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诗，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而斑斓变化。英国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文化与自然的种种纠葛或矛盾也在此间突显且延续至今。英国浪漫主义产生于此特殊时期，诗人们虽未曾系统地提出过生态思想，但他们的确较早地意识到自然的价值而正面歌颂大自然，并对被机械主义和工具理性异化了的人性世界做出强烈的反叛。在此特殊时代，人类文明与自然的联系及矛盾直接交织于诗人躯体本身，也透过诗歌中的身体因素呈现。济慈、雪莱、拜伦，他们或身患疾病，或躯体残疾，却用“乖张”的身体诗篇演绎短暂的人生之曲。布莱克书写身体，发现了身体的力量，他以身体想象环境。华兹华斯隐居湖畔，寄情山川湖泊，移情花鸟虫鱼，他在哲思中用安宁的身体感受自然，用诗歌言说人类的栖居问题。

“身体”概念，在西方文化中承载着丰厚的内涵，并在各种历史语境下反复延宕演变。身体首先是一具躯体，是我们存于世界的根本。对于诗人而言，诗歌亦是身体的蔓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出隐秘而悠远的躯体声音，身体话语首先通过躯体传递。此外，身体作为思想界古老的中心论题，缘结了审美、政治、伦理等各种领域乃至本体论的思考。在身体的生态维度中，它是嵌于自然的一种物质，是处于生态世界中的机体。同时也因承载着弥合二元对立的文化内涵和话语力量，身体因素在我们认识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体的关系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开辟了理性与科学的新天地，在注重理性的时代，身体似乎作为人类精神的对立面，在思想话语界受到极大的漠视与压制。而理性与科学的到来恰恰引领人们祛除迷信，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关注自身躯体的物质性。这实际上推动了身体意识的萌芽。环境剧变极大程度上激活了身体因素，尽管身体在思想话语界受到漠视与贬低，身体因素却不可避免地活跃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当中。此时，身体意识处于萌芽阶段，浪漫主义诗人并未全面直接地宣扬身体。然而，向往大自然，酣畅宣泄自我情感，这种种表现却直接演绎了受理性至上与恶劣环境压抑的身体之反叛。因此，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身体编码对于研究该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诗学特点至关重要。若将身体话语加入生态批评研究，生态批评的多重论题就能够得到拓展与深化。在多重身体视角下，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内涵与诗学价值也将更为全面地展现。

一、身体与生态批评

身体话题由来已久，不同时代在此话题上皆留下了不同的印记。同时，身体在客观上作为人存于世之根本，被不同研究领域纷纷纳入各自的研究视野之中。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无论在医学、心理学、运动学，抑或哲学、美学、文学、政治学等领域，身体皆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兼具生物性和文化性是其公认的特征，这种特征与将重点致力于关注人类机体生存本身和物质环境关系的生态批评高度契合。身体与自然有着复杂的纠葛，对身体的思考流变与人和自然关系的变化一直交织在一起。事实上，“身体”在生态批评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生态批评无时不展现出身体维度。

（一）生态批评视域下的身体流变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身体是人存于世之根本实体，人自开始思考自身，“身体”概念便交织着矛盾性，身体如陈年美酿一样给自我以愉悦，又如一个甩不掉的幽灵一样给精神以烦恼。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身体观不断地被各种话语所构造。

“身体”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词义有二：“①指个体的人或动物生理组织的整体。有时专指躯干或整体中头以外的部分。②体格；体魄。”事实上，“身”字是一个象形字，它在甲骨文中被描绘为腹部隆起的人体侧面形象，表示女子怀孕，隶化后的“身”字结构有所调整，“怀孕”的本义消失，指向躯体。在《说文解字》中，许慎解释为“身，躯也。象人之身。从人，厂声。凡身之属皆从身”。“身体”本义中的“体”字在金文中为“軆”，指身体里的器官，此后楷书又创造了会意字“体”，表示躯干。同时，“体”字在古今汉语中皆有体会、实践的意思。身体在英语中对应词是“body”,“body”一词用法较为丰富，与人体直接有关的名词性含义主要是人或动物（包括已经死亡）的躯体、（除头、四肢以外的）躯干。此外，“body”作为动词时表示赋予抽象之物以形体。“body”的近义词“flesh”，表示肉体，肉体是身体的物质组成，“肉体”在使用中往往带有生理性欲望的指涉，而身体话语则包含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生理性的肉体只是它的一个维度。

综上可见，身体的中英词义首先突出的是其物质躯体性，即身体是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有机实体。“头”是大脑所在，是思维的象征，而从“整体中头以外的部分”可见演变至今的身体词义明显带有与思维对立的偏向性。而“体”字所包含的“体会”等动词含义表明“身体”词义又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精神感受，“体”既是身体，又是感悟和实践，这与英文“body”作为动词时更加强调外在形体的呈现是不同的。“body”词义与汉语“身体”的此般区别，与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人对身体所进行的身心二元划分有着密切的关系。

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描述了苏格拉底从容赴死的过程，借苏格拉底之口对身体与灵魂两者展开了辩证讨论。苏格拉底认为身体与灵魂是相对的存在，并把身体视为人追寻智慧之路上的障碍，他强调灵魂不朽且能摆脱身体，哲学家应该用灵魂、用心灵去探求真相。在他看来，灵魂带有知识，而灵魂一旦进入身体，即出生，我们便遗忘，知识的再次获得即回忆。身体在他这里便是低下的肉体，一直在扰乱着灵魂，身体是哲学家应该学习摆脱的凡俗之物，他直接言说着对现世肉身的不以为意：“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身体是灵魂达到澄明的障碍，他直言“我们有这个肉体的时候，灵魂和这一堆恶劣的东西搀和一起，我们的要求是永远得不到的”,“我们得承认，和肉体同类的东西是烦人的、沉重的、尘俗的，也看得见的”。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将世界比作一个永恒的生命体，神将灵魂安置在这个生命体的中心，并使它统摄整个身体，把身体包围起来。为了突出灵魂绝对至上，柏拉图还强调，“神在造身体时，已经把灵魂造好了，这样做就不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即当灵魂和身体合在一块时，后生统治先生”。亚里士多德也在《政治论》中提到：“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统治的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被统治的部分。”西方文化传统中贬低身体，视身体为灵魂或心灵的对立面并受其统治的思想源头即为此。

古希腊时期是人类的童年期，人与自然紧密相连，人之生活并未像今日般常常在现代文明中穿梭，习惯性用机器和数据解读任何现象，甚至遗忘亲近自然，因而彼时出现思想家思考灵魂或心灵与身体关系的现象，乃是人类的思维正从思考自身身体出发，继而萌发形而上学的象征，是思维进步的体现。众所周知，古希腊神话中的神有着七情六欲，古希腊雕塑等艺术常常以人的裸体形象为塑造对象。这实则意味着，彼时的人类能够坦然面对身体，较大程度地释放自己的动物性。他们依赖生态世界，并与之相融，他们也用身体构想自然或世界，古希腊思想家将灵魂的存在套用在自然观中，把世界“当成被‘赋予了灵魂的’某种东西”，如泰勒斯。然而，对于灵魂抽象提取，进而推崇提升，将身体贬为充满各种劣根性的肉体概念，古希腊思想家的这种意识经过基督教的接收和反复强化，深深地扎根在了西方文化传统之中，并随着基督教的不断深入在一定时期达到极致。

此外，身体与灵魂的对立作为一个基本思想范式，也被引申到动物与人，女性与男性等二元图式的建立中，亚里士多德直言道：“灵魂与身体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人兽之间的关系。驯养动物比野生动物性情更为善良，而所有动物都因受到人的管理而得以保全，并更为驯良。男女间的关系也自然地存在着高低的差别，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由此可见，在这种思维传统中，越是接近身体性、接近自然状态的事物，越是受到贬低。灵魂或心灵、精神或理性，这些都逐渐成了全能上帝的象征。

