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代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特点

唐代民族文学现象较早在文化史、民族史、中外交流史、敦煌学等领域中被关注。20世纪20年代以降，冯承钧、陈寅恪、向达、姚薇元等学者曾关注到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唐代诗人民族身份问题。其中陈寅恪对“种族及文化”范式的提炼，以及“诗史互证”方法的运用，影响尤为深远。另外，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对唐代内迁西域胡人姓族、宗教、艺术、文化等问题进行了考察，涉及不少文学问题，也有典范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学科体系建立，唐代民族文学研究主要是在中国语言文学的两个二级学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框架下开展。学科属性的不同导致二者研究方法大相径庭。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持鲜明的当代民族主体性立场，强调作家的民族身份、作品内容的民族特色，因而关注的范围非常有限。这可以从相关文学史中的内容分布看出。如由马学良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1992年），隋唐时期仅列举了南诏白族诗人杨奇鲲，回纥诗人坎曼尔，回回诗人李珣，壮族诗人宁纯等12人，而坎曼尔后来还被证明是伪托人物(7)。其后中央民族大学组织编撰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近代文学概论》（2001年），在第一章概述中提及唐代白族诗人杨奇鲲、段宗义，彝族诗人寻阁劝、赵叔达、董成等人，在其后相应章节也简单介绍了寻阁劝等几位诗人的作品。此后，梁庭望等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2003年），在此基础上将唐代少数民族诗人名单扩展到26人，并对元结、元稹和刘禹锡三人做了简要评述。这三种文学史代表了少数民族文学界对唐代民族作家文学的一般认识，其他分族、分体文学史，专题、个案研究多以此为基础展开。因为强烈的“民族性”立场和当代民族身份标准，这些文学史在唐代部分缺乏典范作家和作品支撑，自然也就失去了开拓的空间。

不同于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更多持民族融合的态度，并不刻意强调作家民族身份，采取民族文化与文学相互观照的视角，因而“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淡薄得多。如李炳海就从文学书写表现、文人队伍结构、文学思潮风貌、文学文体样式等不同角度探讨过中国古代“民族—文学”的问题(8)，其发散的研究方式具有相当代表性。从具体的切入角度看，古代文学研究者多倾向于唐代典范作家（如李白、杜甫等），代表性区域（如西域、西南），重要文学体裁和流派（如“边塞诗”“音乐文学”）。典型的案例如周勋初对李白身世之“谜”与文学浪漫的研究(9)，余恕诚及其弟子对于唐蕃关系与唐诗的研究(10)，徐希平对李白、杜甫诗学与西南民族关系的研究(11)，海滨、高人雄等对西域文化与唐诗关系的研究(12)，等等。古代文学界所采取的“民族—文学”关系方法，虽然扩宽了研究的视野和路径，但却一定程度淡化了文学的“民族性”，或者演变为强加关联的“背景研究”。

少数民族文学和古代文学两个学科格局的形成与历史传统、文化使命有关，但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割裂却是现当代文学史观念推动的结果。因为学科立场的不同，二者似乎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不仅研究方法和旨趣不同，连研究人群、研究机构、学术共同体也存在明显的分化。也因为这样，唐代民族文学的相关研究话语分散，看似热闹却未能形成学术凝聚力，这从“丝路文学”“西域文学”等一度影响颇广后来却逐渐式微的选题可以看出。

“丝路文学”作为学术研究概念起源较晚，而且内涵和外延都不太清晰。20世纪90年代，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下设的研究方向就有“沿古丝绸之路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一些丝绸之路历史研究中也常常运用“丝路文学”这一概念，但直到21世纪初宋晓云才对这个概念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13)，而且限定在元代文学，并未外溢到其他领域。此后，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主要是当代文学）迅速转移到这一领域，张明廉、石一宁等学者对“丝路文学”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初步的界定(14)。大致同时，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也加入讨论。然而，直到现在，“丝路文学”的研究目标仍然不清晰，不仅无法区别于传统的一些学科如“敦煌文学”和成熟的研究领域如“边塞诗”，也没有建立一套属于“丝路文学”的学术体系(15)。在学科属性上，“丝路文学”也向着现当代文学、艺术、文化遗产领域衍生(16)。有学者提出：“丝路文学是典型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更需要一门具备兼容性和开放性特征的学科来吸纳它。在此意义上，比较文学是一个适宜的选择。”(17)这固然有理，但无疑也削弱了“丝路文学”核心意义。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有学者对“丝路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学科归属、研究主体等问题进行过反思，只是在学术热潮的簇拥下，这些问题渐渐被冲淡。一些研究者直接转向了一种更为综合的、非聚焦的“丝绸之路与文学”研究模式，比如石云涛的《唐诗镜像中的丝绸之路变迁》。总之，作为唐代民族文学关系至为密切一个研究方向，“丝路文学”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反哺作用。

与“丝路文学”相关的另一个研究方向——“西域文学”，是与唐代民族文学关系至密的领域，也曾给学术界带来一股新鲜血液。“西域文学”作为一个地域文学范畴，虽然空间边界相对比较清晰，然而研究对象也较为松散。如高人雄教授的《汉唐西域文学研究》就采取了“民族本位”的路径和聚焦视角，观照了西域佛经翻译文学、佛教戏剧、粟特文书、突厥碑铭、粟特胡裔诗歌、西域乐舞诗等。而海滨的《西域文化与唐诗之路》则是发散的思路，涉及唐代西域边塞诗人、唐诗中的西域乐舞、西域民俗等问题。研究对象的不确定使得“西域文学”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流失，海滨曾提出警示并呼吁进行范式转型(18)。然而从近年的成果看，相关研究多数未超越“边塞诗”等传统路径，且走向广义“西域文化”阐释方向，范式的转型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