高欢的二十万大军。

而河东的军队如果占据了峨嵋原，对汾河以北之敌就有居高临下的优势。如《山西通志》卷31《山川考一》引《闻喜县志》曰：“峨嵋岭在县北三里，由凤凰原而北，迤逦渐高，行二十余里，四围皆为平原，即晋原也，晋城在焉。又北数里，下瞰绛州，其广五十余里。”

历史上，河东军队若屯兵原上，即便于向汾北之敌发动进攻。例如《左传》宣公十五年载，“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这里所说的“稷”，就是峨嵋台地的稷山，见《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绛州》：“稷神山，县南五十里，隋因以名县。《水经注》：‘山下有稷亭，《春秋》宣十五年，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者也。”

三、道路四达的交通枢纽

司马迁曰：“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河东的地理位置处于东亚大陆的核心，水道旱路四通八达，便于和相邻地域的往来。其境内的汾河、涑水河古时均可航行舟船，入河溯渭，沟通秦晋两地。运城盆地处在几条道路交汇的中心，北过绛州、平阳、晋阳，即可直达代北。东走垣曲道，逾王屋山，穿过轵道及太行山南麓，便进入华北平原。南由茅津（今山西平陆）或封陵（今山西风陵渡）渡河，经豫西走廊东出崤函，就是号称“九朝古都”的洛阳；西越桃林、华下，又能进入关中平原。还可以从西境的龙门（今山西河津）、蒲坂（今山西永济）等地渡河入秦。交通条件的便利，不仅使河东商旅荟萃，贸易发达，而且便于军队调遣，有助于向各个方向的兵力运动。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方舆纪要序》中谈到山西形势特点时，曾强调河东作为交通枢纽区域的重要作用。“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箠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

北朝后期，政治军事斗争的地域表现主要有二，首先是东西对抗的形势重现，形成了关西宇文氏与关东（山东）高氏军事集团的对峙。其次是晋阳—并州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东魏的实际统治者高欢虽将国都由洛阳迁至邺城，但又在晋阳屯驻重兵，设置大丞相府处理政务，以该地为霸府别都，以至于在北方中原形成了邺城、晋阳和长安三个政治中心鼎足而立的局面。河东适在三地之中，占据了许多关塞津渡，既控制和威胁着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两条干线——晋南豫北通道和豫西通道[29]，又扼守着黄河、汾河水路与闻喜隘口，阻挡了晋阳之师南下关中平原的几处途径，故在军事上处在极为有利的位置。

由于豫西、晋南豫北通道两条干线的几处关键路段被河东所控制，在东西对峙交战当中，占领它的一方在军事地位上极为有利，既能从多条路线出兵来攻击对手，又可以给敌人的兵力运动带来很大困难，使它们无法将军队顺利投送到对手的心腹要地——政治、经济重心所在的关中或河洛、冀南平原。

下面对河东地区的交通情况分别叙述。

（一）东去河洛

由运城盆地出发，可以通过黄河北岸的道路抵达河洛平原，主要路线是王屋道或称东道、垣曲道、轵关道。是从盆地北部涑水河上游的含口（今绛县冷口镇）东南行，过横岭关，经过皋落（今山西垣曲县皋落乡），穿越王屋山区而抵达邵郡治所垣曲县阳胡城（今垣曲县东南古城镇）；再东经齐子岭、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而进入河内郡界。河内郡属怀州（治今河南沁阳），由该地南渡孟津，可以直抵洛阳，是其在黄河北岸的门户。或由河内北上天井关，进入上党地区；或东过临清关（今河南获嘉）而趋邺城，进入河北平原。

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第171页考证王屋道曰：

唐代志书，绛州“东南至东都，取垣县王屋路四百八十里”。盖即上考之轵关道。绛州至垣县之行程尚可稍详考之。盖略循洮水河谷而上，经含口，又循清水河谷而下，至皋落故城（今有皋落镇），又四十里至垣县故城，又二十里至垣县（今垣曲）。