到了十七世纪，笛卡尔的学说延续了将拥有思维和灵魂视为人与动物的区别的传统，认为剥离了灵魂的身体与动物等同，且在他看来，可以把身体与动物视为机器。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中提出：“我首先曾把我看成是有脸、手、胳臂，以及由骨头和肉组合成的这么一架整套机器，就像从一具尸体上看到的那样，这架机器，我曾称之为身体”,“如果我把人的肉体看成是由骨骼、神经、筋肉、血管、血液和皮肤组成的一架机器一样，即使里边没有精神，也并不妨碍它以跟现在完全一样的方式来动作，这时它不是由意志指导，因而也不是由精神协助，而仅仅是由它的各个器官的安排来动作”。这种学说逐渐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接受，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按照类似的思路创作了《人是机器》一书，表现了渗透于知识界的机械唯物主义精神。在当时，被神权压抑的漫长的中世纪走向尽头，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进步，随之涌现的是大量的机械奇迹，各种自动化机械装置不断在人们生活中呈现，这使得人们很容易接受机械化的身体观。在这种理念下，人对待身体的态度不仅仅是贬低或压制那么简单，而是开始对此表现出一种已彻底揭开其面纱后的不以为意。汪民安指出：“意识战胜身体的方式从笛卡尔那里发生了变化，笛卡尔同样将意识和身体划分开来，但是从那里开始，身体不是被刻意地遭到压制，而是逐渐地在一种巨大的漠视中销声匿迹了。”笛卡尔认为天赋理性，“我思故我在”，理性是独立于身体的存在，而身体只是机器。于是，身体成了彻底的客体，它与自然界的动植物一样，受到物理定律的支配，也可以用科学去解剖和探索其全部秘密。自十七世纪以后的一个多世纪，身体与自然一同开始了祛魅(disenchantment)的旅途。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开始膨胀。身体开始在社会人文思想中缺席了，成为医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身体在社会人文领域话语权的消失，也意味着自然之物话语权的消失，人文学科通常将心灵或精神作为主题，并且认为文艺是高于身体和自然的，黑格尔就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只因它是由心灵产生的。

身体在笛卡尔二元对立的思想下开始销声匿迹，然而这种机械主义的观念也推动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生物科学自十八世纪以来不断发展，作为心灵与物质统一体的“生命”概念被突出强调，生物学研究再次反过来打破了其身心二元论。笛卡尔在《论人》和《灵魂的激情》中认为松果腺位于人类大脑中，是灵魂所在，或者说它沟通了灵魂与身体，使二者能相互作用。“松果腺”理论在今日的生物学或医学看来显然无法成立。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所作的《笛卡尔的错误》一书，曾对此进行系统研究，从生理学等角度打破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

而从另一角度看，到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在身体的被湮没中走向了顶峰，到处宣称人的伟大是因为他是理性或精神的载体。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哲学家们把唯心主义运动推向了极致，在此等形而上学中，身体几乎没有话语权。然而身心统一体的事实无可厚非，吊诡的是，理性运动也将推动人不断地探索认识自己，人们终将回归，重新认识身体。更何况对于非理性的过度遮蔽和压抑，终将导致其爆发，正如一味地忽视自然终将遭到自然的报复。这一切的结果是，身体从十八世纪中后期开始发声。

容易被忽视的是，浪漫主义的诗学文本当中已开始大量流露诗人的身体意识或身体因素。环境的剧变加深了身体对自然的渴求与感知，诗人的身体感受突显，理性运动推动下的医学、解剖学等生命科学的发展，使他们初步产生身体意识。以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为例，它被视为浪漫主义的宣言，华兹华斯在其中定义了浪漫主义式的“诗人”，其中夹杂着身体意识。他将诗人与解剖学家做类比，认为诗人以他本身的敏感产生和表达情感，给人愉悦。华兹华斯在强调感受力、内在创造力时，无疑描绘了一个具身性诗人，“他是一个人，比一般人具有更锐敏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不仅如此，“他有一种能力，能从自己心中唤起热情，这种热情与现实事件所激起的很不一样”,“并且又比别人更有能力把他内心那样地产生的这些思想和情感表现出来……无疑地，它们与我们伦理上的情操、生理上的感觉，以及激起这些东西的事物相联系”。同样，他也将诗歌视为有血有肉的存在：“希望读者得到有血有肉的作品作为伴侣”,“诗的眼泪，‘并不是天使的眼泪’，而是人们自然的眼泪；诗并不拥有天上的流动于诸神血管中的灵液，足以使自己的生命汁液与散文的判然不同；人们的同样的血液在两者的血管里循环着”。在此，他强调诗歌并非产生于外在的神性召唤，而是物质性生命的产物。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普遍强调感受力与想象力，诗人作为这类能力的体现者，肩负着掌控想象的使命，华兹华斯设定了诗人重返自身的途径。情感产生于有血有肉的物质身体，对于内在情感的关注实际上是重返身体的体现。作为诗人或作家，浪漫主义者并未能如哲学家般理性地捕捉与阐明身体意识的到来，他们更多进行着诗性创作，于是，心灵、想象等标签成为浪漫主义诗歌中身体的外衣，传统批评话语往往忽略其内在身体性。事实上，这种强调情感的浪漫主义思潮引领着身体的崛起。

到了十九世纪，尼采称上帝已死，发出“从身体出发”的口号。他认为人的思维和行动背后有着一股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即权力意志，于是他直呼：“人类，已经成了自然力的主宰，他的野性和放纵的主宰：欲望已经学会了服从，学会了功利。与一个猿人相比较，人类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权力。”尼采强调了人性中无法撇去的动物性一面，它是非理性的，来自身体，人的身体不应该受到轻视。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直言：“我全是肉体，其他什么也不是，灵魂不过是指肉体方面的某物而言罢了”,“我的兄弟，你称之为精神的你的小的理性也是你肉体的工具，你的大的理性的小工具和玩具”,“创造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作为其意志的帮手”。形而上学长期以来将身体视为与动物等同，在这样的传统看来，这两者皆是次等的，人依靠理性而为人，尼采则为身体发声。虽然他并未正面建立身体哲学，但从身体的角度看，无疑在他的哲学视角中，权力意志源自对身体性的思考，它无疑是身体的一股超越性的力量。如此一来，尼采也不再强调人是高于动物的理性存在，而认为人是“联结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

此外，尼采又形象地将阿波罗精神（日神精神）与狄奥尼索斯精神（酒神精神）视为艺术的起源，酒神精神正是忘我的、狂欢的，表征着合一的力量，它更象征着身体性和自然力，身体性内在于人的自然，即生命力和本能的层面：

自然的本质就要得到象征的表达；必需有一个全新的象征世界，首先是整个身体的象征意义，不只是嘴、脸、话的象征意义，而是丰满的让所有肢体有节奏地运动的舞姿……为了把握这种对全部象征力量的总释放，人必须已经达到了那种忘我境界的高度，这种忘我境界想要通过那些力量象征性地表达自己……

尼采形象地分析了酒神颂歌，它是身体的狂欢，是生命力的释放，悲剧精神正是通过回归身体、释放生命力的方式来达到生命的弥合感，故而他说：“此即狄奥尼索斯悲剧的下一个效应，即国家和社会，一般而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种种鸿沟隔阂，都让位给一种极强大的、回归自然心脏的统一感了。”尼采的理论明显包含着身体的大地性，人在这种狂欢式的艺术形式中达到自然的状态，这种自然的状态是人类共通的。于是，身体也成就了艺术的感染力，因为人即身体。

至此，身体从束缚中挣脱出来，开始去推翻“理念”“我思”“理性”在形而上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身体不再被视为广延的物体，而是生命体的核心，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诸多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所在，它逐渐成为哲学等人文学科关注的重大焦点之一。巴赫金所讨论的狂欢节是身体的狂欢，弗洛伊德大胆强调身体的本能和欲望，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更是系统地建立了身体现象学。

