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桩公案
前言里，我把生生死死的事情说了一些，现在进入正题。
首先，我们要履行一道手续，类似公堂上必经的法律程序，叫做验明正身。验谁呢？当然是验左宗棠。
为什么要验明正身？左宗棠是一位历史明星，总不可能有人做假吧？中国人造假一族的本领再高，也不可能假造历史名人吧！
世上无奇不有。不错，历史名人不可能做假，左宗棠却有真假之分。
真假左宗棠这桩公案，发生在本书传主的家乡。前面说过，左宗棠是湖南省湘阴县人氏。根据他现年二百周岁的高龄反推，他初临人世，是在清朝的嘉庆十七年，即西历1812年。至于他的生日，是在十月初七日，即西历11月10日。
大家知道，清朝在嘉庆以后，是以道光为年号。而道光年间，在左宗棠的出生地湘阴县，出现过两个左宗棠。这两个同名同姓者勉强可以说是邻居，两人的家只隔着一条湘江，一个住在河西，一个住在河东。
你会想，这是不是一个巧合呢？会不会是取名重复了？
重名的情况当然难免。如今上万人不约而同取一个名字的比比皆是。不过，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两个左宗棠在湘阴县河东河西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出自一个有意的策划。这两个左宗棠当中，有一个是真正的左宗棠，另一个人，则是冒名顶替那个真正的左宗棠。
冒名顶替，总是有所图谋，没有甜头，犯不着拿姓名来造假。冒名顶替可以得到的好处不少，枪手替考挣钱，骗子冒领存款或遗产，色狼骗取美人芳心，都可以用上这一招。那么，冒名顶替左宗棠，会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且来看一看。
道光十二年（1832）以前，湘阴县其实只有一个左宗棠。按照惯例，占名份和占座位一样，谁先注册，谁的屁股先落座，就被视为正主。比如旧时一夫多妻制下的女子嫁夫，先嫁为妻，后嫁为妾。因此，当时湘阴县这个唯一的左宗棠，理应是真正的左宗棠了。问题在于，他是不是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呢？
这个真正的左宗棠，住在湘江西岸的文洲围，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监生。他把一生的美好时光，全部奉献给了科举考试的伟业。这份伟业，跟如今的高考与公务员考试一样要命。两者的性质难说是否相同，但考生及其家庭以及学校与社会的重视程度，一点也不比现在低，考生的负荷可想而知。
左宗棠参加的考试，是省一级的科举考试，叫做乡试。考试通过了，就能中举，按照西方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所做的类比，这就相当于考上研究生了。
中举是多好的事情啊，迈过了进入仕途的一道重要门槛。可是这个左宗棠是个倒霉蛋，考了一辈子，屡试不中。考研考研，考到快六十了还没通过，也就没什么指望了。范进中举，犹如老年得子，是稀奇罕见的事情。范进了不起，可谓把奥运精神用到了考场上，为了中举，一直考到头发花白，还是锲而不舍，终于如愿以偿，得慰平生。左宗棠没那么牛，他少了那么一股子拼劲，不相信自己能有范进那样的幸运，早已断了再去投考的念头。他把监生证书供在祖宗的牌位旁，证明他好歹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以此告慰阴司里的列祖列宗。
左宗棠壮心已灰，打算一辈子平平安安地做他的左宗棠，直到寿终正寝。他没有料到会有人希图他的名分。可是，道光十二年的秋天，怪事发生了：湘阴县出现了第二个左宗棠。这个后来的左宗棠，无疑是假冒的。但是，由于真正的左宗棠并未站出来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从此以后，人们在一段时间里面，就很难分清谁是真正的左宗棠，谁是假冒的左宗棠了。
这个假冒案不同一般，其实是君子所为。假冒者并非出于恶意，而且与被假冒者经过了友好协商，虽然未签合约，但毕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算侵权。
话说文洲围的对岸，也就是湘江的东边，有个界头铺镇，境内有一所左家塅大屋。（顺便说一句，界头铺镇如今犹在，这个大屋的位置，离长沙直达湘阴的长湘公路不远，如今成了一所小学旁边的牛圈，没有人去修复。）这里住着一个年轻的后生，名叫左宗樾。这个“樾”字，意指树阴。此人的父亲为他取这个名字，自然是指望他能得到祖宗的庇佑。
这个左宗樾，与住在河西的左宗棠，同为左氏一族的本家，本来就有瓜葛。
道光十二年，左宗樾到了二十岁的年纪，遇上了乡试开科的年份。这是读书人期盼的大喜事，和股民盼来了久违的牛市一样高兴。左宗樾见二哥左宗植正在打点行装，要去省府长沙赶考，不由得心痒痒的，对哥哥说：“我也要去。”
左宗植向弟弟扬一扬手里的一张纸，说：“老弟，你没有这个东西，去了也是白搭，人家不会让你进考场的。”
这是大实话，略嫌直白，因此未免打击人。左宗樾知道，哥哥说的那张纸，就是生员的证书。二哥有证，他没证，因为他没在官学念过书。这个证太重要了，没有它，就不能参加乡试。你去考研，总得出示准考证，无证就没资格，连考场也进不去。
左宗樾脾气倔，有点不信邪，而头脑又非常灵活。他想，难道一张监生的证书，就能把我挡在考场门外？没有准考证，就不能想法子混进考场？这就是说，他想作弊了。放在今天，作弊的方法有多种，办假证的电话满天飞，伪造学历、买个假证或者请人代考，都很方便。但是，左宗樾的时代民风淳朴得多，造假的手段也没有现在这么高明。左宗樾虽说脑子好使，也没有更多的鬼点子，他能想到的作弊方法，土得掉渣，就是前面所说的冒名顶替。
他想起一件事情。两年前，他跟随父亲到文洲围拜年，在老监生左宗棠家见过他的监生证书，那正是他眼下最需要的东西，而他也知道，那位左老先生无意于再去考研。于是他对哥哥说：“宗棠老爹以后不会再投考了，我去把他的监照借来一用，岂不是就可以进考场了？说不定这一去，就会马到成功哦。”
二哥左宗植，当时就是一家之主。左家两兄弟的长兄左宗棫，以及他们的爹娘，先后去世了，只有二哥照顾弟弟。他虽然不愿意伙同弟弟作弊，但是架不住弟弟的软磨硬泡，同意了他的要求。毕竟，弟弟苦读诗书，锐意考试，不是什么坏事情。
于是，兄弟俩一起出马，坐着划子，来到文洲围，找到了左宗棠老爹。他们开始给宗棠老爹洗脑。一个动之以情，请求长者提携后人；另一个则晓之以利，左宗植以家长的身份，表示监照不是白借，他愿拿出三石谷子做回报。在情与利的攻势下，老监生左宗棠终于招架不住，与这两兄弟达成了协议：左宗棠将监生执照有偿转让给左宗樾。
左宗樾拿到了左宗棠的监照，和哥哥一起赶到长沙，混进考场，参加了大比，考取了第十八名，中了举人。从此，在官府的举人名册上，左宗樾就成了左宗棠。而湘阴县内，就有了一老一少两个左宗棠，左宗樾这个名字，从此不复存在了。