第172页：

今日汽车道自绛县东经横岭关、皋落镇，至垣曲县，又东行经王屋镇，济源县，至沁阳，盖即略循此古道而建者。

这条道路出现甚早，春秋前期晋献公向外扩张，就派太子申生进攻皋落，力图控制该道。《左传》闵公二年：“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杨伯峻注曰：“东山皋落氏，赤狄别种，今山西省垣曲县东南有皋落镇，当即故皋落氏地。”晋文公励精图治，为了出兵中原，与楚国争霸，亦利用了这条道路。《史记》卷39《晋世家》载文公二年，“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围温，入襄王于周。……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晋国由此占领太行山南麓、黄河北岸的战略要地——（修武）南阳。文公此行，就是经过皋落到阳樊（今河南济源县南）而进入中原的。据《国语·晋语四》记载，文公为了开发东道，曾经“行赂于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公元前633年，晋军再经此道伐曹、卫以解宋围，遂与楚师决战于城濮，获胜后成为诸侯霸主。东道出兵便利，此后近百年间，晋军多次由此出师至中原，与楚、齐等国争夺霸权。

严耕望先生曾云：“轵关在河阳西北，为太行八陉之南起第一陉，自战国时代已为秦国出兵山东之要道。……是轵关陉为太行八陉之最南者。此陉在历史上极有名，《史记·苏秦传》说赵曰：‘秦下轵道，则南阳危。’又苏代称秦正告魏之词曰：‘我下轵，道南阳，封冀，包两周。’此南阳指太行之南、黄河以北，即汉之河内而言，非汉之南阳郡也；此轵道乃汉河内郡轵道，非长安东郊之轵道也。”[30]他在《唐代交通图考》中列举了多条魏晋南北朝时期轵关通行往来的史料，来证明该地系军道要冲，且为河内趋河东之首途。“是由河阳西北经轵关、齐子岭，为入周境之要道。大略仍战国以来之故道也。”[31]

北魏后期战乱频仍，故在阳胡城建立邵郡，借以加强对这条道路的控制。参见《魏书》卷69《裴延俊附庆孙传》载正光末年，汾州吐京群胡聚党作逆，“（庆孙）从轵关入讨，……乃深入二百余里，至阳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带河，衿要之所，肃宗末，遂立邵郡，因以庆孙为太守。”

宇文氏与高氏交战时，也屡次派遣偏师经王屋道进攻河内。

《周书》卷34《杨□传》：及齐神武围玉壁，别令侯景趣齐子岭。□恐入寇邵郡，率骑御之。景闻□至，斫木断路者六十余里，犹惊而不安，遂退还河阳。

《周书》卷34《杨□传》：保定四年，迁少师。其年，大军围洛阳，诏□率义兵万余人出轵关……

《周书》卷29《刘雄传》：（建德）四年，从柱国李穆出轵关，攻邵州等城，拔之。以功获赏。

《北史》卷59《李贤附穆传》：（建德）四年，武帝东征，令穆别攻轵关及河北诸县，并破之。后以帝疾班师，弃而不守。

此外，由蒲津南下绕过风陵堆，可以沿黄河北岸、中条山脉的南麓向东而行，经芮城、平陆而至垣曲古城，与王屋道汇合后再东出齐子岭。

（二）西通关中

河东通往关中平原的道路主要有两条：

1．涑水道（蒲津道）

沿运城盆地内部的涑水河道而下，或乘舟，或在沿岸陆行，到达河曲的蒲津（今永济市西南蒲州镇）后，渡河自对岸临晋（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登陆，即可进入渭北平原，经陆路前往长安。这条道路在先秦时期即成为联系东西方交通的纽带，而且很早就在渡口架设浮桥。《左传》昭公元年（前541）记载，春秋时秦公子鍼出奔于晋，从车千乘，曾经“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杨伯峻对此注曰：

《尔雅·释水》郭璞注：造舟，“比船为桥。”邢昺疏：“比船于水，加版于上，即今之浮桥。”《元和郡县志》：“同州朝邑县桥，本秦后子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唐之朝邑县即今陕西大荔县东之朝邑废县治。……雍，秦国都，今陕西凤翔县。绛，晋国都，今侯马市。[32]

《史记》卷5《秦本纪》亦载昭王五十年（前257）“初作河桥”。《史记正义》注曰：“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出巡关东，返回时，也曾由上党经河东首府安邑至蒲津，渡河抵临晋后而归咸阳[33]。关中人众若由此处东渡蒲津，可以溯涑水而上，经闻喜、正平北去晋州（今山西临汾）、晋阳。或走王屋（垣曲）道远赴河内。长安至临晋、蒲津的道里行程，严耕望先生曾予以详细考述：长安正东微北至同州二百五十里，其行程盖有南北两道。北道由长安北渡渭水七十里至泾阳县（今县），东北至三原、富平、奉先（即今蒲城县），东至同州治所冯翊县（今大荔）。南道由长安东行至东渭桥，过桥至高陵县，又东，沿渭水北岸至栎阳（古县，今镇），东至下邽县（今下邽镇）、潘县（今镇），又东渡洛水至冯翊（今大荔）。