如果说尼采和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学家们发现了精神中的非理性、动物性，使身体在人文研究领域发声，那么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家们则进一步揭开了身体隐秘的文化内涵，彻底提出消除身心二元论。梅洛-庞蒂运用大量心理学、生理学等极为细致的科学分析，聚焦身体，来建立他的现象学体系，试图解构存在与意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裂。他看到了身体与世界的实在联系，指出“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身体不是纯粹独立的物体，它拥有统一性，我们对于世界的感知是身体性的，是一种知觉，身体赋予物体和抽象概念以意义，我们获得认识和理性皆离不开身体知觉。梅洛-庞蒂透过身体，也对自然世界有着独特的认识，他将人与外在自然世界的关系做了一个巧妙的比喻：“由于物体之间或物体的外观之间的关系始终需要通过我们的身体，所以整个自然界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或处在对话中的我们的对话者的表演。”那么，再进一步探索，他得出：

自然世界是所有界域中的界域，所有风格中的风格，它保证我的体验在我的个人历史生活的所有断裂中有一种给出的和非规定的统一性，它的关联物就是我们从中发现身体定义的我的感觉功能的给出的、一般的和前个人的存在。

这段话启示着我们，人们的逻辑活动都建立在对世界的体验上，自在和自为无法分割，身体联结了自然世界中的万物，自然界亦是保证身体定义感觉与存在意义的场域。身体在环境中的嵌入，也使得现象学家对于“地方”(place)倍加关注，如海德格尔提出“栖居”，而人文地理学家对于“地方”的研究又深受身体现象学的影响，如段义孚对空间与地方的探讨。

自由烂漫的古希腊人从身体出发，思考生命和自然万物，开始认识人类自己，认识人之精神和思维的高贵，而到笛卡尔时代，人类中心主义膨胀，身心二元论思想全面铺开，在极度的理性崇拜下将身体与自然一同祛魅。十九世纪，尼采却面向大地，为身体发声，正面看待人身上非理性的自然力。二十世纪的梅洛-庞蒂更是将躯体性层面的身体与现象学研究结合，试图打破人文学科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论。由此历史轨迹可见，身体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起点，它也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回归，人是身体并居于世界，人们对于身体和自然的认识也始终纠葛在一起。

（二）生态批评中的三重身体维度

自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认知科学、心理学、现象学的深入发展，围绕“身体”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福柯将政治权力的运转与规训身体联系起来，建立了身体政治学，波伏娃、巴特勒等女性主义者又从身体视角出发，构建各自的女性主义理论。生态批评自诞生至今，虽未显明而普遍地强调身体研究的重要性，但其发展深受包括身体理论在内的众多理论的影响，并在其自身的理论探索和构建上与“身体”话题紧密相关，呈现出“身体”维度。对此，笔者认为生态批评与身体的勾连主要体现在弥合二元对立、物质转向以及关于“地方”的思考当中。

首先，弥合二元对立是生态批评中身体维度的一个原则性体现，生态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皆对此做了重要探索。

身体研究对生态批评的影响，较大程度上来自女性主义。波伏娃在《第二性》开篇从生理学的角度，即从女性与男性身体在生物学上的差异角度展开研究，她主张采用存在主义的哲学视角，围绕“为何女人被界定为他者”的问题展开探讨。波伏娃认为女性与自然都是男权世界中的他者，女性被视为自然的同类，是土地，是水，具有被动的繁殖能力。在波伏娃看来，男性对女性的态度正如人对待自然一样是矛盾的，一方面人开垦自然，另一方面人又产生和死于自然，自然对于人而言有着不可被压倒的神秘性，而男性期待在女性身上把握自然，其实是用自己的意志塑造臣服于自己的女性。她提到，“首饰的作用是同时让她更密切地属于自然和使她摆脱自然，这是将认为的凝固的必要性赋予活生生的生命。女人使自己变成植物、豹子、钻石、珍珠，将花朵、皮裘、宝石、贝壳、羽毛和她的身体混合起来……在打扮过的女人身上，自然虽然在场，但是也被一种人的一员俘虏了，按照男人的欲望被重新塑造了”。波伏娃对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中女性与自然的紧密关系有着细致的分析，这对生态批评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她研究对象中的身体概念很大程度上还是与社会意识相分离的，因此以上对身体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建立在身体与思维二分的基础上。

当代女性主义研究者巴特勒延续了性别的社会构建论这一女性主义重要命题，并以身体为据点，对波伏娃的研究做了进一步的突破和发展。身体的“物质化”(materialization)是其在《身体之重》中重点谈论的概念，这里的“物质化”概念强调了被规训、塑造的被动性，换言之，身体在传统二元对立思想下被强化为本体意义上的被动性存在，即物质，权力关系不断地促成其物质化的形成。然而巴特勒笔下的身体是开放性和生成性的，它“从没有对强迫其物质化的规范完全顺从”，再物质化(rematerialization)成为可能，即身体对不断压制的权力规范会发生反叛，两者是相互生成的。在她看来，被视为他者的女性、同性恋者正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身体对规范主体的反叛。此外，巴特勒曾提到，“其他女性主义学者指出，自然的概念需要重新被思考，因为自然概念有它的历史，将自然视为空白和无生命的纸张必然是出现于现代，可能与统治性的科技出现有关。事实上，有人认为将自然视为动态的相互关系同时适用于女性主义和生态目标”。由此可见，巴特勒虽然强调权力对性别、身体、自然的构建作用，但在她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一边倒地强调某种构建论，而是凸显身体本身的超越性，试图突破以身心为主导的各种二元关系，挖掘两者之间无法分割且动态的关联。巴特勒对身体物质性的重申为后现代主义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深深影响了生态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

以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为代表的生态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延续了后现代关注物质性的研究，更将视野跳出现象学的形而上和语言学的话语构建，将身体的真实生存状态与生态环境纳入研究范畴，并切身加入绿色运动的实际行动中。他们进一步发现了二元对立思想造成人与自然的严重分裂，发现现代意识形态引导下的人类行为对真实身体造成躯体性的影响，以此对现代性做了深入的批评。斯普瑞特奈克指出：“现代生活允诺人们可以脱离变幻莫测的身体(body)、脱离自然(nature)的限制以及脱离对地方(place)的乡土联系。身体被看成一架生物机器，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现代经济的外壳，地方观念成了世界主义者眼中未开化之物。”生存的物理性，包括身体、自然和地方的统一。她认为身体是包含心灵的，由此，也可以称其为“身心”(bodymind)。身体自身拥有自愈能力，并且与环绕着的自然相协调，由此她批评了现代医学中绝对偏向生命机械论的治疗模式，肯定中草药、针灸、瑜伽、太极等主张尊重身体整体性的调理模式。而身心二元分离使“心灵一方面失去了其理性和灵性之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感觉和情感的‘腐蚀’作用。这种二元论的栖身之地是某种更大的二元对立：即人与自然的分离”。斯普瑞特奈克强烈批判了身心二元论，认为它强行造成现代人与自然断裂，从而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和身体自身的灾难。解构主义所主张的语言构建决定论在她看来亦是分割了身体对世界的实际感知。总而言之，斯普瑞特奈克强调了与环境紧密相连的身体的物质真实，以及它自身的整体调节能力，她对现代社会断裂身心、破坏环境的现象做了强烈的批评。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广泛涉及以身体为焦点，将身体、女性、自然三者相联系的研究，并推动身体研究朝向“物质化”方向转移，女性主义对生态批评在身体维度上实现了重大影响。生态批评关注人类真实生存状况，身体必然成其焦点。身体、女性、自然在二元世界中被归为同类，三者因拥有二元世界的同类性而获得生态批评对于其互联性的格外关注，消解二元文化对此三者的压制、贬低、侵犯是生态批评的话语前提，质言之，弥合二元对立是生态批评中身体维度的一个原则性体现。

其次，由近年来掀起的物质生态批评浪潮可见，以解构身体与心灵、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为前提，物质转向是生态批评身体维度的根本性体现。物质生态批评或新物质主义尤其强调身体的躯体性，关注身体本身，它同时也更新了身体理论。

物质生态批评在物质女性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将物质化研究作为核心视角，成为近几年来生态批评的重要转向。值得说明的是，物质生态批评对身体和自然的物质化强调当中的“物质”概念，并非指向传统二元对立思想下所强调的低下、被动，受精神或人类控制的一元；恰恰相反，物质化研究借用量子力学等科学成果来诠释物质活力，实则为一种“再物质化”，是一种新物质主义，即突出物质本身的生成性、能动性、开放性、超越性。它深受物质女性主义、残疾研究、跨性别研究、生物学等身体研究影响，身体毫无疑问是其重要据点之一。

