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破坏，很多人陷入艰难境地，普通人如此，经济学家也如此。但经济学家面临的困境早已显现：绝大多数政界、学界、商界的经济学家既未能成功预测2008年后的大衰退，也没能预测这场大衰退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这给政府部门和经济学界造成严重的信誉危机。毕竟，这场大衰退肇始于内生因素，而非新型病毒或地缘冲突等外生因素。那些所谓的“专家”为大衰退开出的药方千差万别，央行和其他政策制定者推出的天量货币宽松政策则在实现通胀与经济增长目标时频频失败，于是公众理所当然地开始质疑政府及其经济学家。

我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叠加此前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尝试对“为什么一个强大而有活力的经济体会失去增长动力并陷入长期停滞”这一问题做出解释。近期，俄乌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供给约束推升了通胀水平，但很多人经历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实际收入停滞，感到自己“被遗忘”，愤怒不已。

因为年龄大、资历深，我还能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中国台湾，那时的人们充满了活力和希望。在那个时代，空气可能没有现在新鲜，但其他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几乎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面对未来，人们满怀信心。对于今天的许多发达经济体而言，这种美好光景已然不再。

我对上述三个经济体很熟悉，尽管三个经济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都经历了非常相似的经济发展过程。这些经济体之间的文化或历史差异可能会对GDP增长造成几个百分点的差别，但它们都经历了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且都面临着长期的低利率和低通胀——至少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如此。

此外，2008年以来，尽管大多数主要央行实施了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但通胀仍维持低位。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大幅增加，但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首先是1990年后的日本，然后是2008年后的西方国家。日本和欧元区许多经济体的债券收益率实际上已经转为负值。

上述现象与当前仍在大学讲授的经济学课程内容并不一致，后者认为大规模的印钞会导致恶性通胀，而巨额财政预算赤字如果不推升通胀，就会导致高利率。零利率或负利率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人们很好奇卡尔·马克思或托马斯·皮凯蒂会如何解释“负利率”。

25年前，我提出日本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用以解释为什么经济体在泡沫破灭后会陷入多年停滞，以及为什么在此衰退期间传统货币政策药方基本无效。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认识到，私人部门并非总如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假设的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在面临严峻的资产负债表挑战（债务积压）时，会选择追求“债务最小化”。

一旦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被推翻，并承认追求债务最小化的可能性，则所有建立在原始假设上的观点都必须被重新认识，包括许多权威的政策建议。这是因为，如果一部分人储蓄或偿还债务，那么为了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另一部分人就必须借贷和消费。如果私人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偿还债务（哪怕利率为零），那么为了实现经济正常运转，公共部门就必须借贷和消费。

虽然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有助于解释自2008年以来在西方和自1990年以来在日本观察到的许多现象，但它不能解释现象的全部。这些国家发生的一些现象早于2008年，或者晚于其资产负债表衰退，因而难以归咎于资产负债表衰退。例如，西方国家的收入增长放缓早在2008年资产负债表衰退前就开始了，而日本的经济低迷在2006年私人部门完成资产负债表修复后仍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进而想到了在极低利率环境下，私人部门追求债务最小化甚至不愿借贷的另一个原因，即企业无法找到足够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借贷和投资变得无利可图。毕竟在商业和经济领域中，没有人能保证这样的机会一直充足。

企业在找不到投资机会时，通常会倾向于最小化其债务，除非税收安排和资产回报不够适宜。在没有债务的情况下，企业在长期内存活下来的概率显著上升。与之相应，投资机会不足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缺乏技术创新和科学突破，导致具备可行性的投资项目变得难找。这也能解释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前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停滞。第二个原因是海外资本回报率更高，促使企业选择赴海外而非在本国开展投资。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这个因素和技术进步因素同等重要。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新兴经济体相继崛起，改变了西方企业的投资选择。它们继续推动利润最大化，不断满足股东对更高资本回报率的期望，但大部分投资不再发生在本国市场。认识到企业投资在区位选择上不再局限于本国后，我在本书中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一概念。

然而，主流经济学界没有顾及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困境和低资本回报率带来的宏观经济学启示，即便所有发达经济体都遇到了这些问题，经济学家给出的政策建议仍旧是旧调重弹：货币宽松、平衡预算，而这基于的假设还是企业只在本国投资，追求利润最大化。

由于政府承诺的经济复苏远远慢于公众预期，而且往往根本不能实现，公众逐渐对老牌政党的能力失去信心，并开始投票给政治外行（outsiders）和极端分子，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危险迹象。当前，社会保障体制已经明显健全，这意味着今天的民主国家比20世纪30年代更能应对衰退及政策失误，但如果中左翼和中右翼领导人继续推行有根本性缺陷的经济政策，从而导致普通民众陷入痛苦，那么民主将无法存续。

一旦掌握了经济停滞和传统经济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政策应对自然水到渠成。然而，在发达经济体尚未面临资产负债表问题、资本回报率相较新兴经济体更高时，人们形成了一套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统观念。如今，环境已然不同，想要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提高政策有效性，我们必须摒弃传统的政策观念。

几个世纪以来，在新现象挑战旧理论的过程中，物理学和化学不断发展演进。大量实际案例表明，人们最终会认识到，过去的认知并非谬误，而只是更大真相的一部分。经济学也类似，学校教授的经济学并非完全不对，而是只适用于特殊情形，如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健康、国内存在大量可观的投资机会值得企业借贷。如果这些条件不满足，我们则需要寻找一种全新的、广泛的理论范式，在不依赖上述特殊情形的前提下，对现实情况予以解释。

本书出版的初衷，是对我上本书《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的修订和更新，全书的结构和章节设置与上本书类似。居家办公后，我无须每天地铁通勤，也无须经常飞往一些金融中心，因此有大量时间用于这本新书的创作，内容上可以超越上本书，相应地，也就有了这本新书的标题。

我希望本书有助于解释为何过去有效的政策却在今天失效，为什么怀念过去美好的日子无助于解决未来的问题。面对这些改变，有的应对方式是正确的，有的则不然。一旦理解了改变背后的驱动因素，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也就能对当前的全新环境予以正确的应对，而不用把时间都浪费在已经失效的政策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