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边际分配论的雏形

19世纪30—50年代边际分析的又一发展反映在分配论领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经济学家约翰·亨利希·杜能，以及刚提到的边际价值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爱尔兰经济学家芒梯夫德·朗菲尔德。

杜能

杜能（John H.Thunen，1783—1850年）以在其名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提出商品运输成本同生产区划之间关系的理论著称，通常被看作区位理论的奠基人之一。[69] 我们这里对他的兴趣则是因为他在建立区位理论时出色地运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他用这种方法论述分配问题，最先把边际原理扩大到包括地租、利润和工资论在内的全部分配理论，提出了相当完整的边际生产力论，因而成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主要先驱者之一。

杜能的著作长期湮没无闻，有其特殊的原因。马克思曾指出：“我向来认为杜能在德国经济学家当中几乎是一个例外，因为独立的、客观的研究者在他们中间十分少见。”[70] 杜能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立场出发，对当时德国面临的实际经济问题做了客观的分析，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不着意掩饰，甚至承认资本剥削了劳动，这就使其理论从方法到内容都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历史学派（旧历史学派）大相径庭。

在分析方法方面，杜能自觉地秉持李嘉图以来的抽象法，而且对此有明确说明。1826年他即指出用这种（抽象）分析法对说明和了解各种力量的影响是不可缺少的。1850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分析国家经济和农业方面的问题，“唯有在研究中排除一切偶然的及非本质的因素才有希望”。[71] 他又指出：“不将实际抽象难以达到科学的认识”。[72] 可贵的是，他还明确意识到：“对实际的抽象有双重危险，（1）人们在思想时，将事物的相互作用切断。（2）我们的结论都根据各种前提条件，而我们对这些前提条件认识不清，所以无法阐明结论；因此，我们所认为普遍有效的结论，仅仅是在这些前提条件下才有效。”[73]

杜能的抽象法，主要表现在他设想了一个“孤立国”，并从这个“孤立国”特定的经济条件出发建立他的全部理论。他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就是在这种分析中提出来的。这个孤立国（如图2−1所示）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该经济单位的中心是一个大城镇，周围是一片肥沃的平原，无河流可通舟楫，土壤皆宜于耕种且无优劣之分，农村向城镇供给农产物，城镇向农村供给工业品。杜能问道，在此条件下，农业应如何安排和区划？他认为，一般来说，很显然，邻近城市的地区应当生产那些重量大而且占地多（相对于其价值而言）的农作物，或者生产那些运费高而不宜从边远地区运往城市的农产品，还包括那些易腐烂而必须趁鲜使用者。离城越远的土地则应生产运费越少的产品。杜能说，我们可以据此原则划出若干个以城镇为中心的同心圆，表示农业耕作的区域：中心是城镇，往外依次是：自由经济（包括蔬菜、奶牛业等），林业（为城市提供燃料及木材等），谷物轮作制，谷物交替制，三田轮作制，最远为畜牧业。[74]

图2−1

在这种制度下，收入分配将遵循什么原则呢？杜能在讨论了种植业布局之后，首先提出了地租问题。杜能的地租概念是指资本主义性质的地租，他说：“我所说的地租不同于亚当·斯密、萨伊等人的田庄收入，我指的是从田庄收入中扣除建筑物、树林、围墙以及不从属于土地的有价物品的利息之后所剩余的土地租金。”[75] 关于地租的成因，他指出，由于产地离城镇远近不同，每单位农产品（比如一单位黑麦）运往城镇的运费不等，其成本自然不同。距离愈远者，成本愈高。可是，每单位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却必须一样。他又指出：“谷物的价格必须保持这样的高度，即为了满足对谷物的需求，向市场提供谷物最贵的田庄的生产仍是必要的，它的地租不致降到零以下。”[76] 换言之，谷价必须能使最边远地区之土地资本足够支付地租并获得应得之利润，至少不从利润中支付地租。地租若从利润中支付便是“负租”，它是对土地投资的侵蚀。说得更明白些，即最边远（边际）土地资本之成本和利润决定市场价格。

杜能继续说，这样一来，离城市近的生产者出售黑麦所得，扣除各种费用以后，其余数即是他的纯利润。由于这项利润是持久的，年年都有，所以获得纯利润的田庄也需每年支付租金。因此，一个田庄的地租是由于它的位置和土地比最劣的、但为了满足城市需要又不得不从事生产的田庄优越而产生的。杜能的这些分析，显然接受并发挥了安德森和李嘉图的包括边际分析的级差地租原理。