那么，这本书写的是哪个左宗棠呢？究竟是真的左宗棠，还是那个冒牌的左宗棠呢？
不用我多费笔墨，大家已经明白，我这本书的主人公，就是冒名顶替左宗棠的左宗樾。假作真来真亦假，当假的左宗棠成为一代名人之后，人们就把他当成真正的左宗棠了。而当年住在文洲围的那位左宗棠老爹，早已被人们遗忘。我们现在把他从浩渺的历史烟尘中发掘出来，也算是还了他一个公道吧。
必须说明，这段掌故，见诸所谓正史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
纳资为监生，应本省乡试。
于是有了一点心得：读史若能留意细节，往往发现，记载越简洁，故事越丰富。为史者不愿记或不便记的，也许就是读史者最想看的。
以下为了记述的方便，我会将改名前的左宗樾称为左宗棠，为了读者不至于混淆本书中的人物，特别申明，以下记述的全是本书传主的事迹，而与本节中所述的老监生完全无关。
2、困境与傲气
上文说到，左宗棠参加乡试，一考就中，可见他天生是个读书的料子。鉴于古代科举成功者中大多都是书呆子，这里有必要指出，左宗棠绝不是死读书的憨子，而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解、有主张、有追求的读书人。
左宗棠的出生就很不平凡，他的家人将这个过程定义为“牵牛星下凡”。因为，在左宗棠来到人世的那个夜晚，他的祖母做了一个梦，梦中有神仙从空中下降，落在自家庭院之中，自称是牵牛星下凡。梦醒时，孙儿出生，家中忽见“有光如白昼”，盖过了灯烛之光。一个时辰之后，天就亮了。
古人认为，牵牛星代表的是智慧。因为日月起于牵牛星，从牵牛星这里向左转去，止于北斗。日月起始之处，则是天地间一切术数的发源之地。
果然，左宗棠自幼表现出天资聪慧。他的智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记忆力超强，过目不忘，读过的书，立即就能背诵；第二是悟性过人，是个对对子的高手，人家出上联，他稍加思索，便能对出下联。这种智力游戏，类似于现在编短信或微信的段子，编得有趣，而又言之有物，堪称才思敏捷。一个孩子能够成为此道高手，自然令人称奇。因此，童年的左总理，应该叫做左神童，而这位神童的过人聪明，已经找到了实用之处。
纵观古今，神童往往产自书香门第。原因很简单，家中无书香，神童之神就无法展示，也难被发现，纵然是神童，也会埋没了。左神童也是如此，其前辈七代秀才，可谓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曾祖父左逢圣是县学生员，以孝义著称；祖父左人景为国子监监生，以遵循儒家修身齐家之道而闻名乡里；父亲左观澜为县学廪生，贫居教书二十多年，以教学严谨而负盛名。
左宗棠是左观澜最小的儿子，祖父和父亲很快就发现这个满伢子非同凡响。左人景偏爱此孙，常常亲自带他到梧塘读书。这位祖父喜欢满孙的聪明，更看好他的胸襟。他带小孙子到住宅后面的山上采栗子，小孙子采了一把，自己先不吃，带回家里，平均分给哥哥和姐姐。这不就是孔融让梨的清代版？左人锦认定，这个孙子是左家的福气，有了他，光大家门有望。
但是，祖父的偏爱，并不能给小孙子造就优裕的家境，因为左宗棠的家庭非常清苦。这一家人，有祖辈遗下的几十亩田产，每年可收四十多石谷子，但要养活一个三代十口之家，也只是勉强糊口而已。左观澜不得不为生计而四处奔波，教书挣钱，所得收入，用于维持家计，有时甚至落到缺了束脩就揭不开锅的境地。灾荒年就更惨了，只能“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终年种田，养儿育女，全家人却只能吃康饼、嚼菜根果腹，这和中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所谓“过苦日子”的那种生活没有差异。此种状况，左宗棠后来形容为“寒素”。不仅是他这代人过得寒素，左家历代都是如此，他曾对儿子说：
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白纸不能详。
由此可见，如果因为左家曾经有过几十亩田产，就如某些学者所做的那样，一定要把左宗棠划入地主阶级，而且将之视为那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那也只能说，左宗棠是个从小就备尝穷苦的地主后代。
这个所谓的地主后代从小就难养活，他出生之后，没有母亲的乳汁，也吃不到哪怕是最粗劣的奶粉。他的食物只有米汁，由母亲一口一口嚼出来，喂到他的嘴里。所以，他饿得日夜啼哭，哭得肚脐都鼓了出来，以至于成人之后，“腹大而脐不深”。
可想而知，生长在如此寒素的家庭，左宗棠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节俭质朴的生活习惯。而由于生存的艰难，其父决定脱离土地的营生。嘉庆二十一年（1816），左宗棠四岁，父亲决定脱离田地，挈家迁居省城长沙，落户在贡院东面的左氏祠堂，开馆授徒，做一个职业教员，维持全家生计。
左宗棠兄弟三人随父读书，由此可知，左宗棠漫长而繁重的学业生涯始于四岁。美国学者贝尔斯观察到，中国的为人父者，通常不愿教授自己的儿子，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会延聘教师来为儿子授课，原因在于，为父者觉得很难做到严厉地对待儿子，而教学体制要求教师们对学生板起面孔。中国人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孩子们是不打不成材。那么，左宗棠兄弟三人随父读书，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家里太穷，请不起教师来管教三个儿子，只好由父亲亲自上阵。
左宗棠那时还只是一个小不点，就跟随两位兄长听课，每每听了父亲的授课，以及哥哥们的诵读，便会“默识不忘”。偶尔提问，他的回答，令人觉得“颖悟异人”。
有一天，左观澜给两个大孩子授课，叫他们朗读《井上有李》一文，读到“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时，左观澜说：“暂停，提个问题。‘二桃’的典故出自何处？”
左宗棠坐在一旁，顺口答道：“这都不知道啊？古诗《梁父吟》里面就有哇。”
父亲一惊，随后悟道：一定是这个小机灵鬼平时听到两位兄长诵读，就记住了。左观澜为幼子的聪颖而自喜，为其前程设定了坚定不移的目标：应科举，登仕途。
这位为人父者，本身是个秀才，按照西方人所做的类比，就是具有本科学历。但他考研多年，未中举人，于是把自己未能实现的人生希望交给了下一辈，冀望他们考研读博，步入科举的殿堂。
左观澜尽管宠爱幼子，管教仍然严厉，是能够狠下心来的父亲。在他的安排下，左宗棠五岁就正式上学，不是念学前班，而是正儿八经地诵读儒家经典，学习我们这些成年人都需要大名人于丹讲解才能听懂的《论语》，还有《孟子》，以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左神童八岁就学写八股文章。左观澜领着儿子提前朝目标进军。这个提前量之大，足以令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眼热不已。