同州南行三十二里有兴德宫，置兴德驿。又渡渭水兴德津至华阴县，接长安、洛阳大驿道。州东北行至龙门渡河，为通太原之另一道。同州当河中之冲途，为通太原之主线。

李晟曰：“河中抵京师三百里，同州制其冲。”是也。其行程，州东三十五里至朝邑县（今县），当置驿。县东三十步有古大荔国故王城，县西南二里有临晋故城，皆为自古用兵会盟之重地。又东约三十里至大河，有蒲津，乃自古临晋、蒲坂之地，为河东、河北陆道而入关中之第一锁钥。故建长桥，置上关，皆以蒲津名。河之两岸分置河西（今平民县？）、河东县（今永济），夹岸置关城，西关城在河西县东二里，东关城在河东县西二里，河之中渚置中潬城。河桥连锁三城，如河阳桥之制。[34]

涑水道的黄河东岸渡口蒲津，又名蒲反、蒲坂、蒲坂津、蒲津关，在山西省永济市西南蒲州镇，传说曾为舜都，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建蒲坂县，曹魏—北周时为河东郡治所。其地当河曲冲要，为交通陕、晋、豫三省之控扼枢纽，其得失对于关西、关东两地争雄的政治势力影响甚巨，战略形势极为重要。东方之敌欲夺关中，往往先要力争蒲津，借此来打开门户。而关中集团进兵中原，也经常采取攻占蒲津，再由河东北上晋阳，或东出河北，或南下伊洛平原。故唐朝名相张说在《蒲津桥赞》中称赞其为：“隔秦称塞，临晋名关，关西之要冲，河东之辐凑，必由是也。”[35]清人胡天游也在《蒲州府形胜论》中曾列举历代战例，总结并高度评价了蒲津在古代战争史上的重要地位：

蒲为郡，被河山之固，介雍、豫之交。方春秋战国时，诡诸得之以强其国，重耳得之以抗秦，魏斯得之而雄三晋者也。以山西论之，则为并、汾之外户而障其南；以大势论之，则为关中、陕洛之枢而扼其要。故蒲之所系重矣。以自北而西南者言之，刘渊陷蒲坂，则晋之洛阳危；金娄室破河中，宋关、陕不能守。以自秦、豫而北者言之，前则赫连屈孑攻蒲坂，拓跋为之震动；后则宇文泰取秦州，因得略定汾、绛，而高氏晋州始岌岌以就亡。盖形者居要，所谓得之者雄。……天宝之乱，安禄山据两京，郭子仪谓河东据二京间，得之则二京可复。金末完颜伯嘉上言曰：“中原之有河东，犹人之有肩背。河东保障关陕，此必争之地，若使他人据之，则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39中，亦将蒲津列为山西首座重险，并陈述了春秋以来该地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

蒲津关在平阳府蒲州西门外黄河西岸，西至陕西朝邑县三十五里。《左传》文二年“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即此处也。又昭元年“秦公子鍼奔晋，造舟于河”，通秦、晋之道也。战国时魏置关于此，亦曰蒲坂津，亦曰夏阳津。《秦纪》：“昭襄王十五年初作河桥。”司马贞曰：“为浮桥于临晋关也。”汉王二年东出临晋关，至河内击虏殷王卬。三年，魏王豹反，韩信击之，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从间道袭安邑，虏豹，遂定魏地。景帝三年七国反，吴王濞反书曰：“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咸与寡人会于洛阳。”武帝元封六年立蒲津关，盖设关官以讥行旅。后汉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击马超、韩遂，与超等夹潼关而军，操潜遣徐晃、朱灵度蒲阪津，据河西为营。徐晃谓操：“公盛兵潼关，而贼不复别守蒲津，知其无谋也。”既而操从潼关北渡，遂自蒲坂度西河，循河为甬道而南，大破超军。晋太元十一年慕容永等自长安而东，出临晋至河东。又苻丕使其相王永传檄四方，会兵临晋讨姚苌、慕容垂。后魏孝昌三年萧宝寅据关中，围冯翊未下，长孙稚等奉命讨之。至恒农，杨侃谓稚曰：“潼关险要，守御已固，无所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潼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稚从之，宝寅由是败散。……

