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民族文学”或者“民族—文学”之所以没有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选题，没有涌现其他时段那样主体性鲜明的成果，除了学科分化、研究力量分散等外在原因之外，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唐代民族文学的理论基础非常复杂，并不容易厘清。下面试从一些关键概念入手做一番辨析。

一、民族问题的“内”“外”与“古”“今”

民族问题或胡、汉问题是唐代历史的关键词，是唐研究的共识。陈寅恪指出“种族及文化”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19)。内藤湖南把贵族制和胡汉关系作为六朝隋唐史的基本课题(20)。无论这些观点如何张扬民族问题在唐代的重要性，唐代民族研究依然面临一个先天“缺陷”，那就是唐代的国家性质。国外学者曾将中国历代王朝分为由汉族建立的“典型的中华王朝”，包括秦、汉、隋、唐、宋、明等；及由北族建立的“渗透—征服型北族王朝”，包括北朝、辽、金、元、清等(21)。由唐代国家性质出发，唐代的民族问题也就更多指向一种中外关系，比如唐与突厥、回鹘、吐蕃、南诏等，与北朝、金、元、清等“在场”的民族不同，这也影响了民族史、文学史的叙述视角。

当然，关于唐代的国家性质也有其他学说。学者们很早就认识到，隋唐王朝的统治阶层与北朝胡族的联系密切，唐代国家性质、文物制度、统治基础都有“胡汉融合”的特征。国内学者中，陈寅恪于此有较多的论述，唐长孺等继有申论。有学者明确指出：“唐朝建国的路径与秦汉特别是后者出自中原核心区的差异是，它所经历的途径是由鲜卑国家建设的道路逐步转向中原传统的模式之中。……唐朝的胡汉关系之形成，本源于其政权建构的多样性。”(22)这些观点为唐代国家性质问题注入了多元特质。日本、欧美学者走得更远，提出唐代“拓跋国家论”，从内亚史的视角极力强化唐代国家性质中的鲜卑因素，代表学者有杉山正明、森安孝夫、梅维恒、濮德培、陈三平等。他们的学说有特殊的语境和局限，已有学者辨驳过(23)，但也给唐代民族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唐代民族研究的“外”（或者说“边缘”）、“内”（或者说“华夏”）两个视角，直接影响了唐代民族文学的叙述方式。如果从前者来看，唐代民族文学的叙述重点就是突厥、回鹘、吐蕃、南诏、渤海等华夏周边民族政权的文学，一些少数民族文学史也是如此处理的。如果从后者来看，唐代民族问题不仅包括唐朝统治、羁縻下的西域、突厥、回鹘、契丹、南方各民族，还包括北朝胡族在内的众多民族遗产，相应的文学对象也扩大到传统上视为汉化了的各种少数民族。

唐代民族观念还涉及“古”“今”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民族认同”等观念则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古、近（今）民族范畴的转换异常复杂，争议也极多。

一般认为，现代汉语“民族”一词的确立，与日本明治时期转译西方nation一词及其概念所使用的汉字新词“民族”有关(24)。但nation一词内涵在西文中也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国家）、不同语言中有较大的差异，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曾对其“族群”和“政治组织的群体”两个意义的演变作过勾勒(25)。近代以来，“民族”概念在中国的兴起也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20世纪初，经过梁启超、杨度等政治家的鼓吹以及近代报刊的推广，“民族”一词的内涵不断扩容，并且衍生出“国族”“国民”“民族主义”等概念(26)，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重要的政治体涵义。相比之下，学术界对于“民族”概念的运用则更偏向于族群的含义。二三十年代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28年）、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年），都采用了近代民族概念来重新阐释古族资料。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我国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经过不断发展，“民族”一词事实上已成为涵盖从人类共同体、民族国家到少数民族等不同层次的复合概念。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在当代学术界的讨论也十分激烈。他们引入“族群”“认同”“边界”等概念，为反思古今中外民族理论提供了新视角。

现代民族（族群）理论在对接古代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龃龉。为此，研究者也采用了古代的族称或者特定的一些概念，比如“胡人”“胡族”“蕃族”等。此外，一些学者还创造了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北族”“少数族”“非汉人”等。“视情境而定”的古今民族概念混用已成为当代学术研究不能避免的情况(27)。