杜能进而独立提出了工资和利息的边际生产力原理。杜能把工具、机器、建筑物等称为资本。他认为，资本是积累劳动，又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而资本的使用又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使产品超过劳动者生活必需品的余额比没有资本协助而提供的余额高出许多。他说：“这里说出了利息的来源以及利息与资本的关系。利息与资本的关系正如劳动报酬与该劳动所生产的资本的租金之间的关系。”[77] 这就是说，单靠双手创造的超过生活必需品的余额是工资，而利用资本所生产的超过工资和生活必需品的余额是资本租金。杜能举例说，假定一年中劳动者维持生活的资料是100个单位，他仅靠双手在一年中能生产110个单位，余额10单位就是劳动工资。如果他再借用资本来生产，便能生产150单位，余额是40单位，这个余额就是他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租金，也是创造并借出该资本的人的劳动收入。杜能强调说，资本及其利息都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此地所谓“劳动”，显然既指雇用工人的劳动，也指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因而它是一个模糊不清、混淆劳动与资本界限的概念，这也许是德国当时资本主义关系还不发达，劳资分野尚不十分明显的一种反映。

使用资本所得余额（租金）的增加是否同资本量的增加成比例呢？杜能说：“我们知道，并非每一项投入工具、机器、建筑物等的资本对促进劳动的程度都是相等的，比较有效的……工具或机器，不管怎样有益，其数量总有一个限度，超过限度便不再有益，而且也无租金可得。一旦达到这一界限，生产资本的劳动应从事生产其他有价值的商品，即使这些物品得益少些，带来的租金比以前少些。”[78] 杜能由此断定，“新投入于企业或营业中的追加资本，所得的息金不如原先投入的资本”。[79] 或者说，“新追加资本所能增加的人类劳动产品在程度上少于先投入的资本”。[80] 简言之，资本生产力是递减的。

杜能由此引出了资本边际生产力分配原理。他指出，各种劳动所用资本量不同，生产力必不同，因此各自所得的余额（租金）也不等。这样，“劳动者”便纷纷拥向获利较高的部门，供求关系的变动最终会使利率达于均衡。另一方面，“商品的价格不会因为购买者的不同而不同，商品的价格不是根据商品对个别购买者的个别价值而定，它对所有的人都是划一的，同样，资本的价格，即出借资本所得的租金，并不根据全部资本对借方提供的效益而定。或者说，等值的商品，含有等量劳动的资本，在同一时间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价格。”[81] 这就是所谓“利率同一”和“价值同一”法则。杜能据此得出结论：“全部资本在出借时提供的租金是由最后投入的那部分资本的效益决定的。这是利息学说的要义之一。”[82] 资本的最后单位效用，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资本边际效用。

关于劳动工资，杜能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认为，随着劳动者人数增加，新增工人的生产率趋向减少。在工人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工资率必然达于平均。如果对劳动的需求不变或者继续增长，则工资水平势必由最后被雇用的生产率最低的工人的生产率决定。用他的话来说：“最后雇用的那个工人的劳动的价值也就是他的劳动报酬（工资）。”[83] 此工人的生产率应能至少补偿其工资，而生产率较高的劳动者却为雇主提供了超过工资的剩余，因此，最后生产率法则，就是剥夺劳动的法则。

杜能的边际生产力论，包含有不少对客观经济关系的冷静考察。他没有提出明确的劳动价值论，但他把商品价格最终归结为劳动生产力，而没有归结为主观评价；在他的分析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划分还不甚明确，资本利润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范畴出现，但他肯定地说，边际生产率法则就是剥夺劳动的法则；他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做出完整而符合现实运动的分析，但他意识到，一定程度的抽象（“孤立国”的模式）对于研究经济法则是必需的。杜能的边际生产力论以资本或劳动生产率递减为前提，可是，他本人也指出，只是在劳动或资本数量超过一定限度时，才出现生产率下降的现象，可是，他却把这个有条件的局部的暂时现象说成是一般法则。

朗菲尔德

朗菲尔德（Longfield）以其价值论为基础，还提出了包含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原理，因而他也是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始作俑者之一。关于地租论，朗菲尔德接受了李嘉图经济学的地租原理，并将它们同马尔萨斯的一些论点结合起来。他认为，农产品价值（实指价格）决定于农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由于土地数量有限，又由于土地收益递减法则的作用，致使农产品的供给受到自然的限制。而随着人口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却不断上升。原有的土地数量（或原有农业投资）不足以应付需求，不得不扩大耕作面积或追加投资，而土地在肥力、位置或投资效果上是各不相同的，有差别的。朗菲尔德继续写道，劣等地或最后投资的效果差，运用此等土地或投资生产同一数量农产品所需的生产成本高。由于它们是为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才投入耕种或追加投资的，所以，这部分土地或投资的产品价格必须足以支付工资和利润，否则，农业家便不愿租佃。这就是说，“产品的自然价格或生产成本一定要等于在最差土地上种植谷物的成本，这些土地是由于社会需要而投入耕作的。”[84] 这样，生产成本较低的其他土地或投资便会从这一价格中得到超过一般利润的收入，即地租，它是作为租佃土地的代价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朗菲尔德重申了李嘉图的下述论点：农产品高价的原因不是由于存在地租，地租反而是农产品高价的结果。在以上分析中，朗菲尔德显然承袭了李嘉图的包含边际分析的级差地租原理。