与蒲津隔河相望的西岸渡口临晋，本名大荔，为戎王所据；秦得之后曾“筑高垒以临晋国”，故改为临晋，位于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战国初年，魏国曾一度越河占有此地，商鞅强秦后又将其夺回。该渡口处于晋南豫北通道的西端，是关中平原的门户，故《战国策·齐策六》载即墨大夫谓齐王曰：“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王收而与之百万之众，使收三晋之故地，即临晋之关可以入矣。”

战国秦汉之间，临晋亦多次成为关中与山东势力争夺与会盟之所，钱穆《史记地名考》“临晋”条六记云：“魏文十六，伐秦，筑临晋元里。秦惠文王十二，与魏王会临晋。魏哀十七，与秦会临晋。秦武三，与韩惠王会临晋。汉王从临晋渡，下河内。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由此也能证明临晋、蒲津与涑水道对于古代交通的显著影响。

2．汾水道

或称“龙门道”。龙门即禹门口，是黄河东岸的另一处重要古渡口，在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北和陕西省韩城市东北30公里处，传说为大禹治水时所开凿。《水经注》卷4《河水》引《魏土地记》：“梁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黄河流至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惊涛激浪，巨流湍急。而出龙门口后，河道变宽，便一泻千里。龙门以下数百里，两岸数十里沙滩间，洲渚密布，浅滩及分流层出不穷，多有淤沙蛇陷之厄。“故黄河自龙门以下数百里之河道，均无一处理想适宜之渡口；而龙门口以东，又恰为汾水盆地交通之要冲，故龙门口遂成秦晋两地古今驰名之渡口。”[36]

古代汾河下游可以通航，春秋时期，秦国都雍（今陕西凤翔），在渭河中游；晋国都绛（今山西侯马），在汾河支流浍河流域；船只顺浍、汾而下，可以经龙门附近的汾河口驶入黄河，转入渭河，进入关中平原。公元前647年，晋国遭受饥荒，求救于秦，“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史称“泛舟之役”，就是利用了这一段水道，见《左传》僖公十三年。北朝时期，汾河水运仍在进行。《魏书》卷110《食货志》载三门都将薛钦上言：“汾州有租调之处，去汾不过百里，华州去河不满六十，并令计程依旧酬价，车送船所。”

由正平（今山西新绛）沿汾河北岸的陆路西行，过高凉（今山西稷山），至龙门峡谷口渡河，登陆后南下即为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东南）。《通典》卷173《同州·冯翊郡》“韩城”条曰：“古韩国谓之少梁。汉为夏阳县。有梁山，……有韩原，即《左传》‘秦晋战于韩原’是也。有龙门山，即禹导河至于龙门是也。鱼集龙门，上即为龙，皆在此。龙门城在县东北，极崄峻。又有龙门关，后周分为郃阳及今县。”过夏阳后进入渭北平原，即可南下咸阳、长安。

关中之旅由夏阳东渡，对岸是汾阴故城，有著名的后土祠，岸边津渡称为汾阴渡或后土渡，可供舟楫来往。东汉建武初年，邓禹领兵自汾阴渡河入夏阳，即由此处。西魏大统三年（537），高欢率师自晋阳南下，“将自后土济”[37]，也是企图经此进入关中。由汾阴东北行，渡过汾水，即至龙门县。《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绛州》曰：“龙门县，古耿国，殷王祖乙所都，晋献公灭之以赐赵夙。秦置为皮氏县，汉属河东郡。后魏太武帝改皮氏为龙门县，因龙门山为名，属北乡郡。”由此沿汾水北岸东行，至稷山、正平，亦可北去晋州（今临汾）、太原。由龙门县南渡汾水，沿大河东岸南行，过汾阴后，即进入运城盆地。