如此早读的结果，对左宗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且看他自己的评述：
自为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稍长，工作壮语，实天下事若无不可为。
也就是说，左宗棠早年所受的教育，使他少儿时代就有了狂傲书生的念头，放言天下之事没有自己办不好的。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从小左身上看到了“狂傲夸大”的性格。
就这样，左宗棠一直受教于父亲，其早期学业，完全是在其父亲手中成就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日后的成就，就不能不对其作为一个教育家的父亲肃然起敬。左宗棠的幸运在于，自己的父亲就是一名特级教师，“教人循循善诱，于课子尤严，数年之间入学食饩，一时从游者甚众”。
尽管父亲严厉，左宗棠因天资聪颖，却并未感到多大的压力，也没有叫嚷着要求减负。他在学习中不觉吃力，没有被沉重的书本压得呆头呆脑，用曾国藩要求儿子的话来说，他仍然是个“活泼泼的”孩子。每天读完父亲规定的课业，就跳跳蹦蹦去玩他的游戏。
3、文才非凡，不好八股
左宗棠小时候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除了完成父亲规定的课业之外，还会发展出自己的兴趣。像八股文那么乏味的东西，不断地向这个聪明的孩子灌输，就会适得其反，他会产生逆反心理。这种心理，通常会令家长们头痛，但对孩子本身的成长是有正面效应的，它往往会令人背离陈腐的追求，寻找到进步的方向。事实上，如果左宗棠仅仅是一个经学优等生，科举制艺的高手，很可能在他成人后就无法成就一番大业。
左神童入学读了几年，就开始抵触传统的学业了。他以写八股文拿手而自负，兴趣却不在这里。说句追新逐异者不爱听的话，新新人类其实并不新奇，每个时代都有。左神童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新新人类。这个小孩在正统儒生的管教下，变得非常叛逆。他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他偏不喜欢迂腐的应试教育。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好八股，但文才非凡”。
由此可见，对应试教育恶心，不是20世纪才开始流行的生理反应，也不是当代才子独享的特异功能。在左神童的时代，有识之士就已经对沉闷的教学氛围叫苦不迭。韩寒一族也有一脉相承，左宗棠算得上一个祖师爷。
左神童的兴趣在于历史，在必修的课业之余，抽空一读史传，便荡气回肠，仰慕历史人物的浩然志气和宽阔胸怀。
在我们的时代，明星多从音频与视频中产生；在左宗棠的时代，孩子们喜欢的明星，却只能从书本中发现。左神童捧读三国，有个明星吸引了他的眼球。他读到诸葛亮的事迹，眼睛就闪闪发光。此人鹅毛扇轻轻一挥，就能指挥千军万马打胜仗，运筹帷幄，高深莫测，一肚子学问都派上了大用场。左宗棠越看越入神，孔明先生的本事太了不起了！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熟谙兵法，知人善任，于兵器和机械都有心得，还有经济头脑。
左神童说：“我长大了，要做孔明！”
这个愿望很普通。仅在清末，在湘军阵营里，就有好几个人期望自己能以孔明自许，曾国藩便是其中之一。而一个人的志向，往往是在童年就已形成，我们通常称之为梦想。拿破仑七岁想当皇帝。其实在他那个年龄，想当皇帝的男孩比比皆是。遗憾的是，皇帝一职，求职者远远超过需求，几千万几万万人的国家，只有一个超级幸运儿能够上岗。但这并不能妨碍孩子们大胆去想。我敢说，如今的小孩，想当银河大总统的不下十万个，由于社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无法提供这个职位，他们将来当上处长、厅长或者集团老总之后，也就算得偿所愿，找到君临天下的感觉了。
左神童倒没有如此缺乏民主精神的志向。他不想做独裁者，只是想做个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丞相。当然，社会所能提供的这种职位，较之皇帝一职，其实多不了几个。能不能照这个定位走下去，还得靠命运的安排。许多人在成人以后就认命了，放弃自己早年的追求。但是，左神童无论在怎样的困境里，都未曾放弃过自己的这个梦想。由于他始终保持着这个高水准的追求，有好几次，在遇到有小官可当的时候，他放弃了机会，所以才能得偿所愿。此为后话。
在少儿时代，左宗棠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小孩子很少思考命运，谁也无法阻止他怀抱这个梦想。他相信只要努力，就可以练就诸葛亮的那一身功夫。但是他很纳闷，孔明的那些本领，应试教育怎么就不教呢？尽读些儒家经典和八股文，真是无趣得很啊。
幸好，左神童生而逢时。晚清时期，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正在发生裂变和重组。学术界已经有人吹响反叛的号角。学术造反派尖锐地指出：盛行于汉代和宋代的儒家学说，流于烦琐空疏，脱离实际，对百姓的疾苦漠不关心。大儒们身居高位，谈经论典，不关心官风建设，也不搞政绩考核，至于国防问题，更是搁置一边。他们的学问，对朝廷无用，无法提供国家大事的决策依据，不足以保卫疆土，更无助于解救民众于苦难。
左神童通过考究，发现儒家的学问向来分为两端。一个流派强调知识的实用，另一个流派则以务虚为主。儒家的祖师爷孔老夫子是个教育家，收了三千名弟子跟他学习，其中就有七十二个学生“身通六艺”，他们就是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而这正是孔夫子教导的结果。他对弟子说：你们熟读三百篇诗，叫你们去做官，不会料理政务；让你们出使四方，却又不会谈判。这有什么用处呢？
孔圣人提出的口号有两个，一是“博学于文”，二是“行己有耻”，提倡学习与实践相结合。这就是说，他老人家创立的原始儒学，倡导学以致用的学风。
孔子之后，儒学又发展了两千年。后世的崇拜者背离了朴素的儒家思想，宋明理学崇尚抽象思维，大谈天理，鼓吹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关注人性论和心性论，把孔子倡导的经世之学演绎为空疏的清谈，脱离了儒学注重实践的轨道。
