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天上星辰在——《心态王者苏东坡》系辞
余世存
一
苏东坡是千年前的古人，又是我们当代社会的大IP。自从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将东坡推向大众市场，百年以来，苏东坡都是市场上的重要话题。当代的一些学者、作家、自媒体作者都以介绍、解读苏东坡而收获了读者或流量。
这是一个少有的现象，较之同行们，比如屈原、陶潜、李白、杜甫、龚自珍等人，较之学术思想人物和事功型人物，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王阳明、曾国藩等人，苏东坡既常销又畅销，他的影响经久不衰。苏东坡的人生经验及其百科全书式的才艺表达，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的心理安慰。
我中国文化的集体记忆，会把立功立言的圣贤才子们作为纪念的要义，如炎帝、黄帝的生日，屈原的忌日，老子、孔子的诞辰，等等，神道设教，化民成俗，成为全社会的节日。这些有限的人物生死线索中，苏东坡的诞辰日（腊月十九，阳历1月8日）正成为文人雅士和苏迷们的节日。“寿苏会”即苏东坡的生日会，是纪念他的传统活动，每逢农历腊月十九苏轼诞辰日举行。自宋代起，历经元、明、清和民国时期，遍及中国、日本、韩国等地，迄今已有九百多年历史。可以说，苏东坡以苦难坎坷的人生表达，给我们文化中国增添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苏东坡等人对汉语的贡献，大概只有莎士比亚等人之于英语、歌德等人之于德语的贡献可以相比。
现代性是百年来的一个热词，从现代性的角度看，苏东坡是离我们最远的一个现代人。是的，跟苏东坡相比，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陆游等人还是古人。就像网友公正评价的，乾隆和华盛顿是同时代人，乾隆是古人，华盛顿是现代人；龚自珍比曾国藩要早得多，但曾国藩是古人，龚自珍是现代人。从现代性的角度看，当代逆全球化而动的人类同样如此，我们共戴一个时代及其天空，但一些人是古人，一些人是现代人。
苏东坡的现代性不仅仅来自他的“世上苍生架上书”，也来自他生活的趣味，他的“呵呵”，他的美食，以及俯仰天地的追问及其不可救药的乐观精神。从现代人追求智能生命的角度看，苏东坡是历史上少有的获得了智能生命存在的人。这些智能生命尽管仍在权力、资本等的网罗里，但他们能够行藏在我，能够等闲观看万物。
这种智能生命一经出现，一经被人们认出，他们就注定成为某种代言人。因此，即使在流放状态，包括皇帝在内的人仍会关心苏东坡，用萨特的话说，“他会怎么说呢？他此刻在怎么说呢？”
萨特的话可以移用到苏东坡身上：“……人们还在揣度：他将要做什么？因为他被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所困扰，曾暂时选择了沉默。但他属于那种罕见的人，他们迟迟不做选择，可一旦做出了抉择便忠贞不渝；对这种人我们完全可以等待。总有一天，他会开口的。我们甚至不敢贸然对他未出口的话稍加推测。但我们相信他与我们每个人一样，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足以使他的存在始终富有活力了。”
二
今天我们在纪念、谈论苏东坡的时候，还应该知道的是，苏东坡处在中国文化的一个转折点上，如果说春秋战国、汉唐的中国是古典文化的上升期，那么宋代的苟安、靖康之耻、崖山之战则是这一文化衰落的开始。因此，屈、陶、李、杜等人再坎坷，他们对文化仍有信心，对天地仍有敬畏；而苏东坡处在文化衰败之时，他多半只能伤感、呵呵、无可奈何。