龙门津渡自先秦以来多有征战，公元前645年，晋惠公西向伐秦，与穆公之师战于韩原。战国前期，魏国又渡河占据少梁，以此作为据点扩张势力，建立了西河郡。至秦惠王八年（前330），“魏纳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阴、皮氏”。[38]秦不仅收复了少梁，还由此地渡河攻占了对岸的两处城市。楚汉战争期间，魏豹据河东以反汉，韩信在临晋聚集船队，虚张声势，将敌军吸引在蒲坂，暗地调兵由夏阳乘木罂潜渡，袭击安邑成功，一举歼敌。《资治通鉴》卷108东晋太元二十一年，载后秦主姚兴遣将攻西燕河东太守柳恭，恭临河据守，不能下。姚兴乃礼聘汾阴薛强为将，“引秦兵自龙门济，遂入蒲坂”。北魏太和二十一年（497），孝文帝自代北返途经龙门时，曾遣使祭祀大禹，并置龙门镇于此。

孝昌二年（526），孝明帝又以薛修义为守将，领精兵常驻龙门。永熙三年（534）东西魏分裂，高欢破潼关，屯华阴，龙门都督薛崇礼归降。东魏先后派遣将军薛循义、贺兰懿等率众渡河，占据西岸渡口的要塞杨氏壁。次年（535），守将贺兰懿等见形势不利，弃杨氏壁逃归，龙门两岸津渡即为西魏占领[39]。周武帝天和二年（570），斛律光犯汾北，围定阳；北周齐国公宇文宪领兵二万自龙门渡河，收复数座城池。

（三）南向崤函

这条道路在新安、宜阳以西的部分又称“崤函道”，崤函道的西段（陕县至潼关）与河东只有黄河一水之隔，河东之南，逾中条山、黄河而与豫西的崤函山区相对，那里是古代关中与华北平原交通联络的陆路主道——豫西通道的艰险地段，古称崤函道。河东师旅如果在蒲津、龙门西渡受阻，或是王屋道东行不畅的情况下，还可以从南面的风陵渡、茅津（大阳津）或窦津等处渡河，经崤函道西行进入关中；或是东越崤山，进入洛阳盆地，再东去华北大平原。但是中条逶迤，黄河汹涌，其间可以逾涉之途径主要有二：一是中条山脉南北通道；二是黄河北岸渡口。

1．中条山脉南北通道

由运城盆地南越中条山脉的通道有：

（1）虞坂（巅軨）道

《太平寰宇记》卷46《河东道七·解州安邑县》曰：“中条山，在县南二十里。其山西连华岳，东接太行山，有路名曰‘虞坂’。”这条道路在盆地中心城市安邑（今盐湖区）之南，翻越山脉后即达河北郡治河北县（今平陆），与陕州（今三门峡市）隔河相对，县南之陕津（大阳津）可渡。通道的山北原上有古虞城，扼守长坂，相传为虞舜所筑，以故得名。该地在《左传》中称为“颠（巅）軨”，是因为中途有山涧横绝，被人用土筑成通道，名为軨桥的缘故。古代河东池盐多用车载经此道运往中原，由于路途艰险，车重难以攀登，因此产生了“骐骥驾盐车上虞坂，迁延不能进”的寓言故事。

《水经注》卷4《河水》：

河水又东经大阳县故城南。……河水又东，沙涧水注之。水北出虞山，东南经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之为圣人窟。孔安国《传》：傅说隐于虞、虢之间，即此处也。傅岩东北十余里，即巅軨坂也。《春秋左传》所谓入自巅軨者也。有东西绝涧，左右幽空穷深，地堑中则筑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軨桥也。……桥之东北有虞原，原上道东有虞城，尧妻舜以嫔于虞者也。……其城北对长坂二十许里，谓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山相重。《战国策》曰：昔骐骥驾盐车上于虞坂，迁延负辕而不能进，此盖其困处也。桥之东北山溪中，有小水西南注沙涧，乱流经大阳城东，河北郡治也。沙涧水南流注于河。

《资治通鉴》卷152梁武帝中大通二年（528）正月载长孙稚曰：“然今薛修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不得进，如何可往？”胡三省注：

《水经注》曰：“虞坂，即《左传》所谓颠軨，在傅岩东北十余里，东西绝涧，于中筑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谓之軨桥。桥之东北有虞原，上道东有虞城，其城北对长坂二十余里，谓之虞坂。《战国策》曰：昔骐骥驾盐车上虞坂，迁延不能进，正此处也。”

