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对全球“三链”的研究

（一）产业链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分工的加剧，企业垂直一体化的分工与企业间的合作趋势越来越明显。新的技术经济条件促使企业的竞争优势基础从单个企业扩展到产业链，这就迫使企业放弃传统的单打独斗式竞争模式，更多利用产业链赋予企业的竞争优势，与链外企业进行竞争，这体现的是产业链与产业链间的竞争。

1.产业链研究已形成完整的框架

魏然（2010）指出我国产业链研究起步于农业产业链，目前已经将产业链研究扩展到包括能源、移动通信、文化、建筑、服装、高新技术、生物医药、会展旅游、现代物流等在内的广泛的产业领域，同时我国学者还对产业链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链内涵、产业链类型、产业链运行机制、产业链纵向关系、产业链优化整合、区域产业链六个方面[16]。肖小红（2012）以产业链为主线，对产业链的内涵、构建、优化与整合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17]。

我国产业链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和逻辑体系。首先，从我国产业链研究涉及的产业领域来看，始于农业的产业链研究，已经扩展到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广泛的产业领域，并针对各细分行业，进行了更有针对性的分析和研究。其次，从目前我国产业链研究涉及的六个方面来看，产业链的内涵和类型是研究基础，产业链的运行机制、纵向关系和优化整合是主体框架，区域产业链的研究则显示了产业链理论与区域经济学的相互融合。其中，产业链的运行机制主要研究产业链形成与演化过程中的内在机理；产业链的纵向关系主要研究产业链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各构成主体之间经济联系的变化规律；产业链的优化整合主要研究产业链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链条构建与优化升级的实施途径。产业链六个方面的研究已逐步构成产业链理论的逻辑体系。从产业链研究所涉及的产业领域来看，目前某些细分行业的产业链分析与研究还存在盲区和空白，无法针对这些不同细分行业的产业链在运行机制、纵向关系、优化整合以及区域分布等方面的异同进行全面总结。因此，产业链理论的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还有待加强，需将产业链基础理论进一步运用到更多细分行业的产业链分析与研究中，并从中进一步提炼和丰富产业链的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

2.大国博弈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

全球产业链体系是指全球范围内垂直产业链与水平产业链的各个构成部分的总和，既是全球垂直产业链上下游之间、水平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动态体系，也是全球范围内产品供给与需求链、商品流通链、价值形成与分配链、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链的多维动态组合。中美贸易摩擦已成为全球贸易摩擦与冲突的集中体现，无论其持续时间长短，都对全球产业链体系产生了影响，加快了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与重组进程。贸易战对全球产业链体系的分化性影响表现在以下方面：产品供求链的空间割裂与空间错位；商品流通链的市场分离与市场错配；贸易价值形成与分配链的利益冲突与主体错位；产业分工体系与资源配置体系错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链的地理分割与区位冲突；产品生产链、供应链与需求链体系重构；贸易价值形成与分配链体系重构；产业分工体系与资源配置体系重构，经济活动空间分布链体系重构。

（二）全球供应链研究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全球供应链体系不断扩展并创造价值，供应链水平能否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已经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国家间的竞争日益深化为全球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以美国为首的众多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形成了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物流与供应链体系，建立了社会化现代物流体系和供应链管理平台，在全球供应链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近20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电商、物流、采购、快递等业态融合交叉不断创新发展，正从产业供应链向平台供应链、供应链生态圈快速演进升级，供应链管理模式不断创新，技术不断进步，供应链金融迅速发展，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我国经济总体发展不平衡，经济运行效率不高，供应链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不少短板，成本和库存居高不下，许多产业在全球竞争中仍处于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因此，如何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大潮中把握时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的融合与创新发展，通过供应链的牵引和驱动重塑竞争力，实现追赶和超越，成为摆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政府、行业和企业面前的现实问题。

1.供应链管理的重点研究方向

赵侃（2017）通过运用词频分析法，根据文献关键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确定供应链管理的研究热点，阐述了我国近十年来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应用领域和研究方法等主要内容。近几年国外供应链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供应链的框架体系、协调优化、信息化、管理模型构建、绩效评价、绿色供应链和集成化等方面。国内研究方向与国外总体一致，国内学者在供应链的协调优化和信息化方面的研究紧跟国际步伐，但在供应链管理的模型构建、框架体系和集成化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跟进和提升空间[18]。