二、民族文学观念的诞生与三大文学史观

中国文学史上“民族文学”观念，也是在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产生的。具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前后“民族文学”的用法开始出现，在抗战前后形成井喷现象。虽然当时这一概念更多指向“国族”，如赵景深《民族文学小史》（1940年）、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1943年），对应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但有少数一些古代文学论著中已经有特定“民族身份”指向。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第十三章“中世文学鸟瞰”中直接指出：“金虽是勃兴的野蛮民族，但入主北地以后，其文化也突然的成就得很高的地位。”(28)陈子展的《中国文学史讲话》（1933年）有“蒙古民族与杂剧”一节。陈易园的《民族文学之研究方法》中也提及：“中华合六大民族以立国（汉满蒙回藏苗）……世所传者，皆汉族文学，爰于汉族文学之外，录其优美文学作品之三四，以殿吾篇。”(29)后举外蒙古老胡歌、清宗室寿富、越南遗臣阮尚贤、朝鲜遗臣金调元多篇，已经是一种比较纯粹的“民族文学”观念。

三四十年代“民族文学”呈现的混融不分状态，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随着民族地区解放、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民族文学的中心转移到少数民族上来。“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应运而生。茅盾在1949年9月《人民文学·发刊词》对全国文艺工作者所提要求就包括开展“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学科性质。大规模的民间（民族）文学搜集工作、各民族文学史编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轰轰烈烈展开，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创立，稍后隶属于该研究所的学术刊物《民族文学研究》创立，这被视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成立的标志(30)。稍后，学术界对于“民族文学”的内涵外延和话语特征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界定，“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和阐释方法得以确立，不仅被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普遍采纳，也成为研究古代民族文学现象的参照系。七八十年代以来多次掀起作家民族身份大讨论，李白、白居易、刘禹锡之外，还有元好问、李贽、蒲松龄、曹雪芹等，正与当时兴起的“民族文学”观念和阐释方法合流。

“民族文学”观念的诞生必然引出与中国文学关系的问题，为此学术界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其中，“多民族文学”“中华文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三大文学史观的影响最为深广，对于唐代民族文学研究的思想指导意义也最为突出。

“多民族文学”根植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然而“多民族文学史观”却并不是中国文学史一以贯之的理念，其产生、论争、完善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其影响已经从文学研究、文学史撰写扩大到学科体系建设、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等高度。“多民族文学史观”明确包含中国古今各个民族创造的全部文学成果，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文学，也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文学；不局限今天的56个民族，也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为今天多元一体中华多民族文学做出了贡献的所有民族(31)。这一理论成果直接解决了唐代等古代民族文学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一个十分完备的理论体系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然而要深入到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史撰写中，仍有待完善。相比之下，“中华文学”理论框架的实践性更突出。尽管其理论的阐述至今仍未形成完备的论著，然而在实践上已经走得很远。作为学术概念的“中华文学”，较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前后首届中华文学史料学研讨会及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的成立。稍后，《文艺争鸣》开设“中华语言文学大视野”专栏，后改为“中华文学”专栏，先后发表过马学良、张公瑾、吴重阳、傅朗云等学者论述中华文学多民族性的系列文章。同一时期，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组织编撰了《中华文学通史》，张炯先生为这套书写的“导言”，对“中华文学”的理论构想作了多方位的阐释(32)。这套书也包括古代民族文学的内容，如其唐代部分设置了吐蕃、突厥、南诏、岭南文学等章节，关注到了民族地区以及内迁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就。2015年，《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空间维度的中华文学史研究”等学术研讨会，来自古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现当代文学等领域的学者，进一步就“中华文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了深入讨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文史知识》还推出了“中华文学”为主题的相关专栏，将相关讨论引向深入。通过“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及其分会的统合，目前“中华文学”已经成为多学科融合的典范。

“中华文学”根植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和中华文化“群星璀璨、百川归海”的历史趋势，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国文学史，其开放的理论体系不断辐射到“民族—文学”相关研究学科和领域，成效初显。

不同于上述两大文学史观经过了很多代学人的不断丰富完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主要是杨义一人之力开拓的文学史观念，它同时也是一个理论性、实践性都很强，包容性极大的文学史书写范式。杨义在其论著中从不同层面阐发过这一理论构想，在谈及“文学的民族学的问题”时他指出：

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整体而言，汉语文学只是部分，尽管是主体部分。只有从整个中华民族和文学总进程出发，才能看清少数民族文学这些部分的位置、功能和意义，也才能真正具有历史深刻性地看清汉语文学的位置、功能和意义。(33)

他还从文化动力学角度创造了“边缘活力”说，作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重要理论支撑。在《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中，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对于“重绘文学地图”的构想，在三个理论版块中，就有“跨地域民族文化的多元重组，即中原文学与边地（边远或边疆之地）少数民族文学的相激相融”(34)。《图志》的诞生，也从实践上为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史撰述提供了新的样本。

上述三大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撰述方法，是当前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模式，也是古代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