严耕望先生曾对这条路线的道里行程作过考证：“其道由陕州北渡大阳津，东北十七里至河北县，天宝元年更名平陆（今县东北十五里）。又东北盖略循沙涧水谷而上，经傅岩四十五里至軨桥，即古巅軨坂，当沙涧水，东西绝涧幽空，穷深地堑，中间筑以成道，通南北之路，故有軨桥之名。又东北十余里至虞城，在虞原上，大道之东，虞仲所封，所谓北虞，即晋国假道于虞以伐虢者也。城北山道向上及下七山相重二十许里，谓之虞坂，地极险峻，故古人以骐骥驾盐车上虞坂为困境之譬。下坂，西北行三十二里至安邑县（今县）；下坂，东北行盖四十二里至夏县（今县）。由安邑、夏县北经绛州、晋州至太原府，此为南北交通之一重要孔道。”[40]

（2）白陉（径）道

这条路线在虞坂道之西，以途经白陉岭而得名，《大清一统志》解州卷山川目“白陉岭”条载：“岭在州东南十五里，跨安邑、平陆二县界，中条之别岭也。”这条路线自解县（今运城市）东南越中条山脉之白陉岭，由今平陆县西北抵陕津，又称“石门道”，是古代池盐外运的另一条通道。《水经注》卷6《涑水》载“泽南面层山，天岩云秀，地谷渊深，左右壁立，间不容轨，谓之石门。路出其中，名之曰白径，南通上阳，北暨盐泽”。《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河中府》“解县”条云：“通路自县东南逾中条山，出白径，趋陕州之道也。山岭参天，左右壁立，间不容轨，谓之石门，路出其中，名之白径岭焉。”《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解州》曰：“白径岭，在州东南十五里，中条山之别岭也，路通陕州大阳津渡。《志》云：由檀道山陡径出白径岭趋陕州，即石门百梯之险也。唐至德二载郭子仪复河东，贼将崔乾祐走安邑，复自白径岭亡去。”

2．黄河北岸渡口

自运城盆地南越中条山脉后，即到达黄河北岸，舟楫往来的主要渡口从东向西排列有以下几处：

（1）陕津

古称茅津、茅城津、大（太）阳津，其北岸渡口在今山西平陆县西南故茅城南，该地古时又有“大阳”之称，以故得名。

《水经注》卷4《河水》曰：“河北对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公羊》曰：‘晋败之大阳者也。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晋，自茅津济，封崤尸而还’是也。东则咸阳涧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陕津注河，河南即陕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为东、西之别，东城即虢邑之上阳也。……”《资治通鉴》卷94东晋咸和三年八月，“（刘）曜济自大阳，攻石生于金墉”。胡三省注：“大阳属河东郡。应劭曰：‘在大河之阳，故曰大阳。’《唐志》，陕州陕县有大阳故关，春秋之茅津也。”

南岸渡口即在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之北。

陕津是古代黄河最为重要的渡口之一。其原因有二：首先，陕县为豫西通道西段的交通枢纽，是崤山南北二道的交汇之处，由此地可以西通函谷、潼关，直赴关中；或东去新安，或东南赴宜阳，越崤函山区而抵达伊洛平原；因此自古即为晋豫交通之重要码头。

其次，该处河床较窄，仅宽七十余丈，便于涉渡来往。《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陕州陕县》曰：“太阳桥，长七十六丈，广二丈，架黄河为之，在县东北三里。贞观十一年，太宗东巡，遣武侯将军丘行恭营造。”

由于陕津沟通晋豫两地，故很早即成为兵家觊觎之所。西周末年，犬戎攻破镐京，杀幽王。虢国随平王东迁，定居于陕，分众据守黄河南北，史称南虢、北虢。《汉书》卷28上《地理志上》曰：“北虢在大阳。”大阳也称下阳，《春秋·僖公二年》载：“虞师、晋师灭下阳。”杜预注：“下阳，虢邑也。在河东大阳县。”王先谦《汉书补注》曰：“陕（县）与大阳夹河对岸，故有上阳、下阳之分，亦有南虢、北虢之称，实一虢也。”公元前658年，晋献公假道于虞（今平陆县境），经巅軨道逾中条山脉而攻占虢之下阳；公元前655年晋军又渡河克上阳，虢公丑奔京师洛邑，国亡。事见《左传》僖公二年、五年。

公元前624年，秦穆公渡河伐晋，“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渡，封殽尸而还”[41]。魏晋南北朝战争频繁，茅津屡为黄河南北军队往来所涉渡，地位显著，北周曾于此设大阳关，以守护津要。见《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陕州陕县》：“太阳故关，在县西北四里，后周大象元年置，即茅津也。”