2.供应链中断风险的研究

2018年美国对中兴通讯的芯片供应禁运，使中兴通讯面临破产的境地，最后不得不改组董事会和管理层，缴纳巨额罚款。欧美企业有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企业非常重视全球供应链管理，同时对于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也非常重视，建立了完善的风险防范机制，从而免受供应链中断事件的破坏，因为一旦发生供应链中断，其代价高昂。最明显的解决方案诸如增加库存、多地点增加零部件生产能力和多方供货等，这些方法会提高企业成本，降低经营效率。一旦供应链中断风险长期化，企业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因此，如何应对供应链中断风险对于企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郜庆（2019）对供应链中断风险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主要包含了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内涵、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等。供应链中断风险来源于供应链网络结构，供应链网络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自适应、拟均衡、协作演化及非线性变化等特点的复杂自适应系统，供应链网络是个复杂系统，具有一系列非线性的演化特征[19]。杨康、张仲义（2015）认为，供应链风险的传导过程是企业间的行为从一个双边节点传播到相邻双边节点的过程，复杂网络理论可应用于供应链风险传导问题研究[20]。风险可通过因果链条升级传导，供应链中断风险传导过程中的实物流和信息流可比喻为雪球效应，从而导致不同的系统安全风险和更大的风险。部分研究对网络结构的复杂性基于管理科学工程的相关方法进行了模拟仿真，为研究供应链中断风险分析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供应链的复杂程度提高，以个体风险管理方法分析全球价值链的复杂供应网络结构存在不足。供应链中断风险的研究针对供应链风险来源、识别和评估进行了阐述，特别是从管理控制工程的角度，提出了供应链中断风险的识别方法。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整个供应链，而非对其前端供应链中断风险的针对性研究，而且全球价值链下供应链中断风险呈现不同的特征，需要针对全球价值链下的供应链中断风险进行研究。

3.供应链价值共创问题研究

在全球信息化时代，企业由传统的“供应商—企业—客户”的供应链链条，逐步演变成一个复杂的企业生态系统，包括供应商、企业、客户、政府、相关利益者乃至整个社会，企业也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逐步转变为追求共同价值最大化。

王静和路应金（2018）基于内容分析法，对2003—2017年发表的文献进行了分析，发现供应链价值共创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与企业间的价值共创；二是企业间的价值共创；三是消费者之间的价值共创。首先，基于消费者服务逻辑的价值共创主要聚焦于“使用价值”和消费者体验。在社会化媒体的背景下，顾客与每个节点企业均有可能进行共创。供应链中还会出现需求匹配、利益分配问题。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着眼于“使用价值”和消费者体验的价值共创途径；消费者如何与供应链上的各个节点企业进行价值共创，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以及消费者的收益；如何进行需求的匹配。其次，现在消费者不仅能获得体验，还可以通过折扣、优惠券等方式获得利润分成。如何协调价值共创过程中服务交换和资源整合的利益和矛盾，通过智能化连接价值共创的整合和互动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后，由于消费者的社会性动机越来越强烈，消费者在网络中的表现使其能够得到其他参与者的欣赏，从而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拥有了参与价值共创的知识技能和条件，并通过互动分享进行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因此，消费者群之间的价值共创产生的创新型商业模式，才是价值共创值得探讨的模式[21]。

4.供应链整合和协同研究

供应链整合被认为是供应链管理的灵魂。很多前人的研究都证明了供应链整合可以提高绩效，如供应链整体绩效、供应链上企业的运营和商业绩效等。从实践角度看，很多企业都因为实施供应链整合而受益。霍宝锋和李丝雨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对供应链整合和企业绩效进行分类，将供应链整合分为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外部整合又分为供应商整合和客户整合，综述了供应链整合对企业的两种绩效：运营绩效和商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了不同文献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点，综述了4种观点解释供应链整合非正向影响绩效的原因，对供应链整合的理论和实践均有贡献[22]。

供应链协同是供应链的高度整合，可以促进和提升供应链节点企业间的战略伙伴关系，降低成本和库存，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服务水平。陈炜和田原（2018）介绍了供应链协同理论的内涵、动因和分类研究。针对供应链协同的主要研究方法：数学建模方法、契约协调和系统动力学，介绍了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和方法论意义，归纳了研究热点和趋势，为供应链协同理论的系统总结提出了有效借鉴。作者认为现代企业的竞争基于供应链环境，当前供应链的研究聚焦于供应链协同管理领域，通过供应链协同促进伙伴间的紧密协作，为供应链的高效运作提供便利条件，实现供应链系统的整体最优[23]。