新物质主义的代表学者有伊欧维诺(Serenella Iovino)、阿莱莫(Stacy Alaimo)、班尼特(Jane Bennett)等，其中，阿莱莫尤其从身体的角度展开研究。阿莱莫通过提出和围绕“跨体性”(transcorporeality)、“毒性身体”(toxic body)等概念构建了物质生态批评的身体理论。“跨体性”即强调人类身体与自然界其他生物体间一直存在着食物、空气、水等物质交换，它旨在瓦解人与自然在文化语境中的分离，以身体为思考点，也可以促进人的认知感。身体研究虽然在女性主义等文化研究领域不断兴起，然而因其不可避免的生物性质，这些研究往往不自觉地将身体归为可塑性的物质，而在新物质主义或物质生态批评看来，物质不是被动地等待人们赋予意义的“空白”,“跨体性”概念的提出一定程度上调和了自然与文化、生物性与文本性之间二元解构理论的构建困扰。

物质化的研究焦点也将身体细化到与之切身相关的饮食、疾病、情感(affection)等方面。若从阿莱莫的身体理论出发，也可以发现最触手可及的“跨体物”便是食物。因为它直接将动植物化入人的身体，身体主要通过食物联结自然和社会，换言之，食物不仅维持着身体的物质性运转，还关乎人类的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与饮食研究类似，围绕着身体的物质躯体性必然会关注到身体与环境的一个重要躯体性现象——疾病。阿莱莫提出“毒性身体”的概念即关乎于此，她关注身体的器官病变（尤其是女性）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对于饮食和疾病的研究也是生态批评物质化浪潮中的一大体现。此外，在身心合一的物质化转向中，“情感”不再与“身体”对立，而被视为包含于身体的一部分。质言之，“身体”恰如斯普瑞特奈克声称的“身心”。生态批评与“情感研究”(affect study)相结合，也就结合了医学和认知心理学，对割裂文本情感表达与身体真实存在的传统文学批评做了极大的突破。“情感研究”主要在近几年的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收获一定成果，如丽莎·奥塔姆(Lisa Ottum)和赛斯·雷诺(Seth T. Reno)于2016年编撰出版了《华兹华斯和绿色浪漫主义：19世纪的情感和生态》(Wordsworth and the Green Romantics： Affect and Ec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该书收入了丽莎·奥塔姆(Lisa Ottum)、阿什顿·尼克尔斯(Ashton Nichols)、艾利森·杜桑纳(Allison Dushane)等学者的论文。尼克尔斯认为：“语言是思维本身的物质化表达（词语必须被笔或键盘书写，或者用舌头和肺诉说），同理可得，文学形式是情绪状态的身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快乐’是我所选择表达的词语，我的‘害怕’即我为了记录害怕而作的诗歌。”在这样的视角下，文字具有了物质实在性，它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或象征，却是情绪或情感本身。因此，生态批评的身体维度表现在秉承了物质化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转向，在此基础上，又将焦点细化到饮食、疾病、情感等与身体休戚相关的各个层面。

由是，以阿莱莫为代表的身体研究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把身体看成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应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以此来联结环境，然而“由于跨体性使人的身体成为焦点，这容易被指责为重建人类中心主义”。同样被指责的还有人格化自然的文学描写，这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强行黏附于自然，有些学者甚至极端地表示自然应当与文化彻底分离才有可能实现真正保护自然。在此类问题上，物质生态批评认为在环境问题频发的当下世界，我们不可能采取彻底地与自然分离，以此恢复其生态原貌的措施，而应当发挥人的主动参与性，去保护生态系统，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由于身体与环境的物质传递是跨越本地的，是世界性的，自然亦不可能与人类分离，生态批评的发展向来伴随着身体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思考，因而它的另一个身体维度必然指向关于“地方”(place)的思考，这是其身体维度的关联性体现。

身体即人的躯体，是嵌入环境中的一个有机体，对于身体的关注一直指向着地方或环境。海德格尔提出“栖居”理论，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受现象学影响，探讨了身体与空间意义、价值观存在的联系，生态批评对“地方”的研究深受现象学影响，并且包含了更广阔的视角，对此相关的研究有“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再栖居”(reinhabitation)等理论。对于人而言，身体是环境的组织者，是认知的主体；对于环境而言，身体参与了自然世界的机体循环，身体与它的处所密切相连。而地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处所或自然，它往往与人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并被赋予了浓厚文化意义。劳伦斯·布伊尔借地方现象学家爱德华·卡西(Edward Casey)的观点指出：“正如卡西意识到的那样，当代关于境遇性(situatedness)的多数讨论都集中关注社会语境的问题，很多把身体的嵌入性(physical embeddedness)作为中心问题的人更加关心‘作为地方的身体’(bodies-as-place)，而较少关心在物质环境中的‘安居于地方’的问题。”在他看来，生态批评的身体维度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物质化的身体本身，而更应当扩展至栖居性的问题，这样的语境似乎更利于将现象学推向环境问题本身，极具现实解决意义。深受现象学影响的还有乔纳森·贝特，他在《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中强调用现象学的方法展开生态批评，借用海德格尔“栖居”概念探讨浪漫主义诗学，并以华兹华斯为例，展开了他的“地方”研究。贝特在《浪漫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中借用希尼(Seamus Heaney)所提的“熟谙”(knowing)、“命名”(naming)、“记录”(recording)的概念来分析浪漫主义诗歌中所体现的人的自我意识与地方的关系。此外，有些学者对地方则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如厄秀拉·海斯(Ursula Heise)，她认为在身体流动频繁的当今社会，应当培养环境世界公民身份，“从全球环保主义的视角来构建地方主义”。生态批评关于“地方”的研究，结合了现象学的哲性思考和社会政治学的格局关怀，是身体维度另一种方式的表现。

综上可见，生态批评的三重身体维度秉承了身体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受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弥合二元对立始终是其源发性和原则性的体现，物质化则更加紧密地围绕躯体本身，表现了身体维度本质性的一面。关于“地方”的思考则进一步体现了生态批评高度关怀机体栖居状态的思维范式，表现了其身体维度的关联性。此三者密不可分，共同编织了生态批评的身体话语网。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批评中的身体转向在我国生态批评界亦呈现出一定的趋势。美学与生态批评学者程相占在厘清环境美学理论时，认为环境美学引发着美学的生态转向与身体转向，同时，“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一道突出了身体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正在共同促进审美的‘身体’转向”。审美的发生直接依赖于感官，也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这些感官直接指向身体的维度。

而强调人在与环境的交互中发生审美的环境美学必然又指向生态的维度，审美、生态、身体，这三者是无法割裂的。这便意味着身体话题在环境审美或是生态审美中存在着重要意义，也即关乎当下生态文明价值取向建设。同样，唐建南在《生态批评的多维度实践》一书中将生态批评中身体研究的主要体现归纳为三个层面——话语层面、物质层面、审美层面，他指出“身体的审美层面肯定了感官感知自然，从而促进身心融合、人类与自然融合的重要价值”。身体在审美中的重要地位为解构二元对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由审美领域自然引发研究者转向“诗”的领域，于是乎有学者敏锐地发现身体、文学（尤其是诗）、生态在本体论上的逻辑纠葛。王晓华在《身体诗学》一书的最后一章强调了身体诗学必然通向生态诗学，他关注到生态学的创始人海克尔(Ernst Haeckel)在建立有机体的生态学谱系时实际上已将身体意识涵括其中，他指出海克尔建立起了两个意象：在环境中的有机体(the organism in the environment)、位于有机体中的人类身体(the human body among the organism)。因此，身体话语在我国生态批评理论中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学的发展，而以审美研究为开端介入生态批评中的身体问题，也为解决二元对立难题、深化文本的文学性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理论依据。本书的研究在诗学层面展开，秉承了当下身体美学中对感官感知环境或自然的强调，并加入物质生态批评开启的对物质与身体交互性的研究浪潮中，在生态批评视域下对诗歌文本做出身体研究实践。