（2）浢（窦）津

故址在今山西芮城县南，对岸码头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北。“浢”或作“窦”“郖”，传说汉武帝微服出行，遇辱于窦氏之肆，为其妻解困，后将津渡赐于窦妇，以故得名。但经郦道元考证，应是由于河北渡口在浢水流入黄河之处的缘故。《水经注》卷4《河水》：

门水又北经弘农县故城东，城即故函谷关校尉旧治处也。……其水侧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于此有浢津之名。说者咸云汉武微行柏谷，遇辱窦门，又感其妻深识之馈，既返玉阶，厚赏赉焉，赐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窦津是也。……余按河之南畔夹侧水□有津，谓之浢津。河北县有浢水，南入于河，河水故有浢津之名，不从门始。盖事类名同，故作者疑之。竹书《穆天子传》曰：“天子自寘軨，乃次于浢水之阳。丁亥，入于南郑。”考其沿历所踵，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门矣。

又见《元和郡县图志》卷6《河南道二·陕州灵宝县》：“浢津，在县西北三里。隋义宁元年置关。贞观元年废关置津。”

《读史方舆纪要》卷41《山西三·平阳府·芮城县》“浢泉”条：“县东北三十五里，出中条山，南入大河。一名浢泽，其入河处谓之浢津渡，达河南灵宝县。《郡志》云：浢津一名窦津，亦名陌底渡，在芮城县东南四十里王邨。”

严耕望亦考证云：“浢津道者，陕州西南灵宝县（今县，《民国地图集》作故县E110°50’N34°45’）之西北三里有浢津（今渡），亦为大河津渡之要，隋末曾置关。盖由此北渡河至芮城，又北逾山至涑水流域也。”[42]

浢津的地位及作用不如陕津，但是在两岸交兵时，人们多注重陕津的防守，进军的一方往往会出其不意，从被人忽视的浢津渡过黄河。例如，东汉建安十年（205）河东豪强卫固割据该郡，曹操委派杜畿为太守赴任，“（卫）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畿至不得渡”。而杜畿虚张声势，“遂诡道从郖津度”，[43]平定了这场叛乱。北魏正平二年（452）六月，刘宋派遣“庞萌、薛安都寇弘农，……八月，冠军将军封礼率骑二千从浢津南渡，赴弘农。”[44]

（3）风陵渡

在今芮城县风陵渡镇南，地当黄河弯曲处，其北有风陵堆山，渡口与天险潼关隔岸相对，北去蒲津约三十公里，为河东、关中之间要冲。《水经注》卷4《河水》曰：“（潼）关之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戴延之所谓风塠者也。南则河滨姚氏之营，与晋对岸。”严耕望曰：“两军对岸立营，正见为一津渡处。”又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华州华阴县》：“潼关……上跻高隅，俯视洪流，盘纡峻极，实谓天险。河之北岸则风陵津，北至蒲关六十余里。”《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河中府·河东县》：“风陵堆山，在县南五十五里。与潼关相对。……风陵故关，一名风陵津，在县南五十里。”

春秋时此地即筑有羁马城（阳晋），是秦晋交兵争夺的要镇[45]。风陵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南面的潼关形势险要，山东之师若欲经崤函道西进关中，容易在此受阻。如果出敌不意，北渡风陵后再由蒲津转涉黄河，即可摆脱敌人主力，顺利进入渭北平原。例如，建安十六年（211）八月，曹操西征关中，马超、韩遂等拥兵十万，于潼关严阵以待。曹操见难以逾越，便接受了徐晃的建议，命令他与朱灵领兵北渡风陵，再西渡蒲坂，先据河西为营；然后亲率大军再次由此途径进入渭北。《三国志》卷17《魏书·徐晃传》曰：“韩遂、马超等反关右，遣晃屯汾阴以抚河东，赐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关，恐不得渡，召问晃。晃曰：‘公盛兵于此，而贼不复别守蒲坂，知其无谋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为军先置，以截其里，贼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骑四千人渡津，作堑栅未成，贼梁兴夜将步骑五千余人攻晃，晃击走之，太祖军得渡，遂破超等。”

曹操此战胜利后，曾向诸将解释了采取这项转移行动的原因，事见《三国志》卷1《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六年九月：