（三）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研究

1.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深度研究

长期以来，如何衡量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外贸依存度是最早的替代指标。由于“两头在外”加工贸易是中国外贸发展的重要方式，因此外贸依存度指标往往会高估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深度[24]。平新乔（2006）利用外贸依存度指数分析表明，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垂直专业化指数已由1992年的14%上升至2006年的21.8%[25]。程大中、程卓（2015）测算发现，近年来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深度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产业关联性也在提高[26]。葛阳琴和谢建国（2017）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及其变化[27]；魏龙和王磊（2016）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主导区域价值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可行性[28]。

杜运苏、蒋祖龙（2019）利用Wind数据库，从增加值（前向关联）和最终产品（后向关联）两个角度测算并分析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深度及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深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态势，2006年以后国内经济活动主导作用进一步显现；当前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现象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程度有限；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深度在全世界处于中等水平，最终产品融入深度相对较深，而增加值融入深度略低于世界水平；从行业来看，第二产业引领着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但细分行业之间差别较大，如电器与光学设备制造业、橡胶和塑料业是融入全球价值链最深的行业；最终产品融入深度已经很深，未来重点是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创造更多的增加值[29]。

2.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制造业升级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严重削弱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优势，跨国公司开始进行产业转移。国际上，全球经济增长停滞，中国长期依赖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弊端日益凸显。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会使我国制造业陷入路径依赖和低端分工锁定的困境，不利于培育自主品牌和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在全球价值链上，上游制造业对下游制造业溢出多少知识，不论是通过贸易渠道还是外资渠道，都取决于下游企业的吸收能力，而下游企业的吸收能力又取决于本身的资本原始积累和科技研发投入量。技术转移模式受知识产权政策的影响，要获得高质量的制造业升级，下游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关键。蔡昉等（2013）认为，全球价值链存在“雁阵”式格局，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向上游企业学习先进的管理和研发经验等，有助于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积累知识资本[30]。张其仔（2014）认为，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可以学习领先企业确定战略的方法，并沿袭其路径，模仿其制造技术，吸取其经验教训，进而获得自身生产能力并建立富有自身特色的产业基础，实现制造业升级[31]。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相关标准的国际融合，使制造业活动的沟通与合作成本显著下降[32]。王岚、李宏艳（2015）认为，大多数中小企业处于制造业的低端环节，市场竞争激烈，它们通常很难进入国际市场。而制造业的高端环节，研发成本高、运营风险大，因此，企业有被挤出全球价值链的可能[33]。张少军、刘志彪（2013）主张整合国内价值链，支持国内制造业企业“抱团”进入特定的全球价值链，增强竞争力，促进区域市场合作和融合，充分发挥区域价值链在制造业中的关键作用。区域价值链或以区域价值链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仍是主流的全球价值链，通过这些价值链之间的密切关系推动本区域市场的融合和发展，可促进制造业升级与发展[34]。

3.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个方面进行价值链重构

价值链重构的研究文献丰富、涵盖面广，李平、狄辉（2006）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个方面进行价值链重构研究。随着产品技术复杂度的不断提升，单一的个体不再能完成所有的生产，不同的个体之间需要进行协同配合，生产者、中介机构和消费者要同时发挥作用，才可创造出更高的价值；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交易成本的降低促使国际分工更加细化，形成了技术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渠道服务密集型等产业结合及前后向联系、横纵向扩展的产业链[35]。刘明宇和芮明杰（2012）研究了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价值网络按照功能分为三部分：价值链活动、供应链网络、产业链整合。价值链重构是企业更专业化于某一环节，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供应链重构是使服务业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需求。产业链重构是将某些厂商集成一个，通过消费者需求调整生产，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创造更多的价值。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上不同类型的活动，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价值网络，并以价值链为载体，将最终价值传递给客户[36]。

4.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目前，有关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硕，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含义、类型、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讨。这些探讨有助于理解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不同价值链主体如何进行有效分工协调、权力利益分配，为全球化发展的驱动力量和背后的运行机制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分析框架。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世界市场体系频繁出现新现象、新变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受到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其研究范畴、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化与扩展。与全球治理以及企业治理等其他相关治理模式研究相比，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略显不足，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对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主要以成本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定性分析为主，基于微观组织的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不够深入；尽管在研究分析中涉及了动态问题，但比较静态和静态分析仍占主导地位，对价值链治理过程中的治理路径、动力机制的关注度不高，解释力度不强。第二，在研究范畴上，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研究理论体系主要关注主导企业和供应商的协调关系，而忽略了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第三，有关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绩效问题研究也相对匮乏，即缺乏有关价值链治理模式之间优势比较研究，这也是学者们以后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的一个领域和方向[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