这是苏东坡和宋代人的大悲剧，崖山之后无华夏，这是至今仍让不少中国心意难平的一个问题。宋代中国不是没有走向新生的可能，国朝创立者立过不为难士大夫的原则，但后来党争的出现，以言定罪，拉开文字狱序幕、打压言论的居然是党同伐异的同行同僚。宋代中国也不是没有一流的思想，儒、释、道三家的竞技，使得学术思想各自有了新的突破。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宋以来流传最广的金句之一，他的另一思想“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极为高明，然而没有落实，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即使在儒家内部，“二程”的道学气、朱熹的小格局都背离了张载的发现，或者说，他们的学术思想在“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的阶段无自知，他们反而自居伟光正，握有流行的天理人情。“二程”兄弟在苏东坡见邵雍时居然刻意阻拦，可见他们的鄙视链是何等迂腐可鄙。“二程”在苏东坡的一句幽默中难以自适，以至于程党和苏党之争成为新党旧党的大党争中的一个插曲，也可见精英有识者的识见有着什么样的格局。
从历史的假设来说，国朝创立者既然有过不为难言论，不为难士大夫的原则，后来者的突破创新就在于如何让“言论不一定表达真理，言论本身即是真理的表达”成为共识，而不是竞相在权力面前表演自己真理在握，自己的言论才代表真理。如司马光和王安石各自以为的那样。假如宋代人能够意识到人们的言论本身就是真理，言说的错误、谎言也是真理向自我抵达的必然过程，那么宋代的言论是非或者能够较庄子更进一步，落实在交往机制中，落实到公共生活中。遗憾的是，宋代人在忌讳、敏感之中一步一步沦陷，使得苏东坡这样的人只能“呵呵”，甚至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
从历史的假设来说，宋代也是最有可能将政争党争的士绅集团完成制度化的一个朝代。司马光和王安石本来是学术思想上的朋友，却因为政见不合各自成为旧党、新党的领袖，他们的执拗使得上台后必欲扑灭对方的势力而后快，将国之栋梁、社稷之臣流放到天涯海角，他们就像大善人见不得穷人在身边受苦一样，他们自据真理在身，见不得反对者在身边，如此一来，他们眼力所及的方圆十里千里以来，都是真理一片祥和的状态。时过境迁，他们为对方踩踏时不仅不曾反思，反而只怪时也命也，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为真理做出了牺牲。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对《道德经》的注解中，在学术交流中多有共识，如果他们俩能够像现代人一样意识到党争应该公开、公平、有序，从你死我活中竞争轮流坐庄，士阶层的一党代表公正，绅阶层的一党代表效率，那可能是历史最伟大的创举之一。这样的历史假设一旦实现，宋代就不仅只有商业、资本的萌芽，而且完全较西方更早地进入现代社会。
三
我们这样做历史假设多半会受到严谨的历史学家们的嘲讽，呵呵。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宋代之所以让人浮想联翩，是因为宋代出现了一个现代人——苏东坡。
苏东坡在言论不自由的朝代受尽苦头，他的政敌章惇就曾对他施以狠手——章惇把苏东坡流放到海南时大概就想过苏东坡可能死在那里的结果。但七年过去，朝廷的政策又像治大国翻烙饼一样翻转过来，这次轮到章惇被流放到雷州，苏东坡成了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但面对章惇儿子章援试探态度的来信，苏东坡回信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他介绍了雷州的风土、注意事项等，还一再叮嘱章援多备些药物。信写好，苏轼又在信的背面抄录了一道“白术方”，说这个方子最适合岭南用。
这样的境界让人点赞，即使今天，这样的做法也是罕见的。苏东坡对章惇的原谅并不是一种高姿态，而是对具体的人的同情。换句话说，是非恩怨固然重要，但不丧失人性、不失人味儿更重要。用现代人熟悉的语言，在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的人道主义。