关中平，诸将或问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后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以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然后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从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畜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四）北通晋阳

关中师旅从临晋、蒲津渡河后，由河东北上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域——晋阳所在的太原盆地，主要有两条道路。

1．桐乡路

从蒲津沿涑水河谷东北而行，经过虞乡、解县、安邑，在闻喜县境穿越峨嵋台地，渡过汾河，到达正平（唐之绛州，今新绛县）；然后至汾曲（今侯马、曲沃县境）沿汾河河谷北上，穿过临汾盆地、灵石峡谷，抵达晋阳。此路之名称可见《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载河中府“东北至绛州，取桐乡路二百六十里”。《太平寰宇记》卷46《河东道七》载蒲州“东北至绛州，取桐乡路二百六十五里”。之所以称为“桐乡路”，是因为中途经过桐乡古城，可见《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河中府绛州》“闻喜县”条：“桐乡故城，汉闻喜县也，在县西南八里。”北周武帝在建德五年（576）出兵河东，北上伐齐，攻占重镇晋州（平阳，今临汾）后，留梁士彦驻守，而将主力经此道南撤，命宇文宪率领，屯于涑水上游待命增援。参见《资治通鉴》卷172陈宣帝太建八年十一月：“周主使齐王宪将兵六万屯涑川，遥为平阳声援。”又见《周书》卷12《齐炀王宪传》：

高祖又令宪率兵六万，还援晋州。宪遂进军，营于涑水。齐主攻围晋州，昼夜不息。间谍还者，或云已陷。宪乃遣柱国越王盛、大将军尉迟迥、开府宇文神举等轻骑一万夜至晋州。宪进军据蒙坑，为其后援，知城未陷，乃归涑川。

可见由涑水上游北接汾曲，是有一条能够通行大军的道路，将临汾与运城两座盆地联系起来。后来周武帝在晋州大败齐师，乘胜北上，攻占了晋阳。

桐乡路的道里路程，严耕望先生曾作过详细考证：

（桐乡路）由河中府略循涑水南侧东北行，约七十里至虞乡县（今县），又三十里至解县（今县），又东北四十五里至安邑县（今县）。县南东十八里有龙池宫，开元八年置。相近有蚩尤城。由县东北经安邑故城，有青台，上有禹庙，下有青台驿。又北至桐乡故城，去安邑约五十二里，即汉闻喜县也。又北渡涑水八里至闻喜县（今县）。又北六十里至绛州治所正平县（今新绛），去河中二百六十里。[46]

2．汾阴路

由蒲津沿黄河东岸北进，经北乡郡（治汾阴，今万荣县荣河镇）渡过汾水，到达龙门县，再沿汾水北岸东行，至正平与桐乡路汇合[47]。严耕望先生曾举《资治通鉴》卷141的史事为例，说明这条道路在北魏时的使用情况。“齐建武四年‘三月己酉，魏主南至离石。……夏四月庚申，至龙门，遣使祀夏禹。癸亥，至蒲坂，祀虞舜。辛未，至长安。’是龙门至蒲坂才三日程，必直南行至蒲坂，不绕道也。”[48]

东魏天平二年（536）高欢领兵由晋阳南下，亦走汾阴路从龙门趋至蒲津，造浮桥渡河去攻打关中。《周书》卷2《文帝纪下》：“（大统）三年春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敖曹围洛州。”《资治通鉴》卷157梁武帝大同三年闰月，“东魏丞相欢将兵二十万自壶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将兵三万出河南”。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太原，进攻长安，亦由绛州至龙门，分军西渡黄河占领韩城，而自率大兵经汾阴至河东，又由蒲津渡河到朝邑，走的也是这条路线[49]。

日僧圆仁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亦载开元五年（717）他从五台山出发，沿山西南北主要驿路干线，经由今定襄、忻州、太原、清徐、文水、汾阳、孝义、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稷山、龙门、万荣、永济，过黄河蒲津关而入京畿道河西县境，再经朝邑县、同州抵达长安。

综上所述，河东地区土厚水深，物产丰富；又有山河陵原环绕，易守难攻，水旱道路四通八达，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北朝后期东西对抗的形势下，河东的位置处于长安、太原、洛阳、邺城等政治重心区域之间，在兼并战争当中，占领该地的一方会获得明显的优势，或能御敌于国门之外，或能朝几个方向出兵进攻，从而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故而备受各方君主将帅之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