人类因其身体而生存于世界，认识世界亦从身体开始。身体是人与自然或世界建立联系的起点和终点，人类对身体的认知也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回归，哪怕曾经所谓的理性一度给它蒙上了面纱，造成了它在人文话语中被贬甚至消失的假象。在生态批评的语境下，身体的话语更为人类认识和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拨开了层层迷雾。身体是生态批评发展中无法避之的核心维度之一，身体话语理当在中国生态批评语境中引起更多的重视。

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综述

浪漫主义诗歌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性成就，也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成果。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的出版，宣告着浪漫派新诗的诞生。无论是归隐湖畔而凝心静思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抑或是意气风发却英年早逝的拜伦、雪莱、济慈，在目睹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之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几乎都是大自然的观察者和崇拜者，也是自我情感的主动观照者。剧烈的社会和环境变化使得他们的诗歌凝结着强烈的身体性，身体性即内在于人的“自然”，属于生命力和本能。或许正是这种身体性的淋漓体现使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在诗歌语言和风格上有着很大的变革，它们全然不同于拘谨克制的古典主义，而是变得清新动人、情感真挚，更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情。因而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一直是文学研究的经典对象，浪漫派诗歌在人与自然问题上的集中观照，也使得其与生态批评结下不解之缘。

（一）自然失语下的诗歌研究传统

自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从未间断对浪漫主义的研究，尤其是国外学界，研究论著颇多。正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 of Romanticism)中所指出的，“事实上，关于浪漫主义的著述要比浪漫主义文学本身庞大”。就英国浪漫主义而言，浪漫派诗人思想和诗歌文本也被各种理论加以解读，如出现了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方面的批评研究。其中，“重返自然”的思想一直与欧洲浪漫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自然”的主题也是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二十世纪早期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主要倾向于两个层面或两类问题的结合，一是诗人情感，二是历史政治背景，这两者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此外，从诗歌文本可见，浪漫主义诗人的情感呈现全然不同于此前的古典主义诗派，故此，以情感为线索的研究往往与其诗歌艺术理论研究相结合。在这些研究中，“自然”虽反复被提及，但实际上是失语的，作为物质的自然本身并未受到真正的关注，它通常被视为浪漫主义者政治失意的避居场所，这也构成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传统。

二十世纪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首先是耶鲁大学的M.H．艾布拉姆斯。艾布拉姆斯于1953年出版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该著作是二战后英美文学研究的权威性代表之一，书中对英国浪漫主义的创作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以“镜与灯”的比喻突出浪漫主义所强调的情感和想象力的作用，将以华兹华斯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义关于诗歌艺术的理论称为艺术的表现说，也即“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另一位耶鲁大学的著

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同样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他认为华兹华斯和彼特拉克是西方经典的抒情诗歌中两位划时代的人物，彼特拉克开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而华兹华斯创立了现代诗歌。通过对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创作心理或情感世界进行心理学分析，布鲁姆动摇了T.S．艾略特的形式主义批评在美国学界的支配地位。他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中论述了弥尔顿对华兹华斯等后继者的影响，在《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中将华兹华斯与简·奥斯汀做了平行比较。从评述华兹华斯的《坎伯兰的老乞丐》一诗中反复提及的“自然之眼”可见，布鲁姆将华兹华斯的“自然”视为摆脱政治上的情感危机后，回归质朴心境的表现，即“忍受苦难并在大自然中匿迹的自由”。

此外，围绕单个英国浪漫派诗人的研究著作也较多。美国学者杰弗利·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n)于 1971 出版了专著《华兹华斯的诗歌（1787—1814年）》(Wordsworth's Poetry 1787-1814)，该书对华兹华斯从经历法国大革命到回归自然的自我心路历程的发展进行了研究，指出华兹华斯的诗歌是其真实情感意识的表现。他在研究中使用了心理分析法、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研究方法。杰弗里·贝克尔(Jeffrey Baker)在1986年的《济慈和浪漫主义》(John Keats and Symbolism)中细致探讨了济慈诗歌象征主义的情感表现手法。另外，玛丽莲·巴特勒(Marilyn Butler)、马者里·莱文森(Marjorie Levinson)等新历史主义批评家认为华兹华斯诗歌的魅力在于其历史的缺场，他们将诗歌与历史、个人意识与社会经验相结合来解读英国浪漫派的诗歌。

在这几类研究当中，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华兹华斯）笔下的自然几乎皆作为一个与政治场所相对的大背景，它亦象征着心灵的隐匿世界，评论者们并未就“自然”一个命题单独加以强调，也未对其自然写作加以生态视域的关注，而是仅仅将“复归自然”作为一种情感偏向，从而研究诗歌语言风格和题材选取上的问题，以及突出研究情感问题本身所包含的意识形态与历史意义。无独有偶，我国学界早期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批评更是极端地仅仅关注作品是否鲜明地表达革命精神，湖畔派诗人的作品反而因其鲜明的自然书写特征受到贬低。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从清末民初开始被译介入中国，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我国文坛更倾向于欣赏拜伦、雪莱这般明显带有革命精神的诗人，他们所创作的宣扬自由、歌颂战争的诗篇被奉为“醒世恒言”。王国维、鲁迅、胡适等文人志士为拜伦作品的早期译介和研究做出了贡献。著名诗人和翻译家查良铮翻译了拜伦和雪莱的作品，杨熙龄、邵洵美翻译了雪莱和济慈的作品，这些老一辈翻译家的译诗韵味浓厚、文笔优美，为英国浪漫诗歌在我国的接受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们在译著前后所作关于诗人的评论也成了早期研究文献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我国学界对这三者的诗学思想研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主要集中于“拜伦式英雄”、雪莱的“自由和革命”精神、济慈的“美与真”等主题，几乎未曾有人关注到人与自然或生态方面的话题。关于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的诗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最先由陆志韦、卞之琳于二十世纪初译介入中国。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两位湖畔派诗人因其作品反复表现回归自然、沉醉于神性而被贴上隐居遁世的“消极浪漫派”标签，对其研究相对冷淡且失公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1984年）和《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1986年），书中选录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的代表性诗论散文，这两本诗论译作成为我国读者得以了解英国浪漫主义诗学思想的主要文献。这也为此后国内学者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文论中发现其生态意识，对其自然书写有新的认识做好了铺垫。此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由著名学者、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所撰写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该著作以叙述性的方式介绍和分析了几位代表性诗人及其主要作品，是一部断代诗歌史。同时，它也对诗人的重要诗歌理论做了深入浅出的评述，是国内学界解读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值得强调的是，王佐良不仅提及了柯勒律治《古舟子咏》中的“超自然”，还在评论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时初步解读了诗人的自然观，即“就诗人自己而言，同大自然的接触不仅能使他从人世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使他纯洁、恬静，使他逐渐看透事物的内在生命，而且使他成为一个更善良，更富有同情心的人”，这为国内学者进一步发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书写，深入解读诗人的自然观开辟了先路。

（二）生态批评转向及其身体因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外学界掀起第一波生态批评浪潮，提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具有物质性，开启了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虽然在发展中不可避免地涉及身体因素，身体话语和身体理论却并未得到生态批评的足够重视。国内学界于该时期开始重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主题，但生态批评理论的跟进、建设以及运用到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相对不够，身体研究于浪漫主义当中几乎无人提及。

1． 国外研究状况

一部分国外学者不满于传统批评和新历史主义将“自然”视为浪漫派逃避政治失意的心灵场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掀起的第一波生态批评浪潮提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具有物质性，实现了对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在这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中，部分学者试图探索文学与生命科学的联系，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身体性因素。生态批评学者视浪漫派诗人为环境写作的先驱者，并且认为英国浪漫主义对自然的爱并不是建立于想象层面的空想，而是涵括了实际的生态意义，换言之，爱自然不是无助和逃避的表现，而是生态思考的产生。从以关注人类生存前景为出发点的生态批评视角出发，国外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一、关注自然的物质属性，实现文学批评的“绿色转向”；二、注重以文化和历史为向导的复归，建构以现象学为基础的生态诗学，身体因素出现萌芽；三、实现更宽泛的跨学科研究，如生物学、心理学、物理学、医学等学科理论的介入，身体因素多维度交织于研究中。