同样的和解也发生在苏东坡和王安石那里，王安石算得上苏东坡人生坎坷的最大推手，但是当两人有机会见面的时候，苏东坡仍能跟王安石相逢一笑，甚至写下过“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样的句子。在王安石变法被司马光全部废掉的时候，苏东坡曾经试图阻止司马光的行为。可以说，苏东坡虽然属于司马光一党，但他对新旧两党的主张都有保留，都有同情。
最为难得的是，当王安石辞世时，他的不可戴天的政敌和朋友司马光认为“尚宜优加厚礼”，所以哲宗皇帝对王安石追赠太傅称号。苏东坡当时任中书舍人，负责为皇帝起草诰命。苏东坡超越了政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为王安石盖棺定论，“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我曾为此评点说，苏东坡向自己的敌人致敬，因为他们共处才有生命，才有美。
苏东坡为皇帝代笔说，“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我当年称道这个“不世出的才子”“为他时代的圣贤和大地种子送行，因为他看到了种子的示范效应”，尽管有人以为苏东坡文字里有皮里阳秋，但我相信他对王安石的追悼发自肺腑。“因为苏东坡赶上了欧阳修、司马光等仁宗时代的士大夫同气相求、与尔靡之的余光，他在晚年曾感慨当时人已不曾见古人之大体，幸而他以及门下黄庭坚等人还在，他为此努力，甚至在辞章领域，苏东坡有意识地让大家唱和，以增进人们的同类意识”。
苏东坡不仅希望示范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他其实比师长一辈走得更远，他走到人性本位上来。用他的话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宋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现代人，宋代中国是有政治文化再创造的历史可能的。
四
令人遗憾的是，宋代中国没能出现真正意义的政治文化变革。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也说明制度不变、权力的性质不变，仅靠权力的归属和政策变化，不仅改变不了积贫积弱的局面，还会使社会风气沦丧下去。
朝廷或权力机构主导下的时代社会命运，跟个人生命成长一样，有着成熟或幼稚的分别。现代人对“垃圾人”“爱生气人”“情绪失控人”等人格有分析和判词，其实，宋代中国的时代命运，在仁宗之后就进入了情绪失控阶段。尽管每一个台上的人都以为自己不得已，以为自己事关江山社稷或天下苍生，他们却不知道自己跟否定的前任前朝政令之间同气连枝，他们跟自己的政敌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一个人人生中的好消息阶段、坏消息阶段，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因此，对政敌或前朝政令的推倒重来，貌似不得已或唯我独尊的正确，却是他们无能无知罪性的表现。
我们也可以说，宋代一流思想家们的“仇必和而解”的思想，乃至一流人格的人生示范，在当时朝野上下，根本就没有多少人明白其意义。大家的目光短浅得只为自己的名位争是非，以至于“二程”兄弟都未能免俗。
历史学家注意到，靖康之耻的一大原因，就是宋朝跟北方的辽、金等政权的关系朝令夕改，签订过的协议转眼之间就不认账。对朝廷来说，这样的权力任性似乎天经地义；殊不知，在正常思维的人看来，这样的朝廷、这样的时代已经像个垃圾人。对于垃圾人，要么远离，要么毁灭。
后来的朱熹等人本来可以从王安石变法乃至苏东坡的个人成就中提炼出民族文化急需要的共识，甚至他只要把仇必和解的思想推广开来就可，知行合一，中国人迟早会在制度层面进行相应的创造。朱熹也曾有过学苏东坡的话语，“此地古称佛国，满街皆是圣人”。但朱熹的格局远不能跟苏东坡、司马光相比，他甚至以卫道者自居，遇到机会就会嘲讽、挖苦佛道，对老子、庄子等人极尽讽刺之能。
因此，靖康之耻之后的南宋在时代精神上没有多少长进，更大的耻辱如崖山事件几乎命中注定。我们后人看待宋代中国的历史确实能看出一些端倪、蛛丝马迹。宋代人没能发现独立的个人，没有发现个人、朝廷、政见和持不同政见者的自处及共处之道，宋代人守着张载、苏东坡一类的大宝藏而陷入到党争甚至讨饭的境地。
五