这种学风导致了思想的僵化和学术的滞碍，于是到明末清初，厌恶空谈的学术造反派高声呐喊，要求儒学回归祖师爷的怀抱。思想文化领域有人吹响了通经致用的号角。晚明的思想家高攀龙和徐光启，清初大儒顾炎武，致力于阐明真正的“圣人之道”。同时代的黄宗羲和王夫之也主张治学应该“经世应务”，学术研究是为了实现“经世之大略”。
但是这阵反叛之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到了清朝的乾隆、嘉庆年间，顾炎武的继承者们，打着考证、训诂的朴实治经的旗号，沉入故纸堆里，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又把儒学打入不问世事的冷宫。
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年间，随着盛世转衰，社会危机加深，许多学者重新发掘儒学经世致用的价值，主张冲破脱离实际、繁琐考据的藩篱。刘逢禄首开先河，他的弟子龚自珍和魏源等人继承发扬。一批官员，如陶澍、林则徐等人，实践了这种精神。后来成为湘军大帅的一批学者，就是沿着这条路走来。这批人当中有曾国藩，有胡林翼，有张之洞，而左宗棠则是其中最独特的一个典型。
左神童就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受到了另类的影响。他加入了学术造反者的行列，使他在学子中享有盛名。左宗棠的口号是，学习必须与实践相结合。他和他那个时代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持有相同的看法。
魏源说：如果你欣赏五岳的图画，就以为懂得了什么是山，其实还不如砍柴夫在山上走一步；如果你谈论沧海的宽广，就以为懂得了什么是海，其实还不如海上过客看上一眼；如果你能够列出八珍的菜谱，就以为是美食家，其实不如厨师尝一口。
曾国藩说：懂得了一句话，便去实行这一句，才叫做身体力行。
左宗棠说得更尖锐：认得一个字，就要实践这个字，才叫学懂了。整天读书，实践还不如一个村农野夫，只是会说话的鹦鹉而已。
照他们的说法，从古至今，我们的社会，真是充斥着持有大学文凭或硕士学位的文盲。
但是，学术造反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士子们的学风，却无法改革朝廷开科取士的制度。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固然令人生厌，却是科举考试的必读课本。千古不变的制度，岂是你龚自珍和魏源吹两声号角就能吹垮的？现实总是令人望而却步，多少宏愿抱负，一碰到现实就会散架。考诸当代就可以知道，不愿读死书的孩子比比皆是，小小读书郎，几乎没有不讨厌应试教育的。可是，敢于冒家长老师之大不韪弃学不读的，倒是真没有几个。一些觉悟了的家长和媒体，往往把应试教育当成不良事物口诛笔伐，但应试教育不还是那么坚挺？大家不照样还得为应试教育流血流汗？
左神童不想读死书，但他和现在的孩子们一样灵泛，悟出了人生的无奈，能认清时势，不会冲动得去做烈士，用激烈的叛逆与现实碰撞。不错，做人还是要现实一点。应试教育是无法摆脱的，它不会照顾大家的心情，仍然在给学子们灌输无用的知识。当然，不是完全无用，考试就用得上，而且必用，不能不学。为了求取功名，考出好成绩，每个学生都得学会写那些空洞无物的文章，考生们拼却性命，也要把考试提纲死记硬背下来。
人生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我们说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从有了应试教育，人生就是从悲剧开始。这一点，中国人受苦尤深。西方学者说，“对于年轻人的教育，任何国家都不曾像旧中国这样开发出一套需要勤奋不止或者说费尽心力的教学体制”。这些考试，“不管它会在一个人身上造就什么样的品质，不可怀疑的是，那些通过了考试的人肯定具有刚毅不拔的性格”。换言之，旧中国的年轻人若想出人头地，等着他们的就是一系列考试的苦难磨练。
对于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而言，从早年就开始笼罩人生的苦难阴影，是一个双重的悲剧。考得不好难有出息，考得很好又如何？并不等于就有了真才实学。
左神童觉悟得早，看穿了其中的玄机。他认清了形势：为了世俗的前途，应考是必做之事。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应试教育之所以具有无穷的伟力，那是因为它能左右大家的命运。和它抗衡，你会失去太多太多，不仅食色二性没有着落，甚至失去抬起头做人的资格。
但是，要掌握真正有用的知识，还得另辟蹊径。读书人要想造福社会，必须更新知识结构。聪明才智是人间最可宝贵的资源。国人对这种资源的分配很不合理，那就是王夫之所说的“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若要让宝贵的资源不致流于空泛之学，就必须“弃虚崇实，以使中国日新月异焉”。
这是一个鱼和熊掌都要兼得的命题，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既把空洞无用的学问做好，又去掌握足以经世济民的本领。除了天资超群，还要刻苦努力，能够立下这种志向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左神童权衡利弊，决定尽可能合理地配置自己的智力资源。他的办法是折衷妥协。他认为，读书固然要读有用的书，但是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获取功名。社会的现实就是这般无奈，你不去参加科举考试，又怎能出人头地？于是他积极备考，踊跃投考，别人不让他考，他还要冒名顶替去考；另一方面，他又贪婪地摄取经世之学，执着于自己另类的追求。
后来的实践证明，求取功名之路，他只走通了一半，而掌握实用的知识，对于他成就一番大事业，才是根本所在。
4、第一位伯乐
左神童的特立独行，使他在同龄的学子们当中成为一个非常扎眼的孩子。何况他自负聪明过人，不免年少轻狂，更加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十四岁那年，他就吸引来了许多眼球。那一年，他进了湘阴县城，参加童子试。考场设在文庙的大成殿，搭了棚子，间隔起来，一名考童独坐一格，偷觑不可能，递条子送短信也很难。
童子试是应试教育的第一步成果验收。地方官府重视教育，专门设了这种初级的考试，对辖区内念书的少年进行摸底，借以了解本地有哪些孩子熟读经书，在应试一途前程远大，或者具备发展的潜力，甚至有什么特长，可以因材施教。
左神童当然不怵这种考试。他虽留心异学，正统也学得不比别人差，甚至常以八股文自夸。他说：“八股有什么了不起？本少爷虽不感冒，但一动笔，照样拔得头筹。”后来回忆那段日子，他说自己喜欢逞能，出言不逊，每作一篇八股文，就向同学炫耀一番。