关注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写作，对其展开生态批评的首先是乔纳森·贝特。他于1990年出版了专著《浪漫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第一次从生态视角研究华兹华斯，由此掀起了英美批评界用生态批评的方法研究浪漫主义的热潮。贝特认为华兹华斯的诗歌是一种绿色的语言，重返自然不是躲开政治，而是将政治引入新的领域，即将爱自然和爱人类、人类的权利和自然的权利紧密相连。此外，贝特在该书中极具先见地探讨了“地方”问题，他借用希尼所提的“熟谙”“命名”“记录”的概念，以华兹华斯为例来分析浪漫主义诗歌中所体现的人的自我意识与地方的关系。因而贝特也是生态批评中关于“地方”问题研究的先行者。

此后贝特又于2000年出版了《大地之歌》，该著作进一步完善了贝特的理论体系。贝特结合现象学的方法，引入气候、风景等生态批评新视点，将诗歌视为诗意栖居于地球的一种体验方式，强调文化的导向。此书主要探讨的作家除莎士比亚、哈代外，亦涉及华兹华斯、拜伦、济慈、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贝特在此书中提出，相较于“生态批评”,“生态诗学”一词会是一个更恰当的名称，因为“诗学”原意为制作的学问，生态诗学即研究对“家园”的“制作”。该书强调生态批评不应只是关注生态政治方面的研究，而应从现象学的层面思考栖居问题，这为生态批评研究拓宽了新视角，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贝特毫无疑问是生态批评关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巨擘。贝特虽未有意识地关注身体，但由于现象学视角的加入，他将对人与自然的关注转向栖居行为本身，亦不可避免地引向对身体的注视。因此，贝特的研究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身体因素的萌芽。

在此十年间，生态批评学者热衷于文化与历史导向对于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回归，从生态的角度将自然整合为浪漫主义关于伦理和政治等问题的抒写场。詹姆斯·麦考斯克(James McKusick)等学者追溯了美国环境主义传统来自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克莱尔等浪漫派诗人的文学根源。麦考斯克在2000年出版了《绿色写作：浪漫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他在书中认为自然既是物质根据又是观念构造，生态批评也应以历史和文化为向导。他认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克莱尔的思想影响了现代环境运动，爱默生、梭罗、约翰·缪尔等人皆受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此著作可以视为从第一波生态批评浪潮转向以英美生态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第二波生态批评浪潮的桥梁之一。

同为研究浪漫主义诗歌中的伦理与政治问题，蒂姆西·莫顿(Timothy Morton)首次直接从身体方面切入。他于1994年出版了《雪莱和口味的革命》(Shelley and the Revolution in Taste)一书，作为生态批评就单个浪漫主义诗人研究的经典著作，该书通过研究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饶有新意地从饮食的角度阐释了身体与环境的新关系。他富有前瞻性地在此书中透露身体联结着社会与自然环境，而这种联结是通过消耗食物完成的。这与阿莱莫于近些年来所提出的“跨体性”等身体理论相契合。莫顿探究雪莱的素食主义，认为诗人的这种饮食选择富含了丰富的生态精神。由于对饮食这一身体行为的重点关注，莫顿在书中虽未明确地开拓身体在生态批评中的理论重要性，但身体毫无疑问在他的诗歌批评中成为重要场域，这在浪漫主义生态诗学研究中极具启发意义。

以上阶段的国外生态批评学者确立了英国浪漫主义在生态批评研究中的典型性与重要性，学者们强调了自然的物质性，挖掘了诗歌与生态环境的对话。而近十年来，生态批评掀起强调具有全球化语境的浪潮，国外学界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则进一步包含科学、医学、哲学等更宽泛学科的交叉探索，身体因素开始交织于生态批评之中。

英国浪漫主义的情感以及对自然的爱以往被视为意识层面的观念，近几年来生态批评学者对英国浪漫主义的研究转向从更宽泛的学科角度进行新“情感研究”。丽莎·奥塔姆和赛斯·雷诺于2016年编撰出版了《华兹华斯和绿色浪漫主义：19世纪的情感和生态》一书，该书收入了丽莎·奥塔姆、阿什顿·尼克尔斯、艾利森·杜桑纳等学者的论文，并结合了生态学、生物学、医学、美术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该书关注到诗人物质躯体性的层面，集中研究浪漫主义文学所表现的情感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拓展了生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一定程度上集结了生态批评对浪漫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情感研究强调对感性经验的解读，“情感”(affect)并非指单纯的生物现象或智性意识，生物学实验为其提供了某些理论支撑。达尔文与斯宾诺莎等人的著作在情感研究中受到全新的重视和解读，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华兹华斯，他的作品中有着大量表现感性刺激状态的“情感”瞬间，这引起了情感研究学者的浓厚探索兴趣。诗人如何用文字描绘和塑造自然，是人类如何感知自然世界的某种缩影，感受、思考、表达也是体现人之生态敏感性的重要部分。在生态批评中引入情感研究，换言之，研究“生态情感因素”(ecology's affects)，一方面根植于回归身体、回归物质性的批评潮流，另一方面又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现代物质化研究趋势中易忽略感性现象的缺陷。

拜伦这位通常被生态批评学者忽略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此新时期被进一步纳入研究范畴当中。安德鲁·哈贝尔(J. Andrew Hubbell)于2018年出版的《拜伦的自然：文化生态学的浪漫主义视域》(Byron's Nature： A Romantic Vision of Cultural Ecology)一书成为为数不多关于拜伦的生态批评研究专著。以往学者往往认为拜伦对于自然并未流露出如湖畔派诗人般的强烈兴趣，哈贝尔对此现象及拜伦的自然观进行了深入阐释。他借鉴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瓦特(Julian Steward)所提的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来重读拜伦的经典诗作，如《唐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等诗篇，指出拜伦将人的存在定义为文化与自然的交织渗透，强调环境对于文化模式的影响。同时，哈贝尔认为拜伦的生态洞察力与他对自由的理解紧密相关，拜伦通过诗歌表现了他的民主全球化追求，也表露了某种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哈贝尔指出拜伦通过《曼弗雷德》《该隐》《天与地》这三部剧作，揭示了现代性的悲剧后果，对西方贬低身体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基础进行怀疑。

在新的理论和时代背景下，西方学术界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写作研究着重于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和生态伦理等问题。此时的探究具有较强的跨学科特点，尽管在不同维度交织着身体性因素，但身体话语仍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在语言、审美、情感、想象等问题上更是拥有宽广的开拓空间。

2．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界虽亦开始重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主题，但生态批评理论的跟进、建设以及运用到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相对不够，身体研究于浪漫主义当中几乎无人提及。这或许是由于，国内学者浸润于受道家影响的中国诗论传统，对于自然这一命题的诗学思维更倾向于以道家式的感悟捕捉其天人合一的美学意蕴。然而无论如何，随着现实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比较诗学、跨学科研究等文艺批评的不断深化，我国学者已然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当中作为物质环境的自然表示出兴趣。

自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我国学界亦出现了“自然”主题的复归，逐渐取消视湖畔派诗人为“消极”者的偏见。华兹华斯回归自然的观念也一定程度上与我国“老庄”思想相呼应，其诗歌亦包含了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反思。故而，“自然”开始发声。学界出现了关于浪漫派诗人自然观解读等论文，以及与“老庄”、陶渊明、王维诗学平行研究的若干初探性论文。随着生态批评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人与自然的问题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对自然包括物质层面的生态解读开始萌芽，华兹华斯、济慈正在逐渐成为浪漫派诗人中的研究热点，乃至约翰·克莱尔这位此前几乎被我国学术界完全忽略的浪漫派诗人也引起了零星关注。