宋代是先天易被重新发现的朝代。在此前，包括孔子在内的思想家们几乎都在后天易这道防火墙内思考，先天易的再发现，使得宋代的思想可直接宇宙大道，用现在的话说，可以立足于自然哲学和自然神学，这就是周敦颐、张载们重新思考太极、无极的原因，也是邵雍发明《皇极经世》的原因。流风所被，使得苏东坡等才子都能注解易经，而陆游等人直觉到文明世界的底层逻辑，“揖逊干戈两不知，巢居穴处各熙熙，无端凿破乾坤秘，祸始羲皇一画时”。用现代人的语言，在第一性原理或底层逻辑的奠基后，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自己对世界总体性的解释，都能创建出一套体系。
这些思想学术花果，催生了宋代中国的科技高峰和人文高峰。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称道过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中国因此有着前述历史假设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宋代中国最有可能为个体生命的权利代言。在宋代之前，社会结构中的士农工商，上下格局中的贵族、士大夫和平民，只能是先知圣王带动大家的状态，王者通吃、独尊一术、独夫民贼的现象成为常态。到唐代，科举制度的发明，使得权力下移，“万类霜天竞自由”，王者、圣者、才子集体出现，诗王、诗圣、诗仙、诗佛、诗魔，一个时代可以有二三十个天才共存，那是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士女、童子、僧侣等彰显个性的时代。
到了宋代中国，直取无上正法的学术思想跟社会市场的开发相映发，文化界的领袖、共同体的意识跟每个人自身的至上权利并存不悖，飞龙在天跟群龙无首的局面相呼应，知识、权利、生活更大规模地下移，到普通民众那里，人人都有自我可以依靠可以抒怀。柳永更是明确，才子佳人，不必追取功名，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白衣卿相。苏东坡大概意识到了这一时代精神，他才会说眼中无一不是好人。朱熹才会学舌，满街皆是圣人。到了现代，毛泽东更是说破，六亿神州尽舜尧。
可见，宋代中国本来可以为个性进行张扬，为个体的不可让渡做见证，为个体的权利立言立法；用现代的语言，每个人都是人类大脑中的一个神经单元。但宋代中国从这一大众权利的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人们相互组成了尊卑秩序，用朱熹的话说，“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如此一来，生命就在真理面前被侮辱被损害，那就是统治者和梁山好汉们均视性命如草芥的极端，是“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行货”，是朱熹们所说的“存天理，灭人欲”，是生命如韭菜、牛马，是现代人“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六
苏东坡对这些时代的命题未必能够如我们事后诸葛亮式地认知，但他几乎本能地应对了这些时代命题。这就是本书著者称道的心态王者。何谓心态王者？自唐宋的个性大解放以来，中国人就明了，心生万法，无数修行者都熟悉慧能尊者的本自具足，但在宋代中国，行走人世间的大概只有苏东坡发明并用足了本心。
后来人对苏东坡的认同，除了苏本身的魅力外，重要的一点是苏东坡已被追认。而在当时，在苏东坡活着的时候，虽然其才华已被承认，但时势权力下的苏东坡不过是几经沉浮的文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时而被抬上省部级大员，时而被贬为县乡科级小吏，或是被边控被监视居住的敏感人物。这样的人能得到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民众的欣赏，足见宋代人的心态有开明的一面。