年轻人争强好胜，十分正常，关键还要有逞强的资本，左宗棠无疑是有这个资本的。不过，步入中年以后，左宗棠反思年轻时的骄态，颇为失悔，在给儿子的家书里做了一番检讨，以告诫后辈。原文如下：
近时聪明子弟，文艺粗有可观，便自高位置，于人多所凌忽。不但同辈中无诚心推许之人，即名辈居先者亦貌敬而心薄之。举止轻脱，疏放自喜，更事日浅，偏好纵言旷论；德业不加进，偏好闻人过失。好以言语侮人，文字讥人，与轻薄之徒互相标榜，自命为名士，此近时所谓名士气。吾少时亦曾犯此，中年稍稍读书，又得师友箴规之益，乃少自损抑。每一念及从前倨傲之态、诞妄之谈，时觉惭赧。
这就是说，左宗棠的八股文，确实高人一筹。果然，这次童子试，他交出的考卷，令考官大为赞赏。展卷一看，不仅字写得好（因其平时“留意书法”），文章也有新意，便褒奖有加。
左神童迈过了应试的第一道门槛，爽不可言，决定继续考下去。第二年，左神童十五岁，从湘阴来到省城长沙府，参加府试。这是一种资格考试，通过了，套用现在的学制，相当于取得学士学位，就可以参加省一级的科举考试，也就是博取举人头衔的乡试，我们或可称之为考研。
府试的主考官是长沙知府张锡谦。他是少年左宗棠遇见的第一位伯乐。左神童交卷后，张大人看了一遍，觉得非常喜欢，清清嗓子，对诸位同考官说：“这个姓左的少年，他手中那枝笔，比我们大家都强，前途无可限量。”
张锡谦这句话出口，令同仁都不免汗颜。一不小心，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们，就被一位少年超越了。张大人倒不是存心寒碜同事，他确实对这姓左的少年心折，于是把左神童的考卷往前腾挪。眼看这份考卷超越了一份又一份卷子，就要名列第一了。忽然，张锡谦感到挪不动了。
为什么？他撞上了从古至今都起着决定作用的潜规则，所以前路不通。为了搞平衡，另外的考官们想对名次的排列适用多重标准。他们说，有一名老童生，已经参加了许多届考试，精神可嘉，应该照顾照顾他，把他取作第一名。张锡谦说：“诸位同仁，你们认为此人的文章比起小左来，高下如何？”大家承认，论文章优劣，老童生无法和左神童相比。但他们自有一番说辞：少年人嘛，将来还有机会，还是照顾一下前辈吧。
发榜时，老童生的名字排在第一，小左的名字排在了第二。张锡谦良心有愧，对其他几位考官说：“天下的事情，总难做到真正的公平啊。”他歉意地召见了左少年，着实夸奖一番，以示勉励。
左神童对自己未能排名第一，倒没有十分放在心上。但是，主考官对他的看重，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大凡有真才实学的士子，不论处在社会的哪个层面上，总能找到赏识者或知音，他们的认同，是令士子能够持续奋斗的动力，也是他成功路上最好的铺垫。左宗棠一生中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欣赏与支持，他也在适当的时候刻意向自己崇敬的大人物展示学识与才干，从而得到推荐与识拔，这是其一生功名的一条捷径。而张锡谦作为赏识他的第一位伯乐，对他一生奋斗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至于当时，左神童经过了县试和府试两次考试，知道自己成绩不俗，信心倍增，一心想参加省一级的乡试，也就是三年一度的所谓“大比”。
5、读书的有用与无用
读书无用论，在中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一有机会，此论就会冒顶。被推崇为读书圣人的曾国藩说过一句话，令世人颇为愕然，那是他在晚年为自己拟下的墓志铭：“不信书，尽信命。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为什么如此说，这里且不深究，从我们自己的经历中，对这种论调的依据可以看得更为真切。近半个世纪内，读书无用论在“文革”中就曾大行其道，因为那时的当政者认为读“红宝书”以外的书都会使人变坏，因此读书越少越光荣；而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此论又有了较大的说服力，因为明眼人都能看见，“文革”一过，朗朗读书声响起不久，随着经商大潮涌来，风口浪尖的成功者中，享有大款美誉的，大字不识几个的比比皆是，2012年有调查称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赚钱最多。大家纷纷感叹，唉，那些读书人确是百无一用，只会谈一些空疏虚泛的理论，或者只会搞才子佳人、花前月下那一套，要想在经济上有收获，不如早早离开学堂，到商场上去历练。
书生们当然不服气。寒窗十载几十载，怎么会无用呢？简直不可思议！读书人本来不能一概而论。官员有清官和贪官之分，为官清廉者，最怕老百姓说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读书人也有优劣之别，那些学以致用的人，最怕老百姓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块砖拍晕莘莘学子。
于是有人高喊：读书要读有用的书！上面说过，在清末，不服气的书生们形成了一个经世济用的读书流派，而左宗棠生逢其时，又具备务实的天性，以及对技术型楷模人物孔明的崇拜，于是他深得其旨。
不管读书无用论最终是否胜出，我们在考察左宗棠这个人物时，却不得不说，他是靠着读书成就一番大业的。他是一个成功的样板，对读书人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要吃透这个技术性人才的样板，就得探究一下他爱读的那些书。
且说左宗棠参加了府试过后，进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时期。他今后的任务，是要拿到大学文凭，成为生员，然后参加获取举人资格（硕士学位）的乡试，即所谓大比。
在左宗棠的时代，不论是考学士还是考研，仍然无非卖弄儒家经典和八股文，这是左宗棠的长项，所以他信心百倍。可是，当他正在摩拳擦掌之时，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他决定放弃这次进身之机，回到乡下照顾母亲。
左宗棠的母亲余氏，于道光七年（1827）十月十六日去世，终年五十三岁，左宗棠在家为母丁忧，无缘大比，还得等待三年。在此期间，他“益致力于学”。他非常珍惜十六岁到二十五岁这十年人生最佳的学习光阴。他后来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道：
人生读书得力只有数年。十六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勉之！