在论及地租来源时，朗菲尔德同样接受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不同说法。他说：“决定和调节农产品生产成本或自然价格的，是以最大量劳动从事耕作的那部分生产的费用。”[85] 这似乎把农产品的价值（从而地租）的源泉归结为农业劳动了，但他又说，规定农产品价格和地租的原因之一，“是土地具有生产出更多产品的能力。”[86] 这就把地租又归结为土地本身的生产力了，这种说法同马尔萨斯所谓“自然恩赐”之说并无二致。

朗菲尔德虽然接受李嘉图的级差地租原理，但他拒绝下述理论：利润取决于最劣等土地之肥力。他认为，这种理论是机巧的，但缺乏应有的基础，而且，土壤状况难以对利润率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在他看来，将利润归结为最劣等土地之肥力这种错误说法，是由于对资本及其报酬的不正确看法。

那么，什么是资本呢？资本有何功能？又有哪些特点呢？朗菲尔德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既有对传统观点的承袭，又有自己的创新。他说：“一般说来，资本就是用于生产或交换以取得利润的财富。”[87] 在他看来，资本服务的实质在于进行迂回的生产，因为，只要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资本在生产过程的作用，“便会看到，在一定的劳动生产出全部的成果之前，必须经常经历一个相当的时期。”[88] 他进一步指出，“资本可以说没有任何生产成本，但为了未来，须以牺牲现在为代价，这种牺牲是财富所有者（用它作为资本，而不为眼前满足而消费掉它）而做出的。”[89] 朗菲尔德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即：把资本功能归结为使现在与未来之利益实现均等。他说，资本积累得越快，报酬越低；资本的“第一个直接的最显著的作用，就是使未来同现在时期具有大致相等的意义”。[90] 在朗菲尔德看来，资本具有上述功能，又是由于资本具有生产力的缘故。一方面，借助于事先垫支资本，生产者得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借助于机器工具等资本的使用，生产率可以成倍增长。研究资本报酬，也就是比较现在的和未来的收益。

朗菲尔德认为利润是资本报酬的一般形式，它是劳动者为眼前支付而付出的“折扣”（discount）。“雇主按照契约向劳动者支付工资。他直接支付工资；作为回报，他得到劳动者劳动的价值，以获得最好收益。雇主通过这一转变取得利润。劳动者固定或转移到任一物品上的价值，多于劳动工资，其中的差额就是资本家垫支所带来的利润，它是劳动者为（资本家事先给他的）当场支付而付出的折扣。”[91]

朗菲尔德的上述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庞巴维克著名的“时差”利息论，只是朗菲尔德还不曾把物品在现在和未来不同时间的价值差异（即所谓“时差”）归结为主观评价，也没有把资本收入的一般形式称为利息。他把资本利润归之于资本自身的生产力。

还剩下一个问题：资本效率（生产力）各不相同，比如，同样的工人使用不同的机器，生产率便不同，在这种情形下，利润量如何决定呢？在这里，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资本效率的观点，并以它说明利润大小之决定。他说：“利润水平必定要由效率最低的机器决定，因为这种数额绝不会超过该机器协助劳动者的价值。……为使用机器而支付的数额，其最高限决定于资本协助劳动者经营的效率，其较低限决定于以效率最差的方式（但并非轻率鲁莽的方式）进行经营的那部分资本的效率。……每个产业所用资本一定会发现，利润的水平和高度，是由效率自然地最低的那部分资本的利润决定的。”[92] 这就是说，边际原则既适用于单个资本，也适用于整个产业。

朗菲尔德从资本最初积累的角度考察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分析说，没有资本之助，劳动者效率很低，有了资本，效率提高。但同量资本由不同能力的劳动者使用，效率也不会一致。“随着机器设备的增加，能力较低的其他工人也被雇用，按照上述原理，利润率必定要由效率最低资本的利润率决定。”[93] 他还论证说，由于雇主之间，劳动者之间，以及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竞争，使利润率恰好等于效率最低资本的利润率，不高于它也不低于它。朗菲尔德的这些分析，在后来的边际生产力论者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关于工资，朗菲尔德没有提出边际原理，不过已涉及劳动生产力。他不同意传统的观点，即把工资归结为劳动的生产成本或生活资料；他强调说，劳动工资如同任何其他物品的价值一样，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比例。所谓供给指的是现存的劳动者人数。需求则由劳动者所能从事的工作之效用和价值而定。朗菲尔德由此得出结论：“工资必定出自劳动者劳动的产品，或这些产品的价格”，而且，实际上，劳动工资的要素是“利润率和劳动生产力，这些劳动是被雇用来生产从中支付工资的那些商品的”。[94]

关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朗菲尔德也发表了与古典派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引述了李嘉图关于土地所有者、劳动者和资本家利益对立的观点之后指出：“事实并非如此。每一契约的各个当事人，都有同样的机会捞到彼此对立的利益，每一方都想尽可能地多得少给，可是，其他人的竞争会阻止这一相反的利益去损害对方，竞争事先就把它从契约中排除了。在以最好最省的方式生产出交换的物品方面，所有当事人有着共同的利益。”[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