认清苏东坡的现实身份，有助于我们推己及人，有助于我们实现生命的自我完善。对苏东坡来说，他必然要经历如此多的磨难、焦虑、抑郁、彷徨，才能实现人类的本体之善。用佛语，人生时间为其授记，其于来世，当得作成觉悟，号苏东坡。而在当世现实生活中，他必然只是个职尽其天命之人。一如精神文化世界中的陶渊明、鲁迅，鲁迅在当时人如蒋梦麟等人眼里，只不过是个思想有些左倾的文人；陶渊明在当时人眼里，不过是个辞职回乡务农躺平沦落的文人。
笔者当年在云南参加一次笔会，其中就有几个农民作家，酒酣之余，说起他们刚刚插了几亩秧田，怡然自得，让我想到在当时偶尔打打牙祭的聚餐中，陶渊明在别人眼里或许就是这样的农民诗人。当年的檀道济不理解这样的人生，他曾经劝陶渊明：“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而结局大家都知道，檀道济被杀而死，陶渊明被时间授记，其于来世，当得作成觉悟，号陶渊明。
这是我们文化最可宝贵的遗产之一。人必然历尽劫波，甚至就在劫波之中，才能示现自身的性命，才能跟周围的世界相互成全。苏东坡能够顶礼每一个人，因为他从身边人身上收获了善意，看到了人类的生机。无数绝望者都有对爱的渴望，“请在我们脏的时候爱我们”，苏东坡得到了这样的爱，并愿意把这样的具体而抽象的爱回报人间。
在我古典文化的转折点上，苏东坡以身检验了这一遗产的真实不虚。时势权力的自私和势利没能毁灭真正的生命，宋代中国的变异气候没能冰封住人类的心灵，苏东坡像陶渊明、鲁迅等人一样成功地与他们身处的黑暗时代相剥离，时代溅起的污秽没能玷污他们的名字，他们都成为后代人随时可取用的资粮和安慰。
七
苏东坡在知命之年才知道自己的天命，好在那时他的才能和积累已经足够，他不惧怕任何不确定的时世。即使穷窘依旧，据说他有过把每月花销分若干份挂起来，每有用度时才取一份的穷困时光。但在他的文字中，他却没有哭天喊地，没有抑郁，而是顺应，并从中找到诗意和审美。我们可以说，他一生一直左手担着风雨，右手指着晴天，阴晴圆缺在他那里可以共情，可以千里婵娟。
苏东坡生于冬至半月后左右，他的命运乃是屯卦，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这是一个利建侯、建功立业的人生，但屯卦涉及天造草昧而不宁，其中有屯如班如，有泣血涟如。苏东坡可以成就素王的功业，他意识到自己也是谪仙人，只不过他这样的谪仙跟李白相比，他得负重前行，他这样的谪仙来到人间，如羊进入狼群，坚守、驯良，默默地为大家奔走，敦促人们一心向善。
苏东坡的态度既引来了后世无数的效法，也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不安。王夫之就曾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上对苏东坡大加指责，认为苏擅权纷乱；当代学者梁卫星先生则认为苏东坡开启明清以来逆来顺受思潮的先河，是鲁迅创作的经典人物阿Q的前身。
这样的指责多少有些道理，但如果站在历史的层面，我们可以说苏东坡跟这类指责并无关系，他不用对后人的潮流负责。苏东坡甚至对强化这一态度的行为也是持保留意见的，他临终前说过，着力便差。这个态度即是对劝告者的说法，是对“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的回应。何况，逆来顺受和阿Q精神固然是我们民族文化下降阶段的一大特征，但这一现象个中人对权力、对国朝并非无感，而是冷眼旁观，用我民族的语言，公道仍在人心；在权力、国朝、变法把自己变成绞肉机的文明阶段，苏东坡代表的现代精神正冷眼看着其变化。
本书作者李阳泉先生是我的老友，我们多年前即有交集。半月前他告之有此书稿，请为之序。我稍有犹豫，还是答应下来。我知道自己并非本书最佳导游者，但这些年跟苏东坡的缘分让我厚颜在读者面前饶舌。阳泉先生的气质跟传主有同有异，他在本书中平实地讲述了苏东坡的一生。在众多苏传中，阳泉先生这本传记可谓深入浅出，要言不烦。苏东坡的材料太多，阳泉先生举重若轻，剪裁得当，让我以为臻于化境。我先睹为快，再次陪着自己喜欢的人物走过他的一生。
谢谢阳泉先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借机一吐为快。谢谢读者，让我们都来做好自己，做个现代人。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