就在这段时光里，经世致用的思潮，在全国逐步兴起，一些经世派的著作令人大开眼界。左宗棠以敏锐的嗅觉，备受新思潮的鼓舞。他努力寻找有用的书籍，贪婪地阅读。左宗棠所读的书籍，改变了他的知识构成，丰富了他的知识内涵。这位经世大家的知识体系究竟是如何构建的，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他所读过的书籍，和江湖顶尖高手练过的武林秘笈，理当都是抢手货。
左宗棠十七岁那一年，也就是在我们进入高中的那个年龄，他跑遍长沙的书店，买到三本书。那时的书肆里，陈列的多是儒家典籍。淘到这三种书，左宗棠是下了一番工夫的。不仅要找到卖家，还要筹书款。清贫岁月，左宗棠的口袋基本是布贴布。
但是这三种书，一旦找到，左宗棠就是省下饭钱，也要把它们买下。
什么书这么重要？书名并不惊人，作者却都是一代名家。三种书分别是：《读史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史学家；《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顾炎武，明清之交的经济地理学家；《水道提纲》，作者齐召南，比左宗棠早生一百多年的地理学家。
这些书籍的内容，和儒家经典的区别，在于切合实际。左宗棠贪读不止，朝夕钻研，“潜心玩索”，有了心得，便做笔记。这种事在当时居然有些见不得人。同学见了，嘲笑他做无用功。左宗棠倒也挺得住，不跟他们理论。他想：这些人目光短浅，哪知鸿鹄之志！犟劲上来了，不但坚持不辍，还更加勤勉。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有的学者认为是影响中国的百种图书之一。它的内容，包含军事地理学，人地关系学，以及关乎国计民生的历史地理经济学。左宗棠一看这书，便怦然心跳：书中记载的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令人了如指掌，真是难得！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有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心系天下，这本书中的知识，给他提供了思考的依据；而他一旦出仕，行军作战，决策能有根据，又得益于此书不少。当今之世，除专业学者之外，凡为地方官者，读一读这种书，仍然是有益的。对于一些地方的军事指挥官，恐怕也是开卷有益。
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地理著作，内容涉及军事、赋税和水利。一个地方，从地理形势、物产和兴办农业的条件而言，都各有利弊。如果政府在选拔父母官时，注重考核这方面的学识，那是百姓的福音。左宗棠从此书中获取的知识，使他今后当上封疆大吏处理军政事务时，皆能胸有成竹。
齐召南的《水道提纲》，是一部关于中国河道水系的专著。水利是国民生计的要害，左宗棠后来每任一地督抚，都十分关心水利建设和改造，晚年还亲自督导直隶、山东与两江地方的水利工程，造福于民，就因他早已具备这方面的学识。
这三部著作，包含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识，为左宗棠提供了做一个为朝廷办实事的官员所需的学识。左宗棠阅读这些书籍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国家“承平日久”，官员们“文恬武嬉”，大多数读书人，除了应试还是应试，哪里懂得实用知识的宝贵。有用的书不见天日，被他们当作无用的文本，有用、无用，就这样被颠倒了。读死书的人窃笑左宗棠，殊不知中国的落后，根子就在于教学的陈陋和愚昧！
有用的知识，无不关乎国计民生。左宗棠涉猎的科目非常广泛，计有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农业技术，制造，人事管理。这些科目，都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实用学科。在晚清的道光和咸丰年间，这些学科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细分。那时候，由于列强环伺，内乱频仍，在务实派学子们积极的探究之下，这类学问具备了一个特征，就是注重对于边疆的研究，可以称为边疆史地学。若要再分，可以区分为西北边疆的史地学，和内地边境史地学。研究者以军事为目的，把经济、水利和农业技术融合于其中。梁启超给这种学问起过一个名字，叫做“历史地理学”。
在列强环伺的时代，这些知识对于制订军国大计具有极强的指导性。如此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却被士大夫们瞧不起。这样就给人一种印象：凡是士大夫们宣判为离经叛道的书本，都值得读一读。士大夫们高居庙堂，食古不化，蔑视学以致用，离了他们的经，叛了他们的道，就有一线生机。
6、又一个伯乐
左宗棠生存的年代，距今并不久远。但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出版业还很不发达，左宗棠要寻觅经世济用的书籍，和沙漠淘宝一般艰难。前面说过，难上加难的是，年轻的左宗棠囊中羞涩。
历朝历代，没钱买书，总是困惑着穷苦的读书人。我们的时代仍然如此。纸张涨价，书价高企，令读书人寒心。如今好歹还有网络和图书馆的免费阅读，左宗棠那时却没这种好事。这个“颇好读书”的青年，“苦贫乏，无买书资”，碰上价格昂贵的大部头书籍，就只好望洋兴叹了。
左宗棠渴求知识，却没有更多的阅读材料。有些书，他听说过作者和书名，也知道书中的内容正是他所求的知识，但是，由于贫穷，那是他无法获取的资源。
然而，左宗棠在十八岁那年，主动找到了一位伯乐。作为一名寒士，他懂得必须拥有比财富更加优厚的资本，那就是学识和见解，这是他争取社会承认，进而跻身于上流社会的一张王牌。他相信，他所崇拜的人杰中，只要对他有所了解，一定会成为他的知己，并为他搭建上升的阶梯。于是，他一方面希求通过考试来获得官方的提拔，另一方面，他通过主动拜访贤达，以求获得知识界和优秀官员的赏识。这一次，他仿效古人的以文会友，要以才识来会高人，就是一个尝试。
那是道光十年（1830）。冬天，善化（长沙县）人贺长龄回家为母亲治丧。左宗棠对这个嘉庆和道光两朝的名臣景仰已久。经世济用学派的领军人物，一个是魏源，另一个就是这位贺老师了。他不仅在学者中倡导经世致用的风气，还在官员中以务实而著称。他主持编纂了《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这套文库，汇总了大清开朝以来所有探求务实学问的著作。左宗棠根据自己对他的了解，说他“学术纯正，心地光明”，听说他回家了，连忙赶去拜访。
左宗棠估计，贺长龄作为一位长辈，作为一位颇负盛名的学者，一定不会拒绝一名穷寒士子的求教。果然，他的到访，未使主人感到唐突。贺长龄之弟贺熙龄在长沙城南书院教书，左宗棠是弟弟的高足。他对恩师的兄长执师生之礼，前来拜望，完全在情理之中。