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内关于英国浪漫主义单个诗人诗学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成果，较之以往的历史政治视角，学者们已将“自然”的议题提高到较为重要的研究范畴。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了傅修延的《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在此专著中，傅修延从现代价值的视角解读济慈诗学，并提出了济慈的诗论是生态诗论，为济慈诗学研究注入了生态视角，也使得济慈诗学在现代价值语境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从生态视角研究济慈诗作主要集中在此著的最后一章，此章题为“生态诗与生态之享受——‘大地的诗歌从不间断’”。在此章中，傅修延认为济慈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生长环境，对城市环境有着很大的抵触，并用诗歌表现出亲近自然的强烈欲望，济慈诗歌对自然之爱的表达亦不同于华兹华斯等其他浪漫主义诗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它不是一味歌颂自然的神圣，而是强调“亲近与品尝”。作为国内唯一一部关于济慈诗学研究的权威专著，其研究对生态视角的引入，给予了国内学者以较大的启发，促进国内学界摆脱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写作只集中关注华兹华斯的局面。

在期刊论文方面，近几年来对于英国浪漫主义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单个诗人的探索分析上。对于拜伦和雪莱的研究依然集中在译介学方面，他们的经典作品如《哀希腊》《西方颂》等诗歌在译介学、文体学、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不断地被更新，学者们对其诗作中的自然书写研究却少有兴趣。至于华兹华斯，相比长久以来对他的“消极”抵触，近几年来在其诗歌和诗学思想上的解读相对较有热度，无论是单个作品的研究，抑或是对诗人整体思想的研究，华兹华斯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其较为明显的主题。然而在这一主题上，大都围绕诗人情感和文本内部审美层面，鲜有新的解读出现。关于济慈，国内已有学者关注到济慈诗歌中所体现的生态关怀，开始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济慈。如刘富丽的《论济慈〈希腊古瓮颂〉中生态伦理的诗性构建》（《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和田瑾的《生态关怀：济慈诗作中的自然主义向度》（《外语教学》2017年第2期）。前者对济慈的名作《希腊古瓮颂》进行了文本细读，认为济慈对自然的审美囊括于对古瓮的歌颂当中，此诗所传达的返回原生态的理想符合当代生态伦理学的主张。后者认为济慈诗作中的生态意蕴是当前研究所忽视的，生态意蕴在济慈诗作中处于隐性铺陈的模式，济慈通过隐性的自然书写和诗学哲思传达了物我相和的生态理念。两者均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细读了济慈诗歌，发现诗人的生态关怀，对国内传统浪漫主义研究做出了新的突破。

关于柯勒律治、布莱克、克莱尔等其他几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重要期刊论文相对较少。其中，学界对柯勒律治的想象说和布莱克的诗画比较有着零星关注，而两者诗歌中的自然书写几乎未受关注。譬如，丁宏为在《灵视与喻比：布莱克魔鬼作坊的思想意义》（《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一文中，对布莱克诗与文中的“灵视”思维做了深入探析。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探析布莱克想象思维的基础上，曾思考布莱克的著名小诗《虎》，指出老虎与羔羊同出于造物磨坊中的上帝敲打锤炼之手，两者可能象征“肉体与灵魂、激情与美德、能量与生命等因素之间都可以存在着有机关联”，也即认为老虎不可能仅仅抽象化地作为二元对立中的肉欲一方。老虎在此被赋予更为宽泛的意义空间，这不禁引人思考，老虎作为自然界的动物，是否包含了布莱克较为深层的自然观？陈红教授就这首著名的小诗进一步做了创新性阅读，她在《布莱克的“虎”的

“天真式阅读”》（《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布莱克不单是一个具有动物保护意识的先行者，他对自然的多样性，即不同物种的特性也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尊重”，认为布莱克的“虎”有着真实的物质意义，暗藏着他朴素的自然观。于此，《虎》这首小诗以及布莱克诗学首次被我国学者纳入生态批评的思考范畴。此外，陈红教授还在《古老牧歌中的绿色声音：约翰·克莱尔〈牧羊人阅历〉的生态解读》（《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一文中，围绕田园诗歌传统，对克莱尔的诗作进行生态解读。这是国内学界为数不多的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布莱克和克莱尔的诗歌进行细读研究的论文。

英国浪漫主义作为英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有着极其广阔的研究空间。然而，除去若干关于诗歌的赏析性书目，我国就其诗学的整体研究著作相对较少，对英国浪漫主义所含藏的生态精神和当代启示有待于深耕。

迄今为止，国内关于英国浪漫主义诗学整体研究的博士论文有4篇，具体如下：高伟光的《英国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情结》（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刘春芳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情感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王欣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之形式主义批评》（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田茫茫的《英国浪漫主义批评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在这些研究中，浪漫派诗人的自然书写虽已被突出强调，但其生态意蕴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对其自然书写整体研究的视角倾向于侧重其情感思想，探索其审美体系，也即采用传统的诗歌批评方式。除此之外，另有专著一部，即鲁春芳的《神圣自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伦理思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自然”为研究主题，用生态批评的方法较为全面地研究英国浪漫主义的著作。此书对彭斯、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拜伦、济慈诗歌中所体现的自然观或生态伦理思想做了初步梳理，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为浪漫主义所谓的“逃避”正名。作者认为浪漫派回归自然乃是一种哲理探索，这也契合现代生态伦理思想，书中提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注重精神生态与物质生态的哲学思想”。鲁春芳还在书中运用“深层生态学”等生态批评理论来解读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神性自然观。在当时的国内生态批评及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研究界，此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某种程度上亦是国内关于生态诗学研究的范本之一。

在期刊论文方面，近十年来一部分学者注意到生态批评之于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对浪漫主义诗学进行重构与解读，出现了若干较有影响性的论文，为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研究注入新的生机。譬如，张剑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与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12年第5期）一文中爬梳了二十世纪以来国外关于浪漫主义研究的方法转变历程，即从强调想象的唯心主义批评转至强调政治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最后走向“绿色”的生态批评。同时，他在文中以生态批评的视角重读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的代表性作品。

再如，张旭春在《“绿色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经典的重构与重读》（《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一文中进一步阐释了西方在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生态批评范式，肯定生态批评较之形式主义、历史主义等传统批评话语所凸显的社会责任意识，并向之致敬。他在文中展示了乔纳森·贝特对华兹华斯《湖区指南》的经典重读，以及蒂姆西·莫顿对雪莱《麦布女王》的意义重析。西方生态批评的前沿实践，为国内学者更为深入地理解与展开生态批评话语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凡此种种可见，相对于国外学术界对英国浪漫主义的研究持续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势态，我国学界对英国浪漫主义诗学方面的研究较为滞后。前期因国情或时代原因关注拜伦、雪莱诗歌所体现的革命性，近十年来主要转向对华兹华斯诗歌中自然观层面的关注，但主要围绕诗人情感和文本内部审美层面，较少有新的解读出现。其他诗人的诗学思想更是很少引起关注以至于鲜有深耕。围绕“自然”这一浪漫主义公认最为重要的主题，仅2009年一部专著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与自然间的生态伦理思想进行初步探讨。在期刊论文方面，近几年来虽出现了若干从生态批评角度探索英国浪漫主义的文章，但从其深广程度上而言，关于浪漫主义生态诗学依然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事实上，生态批评在我国语境中的理论建构亦有待于进一步夯实与拓展。值得一提的是，王晓华于近期出版的《身体诗学》（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一书。他在构建身体诗学的结尾，将对于身体的思考放置于整体生态环境中，在题为“身体、栖居地与生态诗学”这一章中指出：“环境固然可以影响身体，但身体也能够反作用于环境，而承认这种交互性才能建构出整体的生命版图。”此著在理论层面为本书的诗歌研究带来较大的启发。身体与环境在文化语境中的结合，是走向一元论或整体论的必然结局，亦是“绿色”批评话语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在国内生态批评学界，身体对于诗歌研究的重要意义鲜有被提及，身体在浪漫主义研究领域几乎是个空缺。