何况，贺长龄对左宗棠是有些印象的。他弟弟说起过这个名字，赞口不绝。湖南老乡也曾对他提起过这个湘阴的奇才。下面是贺熙龄对左宗棠的评语：
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查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
弟弟对这个年轻人评价很高，难怪贺长龄格外热情地接待了左宗棠。
年轻人拜师，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而这正是左宗棠期盼之中的事情。贺长龄与年轻的来客交谈，深为其博学而高兴，竟将他当国士接待。国士，即国家的栋梁之材，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这样的接待规格，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这个年轻的在野人士，已经得到部分官员和学者的青睐。
主人是进士出身、副省级的江苏布政使，年届四十五岁；客人是尚未取得生员资格的青年，主客长幼有别，身份悬殊，而主人对客人却如此器重，可见左宗棠于经世学问探索一途，已有了足以得到贺长龄赏识的见解。否则，他也不敢贸然来谒见这么一位大人物。
左宗棠此来，一为求教，二为借书。左宗棠坦言家道衰落，买不起书。面对这个家境穷寒的非凡学子，贺长龄决定，把所有的藏书，包括官府收藏和私人收藏，统统借给他阅读。
不仅如此。左宗棠每次借书，贺长龄一把年纪了，还“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高尔基在当伙计时向某位好心的夫人借书，后来大书一笔，若是跟左宗棠借书时所受的待遇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
俗话说，“老虎借猪，秀才借书”，就是有借无还的意思。左宗棠有时也会忘了还书，贺长龄也不催促这个后生，他知道，书到了有用的人手里，就是物尽其用。
左宗棠还书时，贺长龄还会询问他的读书心得，并和他讨论，“孜孜龂龂，无稍倦厌”。他还对这位年轻的国士加以勉励：“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这句话，或许令左宗棠增添了几许自负，使他后来不愿做一个小官，而几次放弃无法施展身手的小舞台。
贺长龄的“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深深地感动了年轻的左宗棠。他在贺长龄的热情关怀下，学识大有长进。
左宗棠的知识结构，就是如此打好了框架。为了功名，他继续攻读儒家经典；为了救世济民，他更多地吸收实用的学问。儒家经典随处可得，实用的名著一册难求，被他视为至宝，日夜捧卷阅读，爱不释手。他举着墨笔，在书上勾画批点，“丹黄殆遍”。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得益于饱览经世之学，得益于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注重培养自己的策划能力和执行能力。
左宗棠之所以总是能够找到伯乐，原因在于，他的确不是一般的饱学之士，在实用科学一途，有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造诣。他对中国有史以来历朝历代的版图都能了然于胸。全国各处的军事重地，包括所有的山隘与河卡，他都如数家珍。他的学识，即便在他身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也是可以拿出来抖一抖的。当代社会咨讯如此发达，交通如此方便，测绘手段如此先进，试问，有几个人的地理知识，能够达到左宗棠那样的水平？何况在他的时代，交通不便，而他又缺少盘缠，出一趟远门都不容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凭的是读书有道。一个人读书，能有如此的成绩，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有用之材了。
7、考研风波
前面说过，左宗棠在主动摄取经世之学的同时，并没有耽搁功名的博取，没有荒废必须参加的考试。道光十年（1830），左宗棠因父亲左观澜患病去世，失去了最好的老师，也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他成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孩子，只能到书院里面读书，吃书院补贴的伙食来填饱肚子。于是，他进入长沙城南书院念书。他没有被生活的贫困所压倒，仍然斗志高昂，发奋学习。他从不叫苦，也不抑郁。应该说，这个在困境中一路走来的学子，具有极好的心理素质。这种素质伴随他终身，帮助他顺利地走出了许多旁人难以忍受的困境。他后来领兵作战，在江西，在西北，都曾陷入身心摧折的水深火热，但是他靠着坚忍不拔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次次渡过难关。对于他在年轻时的毅力，他自己的说法是：
自十余岁孤露食贫以来，至今从未尝向人说一穷字，不值为此区区挠吾素节。
一个学子，如果连赤贫也无法将之击倒，他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当时主持书院的山长是贺长龄之弟贺熙龄。这位老师也是一位大官，曾任湖北省的学政（教育厅长），而且也是一位经世派的学者，掌教城南书院时，“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他批评考据派，抨击崇尚空疏的学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左宗棠从他那里得到了如下的指点：
读书之所以经世，而学不知要，瑰玮聪明之质，率多隳败于词章训诂、襞襀破碎之中，故明体达用之学，世少概见。
贺氏兄弟，一个勉励左宗棠寻找一个大舞台，另一个叫他不要在八股制艺中堕落，对于这个学子而言，真是难能可贵的影响，为他成长为超一流办事干才的前途定下了基调。左宗棠追随贺熙龄“十年从学”，自己感受到获益良深，对这段学业总结道：
从贺侍御师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
左宗棠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上文说过，贺熙龄对他十分器重，评价颇高。
第二年，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湘水校经堂，左宗棠七次参加校经堂的考试，七次名列第一。
为了博取功名，左宗棠学习的部分目标，是要考研中举。第一章说过，道光十二年（1832），他和二哥一起，为自己弄了个监生执照（学士学位证书），参加乡试考研。由于他功底扎实，一考就中。
不过，他的中举，差一点落了空，连别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在考棚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一看标题就知道，他议论的是如何选拔有用的官员，如何训练能打仗的军队，如何重用有功劳的将领。
这篇文章见地不凡，左宗棠走出考场后，立即凭着记忆，抄写一份底稿送给贺熙龄，请恩师给他估分。贺熙龄一看底稿，立刻感到大事不妙。不是文章写得不好，而是写得好过了头。他的评价是：该文言之有物，文采飞扬。
坏就坏在这里。那些考官多半是死脑筋，专门扼杀佳作。越是佳作，越有可能落榜。作文阅卷是软指标，鉴赏水平低的考官就成了作文高手的克星。文章越好，得分越低。这个弊端，从古至今在所难免。遇上了这样的阅卷官，左宗棠能否通过考试，就在未定之数了。
左宗棠见老师直摇头，急忙请教文章错在哪里。贺熙龄说：“错不在你。若说有错，就是错在文章写得好。那些考官只看得上一个模子里套出来的东西，你破了他们的规矩，恐怕没有好果子吃。”
果然，阅卷的同考官在左宗棠的卷子上批了“欠通顺”三个字。按照这个死脑筋的意思，左宗棠成了连文章都写不通的弱智。同考官将此卷打入“遗卷”堆里。进了此堆，就等于按下删除键，进了回收站，主考官不会再去取阅。
左宗棠太背了，背得恩师也只能为他抱屈。他在乡试中的落选，似乎已在意料之中。
然而，贺熙龄错了，左宗棠还没有背到头。幸运之神给了他一个机会，也给他安排了一位贵人。这一科考试提前了一年，是为道光皇帝五十大寿特别开设的“万寿恩科”。道光爷一高兴，来个特例特办，湖南录取的名额，奉了钦命，可以超过十七名。额外录取的六名考生，就从遗卷里面挑选。选中者，另列一张副榜，以示皇恩浩荡。此乃研究生扩招，诸位考生又多了一线希望。
对于左宗棠而言，机会是来了，那么贵人是谁呢？
主考管徐法绩，由于副手胡鉴突然病逝了，只得一个人担负起增选举人的重任。好一份苦差啊，要从五千多份考卷中，遴选出六份最好的，只比大海捞针强一点。左宗棠时来运转，碰上了一位勤勉的官员。若是徐大人偷懒，随便看几份，或许就看不到他的考卷。可是徐大人不辞劳苦，硬是把几千份考卷都看了一遍。不然怎么说是贵人呢？
看到左宗棠的考卷时，徐法绩不由大吃一惊。这么优秀的考卷，怎么被批成了“欠通顺”呢？一路小跑，去找写批语的同考官，请他修改一下批语。那位老兄却很执著，偏着头说：“中不中由主考大人拿主意，推不推荐是下官的事。大人要让他中，悉听尊便，要下官改批语，恕难从命！”
徐法绩略一沉吟，面孔一板，压低声音说道：“你难道不知，我增选考卷，是奉了皇上的谕旨？”这一招很灵，用圣意来拍砖，千钧之重，谁能不被压垮？徐法绩倒没有得理不饶人，拿出了雅量，索性走个民主程序，想让大家口服心服。他把左宗棠的试卷发给其他同考官传阅。
大家犯嘀咕了：徐大人如此关照这位姓左的考生，莫非这是一份温卷？“温卷”，是清朝的说法，我们现在叫做“关系卷”。同考官们互相丢了个眼色：既然徐大人是想避嫌，让我们为他分担走后门的责任，咱们何不卖个好，集体通过了这份关系卷？
顺水人情，人人乐得去做。文章优劣不重要，给徐大人的人情却不能不卖。至于阅卷嘛，敷衍一下吧。可是一看考卷，诸位同考官就懵了。文章且不说，只看那一笔翰墨，就叫人喜爱。这不奇怪，左宗棠从小留意书法，下了不少功夫，他的手迹，时隔一百多年，在我们的时代已成无价之宝，据业内人士透露，他留下的真迹，比曾国藩和彭玉麟遗墨的价值都要高昂许多。
同考官们先把小左的书法夸了一番，讲的都是心里话。再读文章，哎呀，真是写得太好了！是谁批的“欠通顺”啊？若不是对这考生怀有深仇大恨，实在说不过去呀。这个批语必须改，不过，还是不要让阅卷官下不了台，那就一致通过决议：把批语改成“尚通顺”。
徐法绩甩出了圣旨，又尊重了民主，终于把左宗棠的卷子选拔出来，松了一口气。可他心里还是不爽。尚通顺？狗屁！对得起这么好的文章吗？对得起圣上的惜才之心吗？本官不管那些滑头怎么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这份考卷塞进正榜案卷吧。
卷子塞进去了，到了深夜，徐大人还是睡不着。他左思右想，最终决定，怎么也要把那姓左的才俊取在正榜的第二名或第三名。
清晨，他爬起床，一路小跑，来到公事房，去正榜案卷中寻找左宗棠的那一份，打算把批语再改一个字，成为“极通顺”，却发现那份考卷不翼而飞了！一问诸位同考官，才知道他们又在搞平衡：“徐大人，你也知道，惟楚有才，咱们湖南人才太多啊。左家两兄弟，哥哥取在正榜第一名，中了解元，弟弟就给别人让让路嘛。正榜只有十七个名额，都有人占着，那就让左宗棠屈居副榜第一名吧。”
于是，左宗棠只考取了第十八名。正榜只有十七名，副榜第一名，就成了总名次排列的第十八名。而他的哥哥左宗植，则高中正榜第一名。
一个地方人才多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也有副作用。湖南人才太多，从古至今，始终是湖南人难以出人头地的一个原因。为此，我在《我是湖南人》一书中发过一番感叹。湖南人谁不知道，同一所大学在湖南录取考生，分数线比其他若干省份高出了许多？这就是人才太多的副作用。既然那么多湖南考生能考出高分，那就对你们适用高一些的标准。当然，这是为大局着眼，在各省考生之间搞一点平衡。理由一大堆，多重标准的政策于是就制订出来了。对于湖湘学子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左宗棠的情况，属于同一家人出了两个人才，挤占了别人的名额，所以要拿不同的尺度去衡量，调下来一个。左宗棠怎么想？吃亏就吃亏，认了。左宗棠认了，当代的湖南学子为什么不能认？人家是个大才子啊，还不是说调就调？跟他比一比，心理上就会平衡一些。只要有百折不挠的自信，那就认命，去接受高标准的挑战吧。
左宗棠好歹中了举，获得了参加京城会试考博的资格，算得上一件喜事。更重要的是，左宗棠通过这次考试，在湖南省内已有了若干的知名度，在巡抚大人那里都挂上了号。
这样的结局，伯乐徐法绩也想通了，于是形成皆大欢喜的局面。徐法绩无端背上了推荐关系卷搞不正之风的嫌疑，很快也被洗清了。揭晓中举名单时，湖南巡抚吴荣光起身打一拱手，说：“恭贺徐大人为国家选得良才。”连巡抚大人都说此事办得公允，别人还有什么可嚼舌头的呢？
左宗棠虽然屈居第十八名，却也不用别人打气，仍然充满自信。他的学问根底是扎实的，按照常识来想，他是一个准备好了的人才，心理素质也很过硬。只要机会到来，他就可以在求取功名的路上一帆风顺了。
但是，这个机会，却来得太迟太迟。在此不妨预告：在中举以后的六年中，他三次到北京参加国家一级的科举考试，争取博士学位，三次落第，名落孙山。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命运的不公，是不是太离谱了？
不错，对于左宗棠，命运就如此离谱。
不但功名之路错得离谱，连恋爱结婚也有酸楚的隐衷。