3．小结

经上述梳理分析可见，国内外对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皆经历了从传统的情感、历史等角度的诗歌批评，转向关注诗人与自然等生态问题之绿色研究历程。在浪漫主义研究领域，传统生态批评少有将身体放于显著位置，尽管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身体因素不断显现，却较少有学者意识到身体话语的重要性，重视身体理论。由于对身体这一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介质缺乏足够的研究，使得以往的研究产生若干问题。注重情感与想象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显著特征，而传统生态批评却强调其诗歌中自然的物质性。故而，在处理该问题时，传统生态批评往往过于强调客观物质环境而忽略语言、审美、想象等诗歌本质问题，或是陷入模棱两可的矛盾境地。此外，在挖掘诗歌文本时，生态批评学者们往往倾向于关注自然书写或是有着明显物质环境指涉性的诗行，故而，自然诗人华兹华斯获得了足够的关注，而其他诗人诗篇中的生态内涵远未获得深入挖掘。总之，由于缺乏对于身体的思考，生态批评在浪漫主义诗学研究领域，就弥合文化与自然、想象与物质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生态批评自掀起三波浪潮以来，物质生态批评或新物质主义提出“跨体性”“毒性身体”等身体理论，这标志着身体话语已开始进入生态批评的理论层面。生态批评中的身体转向有其必然性，而身体更有着除生理性之外的庞大意义空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深处社会与环境剧烈变化的时代，身体遭受雾霾等污染迫害，物质生态批评的身体理论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身上存在着对照。实际上，身体在他们诗歌当中的表达是多样性的，身体研究在生态批评中亦该有着更多样化的维度。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身体与生态问题是当下文学或诗歌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隅。国内的生态批评研究主要侧重于华兹华斯这位最为明显具有复归自然思想的诗人，鲜有对整体浪漫主义诗人及其诗学做较为系统和全面研究的著作，尤其是雪莱、拜伦的自然观和生态思想几乎无人提及。英国浪漫主义是世界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流派之一，我们有必要强化诗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当代意识，改进阐释方法，对其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不断的深化研究。

三、本书的研究意义及思路

英国浪漫主义是世界文学史上极其重要的流派之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作为文学经典一直被各种批评所实践，然就上文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来看，其诗歌所包含的普遍意义和现代价值亟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柏拉图认为诗人应该被驱逐出城邦，因为诗歌是“影子的影子”“模仿的模仿”，诗歌不会产生理性或真理。然而文学研究，就是要穿过这层层的想象之境去追寻真理之境，诗歌研究，更是要透过语言中看似与理性相悖的身体和情感，去探索“存在”的问题。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自然书写，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启示，这是当下学者们所公认的。而与此同时，浪漫主义诗歌又张扬着自我主义与情感主义，诗人们尽管热爱大自然，却似乎更沉醉于自我。那么，主张回归客观的自然世界，又深陷强烈的自我情感，此二者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产生矛盾？维多利亚时期著名批评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把浪漫主义诗人普遍将自我情感赋予高山流水、花鸟虫鱼的现象称为“情感误置”(pathetic fallacy)。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不约而同地热衷于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浸润于大自然，在“情感误置”中以一种拟人(anthropomorphic)的目光对此进行歌颂，是否隐去了客观存在的、真正的自然？将自然处处浸润人之情感是否体现了一种有悖生态关怀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抑或是两者间有何内在关联？此外，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所普遍强调的想象以及他们表现自然的方式是否与当时的现实环境有着一定的关系？

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当下学界并未得到较好的解答。从身体的视角再度对浪漫派诗歌进行审视，我们会发现在社会和环境的剧烈变化之下，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强调的“情感”(feeling)本身是一种感受力，是身体性的表现，诗人笔下的诗作皆凝结着强烈的身体性，张扬着生命力和本能感，这在当下的研究中似乎被忽略了。身体研究旨在解构身心、情理间的二元对立，生态批评中的身体理论亦试图超越文化与自然、文本与生态间的对立，从身体的视角出发，是否可以突破以上矛盾和问题，抉发新的审美空间？身体的话语为我们认识和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拨开了层层迷雾，也为诗歌或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本书试图在生态批评的视域下，以身体研究为视角，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做出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诗学分析，将文学经典纳入与当下社会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对话当中。

本书的研究在生态批评的视域中展开，以济慈、雪莱、拜伦、布莱克、华兹华斯这五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及其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对当下国内学界对于英国浪漫主义的生态批评主要限于华兹华斯的局面做出一定程度上的拓展。“身体”作为研究这五位诗人及其诗作的突破点和主要线索，也是本书所试图挖掘的生态美学的落脚点。本书的脉络，也即研究对象的顺序安排，在身体话语的逻辑发展中形成。耐人寻味的是，以此逻辑为顺序恰巧与诗人死亡时间的先后相一致，亦与诗人生命的长短并行。身体是生命的物质化承载与呈现，身体的话语放置于不同的诗人与诗歌当中，激活了各自的生命特征，身体作为一物质体，时刻告知我们生命之有限性。生命之短暂，也即有限性之突出，身体的幽灵急切地徘徊游荡。因此，身体的话语首先在济慈、雪莱、拜伦这三位英年早逝的诗人身上延展。而在布莱克与华兹华斯那儿，诗人或是为身体的深层力量正名，或是直接追寻着身体与环境的融合，身体的话语诉说了物质体生命的绵长与安宁。

秉承当下身体研究对身心二分法的解构，本书亦以此为话语前提。诗歌通常被认为是情感的历史，属于心灵的层面，然而通过济慈这位结核病患者的诗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身体话语的直接闪现，身体首先在济慈的诗歌中直接发声。因而，本书的第一章主要研究弥漫着疾病化特征的济慈的诗作，亦引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环境问题。

在雪莱的诗歌中，身体话语进一步进行辩护。雪莱是一位素食主义者，素食主义者本身有着强烈的身体意识，他所选择的饮食方式与其身体意识，以及对自然界生灵的关爱有着密切的联系。雪莱诗化地将饮食活动与世界运转构成一种隐喻，素食主义作为一种含有广博的生态意义和身体美学的文化出现在雪莱的诗歌当中，促成其宏大理想的诗化呈现。第二章试图解读雪莱诗歌中所包含的素食主义者的理想，以及在这个角度上所反映的生态意蕴。

身体的狂欢精神主要表现在动物性的一面，拜伦的诗歌恰恰有着这样的动物性。拜伦对动物向来情有独钟，在现实中亦养过许多动物，与动物的相处影响了拜伦的诗性思考，他的动物观作为解读其诗歌生态内涵的重要部分，在诗篇中有着多处体现。身体有着缺陷的跛足诗人拜伦，不仅对动物有着独特的情结，他亦倾心未被驯服的自然之物，并将非理性融入诗歌表达，体现出较大的张力。第三章试图挖掘拜伦诗歌中的动物因素，从人与动物的角度解读诗人的生态思想。

身体在布莱克的诗歌中得到了回归。布莱克虽为英国浪漫主义前期的诗人，然而从本书中的身体话语出发，因其诗歌直接关注到人体肉身，大量直观的身体书写宣告了身体的彻底回归。在布莱克的诗歌中，人体的各种器官，它们不是被动的“肉”的存在，而是具有开放性与力量性的能动存在。肉身与理性、诗性紧紧联结，完整的人格必然是灵肉平衡。布莱克用诗歌传达，永恒世界或是无限者，离不开有限性的物本身，人体肉身便是其一，身体是他想象的基点，他眼中的身体包含着达到无限世界的潜力。同时，他以身体想象环境，勾画他想象中的自然与生态城市。第四章试图研究布莱克诗歌中的人体书写，探究工业或理性时代思想与环境的双重困境。

综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是复归自然最好的实践者，身体亦于华兹华斯的诗歌中显现了栖居。人通过身体联结自然，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崇拜跃然于诗行之间，且他身体力行地栖居于自然。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身体意蕴是内敛的、复杂的，主要表现在对人性之自然（即“童心”）和神性之自然的统一之中，而对于人类栖居而言，自然又通过身体转化为“地方”。第五章试图深层分析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因素，探索华兹华斯诗歌中自然与身体的统一，挖掘对于当下生态理念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

以上为本书的整体研究思路和脉络，即在生态批评的视域下，通过身体的话语来研究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以期能够为解决该领域研究中所留下的问题与遗憾尽绵薄之力，为生态批评与诗歌研究提供新的思维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